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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科学的评估方法对企业和个人的诚信能力进行客观公正的分析与判断,并以简单明了的等级或分数表示出来。
评估出来的信用等级成为企业之间交往合作的试金石。
第二,信用信息披露制度。
首先,建立个人和企业信用记录制度,把人们过去的信用情况都记录在案,该制度能有效地促使企业和个更加珍重自身的信誉。
其次,建立公共信息咨询制度。
利用现代的信息和网络技术,建立“个人信用信息网”和“企业信用信息网”,使信用成为人们的身份证和通行证。
最后,建立信用信息公示制度。
对于那些不守诚信,失信失约的个人和企业,受损方在经公证部门或司法部门认可后,可以通过媒体发布公示,形成社会诚信监督。
第三,信用风险防范机制。
信用风险防范机制主要用在金融领域,如银行在发放信用贷款时,需要对贷款方的信用档案进行咨询,对履行还贷的能力进行评估,尔后才能决定是否进行贷款。
贷款发生后,银行要严格实施风险监测,跟踪信贷资金流向。
一旦发现客户出现问题或有影响银行资金安全的迹象,银行就要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把损失降到最低点。
另外,为加强风险防范,有些银行可采取抵押、保险等措施,补救和转移风险。
风险防范机制不仅能化解风险、减少损失,同时也增大了失信者的经营成本,对失信行为有一定的制约作用。
金融领域的风险防范机制可以向其他经济领域作进一步推广。
4.建立失信惩治机制,提高违约失信成本失信行为本质上是一种违约行为,行为主体选择守信还是违约,主要有赖于对利益得失的权衡和考虑。
当违约失信的预期效益超过诚实守信所带来的收益时,失信就会成为其行为主体的第一选择。
如果一个社会诚信奖惩机制缺失或不公,失信者受不到应有的惩处和制裁,守信者得不到应有的奖励和利益,那就会助长失信之风。
因此,建立失信惩治机制,提高违约失信成本,是建设诚信社会的重要举措。
建立失信惩罚机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是建立合适的惩罚标准。
我国应增强或修改现行的有关法律条款,提高失信的惩罚标准,增大失信者的利益成本。
二是建立公开批评制度。
在完善个人和企业的信用记录制度的基础上,对情节较恶劣的失信者,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在媒体曝光,进行公开批评和谴责,以增大失信者的道德成本。
三是改革干部任免制度。
干部的提拔要与人民的选举和监督结合起来,干部的考核要与信用记录和信用档案结合起来。
对于有失信记录者提拔要十分慎重;
对于弄虚作假、欺上压下、不守诚信的干部应坚决降职或免职,以增大违信者的政治成本。
通过这些措施,形成对失信行为的惩罚机制,增大失信行为的代价和成本。
二、培育和弘扬社会诚信伦理规范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诚信守约既是市场经济契约法律关系的一种外在要求,同时也是市场交易规则的内在体现;
人们诚信守约既是出于对契约法律的服从和敬畏,更源于对市场信用伦理精神的认同和尊重。
所以,市场经济离不开法制与伦理规范的双重支持。
因此,培育市场主体的诚信伦理精神,强化人们的诚信意识和诚信理念,是社会诚信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1.培育公民的守法精神在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以后,中国人的个人主体意识在极短的时间内觉醒,并得到极大的张扬,与此同时,公民的守法意识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
于是主体意识和守法精神两者失衡,当前出现的信用危机和道德失范等现象和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种失衡的表现和反映。
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
“在东方这块土地上的主体意识、自由精神必须以守法精神为规定,或者说,主体意识、自由精神必须同时伴之以守法精神,否则,主体意识与自由精神就会被充分扭曲,给社会与民族带来更多的是不幸,而不是繁荣发展。
”现代社会是自由精神与守法精神的统一体,推动现代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或伦理精神不是一个单纯的价值概念,而是一个双向维度甚至充满悖论的概念系统,这种矛盾的统一与平衡正是现代伦理精神的张力所在:
一方面,自由精神为现代社会的竞争、创新和发展提供动力;
另一方面,守法精神则为现代社会的有序、和谐和稳定提供保证。
缺乏任何一个维度或者打破两者的平衡,就不会有现代社会的繁荣和稳定,甚至导致现代社会的解体。
因此,在建设诚信社会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把“法律至上”、“制度优先”作为一种基本理念和社会伦理规范使所有公民认同和接受,培育和增强公民的守法精神。
否则,诚信的法制体系就无法落实和执行,诚信建设就只能流于口号和形式。
2.强化诚信伦理规范弗朗西斯・福山在研究信任建立的过程时揭示,信任产生于群体共有的伦理规范,即社会成员对共享伦理规范的认同和自觉诚服。
〔4〕缺乏普遍伦理规范的社会则是一个低信任度的社会。
法国社会学家杜尔凯姆也认为个人的行为必须由社会规范控制,如果社会成员缺乏共同的伦理规范和价值标准,缺少行为的指南与约束,社会就会处于一片混乱状态,即出现“社会失范”现象。
〔5〕当前我国的信任危机就是由于内部诚信伦理规范缺失而导致的“社会失范”现象,严重的社会失范会导致社会的解体。
化解当前的信任危机,就必须在全社会建立诚信伦理规范,把诚信作为现代人必须共享和遵循的基准公共伦理。
所谓基准公共伦理,就是指维系社会正常交往的最基本且必不可少的公共道德规范,或者说是社会规范的底线。
因此,我们要把诚信伦理作为市场经济伦理建设和社会主义公共伦理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全社会范围内长期坚持诚信教育,确立和倡导诚信价值理念,使之不仅成为一种个人的品质要求,而且要上升为一种社
会公共伦理要求。
让诚实守信成为现代社会一种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并自觉贯彻到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各个环节,成为社会上大多数人所认同和遵守的行动准则。
3.加强诚信职业道德建设建设社会诚信伦理落到实处就是加强诚信职业道德建设。
各行各业都要以诚信作为突破口,切实加强职业道德教育。
首先,加强政府诚信建设。
政府和领导自身要加强从政德建设,依法行政、取信于民,在建设诚信社会的过程中起到带头和示范作用。
其次,加强企业管理经营者和商业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
目前社会的信用危机和诚信缺失,突出地表现在经济和商业活动领域,要通过对企业管理经营者和商业从业人员的诚信道德教育,尽快克服和扭转经济和商业活动中的失信违约、弄虚作假、坑蒙拐骗现象,在全社会形成合法经营、诚实守信的良好氛围。
最后,加强重点行业的诚信道德教育。
如会计、评估、监管和司法等行业和部门的诚信问题涉及面广、影响较大,要有的放矢地对其进行重点“补课”。
对这些重要行业的从业人员,推行职业资格考试和从业准入制度,并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和培训,提高其职业道德和诚信意识。
4.营造诚信社会氛围社会伦理环境是个体德性生长的土壤,在一个不讲诚信的社会环境里,任何独立的诚信都很难生存和发育,在一块贫瘠的土地上难以生长出璀璨的道德之花。
诚信是一种社会资源,但这种资源的价值只有在良好的社会环境中才能显现。
所以,在社会诚信建设中,还应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和媒体的宣传作用,利用各种有效载体,采用广泛有效的教育形式,不断增强诚信教育的感召力和渗透力,努力营造一种诚信光荣、失信可耻的社会氛围,强化人们的诚信意识,创造有利于诚信生长的人文环境。
三、强化公民个体诚信美德
完善的社会诚信体系,既包括强制的外部监控体系,也包括自觉的内控体系。
两者相互促进,相互制约,形成一种严密均衡的监控系统。
从个体的角度看,国家法制和社会伦理这两种约束都是一种外部的监控体系,而不是主体构建的内控机制。
只有把外在的法制规则和伦理规范内化到行为人的个体意识之中,使之成为个体的德性品质,他律才能变成自律。
诚信只有升华为主体的内在品质,成为行为主体的自觉自愿的约束,才能最大限度地节约监督成本,增强社会交往过程中的可信赖度,提高经济效率,保证良好的社会秩序。
从这种意义上说,确立个体的诚信美德是建设诚信社会的最终目的和归宿。
如果说国家法制和社会伦理是维护社会诚信的第一道和第二道防线的话,那么个体诚信美德则是维系社会诚信的第三道防线,它是一道自我约束的防线,也是一道最后的、内在的防线。
在建设诚信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应尊重道德教化的规律,采取切实可行的建设措施,来促使诚信由外在的法制规范转化成人们的内在德性。
1.唤醒耻感意识耻感意识是指出于自律而对过错所产生的一种羞耻感,它是主体出于对内在法则的敬重并以自我否定精神而体现出的一种内在美德。
〔6〕
孔子说: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7〕一个人若丧失了羞耻感,就会失去道德自律和责任良知,定然无所顾忌,不守诚信就是必然的事了。
正如康有为所说:
“人之有所不为,皆赖有耻心。
如无耻心,则无事不可为矣。
”所以,“耻者,治教之大端”。
〔8〕羞耻感是道德和法律的最后一道防线,唯有产生着耻感,人们的行为才能由他律变为自律。
当前唤醒人们心中固有的耻感意识,即以诚信为荣,以失信为耻的意识,是诚信教育的重点。
2.吸收传统精华,提高人格修养在传统文化中,诚信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是人的内在价值所在。
《中庸》说:
“诚者,非自成己而己成,所以成物也。
成己,仁也;
成物,知也。
性之德,合内外之道也。
”〔9〕也就是说,通过加强诚信的道德修养,不仅能完善个人品格,参化万物之玄机,而且可率性直达最高之善。
我国古代流传的关诚信美德的实例和佳话,如“一诺千金”、“管鲍之交”、“立木取信”等就充分说明了诚信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经过几千年的道德实践,强调本体意义的传统诚信伦理在现代仍具有积极的意义,这是我们应该挖掘和利用的道德资源。
我们要在现实生活中通过自身道德修养的磨练,提升境界、完善人格,在社会生活中自发地产生诚信的意识和行为。
3.要抓好诚信的基础性道德教育诚信教育要从小抓起。
首先,应在中小学开设诚信道德教育课程,并将诚实守信原则作为学生品德操守评定的重要依据。
使人们从小就认识到诚信是做人的起码要求,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道德准则。
这是全社会诚信教育的基础性工作。
其次,可考虑在大学的有关系科和专业,开设与国际接轨的信用管理课程,为社会的诚信制度建设提供所需要的专门人才。
社会信用管理是一门科学,涉及面广,技术性强,需要有多学科的综合知识,在高校中设置相关专业,开展信用管理的理论研究和进行专门人才的培养,是十分必要的。
再次,诚信教育应成为公民的终身教育,从小学、中学,直至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都应接受诚信教育,加强诚信道德的修养。
同时,除了学校教育外,诚信教育还应充分发挥家庭教育和社会环境熏陶的作用,注意把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结合起来。
只有这样,才能为社会诚信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
2.中国应当如何应对未来的各种挑战?
首先,政府要转型,特别是要减弱增长过程中的政府性驱动。
政府转型是指要从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
当前来讲,紧迫的任务是要减弱增长过程中的政府性驱动。
首先,政府性驱动不利于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
其次,对国有经济或地方政府的依赖尽管直接效果明显,但会带来财政风险。
因为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地方政府的负债风险,最终都由中央财政承担。
比如这次的地方融资平台风险。
第三,政府性驱动还会致使经济结构进一步扭曲,出现效率不足,寻租腐败等问题。
其次,改变政绩评价体系。
目前对于政府的政绩考核,主要还是经济指标,特别是GDP增长率。
尽管加上节能减排指标,但还不足以对地方政府行为形成约束。
值得指出的是,即便中央一直强调科学发展、经济转型,但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在竞争中又面临着“速度不减,指标不降,排名不跌”的挑战,使实质性的转型很难推进。
因此,只有弱化经济增长指标,考虑更多的社会性指标(比如居民收入增长率,就业水平,社会保障水平,环保水平等),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政绩评价体系,从而转变地方政府行为。
第三,更加注重发挥价格、财税机制的作用。
发展方式转型是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政府在掌握大方向的同时,要注重发挥价格信号与财税激励的作用。
只有资源、能源价格合理了,资源税、环境税到位了,才真正有利于节能减排;
只有劳动力、资金成本不再被压低,才会激励企业注重研发和技术创新;
只有逐步增加直接税的比重,才会使地方上不会只注重规模扩张与工业发展,从而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转换;
只有理顺中央地方财政关系,使地方财政有新的支撑,缓解地方财力、事权不匹配的问题,才不会出现地方单纯依赖土地财政、畸形发展房地产的问题。
另外从根本上,只有打破垄断,促进竞争,价格信号才可能更加准确,从而更好地引导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供给的效率
3.当前大国关系调整呈现哪些新特点,其背后动力所在?
一是大国之间的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合作成为大国关系的主轴。
由对抗走向合作,是当代大国关系一个新变化。
世界已变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美国和欧洲经济陷入困境,中国外贸出口需求萎缩,迫使已成为助推世界经济增长引擎的中国“调结构、转方式”。
许多对人类安全和生存构成的威胁成为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难以单独应对,需要国际社会合作解决。
二是合作和斗争同时存在于双边关系中。
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各国相互依存日益深化的历史条件下,大国为了自身的安全和发展利益,谋求合作的势头越来越凸显,出现了名目繁多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全面伙伴关系”、“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新型大国关系”等。
但是,另一方面,大国合作的增强并不排除相互之间存在的分歧和由此引发的摩擦与斗争,在当前主要表现为综合国力的竞争。
在某种情况下,这种斗争仍然有可能演变为局部的冲突和对抗,因为当前国际关系中依然存在着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合作与斗争并重,合作掩盖不了斗争,斗争又保持适度,不致引发关系破裂,这是冷战后出现的大国博弈的新情况。
三是以议题为驱动的大国关系的各种组合方兴未艾。
为了占据战略制高点,大国之间合纵连横,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竞相上演一幕幕令人眼花缭乱的牵制与反牵制、制衡与反制衡的大戏。
一些大国今天在这个问题上是合作伙伴,明天在另一个问题上又成为战略对手。
无论是气候变化、反恐,还是伊核、朝核、叙利亚等问题,大国立场的变化或攻防角色的互换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应运而生的“中俄印三国外长会晤机制”、“美日澳印四国战略对话机制”、“美日+1”、“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大国关系的各种排列组合,无一不是在新形势下大国外交纵横捭阖的新表现。
四是世界格局均衡化成为大国关系演变的大趋势。
当前是美国“一超独大”,群雄并起,但是根据不同机构的预测,美国失去“一超”地位只是时间问题,最终将成为“平起平坐者当中最拔尖的一个”。
大国关系均衡化将是大势所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外交也快速地走到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央,时代赋予中国外交新的使命。
中国需要站在全球的高度,用战略和长远的眼光,来谋划与其他大国的关系。
中国应当拉近同各大国之间的距离,将同他们的关系放在更大的棋局中予以运筹,在全球下一盘更大的棋。
4.如何看待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话语权之争?
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相对发展中国家的优势是明显的,而与此相对应的是他们在国际政治和地缘政治中的话语权优势.发展中国家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只有团结起来争取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和参与权.但是发展中国家的各自利益会随着本国经济和整体实力的提升发生转变,也就是有可能转向或妥协.这就为发达国家分化合纵创造了条件.因此发展中国家需要与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领头羊国家一起打造一个相对稳定的平台,同发达国家在关键领域和核心问题上对话或抗衡.
可以从经济的角度上看
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充当定价者和标准制定者的角色,处于优势地位。
他们利用自身技术优势和经济优势,通过控制初级制成品和原料价格、以及国际汇率、结算方式的方式,压榨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处于产业链的底层,只能输出原料和初级制成品,即便进行了产业升级,也会被发达国家以技术、环保等各种借口加以打压
发达国家需要维持既有地位,发展中国家希望改变那么最终就体现为大家在国际组织中争夺话语权和定价权。
5.怎样正确认识中国经济减速?
我国经济在经历了30多年年均近10%的高增长后,制约经济增长的一些主要因素已经或正在发生重要变化。
这些因素的变化,导致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发生改变,原有的某些经济增长动力明显衰减,而新的增长动力尚不能弥补原有增长动力的漏损,经济的潜在增长率随之下降。
任何一个国家经济的高增长都具有阶段性。
一国经济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高增长之后,必然会减速进入平稳增长阶段。
这是经济增速变化的规律,是不可抗拒的。
目前,我国就正处于这样的经济增速转型期。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经济减速的客观性和必然性,客观看待和正确认识经济减速,完全不必因为经济减速而惊慌失措。
我们必须摒弃“高增长偏好”和“高增长拜物教”,树立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理性、科学的经济增长观。
6.为什么不能被“中国超美”论调冲昏头脑?
鼓吹中国超美论有两种人,一种是中国内部一些人员盲目乐观,以中国超美论来达到某种无意义的民族自豪感,这种自豪感是虚构出来的,不但对国家社会进步起不到推动作用,反而还会使周边小国对中国产生防备心理,第二种人是以美国为首的媒体和智囊团,中国超美论就是中国威胁论的衍生论点,中国超美论在中美之间会引起敌对情绪,从而引发第二次冷战期,一旦中美进入冷战期,必然会拖动中国的军被竞赛,以中国的GDP和人口基数,经济很快就会被美国拖垮,到时候中国将会步苏联后尘,这就是为什么不能被中国超美论冲昏头脑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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