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婚姻家庭制度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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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史实与后世《西厢记》情节颇近，不同的是，《西厢记》中老夫人得知真情后仍不肯将莺莺嫁给张生，而贾充却成全了这段姻缘。

（2）家族制度

中国古代，人们以自然定居为主要的居住方式，同一祖先的族人都为同宗，同宗聚居一地。

这种聚族而居是符合宗法体系的，也受到统治阶级和儒教伦理的鼓励。

孔丘、颜回、孟轲的后裔就是聚族而居的典型。

从汉魏到唐朝，各个“右姓大族”的形成与发展，也与他们长期蟠居密切相关。

汉唐时期的封建家族组织主要是按姓氏、门第论高下的世家大族，比较严格地按照嫡长继承制选立宗子（族长）。

汉唐以后则不强调这一点，而更多地从地位、财力、才能等方面考虑，选立本族中这几方面最强的官僚地主任族长，因为汉唐以后重新建立的封建家族组织，一般是由官僚地主倡导，然后经过修族谱、置族产、订族规等过程而组成的。

家族的职能有崇祖祭祀、裁定是非、治安自卫、教育、生产、生活互助、经营族产等。

每个家族都能闭关自守，又职能齐全，既是族长管理族人的顽固堡垒，也是封建国家统治臣民的中介。

家族的核心是亲属网络。

我国古代的礼和法，都以宗法制度为本，重男轻女，以男性为中心，所以亲属以父系宗亲为主。

所谓宗亲是指同祖同宗的亲属，包括同一祖先所出的男性亲属、嫁来之妇与未嫁之女。

宗亲的范围以九族为限，上至四世高祖，下至四世玄孙，加上自身一代，合为九族。

亲属中还包括外亲和妻亲。

外亲指母系亲属，妻亲指妻系亲属。

由于外亲与妻亲居于次要地位，亲属的范围亦较小。

封建社会家庭中，血缘关系的远近亲疏，是家庭成员等级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这突出地反映在特权的承袭上，无论荫袭官职还是享受减刑特权，一律按照血统的亲疏来定。

血统关系愈疏，地位愈低;

血统愈亲，权利愈大，与此相应，义务也愈大，责任愈重。

计量亲属亲疏远近的尺度是亲等。

亲等，在我国封建社会以丧服制的差等来表示。

亲者、近者，其丧服重，疏者、远者，其丧服轻。

重服用粗布做，轻服则用细布做。

丧服共分五等，第一等叫斩衰②，为三年之服;

第二等叫齐衰③，为三年至三月之服;

第三等叫大功④，为九月之服;

第四等叫小功⑤，为五月之服;

第五等叫缌[si丝]服⑥，为三月之服，合称“五服”。

此外尚有无服亲，这种亲属不穿丧服，是所谓出五服的远亲。

丧服制上，也贯穿着封建宗法等级观念，重男轻女、尊卑贵贱的界限十分明显。

为维护和巩固封建家族制度，家谱是必不可少的。

家谱也叫谱牒，起源很早。

在周代，谱牒由史官记载，只有贵族世家才有。

周天子的世系叫帝系，记载诸侯、卿大夫世系的叫世本，它决定贵族的等第，也作为通婚择偶的依据。

到汉代，除了帝系和官谱外，也有人开始编写宗谱了。

魏晋以后，谱牒之学大盛，愈益成为门阀士族用来夸耀自己血统和门第的一门学问。

家谱的内容主要包括：

宗族源流;

始祖支派;

世系;

支派行辈;

历代替他人考试妣（对死去父母的称谓，父为考，母为妣）的名号、事迹、官职、妻妾，以及生了几个儿子等。

一代一代地依着直系和支派排列下来。

一般的家谱很少记载女儿的事情，因为女儿在家中是没有地位的。

家族是许多个家庭的综合体，靠一种模糊的宗族意识凝聚起来，主要是一个血缘单位，家族以下的家庭才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单位，一个共同生活的团体。

我国历史上，封建统治阶级都提倡合灶而食的大家庭制度，累世同居会受到褒扬。

著名的有东汉时樊宏、蔡邕三世同居而不分财;

北朝后魏李几七世同居共财，家有22房，198口人;

南朝武陵文献叔八世同居，东海徐生之、武陵范安祖、李圣伯都是五世同居。

唐朝寿张人张公艺九世同居，唐高宗问及九世同居的奥秘时，张公艺连写了一百个“忍”字，可见维持这种居住方式的不易。

累世同居的大家庭，一方面要依赖大土地所有制而存在，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维护大土地所有制。

分户析产势必导致土地分散转换，削弱家庭的经济力量，所以，能够累世同居的多为达官显贵。

在平民百姓中，累世同居的并不多见。

（3）家庭关系

从汉朝开始，儒家思想成了封建王朝的正统思想。

西汉大儒董仲舒根据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孟子“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学说，发展出一整套封建伦理道德，这就是所谓“三纲五常”。

三纲，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纲是提网的总绳;

为纲，是居于主要或支配地位的意思。

五常，指仁、义、礼、智、信，用来配合三纲。

“三纲五常”思想把父子关系、夫妻关系与君臣的尊卑、隶属关系同列，目的在于建立从封建朝廷到每个家庭的封建秩序，有效地维护封建统治。

与此同时，孔门后学依托孔子所作的《孝经》也开始流传。

“孝”作为封建伦理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核心内容，被奉为天经、地义、民行之本，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再加上汉代已初具规模的封建法律也竭力维护封建的伦理道德，每个家庭在调节夫妻、父子、兄弟、婆媳诸关系时，就都受到了封建纲常思想的极大束缚。

父子关系

《礼记·

礼运》篇说：

“何谓人义?

父慈、子孝、兄良、弟悌[ti替]。

”父慈子孝，是处理家庭中父母子女间关系的准则，也是父母子女间相互的道德义务。

可是在封建社会里，父慈向来提得很少，片面强调的是子孝。

孝的观念大约从父权制的个体家庭出现以后就开始了，在《诗经》里，已有不少关于孝的记载，先秦诸子中，如孔、孟就有不少关于行孝的言论。

到秦代，秦律继承先秦“惩治不孝”的传统，专有惩罚不孝的规定。

出土秦简记载一案例：

某里士伍甲控告子不孝，要求官府将亲生子同里士伍丙断足，并流放川境边远县，终生不得离开流放地。

官府按甲所告，将丙断足，“迁蜀边县，令终身毋得去迁所论之”（《睡虎地秦墓竹简·

封诊式》）。

另一案例是父告亲生子不孝，请处子死刑。

官府即派令史前去捉拿该子归案（同上）。

到了汉代，在三纲五常学说影响下，《孝经》被列为七经之一，统治者还提倡“以孝治天下”，自此，孝开始被摆到一个极为特殊的地位。

孝在合情合理的范围内，对于协调家庭和社会的人伦关系是有价值的，作为我国人民的传统美德，直到今天，仍是需要继承、发扬的。

可是统治阶级特别注重孝道，显然是为了达到“移孝于君”的目的，把孝道作为忠君的垫脚石，是为了培养处家行孝，出仕尽忠，百依百顺，俯首帖耳，有浓厚奴性心理的人。

孝包括哪些内容呢?

《孝经·

纪孝行》说：

“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

”为人子的不仅要竭尽全力奉养父母，按照一整套礼仪敬重父母，而且一言一行要按照父亲的意愿去做，孔子就说：

“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

学而》）。

汉文帝生疮，叫太子吸脓，太子虽然吸了，但面有难色，文帝就认为他不孝。

统治阶级提倡的“孝”，不仅要无违双亲，还要能想一切办法去升官发财，以光耀门庭，显扬父母的名声。

开宗明义》中说：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

”汉代范宣八岁时挑野菜，弄破了手指，便大哭起来，人们问他是否太痛了?

他说，是因为受之于父母的身体发肤受到了伤害，所以才大哭。

范宣因而成为著名的孝子，以后举孝廉，做了大官。

行孝为官的事，在汉代很盛行，行孝可以由地方上荐举做“孝廉”，被举为孝廉者往往可以被任命为“郎”（官名），这样孝就成了求仕的一条途径，孝子也就大量涌现了。

王莽父亲早死，未能封侯，他就极力奉承伯父王凤、王根。

王凤病重时，王莽整日守在床边侍奉汤药，自己先尝过再给伯父喝，如此，他一个月间不脱衣服，晚间睡在地上。

王莽因此取得了伯父的欢心，被推荐封了侯，还得到了孝的名声。

孝道还讲究为父母复仇，替亲代刑。

汉代太仓令淳于意犯了罪，将施以肉刑，他的女儿缇萦怕伤害父亲身体，就向官府求情，情愿自己去做官家奴婢，为父亲赎罪，汉文帝知道后，很受感动，就赦免了淳于意。

当然，在所有孝道中，以“有后”为对父母最大的孝敬，如果不生男性后代，就等于断了香火，妻子当然是犯了“七出”之条，或者，丈夫以纳妾来弥补“不孝”之责。

中国传统文化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儒家思想对刑律的渗透，孝道进一步成为当时家庭关系的准则。

魏律曾规定禁止子孙分家异财，以使后辈在家中尽孝道。

晋律强调叙尊卑，明仁义，规定“卑与尊斗皆为贼。

”（《晋书·

刑法志》）

行孝可以升官封侯，反过来，倘若担了“不孝”的恶名，后果就极其严重了。

汉武帝时，衡山王刘赐谋反，太子爽向朝廷告发，不仅无功，反而落一个不孝“弃市”⑦的下场。

魏晋南北朝，“不孝”为“重罪十条”之八，举凡诅骂祖父母或父母，对祖父母或父母供养有缺，父母去世匿不举哀或服丧期间嫁娶等都在不孝之列。

魏律并把子孝推及继母，继母死，义子也要如同亲母一样为之服丧三年。

晋袭魏律。

东晋初，淮南郡中正王式因继母死后只服丧一年，被劾为“亏损名教”，不但遭免官，还“付乡邑清议，废弃终身”（《晋书·

卞壶传》），再也不能做官。

唐时，“不孝”与“恶逆”、“不睦”、“不义”、“内乱”一起，作为破坏封建伦常关系而列入唐律“十恶”，受到严厉惩罚。

由上可见，封建统治阶级提倡“孝”，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伦理道德的权威性，尤其是父权家长制的关系，从而达到其维护和稳定封建政权统治的作用。

国家对孝既然提到如此高的地步，那么，家长、父亲在家庭生活中的权力就可想而知了。

唐律规定，家长拥有教育惩诫子女的各项权力，子女有非礼行动，家长可以动用家法予以惩诫，严重者，还可以送交官府治罪。

唐律还强调“子为父隐”，“诸告祖父母、父母者，绞”（《唐律疏议》）。

关于家庭中的财产，则规定应由家长支配，“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⑧、异财⑨者，徒三年”（同上）。

以上这些规定是“父为子纲”在封建法律中的具体体现。

兄弟关系

兄良（仁）弟悌，是处理家庭中兄弟姊妹关系的准则。

兄仁，指兄长对弟弟仁厚;

弟悌，指弟弟尊敬兄长。

与父慈子孝重点在“孝”一样，兄仁弟悌，重点也在于悌，所以，悌又被引申为遵从长上的意思。

孝悌连称，被作为万善的根本。

悌在《孝经》中，也被提到十分重要的地位，“教民礼顺，莫善于悌”，要使社会每个成员彬彬有礼，谦恭谨顺，就非讲悌道不可。

为兄的要使诸弟顺从，就必须亲仁宽厚，尽友爱之道，对弟弟来说，最重要的是怎样遵从兄长的意志，无条件地接受兄长的指派，尽力完成他嘱托的事情。

可是在日常生活中，兄弟不睦的情况还是屡见不鲜。

有人分析了兄弟间矛盾的起因，认为主要由财产问题引起，所以封建伦理要求“兄弟不争财”。

兄弟间对于家产互相谦让的行为被统治者大加提倡，东汉“孔融让梨”的故事也就成了讲究悌道最典型的范例之一。

悌道在封建统治者的强调下，与“孝”一样，也被蒙上了一层迷雾，有时被扭曲发展到了不近情理的地步，还有的人则故意制造假象，以博得“兄仁弟悌”的名声。

东汉人许武，自己当了官，为了使两个弟弟也当官，就故意把家产的大部分据为己有，两个弟弟不敢讲话。

这样，他两个弟弟因不争家产，而得了孝悌之名，因而被举为孝廉。

此时，许武公布了自己当年私藏的公平分家的文书，说是为了使弟弟成名才这样做的。

由于许武为了弟弟，宁愿承担独占家产的恶名，也受到了赞扬，于是一门三孝廉。

夫妻关系

早在《易经》里，夫妻关系的重要性就被讲得很明确了：

男女是人类最基本的两大类别。

因男女，而有了夫妻，就组成了家庭，然后才有了亲子关系、兄弟关系。

众多的家庭，众多的父母子孙构成一个社会，就有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出现了等级制度，礼仪制度也就应运而生。

社会关系是家庭关系的自然延伸，家庭始于夫妻结合，所以，统治者就通过礼法来稳定夫妻关系，这种稳定的基础是把妻子变成丈夫的附属物，使妻子对丈夫绝对服从，宽容忍让。

自从汉代明确了“夫为妻纲”之后，这种男尊女卑的倾向更为明显，作为夫妻关系核心的“男外女内”更是被反复强调，唯恐乱了夫妻之伦。

男外女内，主要指“女治内，男主外”，是男女的分工原则。

男主外，意味着男子在外建功立业，或从事生产;

女治内，意味着操持家务，包括侍奉舅姑⑩、丈夫，养育子女、勤于女红等。

东汉人孟光与梁鸿结婚后，就盘起发髻，穿着布衣，操持起家务事，梁鸿一见大喜道：

“此真梁鸿妻也，能奉我矣”（《后汉书·

独行列传》）。

这句话代表了丈夫们对妻子价值行为准则的评判。

男外女内的另一层含义是指男女有着不同的生活范围，有男女之防的意思。

《曲礼》规定，在一家之中，共同生活的男女也不能随便坐在一起，不能将衣服挂在同一衣架上，不能使用同一条巾帕和梳子，不能手接手地递东西，叔嫂之间不答话，姑娘或姊妹出嫁后回到娘家，兄弟不得与之同席而坐、同器而食。

这样，一道中门就可以将妇女囚禁在一个狭小的天地里。

汉唐时代，还出现了不少针对妇女的专门读物，对周礼的有关规定作了充分发挥，如西汉刘向的《列女传》、东汉班昭的《女诫》、唐代宋若莘的《女论语》等，都对妻子应遵从的妇德作了详尽的说明。

汉代人还对“夫妇”或“夫妻”称谓的含义作出了十分明确的注释。

“夫”指扶持，是可以依仗的人，“妇”的意思则是屈服顺从。

《白虎通义·

释姓名章》明确指出：

“夫者，扶也，以道扶接。

妇者，服也，以礼屈服。

”妻则被解释成另一个谐音“齐”，所谓“妻与夫齐，与夫齐体”。

但这并非说妻子在地位上与丈夫平等，而是要求“贞齐与夫”，“从一而择”;

“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

妻在家庭中的地位实际“义同卑幼”，夫尊妻卑，在法律上同罪异罚：

夫殴伤妻者，减凡人罪二等。

而妻殴夫，要徒一年，殴伤重者，加凡人罪三等。

妾地位低于妻，所以，夫殴妾折伤以上，又减二等，且减凡人罪四等，不折伤者无罪;

而妾殴夫，则又加妻殴夫一等，即加凡人罪四等，相差更为悬殊。

（《唐律疏议》）

透过上述这类以音释义的表象，比照法律于夫、于妻量刑的宽严，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汉唐时代夫妻间不平等的地位与男尊女卑的倾向。

夫妻关系的不平等最集中地体现在主要由丈夫独断专行的“出妻”制上。

在汉代，西周礼制中的“七弃”被法律固定了下来。

“七弃”即“七出”，妻子如果犯了不孝、无子、秽乱、嫉妒、多言、恶疾、盗窃中的任何一项，丈夫就有权将她休弃。

夫妻离异，一般要去当地官府履行一定手续。

到唐代，唐律在沿袭了汉代以来“七出”制度的同时，又规定了“三不去妻”的原则。

即曾和丈夫共同主持过公婆丧事的妻子不能去，贫困时娶的妻子富贵后不能去，妻子没有归处的不能去。

妻子如果属于三不去的情况，丈夫仍然坚持出妻，要依法判罪。

唐代还有“义绝”的制度。

义绝指夫或妻杀伤对方直系尊亲或旁系尊亲的行为。

这种行为一经官府判决，就要强制离婚。

唐律中还有关于“和离”的规定。

这是一项通过协议允许夫妻自愿离异的法律制度。

唐《户婚律》说：

“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

敦煌发现的《放妻书》中，对“和离”的必要性说得很明白：

“结为夫妇，不悦数年”，像这样“猫鼠同窠，安能得久?

”还不如“勒手书，千万永别”。

从秦汉到唐朝，虽然纲常思想、男尊女卑观念都已形成系统，但与封建夫权思想浸透到各个角落的宋代以后社会还有所不同。

当时，这些封建思想并没有完全深入社会，而且，还受到了来自正面的有力挑战，汉唐的一些进步思想家曾公开提出女子与男子“同类”、“钧体”等朴素的民主平等思想。

所以，在家庭中，在夫妻关系之间，还有着进步、自由、开放的一面。

在汉代，女子和男子一起宴饮是寻常之事。

西汉初，高祖刘邦回到自己故乡，置酒沛宫，沛地的男子和女子都“乐饮极欢”（《汉书·

高帝纪》）。

三国时代的曹丕，常邀集王粲、刘桢、徐干等一批文友在府中饮宴，酒酣耳热之际，曹丕特地让他的夫人甄氏出来和文友们相见。

在现存的东汉魏晋宴乐歌舞画像砖上，常可见到男女杂坐、宴饮观舞的场面。

汉魏两晋时期，还有一些夫妻恩爱的佳话流传。

张敞是西汉宣帝时的京兆尹，和妻子感情很好，为了把妻子打扮得漂亮些，他常在闺房中给她画眉。

这个闺中新闻被侍女传了出去，有人就觉得张敞的举动轻浮，报告了皇帝。

宣帝就将张敞召来，问他是否有这样的事。

张敞回答得很巧妙：

“在闺房之中，夫妻的乐趣还有比画眉更妙的哩!

”宣帝倒也开明，并没有责怪他。

后来张敞还当上了丞相。

类似的佳话晋代也有。

司徒王戎的妻子很爱丈夫，丈夫每天出门和回家，她都要亲他一下。

王戎说：

妇人亲丈夫的脸，礼节上是不敬，以后不要这样了。

妻子回答道：

“亲卿爱卿，是以卿卿;

我不卿卿，谁复卿卿。

”意为：

因为爱你，所以亲你;

我如不亲，谁来亲你?

以上两则故事说明，那时的人们对闺房中夫妻恩爱持有两种态度，赞成欣赏者有之，指责反对者也有之。

不过，从故事能传为千秋佳话来看，反对者也就是极少的礼教木僵人吧。

婆媳关系

女子一旦出嫁，脱离了父家，加入夫家以后，就不仅是丈夫的妻子，而且成了夫家合家的媳妇，所以直至今日，北方民间还将某人的妻子称作“某家媳妇儿”。

在与丈夫的亲属发生的一定亲属关系中，与公婆的关系是最主要的。

恭谨事奉是妇职，不事舅姑，不敬不孝便有亏妇道，为“七出”条件之一。

媳妇必须带着“如事父母”的心情，把做女儿时所受的家教、所学的礼节，搬到夫家应用。

媳妇在侍候丈夫饮食起居之外，对公婆的日常生活，也在照料之列。

由于男女内外之别，媳妇在家，接触和服侍时间最多的长辈就是婆婆。

在婆婆的监督下，能以无限耐心侍奉婆婆的便是“贤妇”，若稍有违抗，或者仅是行动言论不合公婆心意，就会被公婆赶出家门，即使夫妻间有着融洽的感情，也会被公婆强行拆散。

休掉不合父母心意的妻子，丈夫就会被称为“孝子”，事实上，儿子想要不执行父母的意志，也是不可能的。

汉代叙事长诗《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与丈夫焦仲卿恩恩爱爱，操持家务也勤勤勉勉，“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可是三天织五匹布，婆婆还嫌她织得慢，左看不顺眼，右看不顺眼，说“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硬逼着儿子将刘兰芝休回了娘家，最终酿成了一对恩爱夫妻相约双双自尽的人间悲剧。

（4）继承

继承是婚姻家庭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

秦汉以来封建社会承袭商周奴隶社会的宗祧嫡长子继承制，而妇女则一般不享有财产继承权。

秦代在皇位上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史官、卜巫一类带有专业性质职官的职位，也准许由他们的子弟承袭，还规定以军功获得爵位的人，在一定条件下，爵位可由他们的子弟来继承。

汉代，封建继承关系得到了充分的保护。

法律规定由嫡长子继承爵位，非以嫡长子继承者，要受到法律制裁。

汉成帝元延三年（公元前2020年），营平壮侯的嗣侯赵岑“坐父钦诈以长安女子王君侠子为嗣”，结果受到免除2944户的惩罚（《汉书·

外戚恩泽侯表》）。

西晋武帝泰始十年（公元274年）还下诏书：

“嫡庶之别，所以辨上下，明贵贱。

而近世以来，多皆内宠，登妃后之职，乱尊卑之序。

自今以后，皆不得登用妾媵以为嫡正”（《晋书·

武帝纪》）。

唐律也规定严格实行宗祧嫡长子继承制，其原则是：

“立嫡长，本拟承袭。

嫡妻之长子为嫡子，不依此立，是为‘违法’，合徒一年”。

“嫡妻年五十以上无子者，得立嫡以长[11]，不以长者亦如之”。

唐律明文规定的宗祧继承顺序是：

“无嫡子及有罪疾，立嫡孙;

无嫡孙，以次立子同母弟;

无母弟，立庶子;

无庶子，立嫡孙同母弟;

无母弟，立庶孙。

曾、玄以下准此”。

“无后者为绝户”。

可见宗祧继承只限男系直系卑亲属。

如果无直系卑亲属，则应立嗣。

立嗣的原则是禁止异姓乱宗，而应“听养同宗于昭穆[12]相当者”。

如果收养非同宗男为养子，要徒一年，那个将儿子送与异姓收养的人，也要受到“笞五十”的惩罚。

唐律还禁止良人收养贱民的男孩为养子，违者，徒一年半或杖一百不等，并“各还正之”[13]（均见《唐律疏议》）。

唐代的爵位继承与宗祧嫡长子继承制同：

“王、公、侯、伯、子、男，皆子孙承嫡者传袭”（同上）。

继承的顺序也完全相同。

在财产继承上，唐律的原则一般是诸子平分：

“应分田宅及财物者，兄弟均分……兄弟亡者，子承父分”（同上）。

还规定，在家中无子孙男人的情况下，女子即使已出嫁，也有权继承娘家的财产。

注释：

①卑幼，指子、孙、弟、侄等。

②斩衰，宗法制度下的丧服名称，“五服”中最重的一种。

其上衣下裳均用最粗的麻布做成，缝制侧边不交裹，使断处外露，以示无饰，故谓之“斩”。

用长六寸宽四寸的麻布连缀外衿（古代衣服的交领）当心之处，以示哀戚，谓之“衰”。

斩衰服期三年。

凡子及未嫁女为父，承重孙为祖父，妻为夫，都服此等丧服。

③齐衰，“五服”之一，次于斩衰。

服用粗麻布做成，以其缉边，故称“齐衰”。

服期有三年的，如子为母;

有一年的，如孙为祖父母，夫为妻;

有五月的，如为曾祖父母;

有三月的，如为高祖父母。

④大功，“五服”之一，服期九个月，凡为堂兄弟、未嫁的堂姊妹、已嫁的姑、姊妹，及已嫁之女为伯叔父母、兄弟等，都服此等丧服。

⑤小功，“五服”之一，服期五个月。

凡本宗为曾祖父母、伯叔祖父母、堂伯叔父母、未嫁祖姑、堂姑，已嫁堂姊妹、兄弟妻，从堂兄弟及未嫁从堂姊妹，以及外亲为外祖父母、母舅、母姨等，都服此等丧服。

⑥缌服，“五服”中最轻的一种，服期三个月。

凡本宗为高祖父母、曾伯叔父母、族伯叔父母、族兄弟及未嫁族姊妹，以及外姓中为中表兄弟、岳父母等，都服此等丧服。

⑦弃市，古代在闹市执行死刑，并将尸体暴露街头，称为弃市。

⑧别籍，另立户籍。

⑨异财，分异财产。

⑩舅姑，公婆。

[11]意谓：

嫡妻年五十以上无子，“许立庶子为嫡”，但皆“先立长，不立长者，亦徒一年”。

庶子，妾所生之子。

[12]按古代宗法制度，宗庙的次序，始祖庙（庙在此处指供祖宗神位的处所）居中，以下父子（祖、父）递为昭穆，左为昭，右为穆。

祭统》说：

“昭穆者，所以别父子、远近、长幼、亲疏之序而无乱也。

”昭穆在旧时代亦泛指一般宗族的辈分。

[13]各还正之，即恢复各自本来的身份。

中国历代婚姻家庭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