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思想的汪洋曾主笔《醒来铜陵》获大奖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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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88年在铜陵当市长的时候,财政收入“过亿不去”,只有5000多万。
过去发大水的时候,安徽人到外地不愿意说自己是安徽人,现在可以挺胸抬头自豪地说,我是安徽人。
” 汪洋以是安徽人为自豪,出生在安徽宿州的他无疑是一个很念及乡情的领导干部。
安徽不但是他生养之地,更是他事业起步的福地。
而他提到的“1988年在铜陵当市长”更是奠定了他长期改革事业的基石。
从17岁高中未毕业就因家庭贫穷而进入食品厂当工人,到26岁当副县(处)级官员、27岁县(处)级、28岁副地(厅)级、33岁地(厅)级、38岁副省(部)级、48岁官至正部,汪洋的仕途经历不仅“一刻也不曾耽误”,而且其在政治舞台上的出场也显得异乎寻常,可谓“一亮相就风华正茂”。
一位认识汪洋的人士如此评价:
其升迁之快,与他本人严以律己、积极进取的做人风格密不可分。
据称,在汪洋担任安徽省体委主任后,他的一位老朋友到合肥办事,想和他叙叙旧,汪当时已有自己的专车,却骑着自行车到火车站接他。
不过,熟悉他的人表示,这远远不是汪洋性格的全部,工作中的汪洋表现出的超前思维和果敢作风,在他出任安徽省铜陵市长,真正开始主政一方时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他就任市长的1991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十字路口,中国改革路线何去何从成为举国关心的话题。
当年11月,身处安徽铜陵的汪洋亲自部署写作、把关、改定了《醒来,铜陵!
》一文,刊发在《铜陵报》上,曾获中国新闻奖特等奖。
署名龚声的文章《醒来,铜陵!
》,呼吁“改革大潮汹涌澎拜。
历史不允许我们躺在计划经济上酣睡了。
必须解放思想,向一切僵化、陈腐、封闭的思想观念开刀”。
一场有关思想解放大讨论的序幕轰轰烈烈地拉开,在整个铜陵激起强烈反响。
令人振奋的是,15年前在皖南山沟吹响的“解放思想”的号角,在15年后汪洋主政之下的南粤大地再次响起。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巧合。
但与其说是历史的巧合,不如说是历史的必然。
汪洋当时在电视讲话中说:
“要改变观念!
有人养鱼怕偷,做生意怕骗,就是不怕穷。
”这与此后邓小平著名的南巡谈话思想很接近,显示出汪洋敏锐的政治嗅觉。
而铜陵的做法也引起了高层尤其是邓的关注。
当时《经济日报》驻安徽记者站记者敏锐地察觉了其中的改革锐意,采访了汪洋市长,及时写成报道。
时任《经济日报》记者部主任的庹(tuo)震和值班副总编杨尚德慧眼识宝,决定组织大规模报道。
1992年初,《醒来,铜陵!
》略作删节在《经济日报》刊发,配发消息和评论,并且策划了系列报道,庹震还把那组报道的切入口定为《醒来,不只是铜陵》。
其后,发表文章、通讯、评论、编后、编者按、图表、来信30余篇,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
那场大讨论被称为“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第一场思想大讨论”。
市长汪洋由此名震中国,被中央领导称为“有改革风范的少帅”。
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看到《经济日报》的报道后,非常赞同汪洋的解放思想大讨论,随后亲临广东发表南巡讲话,提出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从此,中国改革面貌焕然一新。
有报道称,1992年邓小平南巡来到安徽合肥,接见安徽有关领导,时任铜陵市长的汪洋也被点名要求参加。
在安徽省工作期间,汪洋鲜明的施政风格,给当地官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据称,汪洋的超前意识很强,在任常务副省长分管财税工作时力推一项改革,连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都说他“年纪不大、胆子不小”。
【链接】醒来,铜陵!
当历史的脚步匆匆跨入本世纪最后十年的时候,每一个铜陵人是否清醒地意识到,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我们脚下这片土地,必须重新审视我们自己。
十年磨“剑”锋自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铜陵人以“开山取宝、凿石求金”这一锲而不舍的精神,为铜陵生存、发展开拓出颇为辉煌的新天地:
——1990年与1978年相比,全市社会总产值增长3?
郾5倍,国民收入增长2?
郾6倍,国民生产总值增长2?
郾7倍,工农业总产值增长3?
郾3倍。
1990年与1985年相比,在省辖九市中,我市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人均工农业总产值增长幅度分别居第5位、第2位和第2位,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也居第3位。
统计数字证明了一个铁一般的事实:
铜陵在前进;
——“铜陵特区”已早为人们所淡忘,而淡忘的又岂止是这一名称:
工业持续22年“单打一”采冶铜已被有色、化工、纺织、电子、建材五业并举、齐头奋进所取代;
农业也不再是传统的种植业,而是农、林、牧、渔、工、商、运、建综合发展的大农业;
铜官山下、天井湖畔,水、电、气管线密如蛛网,成片的厂房、住宅楼各呈风姿……这一切都寓示着一个新的工业港口城市正在孕育之中。
每一个铜陵人、每一个熟悉铜陵的四方宾客,都会为铜陵的飞速发展而自豪。
人们知道,这10多年是铜陵建市以来最辉煌的时期,经济发展最快,城市居民受惠最多……同处一江景不同 然而,当我们拿起理性的放大镜,回顾我们所走过的每一个履痕时,便会在辉煌中看到不足、看到令人震惊之处:
1990年与1985年相比,全市全民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产值增长了31.9%,但销售收入利税率却下降2.85个百分点,资金利税率下降2.28个百分点,固定资产产值率下降16.89个百分点,留利水平下降22%。
无情的数字告诉了人们一个难以置信、却又不得不接受的事实,即在“六五”末期效益水平已经很低的基础上,经过5年的艰苦努力,我市的主要经济指标不仅没有上升,反而惊人地下降了。
高速度为什么没有带来高效益?
与沿江地市县相比,同处一江景不同。
这是为什么?
!
1989年全民独立核算工业人均创利税,全国是3851元,全省是2501元,而铜陵仅有1741元。
我们还常常为铜陵“七五”的高投入而沾沾自喜,但殊不知,投入像一根“魔棍”,变化多端,既可以变为“宁馨儿”,又能够化为“丑八怪”。
截至1990年底,市属地方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债务总额已高达8.23亿元,其中外债3058万美元。
这些债务的61.2%(5.03亿元)要在1992年以前还清。
而1990年实际只还了0.4亿元,其中还有0.15亿元是靠免税还的。
按照现有企业的盈利状况推算,我市每年的债务利息都难以全部偿还。
高投入为什么没有带来高产出?
除此之外,不足和差距还有很多很多:
产业结构仍不合理,产品的结构层次和质量档次仍然偏低;
农业的保障体系相当脆弱,生产力水平亟待提高;
各项事业的发展很不平衡…… 对这些,一些有识之士心中充满了困惑与焦虑。
铜陵为什么不能发展的更快一些?
为什么不能解决别人已经解决、或正在解决的问题?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当我们站在21世纪的门槛边,倾听着大江东去拍岸的涛声的时候,不能不深深地思索:
怎样才能医治好我们身上的“疾患”,以健壮的体魄,去创造铜陵更辉煌的明天?
剔肤见骨找病根 透视铜陵这个既健康又染疾的肌体,不同识见的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作出不同的“诊断”。
但是,一个最准确的诊断,已经由历史老人作出了,这就是:
思想还不够解放,观念未及时更新,精神还不够振奋,商品经济意识淡薄。
这些“病源”互相渗透,彼此诱发,产生了阻碍我们前进的一个又一个“病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观念不强:
有些部门和单位,以“自我”为中心,符合自身利益的事就办,不符合自身利益的事就推。
外地进城劳动力的管理,与此沾点关系的部门都抢着伸手揽,而集资修路建桥等,有关单位就拼命往后退。
企业兴旺的时候,各个部门都想去捞一把;
企业困难的时候,不少部门都撒手不管。
还有一些部门和单位,处理工作以文件为中心,以条条为标准。
有个企业为了优化生产布局,曾经打算将企业的内部结构作适当调整,但有关部门却从条条出发,不给配套政策,使企业调整无法进行。
一个外商很有兴趣的微波炉项目,本应在铜陵落户,但这个说资金不落实,不能批立项,那个说没有立项不能给资金。
各用各的文件,各持各的道理,扯皮扯了一年半无结果,外商一气之下跑到大连,人家半天就立了项。
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表现在其他工作与经济工作两张皮上。
文化、教育、卫生、宣传、组织、统战等部门部署工作,有不少可以也应当与经济工作相结合而没有结合,就在知觉或不知觉中影响了经济建设。
某厂党委一位领导,在一次和主管部门干部交谈时,竟说“生产上的事我们一概不管”。
在这样的干部心中,哪还有“中心”的地位?
商品经济观念薄弱:
在商品经济已占很大比重的今天,我们相当多的厂长和经理至今仍在迷恋产品经济的“温床”:
争保护、要计划有门,闯市场、搞经营无术,全然没有效益观念。
麻纺产品严重积压,就是不能进行有效地推销和处理。
有些企业,舍得花钱搞基建、盖办公楼,却不愿花钱抓技改,与经济发达地区形成强烈的反差。
就是抓技改,也是无头苍蝇瞎忙乎。
某厂搞技改,投资几百万,试车几个月,产量上不去,成本下不来,报捷之声犹在耳边,却停止了生产。
一查,原来是工艺、技术早已落后的项目。
在农村,则有相当一部分人“种树怕吃亏、养鱼怕偷、办工厂怕倒、做生意怕骗”。
这怕那怕,就是不怕挨穷受苦。
商品经济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而我们的一些企业,愿意花钱买轿车、搞装潢,就是不愿花钱培养人才,不愿接收大学生。
现有的人才不敢用、不会用,外面的人才不给进,企业靠什么求生存、图发展?
发展商品经济必须最大限度地占领市场,但我们的一些经济主管部门和企业,市场观念十分淡薄。
多数企业的销售工作十分薄弱,中央的政策不敢用,省里的政策不会用,市里的政策不知道用。
市府(90)50号文件对处理积压产品等问题,规定得很宽、很明确,可就是有那么一些经营者不学习,不研究,任其产品涨库积压。
我市拥有的销售队伍数量,不说与江浙比,就同桐城县的10万销售大军比,也相距甚远。
精神状态不振作:
从机关到企业,都有那么一些人,特别是少数领导干部,目标不明,任务不清,得过且过,不思进取。
对于本部门、本单位在今后3年应该实现什么目标,今后5年能达到什么水平,采取哪些办法和措施,存在哪些问题和困难,心中无数,却泰然处之。
一些干部“过糊涂日子当太平官”:
坐机关的,不知道要研究哪些问题,搞好哪些服务;
办企业的,不了解市场如何变幻,不懂得新品种怎样开发;
搞农业的,讲不清粮食产量多少,水利设施如何,多少人温饱没解决。
有一些干部,整天长吁短叹,畏首畏尾:
处理积压产品怕亏损,开发新产品怕没市场,进行技改怕缺资金,处理不合格工人怕遭报复。
还有极少数干部,或浑浑噩噩,或谋私钻营,有的竟置党纪国法于不顾。
改革意识不浓:
经济社会工作中的许多深层次问题,只有靠深化改革才能解决。
但我们的不少同志,仅仅把改革叫在口中、写在纸上。
大家都赞成住房制度改革,但适当提高房租、多住房子多拿钱,一些人就大叫大嚷受不了。
公费医疗的漏洞众人有目共睹,但不少人又不愿承担改革的风险。
在居民区进行安装有线电视的试点,受益者都说是件大好事,但一提要自己掏点钱,又说“这不能算是办好事”。
都说分配不合理,但在企业实行质量工资制,又有人说技术低的工人吃了亏。
“铁饭碗”都说要打破,但让违纪工人下岗,或作出处理,就有人四处说情。
在他们的眼里,改革都必须对自己有利,个人不能作出任何一点牺牲。
对外开放观念差:
铜陵位于长江黄金水道之旁,又是皖江开发开放四城市之一。
可我们的一些部门单位的领导、职工又是怎样对待开发开放呢?
今年初,当南京市一位副市长率团来铜考察时,在城外转了一个多小时方才摸进城,其原因就是本市入口处连个起码的标记也没有!
一位外商结束访问离铜时,要用美钞兑换人民币去结账,但有关人员正在学习,还说:
“对不起,业务暂不办理!
”一位意大利商人来铜陵住旅馆,面对积满灰尘的窗户、掉了螺栓的马桶盖和污迹点点的被套,他问道:
“这像做生意的吗?
”我市第一个较大的中外合资项目——金光延压加工有限公司,从立项到审查,从筹资到审批,前后费时近两年,盖了几十个公章,才得以上马。
如果不是外商有耐心,这个项目早就告吹了。
以上形形色色的问题我们又没有及时正视它、解决它,才导致铜陵过去某些方面的落伍和现在某些事业发展上的裹足不前。
解放思想是先导 思想的解放常常是正确行动的先导。
1978年全国范围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赢得了人们思想的大解放,赢得了全国10多年的大发展。
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经济要开放,首先思想要解放。
开展“理思路、抓落实、奔小康”的大讨论,意在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对此,每一个铜陵人都应积极参与。
当然,思想的解放往往需要进行痛苦的反省。
鲁迅说过:
“我常常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无情地解剖我自己。
”每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铜陵人,在大讨论中,都不应讳疾忌医,而应当勇敢地拿起时代的解剖刀,割除自己灵魂深处的一切毒瘤和病根。
如果我们继续抱着僵化的思想、陈腐的观念、封闭的意识、萎靡的士气,那么,不是危言耸听,在迎接新世纪到来的十年接力赛中,我们铜陵将被别人抛得更远!
改革大潮澎湃。
历史不允许我们再躺在产品经济上酣睡了。
环顾神州,时不待人:
沿海经济上去了,山东经济上去了,省内各城市也在你追我赶。
每个有志的铜陵人都应该扪心自问:
怎样才能无愧于脚下这块浸满烈士鲜血的土地?
醒来,铜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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