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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研究朱子学之方法
钱穆:
研究朱子学之方法
钱穆
朱子读书多,著书多,所著书中所牵涉之问题多,此三多,为古今诸儒所莫逮。
故治朱子学而求能尽其条理,得其会通,事大不易。
今言研究朱子学之方法,则莫如即依朱子所以教人读书为学之方,以读朱子之书,求朱子之学。
朱子教人读书,必以熟读其人之本书正文为主。
如读《论语》,古今说《论语》者何限,而读《论语》者,自必以《论语》本书正文为主。
其他诸说,则仅能作参考,不能作正主。
至于舍却本书正文,不务参考旁求,而仅主自创己见,其事乃更为朱子所力戒。
朱子距今八百年,衡评及于朱子之学者,何止数百家。
或尊或斥,其间相去,有如霄壤。
今于此数百家异说之外,更创一说,亦不因而见多。
默尔而息,不再创说,亦不因而见少。
若欲求明朱子学之真相,则莫如返求之朱子之书。
多所涉猎于述朱诤朱之间,而于朱子本人之书不精不熟,势将泛滥而无归,亦如治丝之益纷。
朱子书,可分为两大类。
一为其著述书,最为后世传诵者,如《四书集注章句》,《易本义》,《诗集传》,《近思录》之类。
又一为其《文集》与《语类》,《文集》一百卷,又续集再续集各二十卷。
《语类》亦一百四十卷。
此两百八十卷书,后人能首尾循览终卷者殊不多。
然若专读其著述书,而不读其《文集》与《语类》,则如朱子教人常云吃馒头仅撮一尖,终不得馒头之真味。
本人为《朱子新学案》,于其《文集》《语类》两百八十卷书,逐篇逐条均经细读,乃见朱子著述各书,其精义所在,其余义所及,多为只读各书所未易寻索者。
又见朱子为学之会通处,有在其各种著述之上之外者。
乃知不读《文集》《语类》,即无以通朱子之学。
除理学家外,率多鄙视语录。
一则谓此体袭自禅宗,一则谓既非语者亲笔,录者容有误记。
即在理学家中如二程,常戒来学者勿只重听说话。
在其门人中,亦有疑他人记录有误,不加重视者。
然朱子则极不以为然。
朱子深究二程之学,即从语录参入。
固亦有疑其门人误记处。
然苟无语录,试问二程之学,又将于何处窥寻。
朱子之殁,其门人竞出平日所记加以刊布,黄幹直卿序之日:
记录之语,未必尽得师传之本旨。
而更相传写,又多失其本真。
甚或辄自删改,杂乱讹舛,几不可读。
然又曰:
先生之著书多矣,教人求道入德之方备矣。
师生函文间,往复诘难,其辨愈详,其义愈精。
读之竦然如侍燕间,承謦欬也。
历千载而如会一堂,合众闻而悉归一己,是书之传,岂小补哉。
又李性传成之序曰:
池录之行,文肃黄公直卿既为之序。
其后书与伯兄,乃殊不满意。
且谓不可以随时应答之语易平生著述之书。
性传谓记者易差,自昔而然。
和靖称伊川之语曰:
某在,何必观此书?
文公先生则曰:
伊川亡,则不可以不观。
愚谓语录与四书异者,当以书为正,而论难拄复书所未及者,当以语为助。
与诗易诸书异者,在成书之前亦当以书为正,而在成书之后者,当以语为是。
非特此也,先生平日论事甚众,规恢其一也。
至其暮年,乃谓言规恢于绍兴之间者为正,言规恢于乾道以后者为邪,非语录所载,后人安得而知之。
伯兄谓李心传微之。
直卿虽有不满《语类》之意,成之所云可谓正论。
如《论》《孟》集注成于朱子四十八岁,此后二十余年递有改易,其最后所定,固是观今本而可知。
然其二十余年中不断改定之曲折层次,则幸有《语类》可资钩稽,此性传所谓当以语为助也。
又如《易本义》成稿后即未有改定,而《语类》论《易》,多有在本义后与本义异者,此性传所谓当以语为是也。
抑且著书作文与对面言谈自有不同。
流落人间者,泰山一毫芒,学者千里从师,不以读其书为足,必以见其人为快。
不仅可以质疑问难,亦必有闻其所未闻者。
《朱子语类》,尤与其他理学家之语录不同。
理学家语录,大率多谈性理,《朱子语类》,则上自天地之所以高厚,下至一物之微,几于无所不谈。
今《语类》一百四十卷中,轶出于其著书范围者甚多。
性传指其言规恢一端,诚如沧海之一粟而已。
直卿重其师之著述,而轻其同门之所记录,窃恐将使后人无以真得朱子学之大精神所在。
直卿之言曰:
历千载而如会一堂,合众闻而悉归一己,是书之传,岂小补哉,斯可谓直卿对《语类》一书价值最恰当之评论。
袁桷清容有言,朱子门人当宝庆绍定时,不敢以师之所传为别录,以黄公勉斋在也。
勉斋既没,夸多务广,《语录》《语类》争出,而二家之矛盾始大行。
窃谓此说亦颇易启后人对《语类》之误会。
朱陆之争,朱子贻书友好,常嘱勿传布,恐多增纷呶。
其随时面告门人,亦必戒其勿多宣扬。
并屡以集两家之长,补自己之短为训。
然两家之有争论,则为不可掩之事实。
直卿《朱子行状》有曰:
求道而过者,病传注诵习之烦,以为不立文字,可以识心见性。
不假修为,可以造道入德。
守虚灵之识,而昧天理之真。
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说。
学奢利其简便,诋訾圣贤,捐弃经典。
猖狂叫呶,侧僻固陋,自以为悟。
此其斥陆学,可谓辞严义正。
又为书《朱子行状》后有曰:
流俗之论,以为前辈不必深抑,异说不必力排。
称述之辞,似失之过。
孔孟诸贤,至谓孔子贤于尧舜,岂以抑尧舜为嫌乎?
孟子辟杨墨而比之禽兽,卫道岂可以不严?
夫子尝曰:
莫我知也夫,又曰知德者鲜矣,甚矣圣贤之难知也。
知不知,不足为先生损益,然使圣贤之道不明,异端之说滋炽,是则愚之所惧,而不容于不辨。
此处言异端,正指陆学。
直卿方以尊师斥陆为不容己之辩,乌有如清容之所云。
抑且《语类》中直指二程解经误失,不下三四百条以上,其驳正二程之自立说者亦复不少。
其于程门诸儒之走失师传,更多指摘。
此皆不见于《文集》及著述中。
文集著述发明大义,其与门弟子之谈说,则转多微言。
若置《语类》不读,岂能得此曲折细微之所在。
惟读《文集》《语类》,有一点最当注意者,即为《文集》各篇《语类》各条之年代先后。
《文集》起自朱子二十余岁,先后共历四十余年。
《语类》起自朱子四十余岁,先后共历二十余年。
其间多有明白年代可据,亦有可推勘而得。
亦有虽不能得其确年,而可断定其在某年上下数年之内者。
朱子历年思想见解之递转而递进,与夫其言辨考索之愈后而愈密,皆可由此觇之。
其间容有记录错失,然果错纵以求,会合而观,亦将无所遁形。
惟如吴坚所云:
但涉猎乎《语录》,而不玩味于成书,几乎而不为入耳出口之资,此则亦所当戒。
清儒朱泽沄止泉论《朱子语类》极为有见,兹录其语如下。
语类一书,晚年精要语甚多。
五十以前,门人未盛,录者仅三四家。
自南康浙东归,来学者甚众,诲谕极详。
凡文词不能畅达者,讲说之间,滔滔滚滚,尽言尽意。
义理之精微,工力之曲折,无不畅明厥旨。
诵读之下,謦欬如生。
一片肫恳精神,洋溢纸上。
在当日诸门人,前后各得一说,彼此各闻一义,而后人读之,反聚前后彼此之各闻者,汇萃参伍,这处那处,表里始终,真有登高自卑,行远自迩,渐进渐高远之妙。
是安可概以门人记录之不确而忽之。
此最为能道出《语类》价值所在。
盖《语类》乃是朱子五十后晚年学问思想所荟萃,而又随问流露,活泼生动,委悉详备。
《语类》之在朱学全部系统中,正如画龙点睛,使人读之,有破壁飞去之感。
朱子之精神笑貌,毕寓于此,千年如会于一堂,众闻悉归之一己,较之亲炙,亦何多逊。
治朱学而期于深山之得宝,则《语类》一书,断不可忽。
本书所收材料,以《文集》《语类》为主。
属晚年者,则更以《语类》为多。
至于朱子之著述,有待学者循书寻索,首尾备究。
本书所引,力求简省。
即《四书集注章句》,亦复如此。
学者幸勿以本书不多引及而忽之。
惟有一事最当提及者,门户之见,实为治朱学者一绝大之障蔽。
明程敏正《篁墩著道》一编,证朱陆两家之始异而终同。
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继之。
其说之非,同时罗钦顺整庵已疑之。
此后陈清澜《学蔀通辨》对王说力肆诋辩。
此下言朱学者则必称清澜之书。
然朱子成学在晤象山以前,其为学自有根抵与其独特之精神所在,初不为针对象山而发。
今于学术大范围之内,单划出理学一小圈,又于理学一小圈之内,专钩出朱陆异同一线,乃于此一条线上进退争持。
治陆王学者,谓朱子晚年思想转同于陆,此犹足为陆学张目。
治朱子学者,仅证得朱子晚年并无折从于陆之痕迹,岂朱子学之价值固即在是乎?
孙承泽著《考正晚年定论》,谓朱子四十五以后,实无一言合于陆氏,亦无一字涉于自悔。
李绂穆堂又著《朱子晚年全论》,谓尽录朱子五十一岁至七十一岁论学之语见于《文集》者一字不遗,共得三百七十余篇,其言无不合于陆子。
同时王白田辑《朱子切要语》,陈兰甫讥之,谓其书专为排陆王而作。
而夏炘心伯论穆堂《晚年全论》不过为《学蔀通辨》报仇。
此等诚是学术界一大可骇怪之事。
治陆王学者以陆王为中心,而治朱学者则以反陆王为中心。
孟子有言,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一若朱子之得列为圣学,亦只为其能与象山持异。
窃谓朱学之晦而不彰,有四大害。
其一害于科举之陋儒,志在名位,不在学术。
其二被祸于清帝王之表扬,与夫承望恩泽之一辈伪学者之希旨而邀宠。
然此二者,尚皆在学术之外。
其三更甚者,则为治朱学而专务于争门户,一若只于陆王之反面求之,即为朱子精旨所在,此则尤为治朱学之绝大障蔽。
而又有第四害,自有朱子,理学大盛,道家固已不振,而释氏禅宗亦如强弩之末,更不能与理学相争衡。
于是诤朱反朱者,乃亦只限于儒者与理学之一大传统之内,更无超出于此以起与朱子持异者,此尤为朱子学不能大发明大振起之一大障蔽。
今则西学东传,国内学术思想界又引起一激动,或者朱子学转有复兴重光之机,此则为本书著者所深望。
黄梨洲为《明儒学案》,其书阐扬王学,颇见精彩。
晚年有意为《宋元学案》,既非夙所究心,殊难胜任愉快。
其子百家主一承其家学,以王学余绪衡量两宋,宜于不得要领。
全祖望谢山本于理学寝馈不深,又濡染于李穆堂之偏见,其修补黄氏父子之《宋元学案》,所费工力甚为深博,然于平章学术,考镜得失,则多有偏阿。
于陆学则每致回护,涉及朱学,则必加纠弹。
其语散见,不易觉察。
治理学者每先窥此书,凭之入门,而不知其已引导入于歧途。
非惟不足升堂奥,亦将无以窥门墙。
本学案多引朱子原书,颇少牵引他说。
惟黄全《学案》乃学者所必治,虽不能一一加以驳正,然于紧要处亦偶有提及。
读者举一反三,可知本书与黄全《学案》着眼不同,持论有别。
然亦并不专在朱陆异同一问题上立意,则深望读者之加察。
学案旧例,仅是散摘诸条,略加评案,易使读者如看格言集,或读相驳书,几如理学家言非属教训,即系辨诘。
学术气味不免冲淡,思想条理更难体究。
使人对理学诸家易生厌倦。
在理学盛时,其病尚不易显。
今值理学已衰,学案旧体例急待改进。
本书多分篇章,各成条贯,使人每读一条,易于了解其在一家思想全体系中之地位与意义。
分而读之,固可各见其有然。
合而思之,乃可尽见其所以然。
自可知一家学术,必有其根抵所在,与其精神所寄。
固不轻为教训,亦非专务辨诘。
因名本书为《新学案》,亦只指其体例言,非敢标新而立异,以期哗众而取宠。
学者其谅之。
学者初看理学家语录,每易感其枯燥。
学案中又加以摘录,则枯燥之病益见。
本书钞撮朱子《文集》《语类》,每不厌其繁,又不厌其重复,有一义而辗转引述至十数条数十条之多。
并亦一仍原文,不轻删削。
期使读者低徊循诵,反复思绎,得其浸灌膏泽之润,达于欢畅洋溢之趣。
抑且朱子书繁重难读,尝一脔知鼎味,此一脔则必求其味之腴者,乃可使人虽不见鼎而无憾。
斯亦求读者之谅察。
治一家之学,必当于其大传统处求,又必当于其大背景中求。
本书采录朱子所言,止于组织条理,读者自可因文见义,不烦多所阐申,此亦窃师朱子教人解经注书之遗意。
惟作者私人仰止赞叹之情,则亦时有不能已于默者。
嘤鸣之求,理宜有此,读者当不以煖煖姝姝于一先生之言而加以菲薄。
其他苟有所发挥,则胥于大传统处,大背景中,稍作指点,使读者于传统中见朱子之创辟,于背景中见朱子之孤往。
知人论世,自古所贵。
治朱子学,则必求明朱子其人及其时代。
自昔有《朱子年谱》,始作者为其门人李方子果斋,然原本已不传。
此下有明儒李默古冲,清儒洪璟去芜,递有所作。
其最后最著者,则为王白田本。
其书经二十余年四易稿而后定,较之李洪两谱,所胜实多。
然白田《年谱》用力虽勤,而识解容有未透,又不脱门户之见,亦未能窥朱子学之深邃,其同时友好朱止泉曾贻书力辨,而白田未能接受。
夏心伯著《述朱质疑》十六卷,于白田《年谱》颇多纠正。
然王夏两氏,姑不论其于朱子学术大体未能深窥,即就考订事迹言,亦尚不免各有疏失。
本书因治朱学者必读王谱,故于其书亦多驳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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