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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回答说：

“丘未成年时居住在鲁国，身穿从手腕到腋下的衣袖都很宽大的衣服；

年长以后居住在宋国，戴宋国所保留下来的殷商时期的礼帽。

丘听人说过，君子的学问广博，他所穿戴的衣冠入乡随俗。

丘不知道儒者有特定的服饰。

说解：

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哀公来到孔子家中，见到孔子衣冠与众不同，怀疑是儒者的服饰，因此而询问儒者的服饰是什么样子。

但是，哀公的问话之中，含有对儒的不尊重之意，所以，孔子不说儒者的服饰，而强调儒者的德行。

本篇之中，孔子讲“儒行”的内容有十七条，其中前十五条讲贤人之儒，第十六条讲圣人之儒，第十七条是孔子自明其道。

孔子所穿的“逢掖之衣”是什么样子呢？

“逢”字通“蓬”，是盛大的样子；

“掖”字通“腋”，是衣袖宽大的样子。

“逢掖之衣”也叫做“大袂襌衣”。

鲁哀公为什么会对孔子的服饰产生疑问呢？

因为按照礼服的规定，士以及庶人的衣袖宽度为二尺二寸，袖口一尺二寸；

大夫以上官职的人，所穿的衣服为“侈袂”，衣袖长三尺三寸，袖口一尺八寸，朝祭时所穿的衣服有表有里而不能是单层。

孔子当时所穿的“大袂襌衣”，衣袖宽大而与庶民不同，单层而无表里又与庶民相同，此即“大袂深衣”。

正因此衣既异于大夫之衣，又异于庶民之衣，所以使哀公产生了疑问。

鲁国有“大袂襌衣”，孔子未成年时居住在鲁国，因此身穿有道艺的君子所应穿的“大掖之衣”，既区别于大夫，又区别于庶民。

此是孔子少年所居住的鲁国的衣服样式。

按照礼仪规定，臣子朝见国君，应该身穿朝服，但孔子此时所穿的是常服，因为当时孔子刚刚从卫国回到鲁国，是鲁哀公来到孔子住所，而不是孔子上朝朝见国君，所以，衣冠与朝服不同。

孔子所戴“章甫之冠”是怎么回事？

孔子成年时，在宋国举行宣示成年的冠礼，因此穿戴宋国士人的衣冠。

孔子是殷商之后，在周武王伐纣之后，周朝取代了商朝，分封殷商后裔在宋国，保留殷商衣冠礼仪制度，奉祀殷商祖先，即使宋君前去觐见周天子也不称臣而接受贵宾待遇。

但是，根据《曲礼》，离开本国经过三代之后，在兴起之时，服从新兴国家的衣冠制度，从离开宋国的孔子曾祖孔防叔开始，经过高祖木金、祖父伯夏、父亲叔梁纥，到孔子已经五代，礼应服从鲁国的礼仪制度，却仍然戴殷商的“章甫之冠”。

如今，孔子身在鲁国，为什么穿戴宋国士人的冠呢？

因为《曲礼》中所说的离开本国经过三代之后，服从新兴国家的制度，所强调的只是礼仪制度，并不要求在衣冠方面也必须服从；

孔子意在承续夏商周三代之礼而立新法（即《春秋公羊传》中所说的“通三统”），因此，所戴的冠也与当时不同，而且所行之事也多用殷商之礼，正如孔子告诉颜渊时所说的那样：

“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

孔子当时所穿戴的究竟是不是“儒服”呢？

应该说是，否则，孔子为何要那样穿戴？

那岂不是太随便了吗？

更何况《礼记》之中专门有一篇《深衣》，所记载的就应该是“儒服”的“制度”。

后世先儒也非常重视深衣，其实也就相当于把深衣看作“儒服”了。

但是，孔子却未承认此是“儒服”，孔子在此却说“不知儒服”，并说其服饰只是依照所居之地的服饰习惯，为什么呢？

首先，孔子的言外之意是委婉地强调儒者之行，而不希望鲁哀公把“儒服”看得比“儒行”更重要。

儒者学习圣贤君子之道是首要的，与众人所不同的是道德修养有高低之分。

如果没有道德修养，即使衣冠楚楚，也不能算是儒者。

其次，孔子虽然“通三统”，只是“述而不作”，只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只是依道义损益古制，而不以立法者自居。

孔子当时的衣冠，虽然可以看做是“儒服”，但是，后世从未明确规定过儒者必须以此为儒者的专门衣冠。

儒者的衣冠并无特别的规定，这是与后世的僧道不同的。

僧道的衣冠有别于众人，其衣冠也是其信仰的一种标志，但是，儒者既可以在朝廷为君为臣，也可以在野为民，因此，不刻意追求在服饰方面与众不同，但也绝不对穿戴毫不讲究、完全随意。

从“其服也乡”来说，君子应当穿戴自己的传统衣冠，历来被称为“衣冠上国”的中华民族更应尊重传统衣冠。

哀公曰：

“敢问儒行？

”孔子对曰：

“遽数之不能终其物（１），悉数之乃留（２），更仆（３），未可终也（４）。

”哀公命席（５）。

（１）遽数（ju4shu3）:

仓促之间逐一讲说。

终其物：

把儒者之行完全说清。

（２）悉：

全部，完整。

乃留：

就会用很长时间。

（３）更仆（geng1pu2）：

即使到了君主更换太仆的时候。

（４）未可终：

无法说完。

（５）命席：

令人铺设坐席。

鲁哀公说：

“请问儒者之行是什么样的？

“要在仓促之间逐一讲说，不可能把儒者之行完全说清。

要全部逐一说清楚就会用很长时间，即使说到君主更换太仆的时候，也无法说完。

”鲁哀公令人铺设坐席。

儒者的德性，说来简单，但是，儒者的德性表现在行事上，却体现于各个方面，所以，不可能仓促之间讲说清楚、讲说完整。

这意味着儒行深远，不可轻视。

如果鲁哀公要真心了解儒者之行，自然会真诚向孔子询问；

假如鲁哀公无心多去了解，那么，纵然讲说也毫无意义。

孔子说，如果详细说起来，恐怕在旁边侍奉的太仆都会疲倦，至少太仆要更换一次，才能讲完，其言外之意是，恐怕哀公更会疲倦，假如哀公的询问无诚意，恐怕不等听完就会疲倦。

鲁哀公听到孔子之说，能够令人铺设坐席，待孔子以礼，可见有真诚请教之意。

因此，孔子才娓娓道来。

孔子说：

“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

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

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论语·

卫灵公》）

孔子侍（１），曰：

“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２），夙夜强学以待问（３），怀忠信以待举（４），力行以待取（５）。

其自立有如此者（６）。

（１）侍：

陪着，侍奉。

（２）有：

为，是。

聘（pin4）：

有重大事情而被人咨询。

（３）夙（su4）夜：

早晚。

强学：

勉力于求学。

（４）举：

被推举任用。

（５）取：

选拔。

（６）自立：

自修以立身。

孔子侍奉在旁边，说：

“儒者，是座席之上的宝玉而等待着被聘任，早晚勉力于求学而等待问讯，心怀忠信而等待有人推举，勉力于躬行而等待有人选拔。

儒者自修立身是这样的。

为什么说儒者是“珍”？

珍是宝玉，君子之德如玉。

《荀子·

法行》中记载，孔子说：

“温和而润泽，与仁相匹配；

纹理细密而又有规则，与智相匹配；

坚硬刚健而不屈，与义相匹配；

方正有棱角而不伤人，与美好的品行相匹配；

宁折而不屈，与勇气相匹配；

有瑕疵缺点也不加掩饰，与诚实相匹配；

敲一敲而发出美妙清扬的声音，而停止下来之后就戛然而止，与简明扼要的言辞相匹配。

所以，即使有美好的宝石，也不如宝玉更能显著。

”君子有宝玉一样的品德，但是绝不炫耀，也不是用来做买卖，而是等待着知己者以礼来聘用，就像有宝玉而等待识玉之人。

君子早晚勉力于求学，所学的是尧舜之善道，如此蓄德进学，但能学有所成，则可以为君主之师，而“致君尧舜上”。

但是，《孟子》说：

“人之患，在好为人师。

”所以，君子自身不求为君主之师，君主若有政事相询问，则由仁义之心出发，依礼义、遵道义而做出答复。

君子之学，在于心怀忠信，勉力躬行，正己正人，坚持道义，而不计较名利得失，这都是“务本”之学，是“修己以敬”之意。

为什么要“待聘”、“待问”、“待举”、“待取”呢？

因为儒者立身之道，在于修养完善自己，但无求于世人，也不弃世事。

《论语》中说：

“不患无位，患所以立。

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

”《荀子·

非十二子》中说：

“君子能为可贵，不能使人必贵己；

能为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

能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

故君子耻不修，不耻见污；

耻不信，不耻不见信；

耻不能，不耻不见用。

是以不诱于誉，不恐于诽，率直道而行，端然正己，不为物倾侧，夫是之谓诚君子。

儒有衣冠中（１），动作慎（２）。

其大让如慢（３），小让如伪（４）；

大则如威（６），小则如愧。

其难进而易退也。

粥粥若无能也（５）。

其容貌有如此者。

（１）中：

适中，中正。

（２）慎：

慎重。

（３）大让：

指让国、让天下之类。

慢：

傲慢而不屑。

（４）小让：

指在小节方面的谦让。

伪：

虚伪。

（５）大则如威：

遇到大事时，好似有所畏惧。

（６）粥（zhou1）粥：

柔弱谦卑的样子。

无能：

没有能力。

儒者，在衣冠上适中、端正而不求异于常人，一举一动都谨慎小心。

可以让国、让天下，好像傲慢的样子；

在日常细节上谦让，好像虚伪样子。

遇到小事时，好似有所愧疚。

儒者难以入仕而易于退身，柔弱谦卑好似没有能力。

儒者仪容表情就是如此。

儒者的衣冠，不求异于众人，但求适中而端正。

所谓适中，是适合于自己的身份、职位。

有道艺的人，衣冠应该与之相适应，从孔子的衣冠来说，既与鲁国稍有不同，也与殷商稍有不同，但其相同之处多，而不同之处少，更重要的是符合礼义。

所以说“儒者所服衣冠，在寻常人之中间，不严励以自异”，所谓“中间”，是指与“寻常人”的衣冠同中有异。

但是，在从政之时，则遵从朝廷的衣冠制度而不求异。

所谓“动作慎”，是指一切言行都谨慎小心，绝不轻率浮躁，惟恐造成不可挽回的失误。

儒者坚守道义，因此，不为权力、地位所左右，不想得到国家、天下，而是要使国家天下有道义，使百姓安宁；

儒者知道担当责任，所以，把国家与天下给予他，他也可以辞让，即使是得到国家天下时，也表现得好像很傲慢，不会因此而认为得到了什么利益权力，这在众人看来，似乎非常傲慢，好像不屑于君主之权位。

儒者依礼而行，礼必须有辞让之心，因此，遇到小事也会辞让。

儒者的辞让，必须出于诚心，但是，即使是诚心辞让，有时也会让一些人觉得似乎是很虚伪。

是否被人认为误解，不是儒者所重视的事情，儒者所重视的是能否符合道义。

儒者遇到大事时，好似有所畏惧。

为什么如此？

因为儒者不仅坚持道义，而且顾全大局、高瞻远瞩，还需要审时度势，所以，众人或许出于一时激愤或局部利益而主张的做法，儒者不能放弃原则而苟同；

因为儒者知道自己的责任，所以，言行谨慎小心，而不敢有丝毫苟且。

在出了问题的时候，儒者绝不推卸责任，而是首先反省自己，不惜自责自贬，却能宽容别人的过失。

熊十力先生说：

“如威如愧，言事关大法，不敢犯也；

即小节处，亦惟恐忽于当然之则，如有所耻。

”（《读经示要》第208页）为什么说儒者难以入仕？

因为如果不符合道义就不会入仕。

为什么易于退身？

因为对于已经入仕的人，遇到君主不符合道义的时候，三谏不从则离去，绝不苟且拿俸禄。

为什么说柔弱谦卑好似没有能力？

因为儒者不张扬，不炫耀，更不争名夺利，所以，在众人看来，遇到名利却不知去争夺，有了成就却不想让人知道，难免被人认为是柔弱、懦弱、无能，然而，就是这种不被名利所左右、始终坚持原则的人，才是国家的栋梁，才是真正能为百姓解危救难的人。

儒有居处齐难（１），其坐起恭敬；

言必先信，行必中正。

道涂不争险易之利（２），冬夏不争阴阳之和（３）。

爱其死以有待也（４），养其身以有为也。

其备豫有如此者（５）。

（１）居处（chu3）：

在平时的生活之中。

齐难（zhai1nan2）：

像斋戒一样庄重，神圣不可侵犯。

（２）道涂：

道路。

涂，通“途”。

（３）阴阳之和：

阴气与阳气的和谐。

（４）爱其死：

爱惜生命。

有待：

等待时机。

（５）备豫：

预先有所准备。

儒者在平时生活中，整齐端庄，令人敬畏，好似不易相处，举止庄重而恭敬；

说话一定是先考虑是否能实现，欣慰一定是先保持中和平正。

在道路上不计较艰险与平易的利害，冬季和夏季不争夺阴阳平和的好处。

爱惜生命而等待合适的机会，修养自身而要有所作为。

儒者就是这样预先有所准备。

”因此，不管是否从政，儒者必须先注重修身，修身的过程不是停留在书本上，更不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要把修心养性落实到日常言行之中，这就是儒者所必须事先必备的修养。

《礼记·

大学》中说：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若无平时的修养，在需要担当责任的时候，也就无法承担起责任。

儒者的日常生活就是提高修养的时候，整齐端庄是对自己的要求，对他人可以起示范作用，可以勉励他人，但不是强行要求他人，这种良好的生活习惯是令人产生敬畏之情的原因，但是，不了解的人却会觉得难以相处。

儒者的一起一坐，一举一动，都必须出于真诚的恭敬，不敢对人有丝毫的失礼。

人的修养当然是在内心，但是，必然通过言行体现出来，因此，说话之前先要考虑是否能做到，以免失信于人，做事的时候先要避免私心杂念，以免违背中正之道。

道路之上必然有艰险难行之处，也有平坦易走之处，君子不是有平易之路而不走，而是不去有意与人争夺平易之处；

君子不是有意选择艰难险阻去硬闯，而是绝不为了保全自己却把别人推到艰险难行的路上去，在两者之间必须选择的一种的时候，儒者宁愿自己选择艰险而把平易之路留给别人。

因为选择艰险与平易，所涉及到的是生死之间的选择，君子“临难毋苟免”，所以，君子为成仁而可以杀身，为取义而可以舍生。

成仁取义又是为了什么？

不能是为了得到仁义之名，而是为了使国泰民安。

冬夏的自然气候，是冬冷夏炎。

人们想在冬季得到温暖的地方，夏季得到凉爽的地方，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君子深明小人的快乐和利益之所在，而且自愿使小人得到应得的快乐和利益，否则不足以成为君子。

儒者不有意凭借外在条件得到内心的平静与安宁，也就是说，不能因为外在条件美好就快乐，不能因为外在条件恶劣就悲伤，否则，便是心役于物而不能自主。

因此，君子的“阴阳之和”不在于追求外在的“冬温夏凉”，而在于通过心境的平和使自己可以面对冬季的严寒、夏季的炎热。

为什么要如此？

因为百姓的严寒与酷暑，需要君子去解决；

君子去解决严寒与酷暑的时候，也必然是在严寒与酷暑之中，所以，君子不仅不能逃避严寒与酷暑，而且还要冒着严寒与酷暑去解决百姓的严寒与酷暑。

“暴虎冯河，死而不悔者，吾不与也。

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君子知道人生的意义何在，因此“爱其死”、“养其身”，不仅仅是为了生命与身体本身，更重要的是尽一个人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也就是为了行其道、行其义。

天下安宁的时候，正是君子行其道义的时候；

天下无道的时候，也正是需要君子使之复归道义的时候。

但是，天下有春夏秋冬，人间有兴盛衰败。

春夏季节，是万物发生和成长的时候；

秋冬季节，是万物收藏的时候。

万物收藏，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休养生息以待来年再生。

君子效法天地之道，所以，君子“得志，泽加于民；

不得志，修身见于世。

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兼善天下。

”（《孟子·

尽心上》）

儒有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

不祈土地（１），立义以为土地；

不祈多积（２），多文以为富（３）。

难得而易禄也（４），易禄而难畜也（５）。

非时不见（６），不亦难得乎？

非义不合，不亦难畜乎？

先劳而後禄，不亦易禄乎？

其近人有如此者。

（１）祈（qi2）：

相当于“求”。

（２）积：

指积聚财物。

（３）文：

道德礼义。

（４）难得：

难以被招致。

易禄：

易于得到俸禄。

（５）畜（xu4）：

不符合道义而长久留住。

（６）非时不见（xian4）：

时机不到就不会出任官职。

（７）近人：

平易近人。

儒者不以金玉为宝，而把忠信作为宝；

不追求土地，把树立礼义当作土地；

不追求多积聚财物，把增加道德礼义当作富有。

难以被君主招致却容易得到俸禄，容易得到俸禄却难以被留养。

如果时机不到就不会出任官职，不就是难以被招致吗？

不符合礼义就不同流合污，不就是难以被留养吗？

先劳累自己去做事而后拿俸禄，不就是容易得到俸禄吗？

儒者就是这样使人容易亲近。

儒者在修养上的要求与众不同，但求尽心尽力，而不争名逐利，因此，更容易使人亲近。

人们常常把金银玉器当作宝贝，但是，儒者不仅不想去争夺金银玉器，而且在从政的时候会致力于使人们各自得到该得的金银财宝，因为儒者所追求的不是金银玉器，而是坚持自身的忠信。

人们常常追求多得土地，但是，儒者不去追求积聚财富和土地，而是重视道德礼义，把拥有道德礼义当作财富。

谁不希望自己的亲人、朋友以及所结识的人拥有道德修养呢？

儒者为什么“难得”、“难畜”？

因为“非时不见”、“非义不合”。

所谓“非时”，是无法行道义之时。

《周易》中说：

“天地闭，贤人隐。

”在春夏季节，阳气自然显现于外，因而生意盎然；

秋冬季节，阳气自然内敛而休养生息。

因此，儒者之行，“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邦有道，危言危行；

邦无道，危行言孙。

”有贤而不用，则天下无道；

天下无道，而君子不自弃。

所谓“非义”，是不合道义之时。

“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儒者所坚守的是道义，而不是要为某一个君主、群体谋私利。

因此，君主之行为符合道义，儒者为道义而可以在君主之下做事，做事只是在行道义；

君主之行为不符合道义，儒者为道义而不仕，不是不行道义，而是不同流合污。

在无法行道义之时，君主虽想招致儒者，儒者不仕，所以“难得”；

在君主行为不合道义之时，儒者不仕，所以“难畜”。

为什么说“易禄”？

因为儒者“先事后食”。

《诗经》中说：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因此，儒者不仅“非时、非义”的时候不仕，而且“无功不受禄”，一定要先把事做好，然后才接受俸禄，所以容易得到俸禄。

因为儒者不为了得到俸禄而做事，不是沽名钓誉之徒，所以，不会利用权位，也不被有权位者所利用。

儒有委之以货财（１），淹之以乐好（２），见利不亏其义（３）；

劫之以众，沮之以兵（４），见死不更其守（５）。

鸷虫攫搏（６），不程勇者（７）；

引重鼎（８），不程其力。

往者不悔，来者不豫（９）；

过言不再（１０），流言不极（１１）；

不断其威（１２），不习其谋（１３）。

其特立有如此者（１４）。

（１）委：

委托，托付。

（２）淹：

浸染，诱惑。

乐好（le4hao4）：

享乐和喜好。

（３）亏：

亏欠，减少。

（４）沮（ju3）：

威吓、威胁。

一说，通“阻”。

（５）更（geng1）：

改变。

守：

指所要遵守的志向。

（６）鸷（zhi4）虫：

凶猛的鸟兽。

攫（jue2）搏：

掠夺、搏杀。

（７）程：

衡量。

（８）引：

牵拉。

（９）豫：

通“预”，事先有顾虑。

（１０）过：

过错。

再：

重复。

（１１）流言：

流传不实之言。

极：

极力追究从何处而来。

（１２）断：

断绝。

威：

威严。

（１３）习其谋：

从计谋上下工夫。

（１４）特立：

立身处世不同凡俗。

儒者，在有人把财物托付给他的时候，在有人用享乐和喜好引诱他的时候，能够见到利益而不损害道义；

有人以人多势众加以劫持的时候，以强兵利刃加以威胁的时候，即使遇到死亡的危险也不改变自己的操守。

遇到凶猛的禽兽侵夺而与之搏杀，不必衡量自己是否有足够的勇力；

牵拉重大的鼎，不必衡量自己是否有足够的力量。

已经过去的事不后悔，将要到来的不预先防备；

错误的话不再重复，流言蜚语不去追究；

不失去自己的威严，不从计谋上下工夫。

儒者立身处事就是这样不同凡俗。

儒者平易近人，但是，儒者立身处事却不同凡俗。

因为平易近人，所以在平时似乎与大家没有什么不同；

因为不同凡俗，所以，在特殊情况下又能统摄大局而从容镇定，或者坚持原则而临危不惧。

然而，这种不同凡俗的品格如何体现出来、如何修养出来呢？

有人把财物托付给儒者，是因为得到他人的信赖，见到利益就忘记了诚信，只顾自己而不惜伤害他人，甚至于损害道义，那么，也就会失去人们的信任。

没有人不想快乐，没有人无自己的爱好，假如在快乐和爱好面前不能自我节制，便很容易醉利而忘义，如果这样，就遇到诱惑或危险就可能放弃原则，就不可能再从容镇定地统摄大局。

儒者以德服人，以德而聚人，而不单纯依靠人多势众服人，不能没有武器以自卫，但也不依靠强兵利刃服人。

儒者常常遇到人多势众而被劫持的时候，会遇到刀兵相加而被威胁的时候，在此情况下，儒者怎么办？

“见死不更其守”。

人所应守的底线是做人的原则，而不能像禽兽一样活着，因此，儒者要坚持仁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绝不能苟且偷生而改变自己的操守。

儒者不背弃仁义而偷生，坚持仁义原则而不惧死，但是，绝不轻生。

遇到凶猛的禽兽侵夺的時候，不管是否有足夠的勇力，都要与之搏杀，而不能坐以待斃，也不能對需要救助的人冷眼旁觀。

遇到需要牵拉大鼎的时候，应该出力就尽力，儒者不能有力不出力，也不能不尽力。

这里所说的鼎，是象征国家地位的礼器，而不只是一般的重物。

人只怕自己画地为牢而固步自封，孔子说：

“力不足者，中道而废。

”孟子说：

“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

我不能，是诚不能也。

为长者折枝，语人曰：

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

”这里所说的搏杀凶猛禽兽、牵拉大鼎之事，象征着艰险困难的事情，遇到这样的事情，不预先去考虑结果的成败、力量大小，置个人生死于度外。

比如，鲁定公十年，定公与齐侯在夹谷会盟，当时，孔子随行担任相礼（相当于司仪），齐人要劫持定公，孔子挺身而出怒斥景公；

齐人要用优伶侮辱定公，孔子命人断其手足；

因此而使齐侯不敢轻视鲁国，而且归还了所侵占的三个地方。

儒者对已经过去的事不后悔。

这里所说的事，不是说过去的错误，而是说过去的胜负以及不如意之事，既然已经过去，即使后悔也无济于事，反而影响当时应当做的事。

儒者对将要到来的事情不预先防备。

这不是说儒者不防患于未然，而是不整天想着防备，还像平时一样做事。

有预见也需要把当前该做的事做好，而且人整天只知防备，就好比打仗时只有盾而没有矛。

“此皆所以养氧气，不可有一毫自馁处。

天下之大勇，亦必于日常所触险难处，涵养得来。

”（《读经示要》第213页）

儒者对自己所说过的错话不会再重复，就像孔子称赞颜子的那样：

“不迁怒，不贰过。

”孔子说：

“过而不改，是为过矣。

”流言蜚语不去追究，是说别人对自己的流言蜚语不去追究，而不是在别人遭到流言蜚语伤害的时候不管不顾。

为什么儒者不追究流言蜚语的来源？

因为儒者见识不同凡俗，所考虑的是长远之计。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因为深明道义，通达事理，所以不会被流言蜚语所动。

所谓不被流言蜚语所动，包括不因此而动摇自己的思想意志，也包括不因此而被失去心情的平静安宁。

儒者不失去自己的威严。

儒者的威严从何而来？

孔子说“君子不重则不威”，君子只有自厚自重，才能有威严。

朱子说：

“轻乎外者，必不能坚乎内。

”因此，威严来自自身的修养，修养在于内心而体现于外在言行。

谨言慎行，然后能使人敬畏；

永远不间断地保持谨慎小心，然后能使人敬畏。

所谓“不习其谋”，是说儒者不从计谋上下工夫。

说话做事，出于一片真诚，而不用心计。

遇到事情，则按正道而加以谋划，绝不事先准备翻来覆去地考虑以求顺从别人。

“谋之必周，而不可数数过计。

过计，则利害之私，将炫于中，而不果于行矣。

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１），可近而不可迫也（２），可杀而不可辱也。

其居处不淫（３），其饮食不溽（４），其过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数也（５）。

其刚毅有如此者。

（１）亲：

亲密。

劫：

利用。

（２）迫：

逼迫。

（３）居处（chu3）：

居住和生存的环境。

淫：

倾邪不正。

（４）溽（ru4）：

追求浓厚的味道。

（５）微辨：

隐微地说清道理。

面数（shu3）：

当面指责。

儒者，（可以接受人们的）亲密接触但不可被利用，可以亲近但不可被逼迫，可以被杀但不可被侮辱。

儒者的居住与生活环境不能倾邪不正，其饮食不能追求浓厚的味道，其过失可以用隐微的方式把道理说清楚但不可当面指责。

儒者就是如此刚正严毅。

儒者有平易近人之处，遇事不与人争夺名利，并且还能宽容待人，这是柔的一面；

儒者有重视威严之处，不为任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