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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尼系数是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基尼系数过高、超出合理范围,意味着全社会居民收入分配两极分化,这势必造成市场需求不足、不同群体的利益失调、社会结构失衡、社会矛盾加剧,经济发展也会不可持续。
社会保障对于保障低收入居民的基本生活、缓解收入分配差距导致的社会矛盾有着不可缺少的重要作用。
它既是避免经济运行大起大落引发社会震动的“减振器”,又是确保社会和谐、国家长治久安的“稳定器”。
所以我们在抓好经济发展这个第一要务的同时,必须把社会保障放在突出的重要位置来抓紧抓好,不断推动社会保障与国民经济良性互动、共同发展。
当下,世界经济仍然低迷,社会保障发展面临诸多挑战,把握好、处理好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显然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针对性和全球普遍意义。
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市场机制包含着供求关系决定价格的价格形成机制、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和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的产权制度。
它决定着商品、服务和生产要素的价格,同时也就决定着商品、服务提供者和生产要素所有者的实际收入。
市场机制提升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也削弱了分配的平等,我们必须看到市场机制的两面性,在强调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必须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以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
这包括:
要健全宏观调控体系,要强化市场监管,要大力发展社会事业,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要鼓励兴办慈善公益事业,还要加强道德引导等等。
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必须要有完备的制度来保障。
这其中,社会保障制度是具有托底性、基础性的制度。
老百姓谁不希望对未来生活能有良好的预期?
社会保障制度关系人民群众最切身的利益和最基本的民生需求,从一定意义上说,一个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性决定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
所以,社会保障制度对于我国来说是最重要的根本性制度,也是社会主义制度里不可缺少的核心制度。
不断推动社会保障与国民经济的良性互动、共同发展,这是现代世界各国都需要认真思考和准确把握的一个重大课题。
我国经过30多年的发展,在经济增长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社会保障事业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统筹城乡的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框架已基本建立。
截至去年底,五大险种参保人数分别为:
养老保险8.7亿人,医疗保险超过13亿人、工伤保险2.16亿人、失业保险1.78亿人、生育保险1.82亿人。
中国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对世界也是一个巨大的贡献,如果不算中国,全世界社保覆盖面只有50%,算上中国就达到61%。
去年11月,国际社会保障协会将“社会保障杰出成就奖”授予中国的政府,就是对这一成就的高度认可。
同时也要看到,我国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制度还未最终成熟和定型,我们要大力研究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如何更加完善、更加成熟,一定要把制度搞得严丝合缝、滴水不漏,核心是要可持续。
当前,我国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需要解决的最紧迫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八个方面。
一是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问题。
这个问题从201X年就提出来了,到现在已有10多年了,要有时间表,尽早拿出稳妥的方案。
二是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账户问题。
社会统筹和个人帐户相结合,这个结合点到底落在哪儿?
三是建立更加科学的养老金调整机制,并且要与在职职工工资的合理增长机制相协调。
四是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整合问题。
城乡医疗保险制度怎么合理整合,使得医保制度更加公平、更有效率?
五是低保制度和扶贫制度的有效衔接问题。
六是养老服务的社会化问题,包括养老护理保险的试点。
七是社会保障领域的法制完善问题。
现在社会保障领域已经有不少专门的法律,要抓紧研究制订一部管总的社会保障法,要着眼“补短板”制订必需的专项法律法规,还要注意处理好不同法律之间的对接和协调。
八是社会保险基金的安全与保值增值问题。
上述问题都是我国过去多年来在建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进程中积累下来的,解决这些问题,仍要立足于我们多年来探索和实践所取得的经验。
最重要的,就是坚持当年确定的“12字方针”即“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
坚持“4+2”的基本制度框架,“4”即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慈善公益事业,“2”即住房保障和优抚安置。
中国社会保障事业有着极其丰富的改革和发展实践,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社会保障领域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
反过来,我国社会保障领域的学术繁荣和人才辈出,也为我国社会保障事业的改革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和重要的政策咨询。
希望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及社会保障学界的各位专家学者继续努力、奋发进取,既要精于理论,善于顶层设计,更要立于实践,善于总结实践经验、提炼基层智慧,解决实际问题,为我国社会保障事业的改革发展做出更多更大的学术贡献,充分体现我们社会保障学界的责任担当。
作者为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名誉会长
尹中卿:
社保制度改革要与供给侧改革同步推进
201X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经济增长发生了新世纪以来重大的、深刻的转折性变化。
在此之前,本世纪前10年,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10%,201X年更是达到了14.2%的历史高点。
但是201X年以来,我们的经济基本上一路下滑,除了201X年达到10.4%之外,其他年份都是逐步下行。
201X年的6.7%。
更创下了改革开放以来26年来最低点。
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我国采取了包括4万亿投资在内的一系列扩大需求的政策。
尽管用了不到四个季度我们又恢复过来了,但是最近又一路下行,所以经济增速下降,经济结构失衡,部分领域风险显现。
201X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工作时提出,我们国家进入经济新常态,这是一个历史的必然。
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各项事业都将进入新常态,社会保障也不例外。
所以,社会保障的发展、改革和建设也要随着经济新常态来进行调整。
所以,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也包括社会保障发展的大逻辑。
对此,我有三点认识。
首先,社会保障发展需要新的发展理念。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和“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这些新发展理念不是抽象原则,更不是空洞口号,而是具体的方略和措施。
社会保障发展也要以这五大发展理念为引导,大力推进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特别是共享发展。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社会保障发展与创新,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
所以,要广泛动员和融合包括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管理学学科的理论工作者与实际工作者密切结合,创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理论。
要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创新,加强缴费与权益之间的联系,调动个人、企业和社会的积极性,扩大市场因素的作用,增强微观主体的内生动力。
要促进社会保障科技创新,追求精算平衡,不断提高社会保障效率。
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社会保障的协调发展就包括社会保障内部的协调发展,也包括社会保障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就内部来说,要统筹协调社会保障、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社会救助、住房保障和慈善事业的发展、整合、衔接和优化社会保障的结构、制度和体系,不断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
从外部说,要进一步加强社会保障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衔接和协调,同步发展养老事业、养老服务、儿童福利、残疾人事业。
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我国宪法规定了每个公民都有平等的获得国家给予的各项社会保障的权利。
所以,继续做大蛋糕是硬道理,分好蛋糕也是硬道理。
目前,不同人群、不同待遇这种局面,虽然还要持续一段时间,但是长远来说必须改变。
我们必须要建立统一的,覆盖所有社会成员长远的保障制度,逐步消除因制度分割带来的身份差别和权益不平的问题。
其次,社会保障改革需要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步推进。
适应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需要,推进结构性改革也是一项全新任务。
长远来看,重点是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制度性改革。
短期来看,重点是推进“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所以,社会保障改革本身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保障改革也要与结构性改革同步推进,为结构性改革保驾护航。
具体来说,社会保障改革要与“三去一降一补”同步推进。
妥善处理好去产能、去库存对社会保障的影响。
在实现过剩产能和库存市场出清、处置“僵尸企业”过程中,切实维护下岗或转岗职工的权益。
要妥善应对“降成本”的冲击,逐步推进生育保险并入基本医疗保险的改革。
要充分利用“去杠杆”的机遇,加快社会保障资金,特别是养老金的市场化运作。
要抓住“补短板”契机,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发展社会福利,打赢扶贫攻坚战,补齐社会保障的短板。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从制度层面重构市场,破解机制体制障碍,更大程度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
所以,我们要通过社会保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精简经办机构的服务流程,提升社会保障的治理能力。
要通过财税和金融体制改革继续扩大各地财政投入,适度提高个人责任,调动社会力量和市场广泛参与。
借助国有企业改革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划转更多国有资产、国有企业股份、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充实社会保障资金,不断壮大社会保障的物质基础。
我国已进入了必须依靠深化改革才能实现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所以要通过深化社会保障改革进一步整合城乡基本养老、医疗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加快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养老制度改革,完善医疗保险关系的转移接续办法。
要加大市场作用,借助税收优惠杠杆,鼓励企业举办各种补充性福利计划,要把促进就业作为社会保障的改革方向,适应网络时代就业特点,适应服务业和其他非正规就业的需求来拓展就业增长的途径,提高劳动力场弹性和劳动参与率,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最后,社会保障建设需要把握稳中求进的总基调。
面对经济新常态,社会保障制度的运行也受到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影响,社会保障政策要贯彻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把防风险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推动社会保障建设可持续发展。
前些年,在经济发展速度比较快,社会保障建设的初期,有的地方脱离经济发展水平,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口号。
有的地方只关注待遇标准,对资金收支平衡不关注。
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之后,我们要将稳定社会保障的安全预期放在重要位置,回归社会保障的基本属性,多做雪中送炭的事,少干锦上添花的活。
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之后,大规模扩面参保时代已经过去,所以再靠原来的扩面增加增缴基金已经没有多大的作用。
这就迫使我们改革和完善现行的基金使用管理办法,优化统账结合的基金结构,完善信息披露机制,提高社会保障的使用效率。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多次提出要加强社会保险的精算。
作为一种保险制度,无论是商业保险还是社会保险精算必不可少。
宏观上来讲,要完善筹资机制,调整待遇水平,实现基金收支的中长期平衡。
微观讲,要健全多交多得,长交多得的鼓励机制,实现参保者缴费与待遇相衔接。
这些年来,各地积累了参保人员的结构,现在关键强化管理,推进精算管理,能够实现统筹社会保障基金的待遇标准和基金收支。
社会保障基金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物质基础,不断探索基金的保值增值,是社会保障风险管理的重要内容。
所以,截止去年底,包括职工五项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城镇居民医保基金,新农合基金结余超过5万余元而已。
现在90%以上只能存在银行。
据有关数据,201X年到201X年,基金平均收益率2.2%,贬值严重。
现在已有养老金进行投资经营,算是开了一个好头。
防范基金贬值的风险尤为重要,我们要以养老金投资运营为契机,积极探索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基金投资运营的市场化、多元化和社会化,进一步拓宽社会保障的基金投资渠道,实现社会保障基金的保值增值。
作者为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全国人大研究室原主任
张世平:
尽快将应对人口老龄化提升为基本国策
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非常严峻,根据最新统计,201X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人是2.3亿,占总人口16.7%,2053年将达到4.87亿的峰值。
老年人口的爆发式增长,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养老保障体系带来了巨大冲击。
一是未富先老明显,人口老龄化与城乡区域收入差距相叠加,与家庭小型化、空巢化、高龄化相叠加。
目前我国80岁以上的老人约有3000万。
可以想见,在15年、20年后,5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都进入了高龄行列,那时高龄老人的数量和占比会大幅度增加。
二是保障水平主体偏低。
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广覆盖,低水平,制度上实现了全覆盖,但实际操作中仍有不少的短板。
而且我们的总体水平是偏低的,养老金替代率40%-50%,城镇退休职工平均养老金2200多元,只能够满足日常基本生活需要,无法抵御老年风险。
50%的农村人口养老金低于60元,还要靠劳动收入养活自己。
目前约有40%的老人依靠家庭供养,22.9%的老人还处于贫困状态。
三是保障压力持续增长。
国家实行了二孩政策,但短期内无法改变总体人口比例失衡的状态,社会保障任务十分艰巨。
目前养老金是记帐式的名义账户,而非累计式的实体账户,之后将面临着长寿风险和政府公共财政危机。
四是养老供给结构失衡。
现在是供不应求与供大于求并存,有效供给少。
尤其像护理型、医养结合型严重短缺。
90%的居家老人基本处在自维状态,难以获得及时有效的养老服务。
社区养老大多条件有限,设备不完备,难以满足老人就地安养需要。
很多养老中心都是政府主办的,下了很大的工夫,但很多实际成为健康老人的娱乐场所,不能真正起到缓解养老压力的保障作用。
机构养老的结构性矛盾非常突出,一床难求与高空置率并存。
现在全国有670万张养老床位,包括150万社区日间照料中心的床位,但我们有2亿多老年人,这些床位即使全部用于失能与半失能养老人,仍然覆盖不足。
五是保障制度缺乏配套。
目前有老年权益保障法,但还没有社会保障、社会救助、老年健康、社会服务保障等配套法律和实施细则。
老年普遍需要长期照顾的保险没有纳入体系。
这里有很多的矛盾,钱从哪里来,是政府出,企业出?
钱向哪里去?
钱由谁管?
是纳入医保还是在养老体系中,它与商业保险什么关系等等,这些问题都还没有达成共识和得到解答。
六是养老理念相对滞后。
发达国家近百年中出现的老年问题,在我国集中迅猛地爆发。
在很多方面让我们始料未及,包括对基本国情缺乏全面客观准确的认识,存在认识上的误区,受传统文化和不利政策的影响,加之我们的财力和服务资源的制约,很多家庭在安养老人问题上面临两难的选择,传统观念与突如其来的变化不相适应。
国际经验表明,人口老龄化会伴随着社会保障难以为继的风险。
我国老龄化也是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发展的潜在原因,2021-2030年,人口老龄化规模大、势头猛、程度高等特征,将会冲击现行的社会保障体系,影响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
围绕完善养老保障体系,我有几点具体的建议和思考:
一是切实加强顶层设计,从国情出发,尽快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升为基本国策。
落实与之相配套的国家政策和中长期发展规划,构建与人口战略,经济制度,社会保障等为支撑的人口老龄化应对体系,建立国家层面的,更具权威性的协调引导机构。
通过全面系统的持续的政策干预,将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
二是完善法律制度保障。
尽快制订社会保障法,社会救助法,老年健康法,加快推进养老制度改革,多层次养老体系。
不断完善养老救助、养老保险、养老福利等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真正实现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全覆盖和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
发展面向老人的健康管理,康复治疗,护理服务,落实分级诊疗,及早出台以失能老人为重点的长期照顾保险制度。
这个事情政府专门出台了相关文件,也在进行这方面的试点,很多地方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希望能够加快推动,从根本上解决养老服务支付能力的问题。
三是落实政府的主导责任。
在应对人口老龄化系统工程中,政府要科学定位,准确发力,有所为,有所不为。
在完善政策调控,资源整合,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保障需求为导向的供给侧改革。
现在养老有670万张床位,有人说床位太多了,空置率有50%,但实际是什么情况呢?
农村的幸福院、养老院等确实有很大的空置率,而城市这方面一床难求。
这里的问题还是比较多的,怎么样能够推动这方面的改革,能够真正把国家的财政有限资金更多、更直接用在老人身上。
四是做强居家和社区养老。
居家养老是包含以家庭为基础,同时也包括社会服务的介入。
应强调政府主导,应更加重视家庭伦理和孝道文化的传承,完善居家养老服务的政策,建居家养老补贴,护理补助金制度。
探索实施照料假和落实赡养老人少纳税等一系列措施,同时大力扶持社区养老机构,鼓励民间力量和社会资本进入,让他们能在居家、社区、机构三层次同时发力。
五是开发养老保障产品。
借鉴国际经验,积极推进社会保障多层次的职能,多渠道筹措养老基金,实现政府、企业、个人养老金责任分担。
鼓励企业建立退休养老计划和购买投保型年金产品,落实年金缴费和个人购买商业保险给予一部分税收减免,确保基金安全和保值增值。
六是快速发展老龄产业。
加大政策倾斜和投资力度,培育老龄产业市场主体,建设一批休闲养生、特色医疗、产品研发等示范基地和产业园区,进一步放宽市场,推动政策衔接,确保各项改革举措落实到位。
切实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融资难等问题,营造公平合理的市场环境,为快速发展老龄产业提供更有利的政策支持。
作者为全国政协社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谢经荣:
降低社保费率对企业减负作用还不明显
社会保障是处理好国家、企业、职工当前、未来,上一代人、这一代人、下一代人的关系问题。
这个关系怎么调整?
可能要靠保险费率作为杠杆,不同的人不同的保险费率,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保险费率。
除此之外,社会保险费除了有保险功能,对交费的企业和个人都有一定的成本,它的高低会影响企业的竞争力。
保险费率的高低会影响我国企业特别是制造业整体的竞争力。
下面,我简单介绍一下企业是如何感受社保费率的。
201X年,我们对中外125个国家社会保险制度及缴费情况做了专门的比较分析,得出以下几个判断:
1、我国社会保险费率水平偏高。
在125个国家中有11个国家的社保费率超过40%,除中国外全部集中在欧洲,主要为发达的福利国家以及部分经济转型国家。
我国是超过40%的国家,费率高于经济发达的德国、美国,也高于同处亚洲的日本、韩国。
2、企业缴付社保费率偏高。
我国企业缴付比例为30%,在所有国家中,我们仅低于法国的35.14%,意大利的31.97%,在世界位居第三。
另一方面,政府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支出比例又较低,当时我们选的是201X年左右的数据,我国是5.3%。
国外的数字是3%-15%左右,我们应该处于偏低水平。
3、“以支定收”确定费率造成社保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致。
改革开放以前,实行现收现付的社会保障制度,职工和企业都不缴纳社保,改革以后,按“视同缴纳”支付当前的待遇,需要现在的单位、职工弥补,承载过去历史上的费用。
应该来讲,目前的企业和职工的压力应该是很大的。
我国人均GDP在发展中国家属于中等偏上水平,但我们的社保费率是40%,在发展中国家位居第一。
社保费率这么高,参保率就会下降一些。
最近几年,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社保制度保障民生、调节经济的作用,近几年来我国经济下行压力逐渐加大,国家相应降低企业和职工的费率。
201X年是41%,到201X年降到38.85%,降了1.15个百分点,主要是在医疗、生育方面。
201X年可能要降到36.85%。
也就是说,在过去3年多,我们的社保费率降低了4.15个百分点。
201X年以来,我们连续对全国民营企业进行抽样检查。
这里重点讲201X年和201X年两年对比情况。
201X年,在五项社会保险中,工伤保险平均参保率最高,为82.5%,其余社会保险的平均参保率均超过70%,与201X年基本持平。
虽然企业的社会保险平均参保率处于较高水平,但企业全员参保率并不高,在201X多个样本里,1626份有效问卷中,为全部职工缴纳五项社会保险的企业仅占38.2%,略低于201X年的40.5%的水平。
另外,企业社保费用占企业人工成本比重有所变化。
企业社保费占人工成本的比重略有上升,201X年为14.5%,比201X年的14.3%有微弱增长。
但如果仔细看,不同方面还有一些细的变化。
比如,社保费占人工成本比重小于10%的企业占32.3%,10%-20%的企业占45.5%。
也就是说,社保费用占人工成本的比重在20%以下的,占到78%左右。
有4.4%的企业成本高于30%。
全员缴纳五项社会保险621家企业,社会保险缴费占人工成本的比重17.5%,比201X年同期的18.7%略有下降。
再来看看企业对政府降低社保费率的评价:
一是减轻了企业负担,有利于企业发展;
二是增强了企业为更多职工缴纳社保的积极性,有利于保障劳动者权益;
三是受下调比例不高、缴费基数上涨、五险统一加快等因素影响,这些政策对企业减负作用不明显。
增的可能比减的还要多。
基于以上情况,有几点感受。
近年来,我国社保缴纳情况逐渐改善,比例相对较高。
上面讲全员缴纳社保的企业占38%多,从这个角度来讲,情况不如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好。
因为覆盖面小,所以比例不高,才需要以支定收。
如果我们把费率降一点,扩大或者强制性缴纳,对提高覆盖面是有好处的。
二是社保费率应根据经济发展状况及时作出调整,在经济好的时候,我们可以有比较高的费率。
企业发展困难时,可以降一些费率。
一方面降低企业负担,提高市场竞争力,同时增加劳动者当前的收入,提高消费比例。
201X年,我到石家庄调研,一家制造业企业年产值可能在几亿元,但企业主说已经到泰国投资了,原因在国内已经不能营利,而且很辛苦。
他告诉我,泰国工人工资3000块钱,与石家庄工资差不多,但别的成本低。
一是贷款利率比国内低,在泰国大概是2%左右,在国内要取得贷款能得到12%的利率就不错了。
这样看来,仅贷款利率就增加了10%的成本,如果企业再小一点就不只10%,可能是15%,甚至更高。
还有一个成本是社保费用成本。
泰国社保费用总的比例与中国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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