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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三个概念不仅用于表示高等学校活动环境的变化,而且也表示高等学校内部发展的特征。
但三个概念从一开始也有一些区别。
首先,它们都有特殊的基本含义:
[2]
——国际化意味着跨国界的活动的增加,但各国的高等教育体制原则上不变;
——全球化通常隐含这样一种观念,即国与国的界限和各国制度的差异界限趋于模糊,甚至消失;
——欧洲化则是国际化或全球化的一个区域性观念,在讨论中更多地被看作是国际化的组成部分。
其次,不同的概念往往与不同的现象相联系:
——与国际化相联系的一般是人员的流动、学术的合作、传统的知识移植和国际教育等;
——欧洲化也强调人员流动和合作,但同时还涉及区域内高等教育的一体化,以及各国体系的多样性和差异(如“欧洲维度”、“欧洲高等教育区域”等),欧洲高等教育与其他区域的差别(如“欧洲堡垒”等);
——全球化则首先与市场调控、跨国界的培养计划以及商业性的知识转化相联系。
[3]
这里当然还有许多没有回答的问题,如国际化与全球化在多大的程度上相互冲突?
全球化的挑战会使国界消失,还是恰恰相反,会导致新的、更具国家特性的高等教育政策?
国际化和全球化在保存与取消国界上的冲突是否必然与以上所说的现象相联系?
人员流动是否也是全球化的内容之一?
跨国界的培养计划是否也属于国际化的内容?
这些问题我们先不去讨论。
下面我们会看到,公众讨论中的用语本来含义就不确定,也不会长期稳定不变。
目前,公共讨论中的全球化概念有取代国际化概念的趋势,但两个概念最初的差异却日渐为人们所忽视。
三、高等学校国际化——并非新现象
要求高等教育加强国际化,这一说法多少让人费解。
大学是现代社会中真正的国际性机构。
大学所创造的、所保存的和所传授的的知识在许多领域具有普遍性,就是说,在本质上是非国家性的。
大学长期以来的目标,就是积累所有地方的知识。
科学家常常具有世界主义的价值观念。
对科学家来说,国际上的认可被看作为是对其成果质量的最高荣誉。
但细一观察就会发现,高等学校处于知识的国际性和本国特有的结构、组织和培养制度两者的张力之中。
[4]而且,国际性人员交流的活动在目前的国际化浪潮之前还十分有限。
比如在不久以前,富裕国家的大学生中仅有大约2%的人去国外留学,高层次人才比没有上过大学的就业者更少去国外工作。
[5]
历史学家的研究使我们注意到,高等学校只是在19和20世纪具有强烈的民族国家的特征。
如有人估计,在17世纪大约10%的欧洲大学生有国外留学的经历。
[6]这样看来,我们今天似乎应当讨论高等教育“重新国际化”问题。
四、国际化——并非渐进的变化
大多数关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分析表明,国际化这一概念并非用以表示一种所希望的或已实现的渐进的发展,而更主要的是表示一种质的飞跃:
[7]
——国际化已不再是为数不多的尖子大学的事情。
那种国际化的尖子大学在上,国内大学居中,底层是地区性低水平大学的格局,已不复存在。
所有的大学在一定程度上讲都必须国际化。
一些新的词汇如glocal或glonacl都反映这一趋势。
——高等学校中的国际化活动已不再是特殊的活动,而日益成为高等学校日常工作的一个经常性、系统化的部分。
——国际化活动不再是边缘性活动,不再局限于一些仪式和孤立的外事办公室之中。
国际化已成为中心事务,所有重大的决策都涉及国际化问题,外事处的工作也比以往更多地与其他领域的工作联系在一起。
——国际化的知识与技能已不再仅仅是未来与国际事务有关的专家的任务,比如外语学者或区域研究者,而或多或少成为普遍的要求,已进入到大多数专业之中。
这里不过是举一些事例。
很显然,在这方面将会出现、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出现了一个质的飞跃。
[4]
种“产品等级”的确认和规定等级的做法?
等值规定在未来是否只适用于参与合作高等学校以及类似的高等学校与企业界伙伴之间?
大约认证法是否就适用于大众性机构,而测量法则适用于尖子机构?
或者其中一种方式会被普遍接受?
十、高等教育系统保持多样性,还是日趋同一化
在过去,各国的高等教育系统各不相同。
即使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各自高等学校的入学率也大相径庭。
在进入高等学校的途径方面,对普通教育年限的要求、学校类型以及入学的方式都各不相同。
高等教育的结构,如高等教育机构的类型、学制、学位的种类与层次等也多种多样。
关于高等学校学习的费用,也没有多少统一性。
还有,在学术人员的结构方面,如他们的任务、资格要求、职业成长过程等,都有很大的差别。
所有这些都会影响到学生的流动。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高等教育经历了许多机构性改革。
在欧洲的一些国家中,高等学校向各种类型的中等教育、包括职业教育的毕业生开放,建立了学制较短的职业型高等教育机构,把非大学型的高等教育机构提升到大学的层次,改革学术职业的结构,取消和实行学费制,开辟了补充性的经费来源。
在这一过程中有趋同的势头,也有一些差异化的倾向。
在日益国际化的时代,人们显然会提出一个问题,即到底应不应该寻求一种国际统一的方案。
一方面各国之间的差别会成为学生流动与合作的障碍。
如果各国的高等教育在内容和机构相似,相互的学历认可会比较容易。
另一方面,差异也有其促进作用。
欧洲大学生的流动之所以受到欢迎,正是因为对差异的体验带来了眼界的开阔。
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欧洲大学生的流动明显增加。
而在这段时间中,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系统的多样性似乎并未构成多大的障碍。
倒是各国内部的多样化被视为一种障碍,它为两个国家间签订互相认可高等教育学历带来了困难。
而这种协定通常在合作的高等学校之间容易得以实行。
近年来,人们更多地感到,欧洲国家中各国高等教育内部的多样性在增加。
对此有不同的解释。
一些人认为,随着入学人口的增加,高等教育多样性必然会增加,以适应大学生各种不同的学习动机、智力水平以及职业期望。
另一些人则认为,在新自由主义的高等教育政策之下,高等学校之间的竞争加强了,因而导致了更大程度的分化。
此外,全球化也被视为导致多样化的一个环境因素。
如上所说,在《波伦尼亚宣言》中,欧洲国家面对高等教育的全球化和不断的分化,提出使各国建立相似的高等教育结构,比如在培养年限和学位证书种类方面。
[16]但问题是,形式的相近能否真的解决多样化带来的问题。
重要的是,这种类似的形式能否使承认国外学历真的变得容易。
问题可能不这么简单,很可能倒会在承认学历方面出现一个具体衡量学业成绩的浪潮。
十一、高等学校的战略与国家的调控
专家们一致认为,自80年代以来,欧洲各国在高等教育调控和高等学校管理方面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在所有的欧洲国家,或先或后或多或少,国家开始减少对高等掌校的具体监督和控制,而更多地通过制定目标,通过以业绩为基础经费分配办法来影响高等学校。
与此同时,各个高等学校更多地成为战略行为主体。
他们也建立起管理系统,以加强自身的行政职能。
高等学校评估活动的增加也是这种变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评估是为了让学术的行动者和管理部门,以及国家和社会得到必要的信息反馈。
这一高等教育调控和管理方面的变化基本上发生在各国内部。
指导这种改革的观念是国际性的,但变化的却是各国自身的调控系统。
这种可用国际化和全球化来描述的变化在两个方面影响到了旨在加强高等学校战略地位的国内改革。
首先高等学校不再视国际化活动为边缘性活动,可以在主要的决策之余偶然地对付一下。
高等学校越来越感到有必要制定其国际化活动的战略,并在制定任何战略性决策时要考虑其对国际化活动可能产生的影响。
欧洲委员会1997年推行的“苏格拉底计划”要求高等学校在申请资助时提交一份“欧洲政策计划”[17],这也反应了把国际化活动纳入高等学校战略决策的趋势。
其次,高等学校在逐渐减少对本国环境的依赖,不再仅仅在本国的高等教育系统中寻求自身的地位,而必须在国际的高等教育体系中确定自身的地位,必须在管理和学术活动方面能够在这样一个超越国界的范围中有所作为。
[18]
在欧洲高等教育问题的讨论中,特别是涉及这两种变化时,也就是大约从90年代中期开始,“全球化”提法逐渐取代了“国际化”的概念。
从概念的变化可以看出两个新的动向:
——在数年集中讨论欧洲化问题之后,欧洲开始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向欧洲之外。
“波伦尼亚宣言”提出要创造一个“欧洲高等教育区域”,这并不是出于欧洲内部的需求,而是追求这样一个目标,即让欧洲大陆的高等学校在世界上更具吸引力。
如此看来,“全球化”正体现了高等学校国际战略的世界取向。
——更多的人接受这样的观点,即高等学校的处境更多地取决于世界高等教育市场的竞争。
而且,在国际高等教育关系中,相互信任的交流和合作成分在减少,而竞争和较量成分在增加。
因此人们更加注意提供国际性的培养课程,关注与关贸协定相联系的一个讨论话题,即是否可以把高等学校活动与商业服务等量齐观。
不错,随着高等学校更少具有国别性特征,随着高等学校中信息技术重要性的提高,随着欧洲大陆大学对吸收欧洲之外大学生兴趣的提高,欧洲高等学校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但“全球化”一词如此受到青睐,还是显得奇特。
首先,“国际化”的概念同样说明了与世界的关联。
而且重视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合作与交流早已有之,并非全新的现象,欧盟促进欧洲化的措施从来也不与高等学校国际化的努力发生冲突。
其次,也没有迹象显示,随着高等教育国际竞争重要性的提高,各个国家自身的组织及相关条件的重要性会明显下降,而这正是全球化这一概念当初要表达的意思。
高等学校关于其国际地位的战略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制约,如本国经济状况,本民族语言的重要程度,本国高等教育的声誉如何,国家的大小等等。
[19]各国高等教育政策似乎更多地借国际化为本国高等学校在世界高等教育中争取好处。
原先的国内政策不断趋于国际化。
再次,高等学校在制定国际化战略时,何以一定用竞争范式来取代合作与信任范式,也不甚清楚。
或许不少高等学校如果能够在信任基础之上与合作伙伴建立交流与合作关系,倒可以树立一种更佳、更成功的形象。
全球化一词的流行一方面表明了情况的变化,一方面可以归结于这一概念的“原始化”。
这一概念更多地用以说明竞争和国际关系,但根本不去发问,对于高等学校来说国家间的界限是否真的在消失。
十二、结论性思考
高等学校处境以及内部生活的国际化过程还在继续。
但值得怀疑的是,这一议题在关于高等教育的公共讨论中是否还会继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
高等教育政策的议题通常是短命的,但实际的变化过程还没有结束的迹象。
90年代上半期,欧洲到处都在讨论国际化和欧洲化,按照当时观点,各国的特性在跨国界活动的增加的同时还会继续发挥重大作用。
当时主要关心的是增加大学生的流动和高等学校之间的合作。
而且普遍认为,流动和合作在欧洲相对容易在信任其质量的基础上进行,合作各方在开放的合作中互相受益,大学生通过短期的留学经历可以开阔其视野、对通行的观念进行反思以及学会用比较的眼光看问题的方法。
从90年代中开始,全球化的概念逐渐成为讨论的中心。
一方面,这传达出这样一种意向,即应当更多促进超越欧洲界限的合作和流动;
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各个高等学校应当在世界性的高等教育市场上确立其地位,应当顺应科学知识转移商业化的趋势。
但问题是,全球化是否意味着不同国家特征的消失。
在某些方面,面对国际化的趋势,各国的高等教育政策更加有自我意识、更具本国特色。
另外一个问题是,在眼下关于全球化的讨论中,目光是否过多地投向操作管理层面,比如实际的决策和经费问题等,隐含地将世界仅仅视为“涡轮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
[20]许多概念,如知识社会、地球村、全球社会联合(global
social
sohesion)、全球学习和全球理解[21]表明,高等学校的管理者面对世界性的环境条件,确立自己学校在世界上的地位的同时,完全可以突破操作管理层面的问题,进而关注国际化和全球化中的种种实质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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