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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看着不远处王涛正带领部分战士在一块儿平地上搞军事训练,王涛拿过一名战士的枪作射击示范……
她的内心本来充盈着安全感。
然而就在这时,她竟看见几天前派下山去的通讯员带着敌人摸到山上,就在附近埋伏着。
叛徒!
她想立刻跑过去把叛徒的事告诉王涛和战友们,她还想大声呼喊王涛迅速朝举枪瞄准他的敌人射击,她恨不得自己手上有把枪,一枪毙了那个瞄准自己丈夫的敌人!
可是,一切都还没来得及做,就听见一声枪响!
敌人的子弹击中了王涛……
她根本顾不上敌人疯狂的射击,只想即刻飞奔到王涛身旁,可梦里的她双腿就像灌了铅一般,沉重得迈不出去。
她分明看见王涛胸前有大片血迹,仍手持驳壳枪指挥同志们向敌人还击。
突然,王涛的脚上又中了一枪,就倒在离她不远的地方。
她冲了过去,抱起王涛,想扶他起来,可已经扶不起来了。
他就像不死的魂灵一直战斗到停止呼吸!
她多想背起他一起走啊,可敌人恶魔一般号叫着冲过来,悲痛欲绝的她仍有一丝理智,赶紧把王涛身上放文件的挎包取下来,拿过他手中的驳壳枪转身钻进密林,顺着山沟向山上跑去……
每一次梦到此时,一切便戛然而止――1941年9月21日,是镌刻在张子芳生命里最悲怆的日子。
张子芳当时怀着王涛的第三个孩子(另外两个孩子一个夭折,一个寄养在一位老乡家里),而且即将临产。
她拖着沉重的身体,艰难地穿行在密林深处。
她不怕荆棘刺脸,不怕杂草丛枝牵绊纠缠,肉体的痛都不算痛,她只觉得心在滴血。
可是,她不能倒下。
她必须保住腹中王涛的骨血,保住王涛随身保存的党的机密文件――如果机密泄露,将会使党的组织系统遭到灭顶之灾……她拼尽性命地奔跑着,开始,她还能听见敌人大喊“抓活的,抓活的……”渐渐地,那喊声被风声,被密密的树林阻隔得越来越远……也许是害怕中埋伏,敌人只是在密林之外嘶喊着叫骂着,一边喊一边乱放枪,却没敢往密林深处真追。
敌人撤退后,战友们冒着生命危险下山寻找王涛的遗体。
遗体找到了,可是王涛的头颅却被丧心病狂的敌人残暴地割去,装在木笼子里,挂在龙岩城门楼上“示众”。
那天夜里,战友们心怀悲愤眼含热泪就地掩埋了王涛同志的遗体。
天空飘着一阵紧似一阵的秋雨,雨脚如麻,悲悲切切凄凄,它们就像感知了这山河日月人心的共同悲戚,赶来送王涛烈士最后一程――
王涛,原名王祖英,号芷沅,1908年农历2月9日生于湖南省江华县沱江镇的一个小地主家庭。
六岁启蒙读私塾,1925年在湖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读书时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党早期党员之一。
1927年冬,党派他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学成回国后,曾任广东省东江青年团特委书记兼红军学校教育长。
1930年春,他受中共两广省委的派遣,和戴月来到砰石,以特派员身份帮助中共湘南工作委员会进行整顿工作,将中共湘南工委改建为中共湘南特委。
1931年8月,根据两广省委的指示,在湘南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上,王涛担任改组后的特委书记。
1934年秋,时任中共湘南特委书记兼自卫营营长的王涛奉上级命令率领部分游击队员前去迎接从江西瑞金出发、为长征打前站的红军队伍,而红军队伍派来同王涛接洽的代表是跟他同年出生――均生于1908年,同年入党――(均于1925年入党),湖南老乡李握如。
彼时彼地,两个有着远大革命理想和抱负的青年双手相握,谁也不曾想到,日后他们会先后走入一个小他们六岁、名叫张子芳(1914年9月15日出生)的女人的生命中。
也许,生命中的相遇是早就安排好的。
李握如和王涛,此生仅此一握,之后再未相逢。
可是,在他们的心中,是否有过那么一刻如电光划过生命似的心意交流?
抑或是冥冥之中,一种托付今生的泣世情缘早就注定?
历史的机缘巧合在张子芳的生命中埋下一个旷世伏笔。
而无论如何,1934年秋都是中国革命历史以及许多革命者传奇的一个开端。
正是在1934年秋,送别了李握如一行人后,王涛率领部分游击队随红一方面军开始踏上长征的漫漫征程……途经贵州、四川时,王涛曾两次负伤,后被调到红四方面军党校任教员。
红军到达陕北后,他又奉调中央党校任教员,赤卫军营长。
1937年初,王涛调任中共陕北省委常委兼统战部部长、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等职。
那时,张子芳刚到陕甘宁边区党委妇女部任组织干事。
工作两个多月后的一天,组织上通知她作为边区党委的代表参加延安县的党代会。
就在她离开边区党委妇女部期间,妇女部部长李坚贞大姐看王涛是单身,就和同志们商量把张子芳和王涛撮合到一块儿。
李坚贞是福建人,很早就参加了革命,是位参加过长征的女同志,做事雷厉风行。
张子芳参加完党代会一回来,李坚贞大姐就找到她说,王涛可是个好同志,他是湖南江华瑶族自治县人,早年参加革命,十七岁就去苏联留学,回国后在广东做过团省委的书记,后来担任过湘南特委书记,长征到陕北后,在中央党校当过教员,子芳你也是个好同志,你们都是单身,能不能建立特殊的关系?
张子芳对李坚贞大姐的提议感到很突然,一时不知怎么回答才好。
只好面带羞怯地说,让我考虑考虑再说吧!
李坚贞和几个大姐一听张子芳说可以考虑,便性急地把张子芳的被子搬去了王涛屋里。
张子芳就这样被同志们“撮合”与王涛成了婚!
1937年下半年,王涛接到党中央调他到南方去参加整训改编红军游击队的命令。
这次的主要任务是把长征时我党留在湘南地区坚持战斗的各个游击队集中起来,经过整训后编入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同时迅速恢复和发展我党在湘南地区的各级组织,努力扩大我党在该地区的影响,积极开展统战工作,推动该地区的抗日民主斗争的发展。
王涛到湖南的公开身份是“新四军驻湘南通讯处主任”,对内则是中共湘南特委书记,驻地为郴州县城。
组织上要张子芳也随同王涛一起去湖南工作。
但当时张子芳考虑陕甘宁边区党委妇女部人手少,工作刚开展起来,事情多,又是学习锻炼的好机会,而南方自己没去过,环境陌生又不会说南方话,所以没跟王涛商量就跟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同志写了封短信,要求在实际工作中锻炼一段时间再到南方去。
李富春同志答应了她的请求。
随后,张子芳才告诉王涛自己暂时不去南方的想法。
王涛善解人意地说,那你就暂时不要去了,但要跟组织上讲清楚。
她说自己已经跟李富春同志汇报了,也得到了他的同意。
在这种情况下,王涛作了一番准备就启程了,临行前,他把自己长征时从南方骑来的一匹小骡子留给了张子芳。
在王涛离世后的漫长岁月里,张子芳常常想起那匹可爱的小骡子。
漫漫长征路,人活下来不易,小骡子能活下来走到延安更是不易。
这匹小骡子跟随王涛转战了两万五千里长征,是王涛忠实的“小伙伴”。
王涛把它留下来陪伴自己的爱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将自己最难忘的珍存留给了张子芳。
可是,当时年轻的张子芳还没有完全领会王涛的心意。
彼时彼刻,刚刚走进婚姻生活的两个人,之间还有一些生疏和拘谨,还有待慢慢熟悉并培养默契,而战争、形势和时局,不给这对年轻伴侣相亲相爱的机会和时间。
后来离开延安时,张子芳把这匹小骡子转送给了边区,从此便不知下落。
这匹小骡子的命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了张子芳心中的一个牵挂,因为,它是自己的爱人一路牵行,度过长征最最艰难岁月的“战友”……
王涛走后,张子芳全身心投入到繁忙的妇女部工作中去,先是筹备陕甘宁边区妇女大会和妇联的成立,闭会后,又开展了充实中心区,加强边区妇联组织建设和全面开展妇女中心工作,即动员妇女反对打骂,反对童养媳,反对妇女缠足,宣传男女平等,动员妇女积极参加抗日队伍,支援前方抗日,组织妇女参加锄奸队,参加农业生产等活动。
她还被边区党委派到抗大、陕北公学和自然科学院等学校去给那里的女同志讲陕甘宁边区的妇女运动发展情况。
同年8月的一天,张子芳在路上遇见了李富春,他对张子芳说,现在日寇快要切断平汉路了,你如果再不去南方可能就过不了长江了。
紧接着,张子芳就接到边区党委的通知,要她赶快到南方去。
由于形势紧迫,她迅速到中央组织部找干部科科长王鹤寿同志办理了转组织关系的手续,然后就立刻出发到南方去了。
张子芳先到了汉口,正逢日寇飞机轰炸,她在原日租界找到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他们叫她先住下。
张子芳第一次来南方,武汉八九月的天气湿热难耐,蚊子多,她又吃不惯南方饭菜,感到很不习惯。
有一天,办事处做饭的大师傅对她说,等开完伙带你到街上买包子吃。
可好不容易等开完伙来到街上,便听见空袭警报响了,只得赶快返回,包子也没吃成。
在武汉办事处待了几天后,中共长江局通知她先到长沙去找湖南省委,通过湖南省委再到湘南特委去。
她到长沙找到了湖南省委,省委的同志替她买来了旗袍等衣物,换下她从延安来时穿着的八路军军装,化了装,按省委指示向湘南特委驻地郴州出发。
她先到了来阳,正巧遇见在来阳检查工作的王涛,于是,在王涛工作结束后两人一同回到了郴州。
新四军湖南通讯处即中共湘南特委,设在一幢二层小楼的楼上,楼下是通讯处开办的“牖智书店”,张子芳和王涛就住在这里。
这时湘南特委正在开办党员训练班,对湘南地区各工矿、铁路支部的党员进行轮训。
王涛要张子芳到训练班给学员们讲党的统一战线,同时负责训练班的管理事务。
她按照在延安的学习模式,根据上级的指示,办了两三期这样的训练班。
这时特委因为工作多,人手少,又让她临时负责接待各县来特委汇报工作的同志。
1939年初,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加紧对我党我军的压迫,反共气焰十分嚣张,情况也异常复杂,有人经不起考验,叛变了革命。
在湖南,先是特委宣传部部长莫名失踪,继而特委秘书长余镓生和牖智书店的经理左代运叛变投敌,6月份又发生我新四军驻湘鄂赣边区通讯处(即湘鄂赣边区特委)人员几乎全部被枪杀的“平江惨案”。
接着又传出敌人要在湖南制造第二个“平江惨案”的消息,湘南特委立即紧急动员并采取措施预防突然事变的发生,把特委组织部、宣传部、职工部等机关分散到郴州周围地区,各机关间的信息则通过秘密交通员来传递。
8月底的一天清晨,据内线报告,敌人早上可能有行动,要进行大搜捕。
这时特委机关只有张子芳、王涛、负责行政事务的彭大保、一个厨子和楼下书店的几个店员。
王涛命张子芳和彭大保留下应付敌人,处理文件和枪支,他则匆匆赶去通知特委其他机关转移。
张子芳他们把文件处理掉,把手枪交给后街住的一位姓潘的同志的父亲藏起来。
刚安排好这一切,敌人就包围了湘南特委所在的二层小楼,十几个敌人冲到楼上,向张子芳和彭大保逼问王涛的去向以及文件、枪支的下落。
她抱着才出生二十多天的孩子,装成什么都不懂的家庭妇女对敌人说:
“王涛出去了,到哪里他没有跟我说,我也没看到什么文件、枪支。
”敌人翻箱倒柜地搜查了两三个小时,什么也没搜出来,就把她和彭大保赶出楼房,把房子给封了。
张子芳抱着孩子和彭大保在屋旁街边蹲了下来,不敢走动,怕敌人暗中跟踪,直到天黑以后,确认敌人没有跟踪才悄悄转移到后边胡同里,敲开了一位刘姓老汉的家门。
刘老汉在红军长征前就跟王涛认识,是老关系,平时他们来往也很频繁,非常熟悉。
张子芳对刘老汉说,我现在没有办法了,只能把孩子留下来请您带着,等以后情况好了我们再来领。
刘老汉二话没说就把孩子留下来了。
张子芳又让彭大保到接头点去看看,彭大保在接头点见到了特委组织部长周里同志(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湖南省委书记)。
周里同志把张子芳安排到一位地下党员家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又把她交给了铁路支部的同志搭火车去长沙找湖南省委汇报情况。
张子芳到了长沙,化装到省委的接头点,见到了时任湖南省委秘书长任佐民同志(任弼时同志的哥哥),他把张子芳带往城边一个偏僻的地方。
一路上,张子芳看到的是整个长沙城在1938年国民党实行“焦土抗战”后烧得不成样子,到处瓦砾残垣,高的建筑都没有了,只有一些低矮的房子和搭建的陋屋。
在城边,她终于见到了王涛。
他告诉张子芳,自己要到南方局去汇报,匆匆地安排她住到一位地下党员家,就又走了。
这位地下党员家里有几个孩子,很热闹,张子芳和他们相处得很好,闲谈时,她不经意地说到自己的生日是9月15日,刚好就是近几天。
这家人就买了些吃食要给她过生日,正巧这时任佐民同志来了,听说他们要给张子芳过生日,就拿出五元钱说,我就是来给子芳同志过生日的,这顿饭我包了。
同志们的关爱,使张子芳感到很温暖,也暂时驱散了她心中远离丈夫和孩子的孤单和落寞。
过了一个多月,湖南省委从长沙转移到邵阳,她随省委书记高文华同志和他的几个女儿一道去了邵阳。
到邵阳没几天,王涛从南方局回来了,带来了南方局的指示。
湖南省委立即开会,由王涛传达南方局的指示。
这时,王涛已被南方局任命为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
会后,湖南省委又转移到了衡阳,省委把各机关分散开来,由交通员负责相互间的联络。
张子芳被安排在省委组织部管文件,间或也出去跑跑交通,主要是到桂林的八路军办事处,此时办事处主任是李克农同志。
有一天,一个令张子芳悲痛欲绝的消息传来,她和王涛的儿子因营养不良,又患有严重的皮肤病而夭折了……
这是张子芳和王涛的第一个孩子,在两个人的心中,都对这个孩子心怀无限的愧疚。
失子之痛让两个人的心更近了,彼此心疼着对方、抚慰着对方,互相体贴,互相鼓励,环境虽然险恶,但充盈在他们心中的是一份默契的关爱和感动。
为了工作方便,张子芳和王涛随后又搬到了湘潭。
在湘潭,他们找了一座相对独立的房子和一位烈士的母亲扮作一家人住了进去。
这位烈士的母亲是山西人,口音和她相近,她们就假扮成母女。
他们把两边的厢房当作卧房,中间的堂屋用来会客,省委的同志经常来这里开会。
他们在堂屋放上桌椅和麻将牌,有人来时大家就假装打麻将,没人来时就开会。
1940年,湖南省委接到中央的电报指示,要召开党的七大,省委需要派代表参加。
湖南省委决定派王涛作为湖南省的代表到延安去集中,准备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时,张子芳已怀上了第二个孩子,组织上要张子芳随王涛一起去延安。
他们来到桂林,准备让桂林的八路军办事处安排他们去延安。
由于国民党当局不给他们发放通行证,致使他们在桂林滞留了半年,其间,张子芳在桂林生下了她跟王涛的第二个儿子。
这时正值皖南事变前夕,国民党顽固派又掀起了反共浪潮,形势一天天紧张起来,他们都很焦急。
突然,王涛接到了党中央的电报指示,任命他担任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的委员,兼闽西特委书记,要求立即赶往闽西就职。
他和张子芳稍做准备就马上背着儿子前往闽西。
他们由湖南经广东进入福建,一路上避过了无数次敌人的检查盘问,在南委同志的接应下,安全抵达了闽西特委的所在地――福建省龙岩县。
闽西的形势也很紧张,特委和县、区的各级党组织都从城里撤到周围的山上去了。
他们和特委接上关系后准备和特委机关一起行动,但带着孩子不方便,也很危险。
张子芳和王涛商量后把孩子送到山下,交给老乡抚养。
在闽西特委组织部长魏金水同志(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福建省省长)的安排下,张子芳把孩子送到了龙岩城郊一位可靠的农民家。
这位老乡自己也有一个年龄相仿的男孩儿,但为了避免引起敌人的注意,老乡毅然把自己的亲生儿子送了人,一心一意照料张子芳和王涛的孩子。
后来张子芳听说这件事,心里是说不出的感激,她深深体会到闽西人民对革命的真挚情意。
1941年1月20日,闽西的国民党顽固派又发动了“闽西事变”,公开反共反人民。
闽西反动当局调遣省第九、第十一两个保安团和龙岩县保安大队等反动武装,向闽西特委和各县委机关驻地进攻,大肆捕杀共产党员、游击队员和革命群众。
顿时,白色恐怖笼罩了整个闽西大地,各级党组织危在旦夕。
王涛虽然到任不久,对当地的情况很不熟悉,但在这危急关头,他沉着应战,一面机智勇敢地组织革命武装还击敌人的进攻,一面妥善地、有计划地撤退,将各级机关隐蔽到深山密林之中,保存革命力量。
当时,特委机关只有二十多人,所领导的武装力量也不足百人,要同几十倍于我的敌人作战,王涛不得不着力提高大家的军事技术和政治觉悟,坚定革命必胜的信心。
因此,尽管当时环境险恶,战斗频繁,机关经常转移,他仍然利用战斗间隙,办起政治军事训练班,亲自任教员,给干部、战士上军事课,并指导他们进行军事训练。
同时,他考虑到将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又增设了文化课,派人教大家识字。
当时,机关里的许多同志都出身贫苦,没读过书,年纪又大,学起来很吃力,而且对学习文化的重要性也认识不足,所以学习积极性不高。
有一次,陈水锦、戴炳辉等人借口去拾柴、挖野菜,逃避上文化课。
王涛发现后,并没有责怪他们,而是耐心地进行引导:
“你们去拾柴、挖菜是好的,但学习文化也很重要。
现在能打仗就行了,可是,将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文化是寸步难行的。
你们两个是班长,应该带头学好文化知识,怎么可以逃避呢?
”在王涛的悉心教导和严格要求下,大家不仅提高了政治觉悟和军事素质,还提高了文化水平,革命斗志也日益旺盛。
由于条件艰苦,王涛积劳成疾,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就突发了两次大吐血,但他仍以惊人的毅力坚持工作和斗争。
敌人的“围剿”在不断加剧。
为了防止敌人的突然袭击,特委机关不得不经常转移驻地,大家过着风餐露宿的生活。
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山下的食品送不上来,有时几天吃不上一餐饱饭。
为了克服困难,王涛号召大家自己动手采摘蘑菇、野菜来充饥。
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大家仍然互相鼓劲,团结战斗,对革命充满信心。
在王涛的领导下,闽西特委凝聚成了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多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正因为这样,敌人对王涛恨之入骨,将他列为重赏缉拿的对象。
1941年9月,闽西特委机关转移到了距龙岩城约二十公里的合溪与马坑交界处的深山密林中。
这是个难得的好地方,前面是居高临下的一条大山沟,背后是高山密林,既不容易被敌人发现,又能进退自如。
特委机关搬来十几天后,魏金水、陈卜仁等领导干部带着小分队出去做群众工作,机关里只剩下了二十二人,其中,干部只有王涛夫妇,其余的都是警卫员、炊事员等勤杂人员,而且大多数是新战士。
在这里,王涛和平常一样,每天都利用驻地前的一块儿小草坪对战士进行军事训练。
9月17日,王涛派了一个名叫柯月香(绰号“木头”)的通讯员下山传达特委指示,但到了规定的时间仍不见他回来,大家都很着急。
按规定,派出去的人一旦出了事,特委机关是要立即转移的。
但王涛考虑到现在情况不明,熟悉当地情况的领导干部又都不在场,马上转移有一定困难。
再说,此地地形有利,只要提高警惕,加强警戒,就能防止意外情况的发生。
因此,他决定再等一等,视情况而定。
为防万一,他在离驻地较远的沟口方向布置了双哨,密切监视敌人的行动,并做好随时战斗准备。
被派下山的通讯员果然成了可耻的叛徒。
9月20日深夜,敌保安第九团的二百多顽军,在叛徒柯月香的引领下悄悄地摸进了山沟,企图袭击特委机关。
在沟口放哨的两个哨兵都是没有打过仗的新战士,发现黑压压的敌人后吓慌了,既没有回来报告,也没有鸣枪示警。
次日凌晨一两点钟,敌人摸到了特委驻地附近,在树丛中设下埋伏。
天刚蒙蒙亮,王涛带领十多个战士来到小草坪上进行军事训练。
正当他拿过一个战士的枪,给大家作瞄准的示范动作的时候,敌人在叛徒的指认下,把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他……
这就是百岁老人张子芳夜夜梦中醒来惊出一身冷汗的1941年9月21日。
在王涛牺牲三周年后的1944年10月,抗日战争已经显现出胜利的曙光。
可是,闽西的国民党顽固派仍然消极抗日,积极反共。
为了武装自己,坚持抗日,并纪念在闽西大地上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的党的好干部王涛,闽西特委决定,组建以王涛的名字命名的“王涛支队”。
这支人民革命武装力量,曾经三次挥师龙岩,令敌人闻风丧胆,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
“王涛支队”在战斗中不断壮大,由原来的四十九人迅猛发展到三千多人。
后来,“王涛支队”扩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区纵队”,配合南下大军解放了粤东、闽西南的广大地区,坚持武装斗争直到全国解放。
张子芳曾经无数次想回去寻找王涛的坟冢,哪怕就坐在他的坟旁陪他说上一会儿话,哪怕什么都不说,只是望一眼,给他孤零零的坟上培点儿新土献上一束小花……然而,惨烈的革命斗争生涯中连如此小小的愿望也难以实现。
我是在张子芳老人百岁生日之前采访她的。
那一天,阳光柔和地照在张子芳老人的身上,她满头银亮的发丝在阳光的照射下透出无比幽深、曲折而又坚毅的光芒。
我坐在她的近前,心中充盈着对老人的无限崇敬。
尽管来采访之前,我对老人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吃过很多苦,遭受过常人无法想象的罪的苦难辉煌有所了解,可是,在采访完老人之后许多个日日夜夜里,我依然无数次地觉得自己无法去面对老人这一生所遭遇的一场又一场残酷而又惨烈的痛失,那一个又一个遥远而刺目锥心的画面,仿佛从历史的幽深中被无限放大到我的眼前……
还是1941年9月21日,夜,大风,暴雨。
黑夜里,张子芳拖着即将临产的身体,挺着大肚子,在同志们的搀扶下向另一处山沟转移。
一路上腥风夹杂着暴雨,迈出去的每一步都像是踏进了一个无底的黑洞,可是停下来就意味着无力自拔身陷危险,只有不停地前进再前进,踏碎脚下所有的冰冷和黑暗,才可能迎来一线光明,争取一线生机,闯出一条充满希望的路。
他们坚持着走过密林之后,听见河水滔滔。
崖下边就是一条河,此时的河水因雨暴涨,水流湍急嚣张,发出猛兽般的咆哮,仿佛一口便能吞噬一切。
在干旱少雨的黄土高坡长大的张子芳,面对滔滔洪水不由得再次悲从心生,她禁不住又想起王涛,想起他们在山中的艰难岁月:
王涛患有严重的胃病,在闽西的山上他吐过几次血,为了不影响大家的情绪,每次都是悄悄地吐在脸盆里。
张子芳也有胃病,经常疼得咬着牙在地上打滚。
更令人头痛的是她还患上了严重的夜盲症,一到晚上什么也看不见。
那时,在山上打游击,都是昼伏夜行。
晚上行动时都是王涛搀扶着她给她引路,王涛就是她的拐杖。
王涛的细心体贴默默地润泽着她的心田,她渐渐地真正地爱上了这个沉稳、干练、机智、果敢、坚定而富有情怀的男人。
山中的日子居无定所,食不果腹,可是也只有在山中艰难险恶的这段岁月里,她跟王涛形影不离恩爱相随。
可是啊,美好竟是如此的短暂,王涛牺牲了,只剩下她一个人,面对着滔滔河水,她是多么想念王涛啊……
大家都懂得她的悲思,四五个男同志默默地用尽全力小心地护卫着怀胎十月的她游过河去。
第二天,看着快要临产的张子芳,战友们觉得必须找一个既安全又安静的地方让她把孩子生下来,还得到山下找一位女同志帮她生产。
但这一切都还没来得及做,她就生产了,一个男孩儿呱呱坠地。
同志们在山上为她用杉树皮搭了一个棚子和一张床,她躺在上面,身上除了一层单薄的衣服外什么也没有,不知是谁找了块儿包袱皮帮她把孩子包了起来。
由于山上只有她一个女同志,男同志也帮不了什么忙,她只得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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