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语文选修中国小说欣赏教案12《长恨歌》4人教版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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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逝》和《小鲍庄》分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长恨歌》获“第五届矛盾文学奖”。
二、作品简介
《围炉夜话》部分写在激烈动荡的年代里,王琦瑶等四个闲人“在螺丝壳”里经营着他们由吃、穿、闲聊、简单的游戏组成的“精雕细作的人生”。
身份特殊的王琦瑶却有着上海普通市民的智慧——在大时代里埋头于自己生计的智慧。
王琦瑶对细节、对生计的认真,普遍存在于上海市民身上,在这一方面,王琦瑶是一个有些极端化的典型,甚至可以说,她是上海精神的象征——战争和革命都不曾将上海的历史切依然有着一种难能可贵的矜持与热情。
作者认为时代是一个抽象的背景,而背景的日常形态的流水的日子才是亘古丰厚的。
《围炉夜话》前后情节链接
节选前:
1949年上海解放,“三小姐”和旧时代都被抛进了历史。
做了金丝雀的“三小姐”王琦瑶在上海解放后,被迫到邬桥避难,她意识到自己已经与上海不可分割,上海叫人“长相思,不能忘”。
于是王琦瑶又回到上海,隐姓埋名,在上海最普通的“平安里”定居下来,由爱丽丝公寓的金丝雀变成了为柴米油盐操心的普通人。
政权的更替改变了她的命运,但没有改变她的生活。
她在“平安里”的屋子里,渐渐聚集起资产阶级的“故人”——严家师母、她的表弟毛毛娘舅,以及无产阶级的国际混血儿萨沙这样的闲人。
时代在翻天覆地地变化,而他们却兀自在弄堂里维系着布尔乔亚式的精致生活。
他们打牌、聊天、喝下午茶......
节选后:
康明逊识破了王琦瑶”三小姐”的身份.二人在相互试探中成了情人,后来王琦瑶怀孕了,她诬陷说这孩子是萨沙的.萨沙知道后让她去打胎,并为此逃到苏联找姨母去了。
三、结构思维导图
三、赏析
1.赏人物
结合选文分析王琦瑶与严师母的形象。
请同学划出文章中的句子。
王琦瑶本是上海典型的弄堂女儿,1957年,历史的大背景似乎无声无息,看不到那种明显的痕迹,而事实上,历史的力量正在王琦瑶的身上发生着作用。
繁华落尽,过往残存的,就正体现在她们的追忆和对吃与穿的讲究上,它变成了“一种精雕细作的人生的快乐”,收缩成“螺丝壳”与“井底之蛙式”的生活状态。
事实上,这种琐屑也充分说明了她们对生活依然葆有一份难能可贵的矜持与热情。
就是“白果的苦香,有一种穿透力,从许多种有名或无名的气息中脱颖而出,带着点醒世的意思,也不去管它”。
虽然明知时间留不住,却还是要做出努力,让日子有滋有味起来。
那也便是“严师母”所无限感慨的——“要说做人,最是体现在穿衣上的,它是做人的兴趣和精神,是最要紧的”。
这一种挽留的姿势,让人生有了“哀而不伤”的味道,倒也难得。
另一方面,历史的翻转,岁月的流逝,让王琦瑶与严师母们都拥有了一种更平和的心态。
“他们全都不计前嫌,好得像一个人似的,弄不懂为什么要彼此生隙,好都好不过来了。
”没有名利之争,也就没有耍心眼、藏心机的必要,在最闲来无事的日子里,和和暖暖地互相安慰着。
2.赏语言
(1)纯叙述性语言风格
小说描写世俗的生活细节繁密堆积,密不透风的语言让人感到满足,作者只要有一个感受或者细节的触动,密集的辞藻便蜂拥而来,有时甚至“语言的空间代替了故事的进度”。
这种叙述不是毫无节制任其漫溢的。
面对纷繁芜杂的日常生活,作者采取了一种具有概括力的理性叙述,避免造成唠叨反复的文字堆砌。
完成了眼花缭乱的细节背后的理性操作,显示了其成熟的文字功底。
例句:
暮色流进窗户......所有的欲望化为一个相依相偎的需求。
他们这就像除夕夜的守岁,可他们天天守,夜夜守,也守不住这年月日的。
(2)陌生化语言的特色
所谓陌生化,就是对常规常识的偏离,造成语言理解和感受上的陌生感。
如“它不看远,只看近,把时间掰开揉碎了过的,是可以把短暂的人生延长”
分析:
作者通过“掰开揉碎了”使抽象的时间达到一种具体化的呈现。
又如“暮色流进窗户”“暮色”与“流”的陌生化搭配,把“暮色”比喻成液体,生动地描绘了暮色渐渐降临的过程。
陌生化可以使语言化平淡为神奇,化平常为新异,增加了作品含蓄蕴藉的意味。
如何理解萨沙与严师母的对话?
萨沙感叹“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并非悲悯农民的艰辛,而是赞叹各种吃食做法的复杂辛苦。
这种感叹里含有对这种生活的赞美和满足。
萨沙的感叹引出严师母对穿的见解,这个见解自然有她的身份、经历,她所留恋的时代所赋予的不同于其他人的特殊性,是有些极端化的,但也更为典型地表现出王琦瑶们(上海)的精神内核——埋头于生计,专心致志地经营着自己的生活,越是琐屑,越是认真,不关心社会和时代,精明、自我欣赏,甚至自恋、怀旧,这就是上海人的特质,也是上海精神的特质,由此构成了上海稳定而特殊的历史。
总结:
见习题册P55
四、板书设计
王安忆《长恨歌·
围炉夜话》
语言特色:
纯叙述语言风格
陌生化语言
严师母说:
吃是做人的里子,穿是做人的面子;
里子是做人给自己看,面子是给别人看;
假如完全不为别人看的做人,又有多少味道呢?
你同意她的看法吗?
你如何看待做人的“里子”和“面子”?
观点一:
做人一定要重视面子。
中国人常说,“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
某人不惜耗时耗资打官司,只为被告者的一声道歉,这种争“面子”的事,吃点苦头也心甘。
由此可见,人这种动物最讲究脸面,有时甚至将它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人们为了保全自己的面子,不断地“奋斗”着,即使超出了自己的承担能力也极力去撑足自己的面子,目的就是为了不让别人瞧不起自己。
这是为什么?
其实很简单,因为脸面指向了人的一种道德底线,是一种心理需求和心理平衡。
观点二:
做人应以里子为重。
国人历来爱面子,贫者不食嗟来之食的故事广为人们称道,但他们却忽略了那个“硬汉”的下场——最后被活活地饿死了,这便是做人死要面子活受罪的结局。
面子观念太重会禁锢住自己的头脑和手脚,适当的时候放下面子,方为为人处世之上策。
所以,做人不能死要面子,应以里子为重。
人活着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他人的眼光。
观点三:
做人要面子更要里子。
中国人有个特点“讲面子,爱面子”。
这是一个优点,也是一个缺点,关键在于人们的把握。
一个人不修边幅、不重仪表、邋邋遢遢,或者不知羞耻、争利舍义,是不会给人好印象的,也不会被人们接受的。
另一种人则是“死要面子活受罪”,打肿脸充胖子,徒有虚荣自作自受,实在活得很累。
这两种情况都不可取,一切还是要从实际出发,要把握一个度:
做任何事都要适可而止;
否则,器满则倾,月盈则亏,物极必反。
(对应学生用书P62)
1.王安忆评《长恨歌》
有人说我的小说“回避”了许多现实社会中的重大历史事件。
我觉得我不是在回避。
我个人认为,历史的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事件构成的,历史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的生活的演变。
譬如上海街头妇女着装从各色旗袍变成一式列宁装,我关注的是这样一种历史。
因为我是个写小说的,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社会学家,我不想在小说里描绘重大历史事件。
小说这种艺术形式就应该表现日常生活……我觉得无论多么大的问题,到小说中都应该是真实、具体的日常生活……
(节选自《我眼中的历史是日常的——
与王安忆谈〈长恨歌〉》)
2.学者评《长恨歌》
对于20世纪的文学来说,两种长篇小说的传统均是已然的存在。
然而,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的长篇小说无不自觉地皈依第一种传统——皈依于历史叙述。
从《青春之歌》《林海雪原》《保卫延安》《红岩》到《烈火金刚》《红旗谱》《暴风骤雨》《创业史》,长篇小说自觉地承担了历史叙述的义务。
这意味着主流历史与长篇小说之间的可靠联盟。
无论是时代背景、史料的考辨和剪裁还是人物的臧否、事件的分析,历史叙述与长篇小说彼此呼应,相互证明。
两者都不惮于以主导意识形态传声筒的面目出现。
80年代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长篇小说与历史叙述之间出现了微妙的分离,某些时候,人们不是通过战争和革命描述历史,而是借助服装式样和椰子鸡的烹调方式感叹世事。
这样,一些长篇小说游离出历史叙述的传统框架,另一些长篇小说甚至游离出历史叙述的传统视野。
这可能暗示了某种不同寻常的历史理解。
或许,王安忆的《长恨歌》即是一个例证,除了王安忆个人的兴趣转移,人们还有理由从一个更大的范围予以考察:
当今的文化语境之中,昔日的帝王和英雄隐没了,宏大的叙述正在分解,种种闲言碎语登堂入室,女性和城市走向现实的前台——这一切难道不是在召唤一个深刻的解释吗?
(选自南帆《城市的肖像——读王安忆〈长恨歌〉》,
《小说评论》1998年第1期)
3.学者评《长恨歌》
有评论者认为“王琦瑶这样一个人物的创造,或是以她为上海的历史命运的写照,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使命”,王安忆以日常生活的层面来完成这一使命却使她与上海有了同构的性质:
王琦瑶就是上海,上海的历史就是由“王琦瑶”们创造的。
王琦瑶和上海一样,历经数劫依然百折不挠、生机盎然。
作者把对这个城市的历史、文化,包括语言、上海人的世界观等的潜心关注都化成了《长恨歌》中王琦瑶美丽、单纯、不幸的一生。
“人是无所谓有什么本性的,他唯独只有一部历史。
”作者把一些读者关注政治、关注大时代风云、关注社会变革的审美趣味收拢来,引向对一个置身于大时代之外,但命运又不免受大时代变动影响,用大时代的边角料锲而不舍裁剪自己人生的一个女人命运的关注。
(选自陈佳佳《〈长恨歌〉“日常”历史观的解读》)
传奇的人生,时代的挽歌——王琦瑶
王琦瑶,一个美丽的上海女人,虽非红颜薄命,也属命途多舛。
17岁的王琦瑶是一个“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算不上倾国倾城,但也自有一番“沪上淑媛”的风采。
一次偶然的机会她被邀请去电影片场试镜,从此埋下了一个不甘平凡的种子。
试镜失败,照片却大获成功,参加上海小姐比赛获得季军,被国民党权贵李主任包养,一切都来得太快,快到她来不及去想抛弃了真心实意的程先生是不是正确,来不及考虑拥抱繁华会有哪些后果。
李主任飞机失事,王琦瑶一下子失去了依靠,不得已到邬桥避乱。
然而纵使与乡下男孩阿二有一段纯洁的感情,她又怎能甘心终老于这个世界的边缘?
她终究要回到中心——上海。
阿二因为觉得配不上她,孤身去上海之后,她也选择了归去,那才是她心中的归宿。
王琦瑶静静地回到上海,以给人打针为生。
她低调地生活,因着过去的龃龉而不敢抱太大希望,可她无法甘于寂寞。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空白的,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些什么,只知道十年过去,王琦瑶带着15岁的女儿薇薇,以一个成熟的母亲的形象出现。
表面上看,时代已经不属于她了,但事实上,正是她这样的女人显示着上海的底蕴。
她风韵犹存,然而是收敛着的,需要耐心品味的。
王安忆用一针一线的细腻语言,绣出了这繁华大上海的角落里,一个女人丰富而孤独的一生。
痴情型男性小人物——程先生
小说中描写程先生的爱是含蓄的又是无怨无悔的。
他独具慧眼地发现了王琦瑶的美,并一往情深地爱上了王琦瑶,而这时王琦瑶又以从不承诺自我保护的防线,把程先生唬得团团转。
王琦瑶是个很实际的上海女性,她所倾慕的是李主任那样具有开拓新天地的实力和能力的大人物,而程先生却是个小人物。
为了心中的情结,他居然终生没娶,而王琦瑶却只是感激他的恩和义,并没有接受他的情。
程先生一直寻求的是真爱,当他最后明白王琦瑶对他的不是真情,人在咫尺,心在天涯,他的心也死了。
他用一辈子去等待王琦瑶的真爱,结果却是一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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