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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这种现象究竟是如何造成的？

它究竟是现代社会内生的一种必然现象？

还是人类误入歧途？

首先，这些现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

其次，这些现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的？

第三、这些现象的出现，给人们的观念带来了什么样的挑战？

第四，这些现象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现象，应将它放到什么样的知识领域和社会历史领域中去考察？

（三）美学问题的研究方法

历史的还原：

起源的追溯

语境的重构：

知识谱系的清理

先验的还原：

问题的呈现

意义的重释：

新的回答与追问

上篇：

美学与艺术的当代处境——社会理论的考察

第一章、审美现代性问题的历史语境、现实内涵及其内在悖论

（一）历史语境

（二）自现代社会以来，人们对现代社会的矛盾态度：

人类审美精神的困境不是今天才遭遇的，自现代社会诞生以来，人们对现代社会所产生的一切新事物新现象就爱恨参半，喜忧交集。

1、早期现代社会人们对现代性的态度：

启蒙运动到19世纪初

介绍三位思想家的相关论述：

卢梭、黑格尔、马克思

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社会经历了如下一系列变化：

宗教衰落、理性高涨；

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逐渐形成；

社会文化的发展出现了显著的分化；

新生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

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大革命、美国大革命）的爆发；

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

传统的生活方式被现代生活方式所取代；

这种社会的剧烈变化和转型造成了这样一种时代氛围：

动荡的和狂乱的；

精神上迷茫的和混乱的；

各种体验可能性的扩张和道德边界以及个人约束的瓦解；

自我扩展和自我失调；

大街上和心灵中布满幽灵；

A、卢梭

这种氛围引起了敏锐的启蒙思想家卢梭（1712—1778）的警觉和不安，他一方面注意到科学理性精神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发展；

另一方面又以怀疑的态度去审视变化了的世界和所谓的进步。

他深刻地体验到一场社会旋风的到来，大声向同时代激进乐观的人们宣告：

欧洲正处于“深渊的边缘”。

他认为，人类在其“进步”过程中所取得的一切成就，无论是知识、艺术、精致的生活等，非但没有赋予生活以新的价值和意义，反而被剥夺了意义。

《爱弥儿》：

“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手里，就完全变坏了。

”（商务，1978，第5页）

“我们种种智慧都是奴隶的偏见，我们的一切习惯都在奴役、折磨和遏制我们。

文明人在奴隶状态中生，在奴隶状态中活，在奴隶状态中死：

他一生下来就被人捆在襁褓里；

他一死就被人钉在棺材里；

只要他还保持着人的样子，他就要受到我们制度的束缚。

”（第15页）

在卢梭看来，文明的进步和成就不过是幻觉和虚饰。

“所有这些财富的惟一作用，是使人们看不到自己的精神空虚。

人们之所以栖身社会，之所以逃遁于各色各样的活动和消遣，仅仅是由于他们不能忍受自己的思想，不堪正视自己的形象。

”（卡西尔《启蒙哲学》，山东人民，1988，150—151）他认为现代文明所创造的理性和智慧并不是人的价值所在，真正重要的是人的道德精神或德性。

文明导致了私有制和不平等，侵害了人的自然倾向。

因此，为了解决现代性过程中的人性冲突，就必须引入“自然”和“自然状态”的观念，由此恢复人的德性和意义。

B、黑格尔（1770—1831）

不同于卢梭，黑格尔对现代性的看法要乐观许多。

黑格尔深受启蒙运动的影响，亲历了法国大革命的感召。

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使他看到了“新世界”和“新时代”的曙光，使他成为现代性的启蒙宏大叙事的缔造者。

《精神现象学》：

“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新时期的降生和过渡的时代。

人的精神已经跟他旧日的生活与观念世界决裂，正使旧日的一切葬入过去而着手进行他的自我改造。

……成长着的精神也是慢慢地静悄悄地向着它新的形态发展，一块一块地拆除了它旧有的世界结构。

只有通过个别的征象才预示着旧世界行将倒塌。

现存世界里充满了的那种粗率和无聊，以及对某种未知的东西的那种模模糊糊若有所感，都预示着有什么别的东西正在到来。

可是这种逐步的、并未改变整个面貌的颓毁败坏，突然为日出所中断，升起的太阳就如闪电般一下子建立起了新世界的形相”。

在黑格尔看来，主体性原则和理性原则是区分古代和现代的标志。

这两个原则触及到了现代性的一系列根本矛盾：

个体与社会，人与自然，内在与外在等。

黑格尔认为，西方文明中对理性权威的依赖乃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批判性自决。

只不过，这种自觉并不是现代才出现的，而是西方经验起源时所隐含着的终极目的的最终实现。

C、马克思（1818—1883）

有别于卢梭式的经验描述和黑格尔式的思辨论证，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把握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特别从生产方式和社会经济运动的角度探讨了现代性特征。

马克思认为，现代生活的基本特征就是它尖锐的冲突性：

一方面，工业和科学的理性原则进入了生活的各个角落，这是过去所无法想象的；

另一方面，存在着衰败的征兆，罗马帝国以来的各个时期都笼罩着种种危机和衰落的恐惧。

而这一切的根源，都在于资本主义深刻的矛盾性：

一方面，资本主义是一种巨大的解放力量，无论是生产力的解放抑或人们思想的解放；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又是一种巨大的压迫力量，在对无产阶级压迫的同时也撕碎了温情脉脉的面纱，暴露出资本主义社会的严酷的权力关系和社会关系。

马克思指出，现代性的辨证法就是它的不断革命最终反过来批判和埋葬现代性的基本动因——资产阶级，而完成这个历史使命的正是现代性的新人——无产阶级。

所以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如是说：

“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

……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

2、盛期现代社会人们对现代性的态度：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期

尼采、韦伯、弗洛伊德

从整体上看，现代性的早期思考既塑造了“启蒙叙事”和“解放叙事”，同时又注意到现代性本身的矛盾性、暧昧性和内在的冲突性。

因此，早期经典理论家对现代性都作出了非常矛盾的反应。

这种矛盾性到了现代性发展的第二阶段，有何新的表现与演变呢？

按历史学家的见解，现代性发展的第二阶段，即盛期现代性，大致可以划在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期。

在这一时期，启蒙现代性及工具理性越来越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社会的分化进一步加剧，专业社会和大众社会渐趋形成。

公共领域由兴到衰，艺术与日常生活实践拉开了距离，自主性的美学观成为主导性的观念，在精英倾向的现代主义之外发展出一种全新的文化形态——大众文化。

市场化和商品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间还发生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两次世界大战。

总之，在这一阶段，资本主义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它们向外扩张，走上了殖民主义道路。

在文化上，形成了现代主义的文化形态。

这些现象引起了西方思想家的理论反思和高度关注，其代表人物有尼采、韦伯、弗洛伊德。

A、弗里德里希·

威廉·

尼采（1844－1900）

面对日益理性化的社会进程，尼采一方面对社会的激变大声喝彩，一方面又敏锐地感悟到危险的价值虚无状态。

在“重估一切价值”的口号下，与卢梭的“自然状态”方案近似，他提出了审美的“酒神精神”方案，或者说一种审美的现代性方案。

这一方案的实质是：

面对现代性，尼采有一个两难的选择：

要么从内部颠覆主体中心理性，要么彻底放弃现代性这一计划。

他选择了后者，抛弃了修正更新后的理性概念，告别了启蒙的辨证法。

尼采告别理性转向艺术，一方面是对德国古典美学的批判继承，一方面是出于对理性的怀疑和拒斥。

他求助于作为反理性权威的种种体验，祈望人从认知和目的活动的种种限制中摆脱出来，从有用性和道德的律令中解脱出来。

因此，他转向古代神话，转向对酒神精神的崇拜。

他认为苏格拉底是西方文化误入歧途的开端，而酒神精神是前苏格拉底时代古希腊人理想的审美生存形态。

现代萎靡不振文化的荒漠，一旦接触酒神的魔力，将如何突然变化！

一阵狂飙席卷一切衰亡、腐朽、残破、凋零的东西，把它们卷入一股腥红的尘雾，如苍鹰一般把它们带到云霄。

我们的目光茫然寻找已经消失饿东西，却看到仿佛从金光灿烂的沉没处升起了什么。

……是的，我的朋友，和我一起信仰酒神生活，信仰悲剧的再生吧！

（尼采《悲剧的诞生》，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88—89页。

尼采认为，只有当主体丧失自身，当它避开了时空的实用体验，当它被某种突然的震惊所激活，当它期待着“真正在场的渴望”实现并忘却自身而沉浸在这一时刻时；

只有在理性的知行范畴被颠倒，日常生活规范瓦解，习惯的常态性幻象崩溃时——只有在这之后，一个不可预见的和令人惊异的世界才可能向人敞开。

B、马克斯·

韦伯（1864－1920）

与尼采敌视启蒙理性的立场不同，韦伯的现代性理论则在相当“中立”、“客观”的立场上解释了现代性和理性之间的密切关系。

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路径不同，韦伯主要关注了马克思较少讨论的文化层面。

通过宗教社会学的研究，韦伯发现，现代化进程之所以在西方出现，这跟西方的清教伦理有密切关系。

韦伯著名的问题是：

为什么资本主义没有率先在印度、中国出现呢？

为什么印度、中国的科学、艺术、政治或经济的发展没有走上西方现今特有的这条理性化道路？

原因在于，印度、中国没有发展出西方那种清教式的禁欲主义和世俗的理性精神。

前者突出节俭和工作伦理，后者提供了对行为的理性考虑和计算的观念。

而现代化就是二者的合力。

韦伯认为，现代性始于不断深化和扩张的理性化（合理化）过程，它逐渐打破了传统社会统一的宗教—形而上学世界观，形成了诸多价值领域的分化，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科学的、审美的以及性爱的不同领域遂逐渐区分开来，各自获得了“自身合法化”。

专家体系的形成和职业的分工，理性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传统社会被宗教—形而上学世界观统治的事物不断被去魅，世俗化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然而，理性化或合理化在促进西方社会的现代化的同时，也产生了隐蔽的潜在危机。

这一危机即合理化将导致工具理性的统治，以至现代生活将变成一个“铁笼”：

没人知道将来会是谁在这铁笼里生活；

没人知道在这惊人的大发展的终点会不会又有全新的先知出现；

没人知道会不会有一个老观念和旧理想的伟大再生；

如果不会，那么会不会在某种骤发的妄自尊大情绪的掩饰下产生一种机械的麻木僵化呢，也没人知道。

因为完全可以，而且是不无道理地，这样来评说这个文化的发展的最后阶段：

“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

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43页）

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如何才能找到自己的“救赎”之途呢？

审美和性爱成了最后的选择。

C、西格蒙德·

弗洛伊德（1856—1939）

韦伯之后，对现代性做了更深刻批判的，是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对现代性的批判的起点与韦伯完全不同，却恰好接续了韦伯的思路：

韦伯从客观中立的社会学的角度证明了现代理性的胜利所产生的阴暗面，弗洛伊德则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径直分析了这个阴暗面。

韦伯从肯定的角度去理解现代性的成就，却得出了否定性的结论；

弗洛伊德一开始就是否定性的。

弗洛伊德从个体人格结构出发，发现了导致个体内在冲突的超我对本我的压抑，而自我在中间充当了调解人。

这就导致了社会现实所要求的“现实原则”和来自力比多冲动的“快乐原则”之间的矛盾。

不仅如此，个体的心理发展历程和种族的发展逻辑之间有着某种对应性或相似性。

换言之，导致个体焦虑和压抑的心理条件在种族中普遍存在，由此，弗洛伊德推论出文明的过程就是不断地对“快乐原则”进行限制甚至压抑。

文明的进程就是不断地培育强大的超我，不断地压制本我的过程。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这是必要的。

可问题是，本我及其快乐原则乃是驱动生命过程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手段，和推动文明进程的一个不可或却的动力，因此，这种压制必须适度，必须要保持某种平衡。

可现代文明的发展早已使这种压制过度，因此，就像某些患病的个体一样，现代文明是否也患了神经症呢？

弗洛伊德的答案是肯定的。

由是，弗洛伊德便彻底揭开了理性的神圣面纱，使人们理性下面最深层、最隐秘的非理性欲望和快乐原则，从而对现代人类的自尊心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较之于早期现代性阶段，盛期现代性阶段人们对现代性的态度有如下特征：

一、随着现代性自身的发展，人们发现，现代性自身越来越多的矛盾和困境也随之展现出来；

二、在这一阶段，人们开始提出种种解决现代性困境的方案。

其中，无一例外，审美现代性被赋予了极其浓重的救世功能和解放色彩；

三、对启蒙历史观的质疑也表现了出来，那种认为现在一定比过去好，进步一定带来幸福的观念遭到了初步的批判。

3、晚期现代性阶段（俗称后现代时期）人们对现代性的态度（20世纪中叶以来）

介绍三位思想家的思想：

利奥塔、哈贝马斯、吉登斯

二战后，西方社会全方位地兴起了一种反思现代化进程的思想文化潮流和社会意识。

伴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进展，西方社会出现了如下一些新的特征：

跨入了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或跨国资本主义阶段；

出现了民权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女性主义运动；

少数话语要求合法化；

越战爆发；

1968年席卷欧美主要国家的学生运动；

等等。

世界范围内出现了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运动，反殖民主义遍及全球。

发达国家进入了信息社会和消费社会，一方面是高科技对社会生活的广泛侵入，另一方面则是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合流。

在大众媒介的广泛渗透下，公共领域被“重新封建化”了。

这种情况极大地改变了当代人类的精神生态，引起了学者和思想家的极大隐忧和广泛关注。

A、利奥塔（1924—1998）

许多人把利奥塔视为是后现代理论的始作佣者，但在利奥塔看来，他只不过是对现代性提供了一种独到的阐释而已。

利奥塔对现代性（后现代性）的阐释也充满矛盾。

比如，他认为：

现代性体现为启蒙运动所缔造的两种合法化的元（大）叙事：

解放的叙事和启蒙的叙事。

前者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后者则体现在法国大革命中。

这些元叙事具体体现为诸如进步的历史观，精神辩证法，普遍主义和基础主义的真理观，以及总体性等等。

他说：

“元叙事”是现代性的标志：

理性和自由的进一步解放，劳动力的进步性或灾难性的自由（资本主义中异化价值的来源），通过资本主义技术科学的进步使整个人类富有，甚至还有——如果我们把基督教包括在现代性（相对于古代的古典主义）之中的话——通过让灵魂皈依献身的爱的基督教叙事导致人们得救。

黑格尔的哲学把所有这些叙事一体化了，在这个意义上，它本身就是思辨的现代性的凝聚。

（《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

利奥塔访谈、书信录》，第167页）

现代性的元叙事必然以总体性为目标，然而正是因为总体性，最终导向了对差异、多元性和自由的暴力与压制。

不过，利奥塔同时注意到，在晚近的科学知识的发展中，出现了一系列深刻的转变，即从宏大叙事转向小叙事。

科学知识体系不再追求统一性和可通约性，各门知识在分化越来越细密的条件下变得越来越难以沟通，不存在启蒙时期哲学家们所确信的统一性和总体性，流行的是一种重视差异的“局部决定论”。

19世纪和20世纪已经给了我们如此之多的恐惧。

留恋那种整一，那种概念和感觉以及明晰的和可传达的经验的和谐统一，我们已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在宽松和妥协的总要求下，我们可以听到那重归恐惧、实现把握现实之幻想的欲望所发出的低沉语调。

对此所作的应答是：

让我们发动一场针对总体性的战争；

让我们成为不可表征之物的见证人；

让我们激励差异，并维护差异的荣誉。

（WhatisPostmodernism?

由此，利奥塔便揭示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尖锐对立：

现代性意味着总体性、统一性、元叙事和普遍性；

后现代性就是局部性、多元化、小叙事、不确定性和差异性等。

然而，若由此推论，后现代性是在现代性终结之后才出现的，利奥塔显然不会同意。

相反，他认为，“所谓后现代主义即现代主义的早期阶段”。

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都不能被清楚地认同和定义为清楚界定的历史实在，其中后者总是在前者“之后”到来。

相反，我们必须说后现代总是隐含在现代里，因为现代性，现代的暂时性，自身包含着一种超越自身、进入一种不同于自身状态的冲动。

……现代性在本质上是不断地充满它的后现代性的。

利奥塔访谈、书信录》，第154页）

利奥塔这种看似悖论的解释恰恰体现了他的真知卓见：

现代性具有一种深刻的内在矛盾性。

B、尤尔根·

哈贝马斯（1929—）

与利奥塔的忧心忡忡和深刻质疑不同，同是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反思，哈贝马斯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

哈贝马斯从韦伯的现代性理论出发，结合当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提出了现代性是一个尚未完成的规划的设想，从而成为启蒙与理性的捍卫者。

哈贝马斯认为，利奥塔等“新保守主义者”对启蒙及其理性的攻击是片面的，理性的问题不能靠反理性来解决，而必须重建理性。

哈贝马斯指出，尼采乃是后现代的一个转折点，后来沿着两条路线展开，一条是巴塔耶、拉康和福柯，旨在解构主体中心的理论；

另一条是海德格尔和德里达，通过形而上学的批判回到前苏格拉底时代哲学的源头。

而无论那一条，在他看来都是有严重缺陷的。

因为，工具理性虽然给社会带来了负面影响，但现代性本身在知识、道德伦理和艺术等方面的潜能远没有完成。

因此，最好的选择是，修正启蒙理性的计划，从某些方面对理性概念进行重建，并对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主义传统展开批判。

总体上看，通过对“公共领域”、“文化现代性”、“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的研究和分析，哈贝马斯逐步提出了他对现代性的重建方案：

即以一种主体间性的哲学为根基，重建以交往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性规划，摆脱工具理性的局限，通过交往达到普遍认可的共识。

C、吉登斯（1938—）

哈贝马斯从哲学话语的分析的角度指出了现代性所具有的明显的反思性特征，吉登斯则从社会学研究的角度，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吉登斯的现代性社会理论抛弃了传统的哲学人类学的假设，即认为人有能力生产和控制他们自己的社会，而把他的焦点集中于社会行动者与结构之间的分析。

从这样一个角度，他发现，现代性的动力来自三个相互纠缠的方面：

第一是时间与空间的分离，它导致了时空的延伸；

第二是“脱域”机制的发展，使得社会行为摆脱地域化情境而重新组成社会关系；

第三是知识的反思性运用，成为社会系统再生产的组成部分，从而是得社会生活从传统束缚中解放出来。

而这三种动力或三个发展向度为人类社会带来及其矛盾、复杂的后果：

首先，时空的分离使现代社会制度迅速在全球范围内扩张开来，它一方面为人类创造了数不胜数的享受安全的和有成就的生活的机会，但在另一方面也有其非常明显的阴暗面；

其次，“脱域”机制的发展使得各种互动关系超越了时空的延伸，进而构成了一些抽象的操纵系统，越来越脱离控制。

这就构成一个矛盾现象：

一方面社会自身行动的力量日益增长，另一方面则是控制社会的能力越来越弱。

所以现代性导致了一个“风险的社会”；

第三，知识的反思性运用表明，虽然所有社会生活的形式都有赖于行动者对社会生活的知识，但所谓的“必然性知识”实际上并不存在。

更为重要的是，它让人们意识到如下见解是错误的，即人们认为有关社会生活的知识了解得越多，就可以更好地控制自己的命运。

因为权力的影响、价值的作用和无法预期的偶然性都会改变命运的结局。

由此，对确定性的知识的寻求反而增加了命运的不确定性。

比较一下三位思想家关于现代性的看法，不难发现他们的如下差异：

利奥塔怀疑理性，哈贝马斯捍卫理性，而吉登斯则认为理性并不一定导致社会变化的更多可控制性。

其实三个人的核心思想都是一致的，即主张激进的现代性，只是路径不同而已：

利奥塔与哈贝马斯在两极，吉登斯则处于中间位置。

他们三人也有各自的缺点：

利奥塔把现代性问题转化成修辞学问题；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未体会到利奥塔提出的差异、多元和宽容的深刻含义，而吉登斯则完全忽略了现代性的文化层面。

整体上看第三期现代性阶段人们对现代性的态度，与第一、二期比起来，它们具有如下特征：

首先，这一阶段的现代性论争是围绕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复杂关系展开的，由此更深刻地展示了现代性的复杂性；

其次，为反思现代性建立了一个外部的参照体系，从而暴露出前两个阶段的现代性反思所具有的隐蔽的局限性。

（三）现代性的内在悖论：

两种现代性

通观人们对现代性的态度的历史演变，能看出现代性具有什么特征吗？

如果人们意识到前述对现代性的复杂态度和理论反思本也内在地隶属于现代性，那么，现代性就具有了如下两方面的特征：

一、对传统的反叛；

二、对自身的反叛。

现代性具有一种“现代性反对现代性”的悖论性。

这恰如英国社会学家鲍曼所说：

“现代性的历史就是社会存在与其文化之间紧张的历史。

现代存在迫使它的文化站在自己的对立面。

这种不和谐恰恰正是现代性需要的和谐。

”（《现代性与矛盾性》）

对现代性的悖论性的揭示具有什么意义呢？

首先，它打破了现代性的总体性和单一性的神话，使人们早先那种现代性必将使人类获得整体的进步、解放与自由的梦想破灭；

同时，它让人从历史的深处看清了人类的现代求索所具有的丰富复杂的效应和内涵。

正因如此，不同的人在谈论现代性的时候，便看到不同的方面。

A、作为总体性概念的现代性

人们常用现代性来指称自启蒙运动以来人类社会所呈现的总体特征，相对于传统性：

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在《现代生活的画家》（1860）一文中说：

“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

”

现代性包含了历史现象、观念形态和社会实践过程

涵盖现代、现代化、现代主义、现代性

B、作为地方概念的现代性

事实上，并无统一的无所不包的现代性，只有不同层面、不同区域和领域的诸种现代性：

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说：

“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

”（《现代性的后果》）

德国哲学家维尔默指出：

“对我们来说，现代性是一个具有认知、审美和伦理—政治意义的无法超越的地平线。

”（《现代性的持久性》）

美国比较文学家卡内利斯库则认为：

“在最宽泛的意义上说，现代性就体现在以下两方面的价值观的不可调和的对立之中，一方面是资本主义文明那客观化了的、社会方面可以度量的时间，另一方面是个人的、主体的和想象的时间，自我展示所创造的私人时间。

”（《现代性的五幅面孔》）

依据社会学家霍尔的看法，现代性就是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四个方面的互动过程：

1、政治层面：

在广大复杂的现代民族国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