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江西诗学之反思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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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江西宗派图》的争议：

一是其所列25人，一大半成员只有零星的作品留存；

二是其名单的取舍序次比较随意。

这便引发了对吕本中撰此书时间的讨论，一种意见认为作于南宋初年，一种意见认为系作者少年戏作。

二是引起了诗界对江西诗尤其是黄庭坚诗歌的高度关注。

关于江西宗派的说法，杨万里《江西宗派诗序》云：

“江西宗派诗者，诗江西也，人非皆江西也。

人非皆江西，而诗曰江西者何？

系之也。

系之者何？

以味不以形也。

”《江西宗派图》所列诗人群体，并非都是江西人，只有黄庭坚及宗派中的二谢等11人是江西人，他们之所以能够结成同一个诗派，理由有二：

一是因为此派之祖黄庭坚系江西修水人而以“江西”冠以宗派之名，二是“以味不以形”系之，即诗派成员在题材取向和风格倾向上都比较相近。

据此，宋末元初的方回尊杜甫为祖，并增陈与义为宗者，进而提出了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之说：

“古今诗人当以老杜、山谷、后山、简斋四家为一祖三宗，馀可预配饗者有数焉。

”吕氏、方氏的意图是欲通过对江西诗派“诗统”说进一步完善，扩大江西诗派的门户，并以此来说明江西派诗是唐诗的继承与发扬，与诗统一脉相承，从而确立江西诗派的正统地位。

以上种种文学文化行为充分表明：

江西诗派的客观存在以及影响所及，不能不引起诗界的瞩目，学人们再也不能沉默不言了。

江西诗学理论之反思

黄庭坚《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云：

“诗者，人之情性也，非强谏争于廷，怨忿诟于道，怒邻骂座之为也，其人忠信笃敬，抱道而居，与时乖逢，遇物而喜，同床而不察，并世而不闻，情之所不能堪，因发于呻吟调笑之声，胸次释然，而闻者亦有所劝勉，比律吕而可歌，列干羽而可舞，是诗之美也。

其发为讪谤侵陵，引颈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忿者，人皆以为诗之祸，是失诗之旨，非诗之过也。

”他认为诗歌是吟咏情性的，而不宜谏争时政、发泄怨忿、怒邻骂座。

遇到现实矛盾，“情之所不能堪”，则“发于呻吟调笑之声”，即以调侃的方式传达出来，于己“胸次释然”，于人“亦有所劝勉”，如此才是不失“温柔敦厚”之旨的“诗之美”。

否则招致祸患，便是咎由自取了。

黄彻首先对黄庭坚这一诗学观提出异议，他说：

山谷云：

“诗者，人之性情也，非强谏争于庭，怨詈于道，怒邻骂座之所为也。

”余谓怒邻骂座固非诗本指，若《小弁》亲亲，未尝无怨；

《何人斯》（应是《巷伯》）：

“取彼谮人，投畀豺虎”，未尝不愤。

谓不可谏争，则又甚矣。

箴规刺诲，何为而作！

古者帝王尚许百工各执艺事以谏，诗独不得与工技等哉！

故谲谏而不斥者，惟《风》为然。

他认为“箴规刺诲”是《诗经》国风以来的传统，确乎如此。

早在汉代，《毛诗序》就作了理论总结：

“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

”后来白居易直接继承了《诗经》这一讽谏传统，倡导新乐府运动，其早期所作的政治讽谕诗《秦中吟》和《新乐府》等，思想倾向鲜明，对当时的社会问题，作了比较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在此我们不能说黄彻的看法不妥，问题在于我们应当考察黄庭坚提出这一诗学观的时代背景。

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黄庭坚因修《神宗实录》被御史刘拯奏以“窜易增减，诬毁先烈”的罪名贬官涪州别驾，戎州安置。

哲宗元符元年（1098）六月，黄庭坚抵戎州，八月作此题跋。

在此之前的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七月，权御史中丞何大正、舒亶、李定、国子博士李宜之等奏称知湖州苏轼以诗文讪谤朝政；

八月，苏轼自湖州召回，下御史台狱勘问；

十二月，苏轼责授水部员外郎充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县）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史称此案为“乌台诗案”。

哲宗绍圣初，苏轼又以为文讥斥先朝的罪名，远谪惠州（今广东省惠阳县）、儋州（今广东省儋县）。

可见黄庭坚这一诗学观，是在自己与老师遭遇文字之祸的惨痛教训后提出来的。

我们应该看到，江州之贬后的白居易，“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创作了100首“吟玩情性”的闲适诗，逃避现实，思想转为消极，已难觅他早期讽谕诗“意激而言质”的战斗锋芒和批判精神了。

黄庭坚尽管被后世批评“取消了诗歌的战斗性，其结果必然要走上脱离现实、片面追求艺术技巧的道路，偏离了诗文革新运动的方向”，但终其一生，黄庭坚的仕途坎坷以至死于贬所均系于文字之祸。

释惠洪《冷斋夜话》卷一载：

“山谷云：

诗意无穷，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

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

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

”惠洪与黄庭坚为方外交，有诗唱和。

前人评其书述事有“夸诞”“伪造”“剽窃”之病。

此段记载为黄庭坚示以后学的重要诗法，即著名的“换骨夺胎法”，应当不诬。

引述了黄庭坚这段话后，惠洪示例：

“李翰林诗曰：

‘鸟飞不尽暮天碧。

’又曰：

‘青天尽处没孤鸿。

’……山谷作《登达观台》诗曰：

‘瘦滕拄到风烟上，乞与游人眼界阔。

不知眼界阔多少，白鸟去尽青天回。

’凡此之类，皆换骨法也。

……乐天诗曰：

‘临风杪秋树，对酒长年身。

醉貌如霜叶，虽红不是春。

’东坡南中诗云：

‘儿童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

’凡此之类，皆夺胎之法也。

”从惠洪所示例来看，“不易其意而造其语”的“换骨法”与“窥入其意而形容之”的“夺胎法”，其实并没有多大区别。

由于黄庭坚并未以具体例证来阐释这两种诗法，以上只是惠洪个人的理解，因此我认为，惠洪的理解或许有误读，而陈模的解读比较准确：

“作诗，以不用其辞为夺胎体，不用其意为换骨体。

”所谓“换骨法”即化用前人诗句而不用其原意，侧重字词句等局部的形似；

所谓“夺胎法”即模仿前人的诗意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追求篇章整体的神似。

杜甫《春日忆李白》：

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

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

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

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

黄庭坚《次韵刘景文登邺王台见思五首》（其二）：

旧时刘子政，憔悴邺王城。

把笔已头白，见书犹眼明。

平原秋树色，沙麓暮钟声。

归雁南飞尽，无因寄此情。

《春日忆李白》是天宝五载（746）或六载春，杜甫在长安怀念李白而作。

首联高度称赞李白的诗歌神思飞扬，不同凡响，没有对手。

颔联赞美李诗具有庾信诗歌清新的意境和鲍照诗歌超逸的风格。

颈联谓自己客居长安，犹如春天之树，相对稳定，初显生机，景况尚好；

李白流寓江南一带，恰似黄昏之云，飘忽不定，日暮途穷，处境令人堪忧。

末联期盼与李白樽酒重逢，再次切磋诗艺。

《次韵刘景文登邺王台见思五首》（其二）是元丰七年（1084），黄庭坚在山东德州怀念河北相州的刘孝孙（字景文）而作。

首联颔联将刘孝孙比作汉代的刘向，说他怀才不遇，尽管年迈，依然好学不倦。

颈联谓自己在德州平原，正值“树树皆秋色”之季，仿佛听到相州沙麓黄昏的钟声。

末联谓我想托鸿雁给你捎个信，因其春北而秋南，我无法寄托对你的思念之情。

二诗均写怀人，前两联称赞对方均用前人为喻；

后两联均以写景、抒情的方式表达对对方的怀念之情，其中第三联均为不用连词、动词连缀的名词性词组的迭现对，寓情于景，不言怀人，怀人之情自在其中，尤为传神。

我认为这才是黄诗对杜诗“窥入其意而形容之”的“夺胎法”。

惠洪所示之例均为“不易其意而造其语”的“换骨法”。

由于惠洪的误读，致使后人一直沿袭了这一误读，吴坰《五总志》载：

“项斯未闻达时，因以卷谒江西杨敬之，杨苦爱之，赠诗曰：

‘几度见诗诗尽好，及观标格过于诗。

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

’陈无己见于曾子开诗云：

‘今朝有客传何尹，到处逢人说项斯。

’虽全用古人两句，而属辞切当，上下意混成，真脱胎法也。

”我认为吴坰所示仍然属化用前人诗句的“换骨法”而非“夺胎法”。

范温《潜溪诗眼》载：

“山谷言学者若不见古人用意处，但得其皮毛，所以去之更远。

如‘风吹柳花满店香’，若人复能为此句，亦未是太白。

至于‘吴姬压酒劝客尝，’‘压酒’字他人亦难及。

‘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益不同。

‘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至此乃真太白妙处，当潜心焉。

故学者要先以识为主，如禅家所谓正法眼者，直须具此眼目，方可入道。

”“正法眼”即“正法眼藏”之省称，佛教语，禅宗用来指全体佛法（正法）。

朗照宇宙谓眼，包含万有谓藏。

相传释迦牟尼以正法眼藏付与大弟子迦叶，是为禅宗初祖，为佛教“以心传心”授法的开始。

借指事物的诀要或精义。

范温这一记载，大概是针对当时有后学向黄庭坚学诗而死守成法不知变通而发。

黄庭坚告诫他们，当如禅家独具慧眼，首先要领会古人作品的诀要或精义即“用意处”，并非表面的字句等形式的模仿，否则只得其皮毛，去古人愈远。

但是古人的用意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必须通过妙参才能悟入。

学习古人既要有法可依又不能死守法度，实乃黄庭坚示以后学的“活法”思想，也是他一贯的诗学主张。

北宋末年无名氏《名贤诗话》载：

“黄鲁直自黔南归，诗变前体。

且云：

‘须要唐律中作活计，乃可言诗。

以少陵渊蓄云萃，变态百出，虽数十百韵，格律益严。

盖操制诗家法度如此。

’”黄庭坚认为杜甫诗歌“渊蓄云萃，变态百出”，即内容上广博深厚，形式上又千变万化，即使长篇巨制，也挥洒自如，能开能阖，又不失严谨的法度。

正所谓“观杜子美到夔州后诗、韩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章，皆不烦绳削而自合矣。

”“不烦绳削而自合”即不刻意雕琢、绳墨法度又自合法度。

我认为《名贤诗话》这段记载，是继范温之后对黄庭坚关于“活法”诗学思想的解读与反思，亦可视为“活法”的最好注脚：

所谓“作活计”，即寓有法于无法之中。

蔡絛《西清诗话》卷中载：

黄庭坚贬宜州，谓其兄元明曰：

“庭坚笔老矣，始悟抉章摘句为难。

要当于古人不到处留意，乃能声出众上。

”元明问其然，曰：

“某近诗‘醉乡闲处日月，鸟语花间管弦’是也。

”

它记载了黄庭坚晚年对自己早期诗法理论的反思，他早期示以后学的诗学，诸如“夺胎换骨”“点铁成金”“宁律不谐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语俗”；

“作诗正如作杂剧，初时布置，临了须打诨，方是出场”；

“山谷言文章必谨布置，每见后学，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等，都属“抉章摘句”，很难有所创新而超出古人；

学习古人“当于古人不到处留意”，即道古人所未道，发前人所未发，才能“声出众上”——近跨时辈，远超古人；

《西清诗话》卷上另一段记载可以与此对读：

黄鲁直尝语嗜学者：

“少陵论吴道子画云：

‘前辈吴生远擅场。

’盖古人于能事不独近跨时辈，要须于前辈中擅场耳。

正如元稹评价杜甫诗歌的成就“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人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

黄庭坚曾多次申述这种创新精神：

“听它下虎口著，我不为牛后人”（《赠高子勉》）；

“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题乐毅论后》）；

“文章最忌随后人”（《赠谢敞王博喻》）。

由于黄庭坚处于文字狱盛行的时代，干预现实易招祸患，不得不资书以为诗，《南窗纪谈》指出：

“至黄鲁直，始专集取古人才语以叙事，虽造次间必期于工，遂以名家，士大夫翕然效之。

”所谓“以故为新”，毕竟局限于“故”，因此其创新受到较大程度的制约，加上后学并没有领会黄庭坚这种创新精神，滑入了形式主义的泥潭，损害了黄庭坚的名声，为后人诟病留下了话柄。

《五总志》载：

“馆中会茶，自秘监至正字毕集，或以谓少陵拙于为文，退之窘于作诗，申难纷然，卒克归宿。

独陈无己默默无语，众乃诘之，无己曰：

‘二子得名，自古未易定价。

若以谓拙于文、窘于诗，或以谓诗文初无优劣，则皆不可。

就其已分言之，少陵不合以文章似吟诗样吟了，退之不合以诗句似做文样做。

’于是议论始定，众乃服膺。

”陈师道这一观点还见诸《后山诗话》：

“黄鲁直云：

‘杜之诗法，韩之文法也。

诗文各有体，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尔。

’”但托之于黄庭坚，似乎与黄庭坚的诗学观有所抵牾。

我们再参之《潜溪诗眼》所引：

“山谷言文章必谨布置……盖变体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出于精微，夺乎天造，不可以形器求矣。

然要之以正体为本，自然法度行乎其间。

譬如用兵，奇正相生。

初若不知正而径出于奇，则纷然无复纲纪，终于败乱而已矣。

”在黄庭坚看来，诗文有所谓“正体”与“变体”，“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属变体，独立看陈师道所引，似乎黄庭坚反对变体，再读范温所引始知，黄庭坚是指导后学而言，即学诗当由正体入门，不仅“自然法度行乎其间”，而且“奇正相生”。

变体则不然，它“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夺乎天造”，无形迹可求，难以把握；

如果初学诗者不从正体而径从变体而入，因无章法可循，必败乱无疑。

尽管陈师道否定了杜甫“拙于文”、韩愈“窘于诗”的“申难”，但他所引黄庭坚“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尔”之语，我们认为有为与自己“少陵不合以文章似吟诗样吟了，退之不合以诗句似做文样做”的观点吻合而引述不全或断章取义之嫌。

江西诗歌创作之反思

黄庭坚为“苏门四学士”之一，与苏轼建立了亲密的师友关系。

在结识黄庭坚之前，苏轼先后在孙莘老、李公择处见到黄庭坚的诗文，“耸然异之”，“然观其文以求其为人，必轻外物而自重者，今之君子，莫能用也。

其后过李公择于济南，则见足下之诗文愈多，而得其为人益详。

意其超逸绝尘，独立万物之表，驭风骑气，以与造物者游。

”对黄庭坚的人品作了高度评价。

在诗歌创作上，虽然“苏黄”齐名，但按严羽对宋诗特征的描述“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来衡量，苏诗“以才学为诗”并不显著，王世贞指出：

“读子瞻之文，见才矣，然似不读书者。

读子瞻之诗，见学矣，然似绝无才者。

”这一批评没有道理，苏轼尽管才华横溢，学问富赡，但并不“资书以为诗”，逞才炫博。

因此宋诗风范的体现者当推黄庭坚。

“以才学为诗”即“资书以为诗”，在诗歌中大量地引经据典，使得读者望而生畏。

对此苏轼评价说：

“读鲁直诗，如见鲁仲连、李太白，不敢复论鄙事，虽若不入用，亦不无补于世也。

鲁直诗文如蝤蛑江瑶柱，格韵高绝，盘飱尽废；

然不可多食，多食则发风动气。

”关于这段评价，古代有“推重”与“批评”两种理解，我认为两者兼而有之。

“蝤蛑”即梭子蟹。

“江瑶柱”亦作“江珧柱”，江瑶的肉柱，即江瑶的闭壳肌，是一种名贵的海味。

“格韵高绝，盘飱尽废”是推重黄诗，谓黄诗犹如一道名贵的海鲜，一端上餐桌，其他菜肴就上不了台面；

“然不可多食，多食则发风动气”指“蝤蛑”“江瑶柱”为高嘌呤饮食，是人体血液中尿酸蓄积“开源”因素，体内尿酸蓄积到一定程度便引发痛风。

这句话谓黄诗“以才学为诗”，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读者要慢慢地品读，切不可一口气一日数首，否则消化不良，甚至伤神损脑。

如果说苏轼的“蝤蛑江瑶柱”之喻含有对黄诗使事用典过多以及冷僻难懂的微词比较含蓄的话，那么蔡絛的批评就直截了当：

“黄太史诗，妙脱蹊径，言谋鬼神，唯胸中无一点尘，故能吐出世间语；

所恨务高，一似参曹洞下禅，尚堕在玄妙窟里。

”“胸中无一点尘”即“格韵高绝”，这是正面肯定黄诗的韵高绝俗。

但同时其负面也显而易见，如参曹洞禅——取六祖慧能及其五传弟子洞山良价之号，代指南宗禅。

“堕在玄妙窟里”指黄诗艰涩深奥，难以捉摸，与“发风动气”意思相近。

“（黄庭坚）至中年以后，句律超妙入神，于诗人有开辟之功。

始受知于东坡先生，而名达夷夏，遂有苏、黄之称。

……以余观之，大是云门盛于吴，林济盛于楚。

云门老婆心切，接人易与，人人自得，以为得法，而于众中求脚根点地者，百无二三焉；

林济棒喝分明，勘辩极峻，虽得法者少，往往崭然见头角，如徐师川、余荀龙、洪玉父昆弟、欧阳元老，皆黄门登堂入室者，实自足以名家。

噫！

坡、谷之道一也，特立法与嗣法者不同耳。

”它分别将苏轼与黄庭坚比作云门宗和林（临）济宗，谓虽然师承苏门者众，但并未形成流派；

法嗣黄门者虽少，但崭露头角的弟子却众，并形成颇有影响力的“江西诗派”。

这则材料旨在说明，黄庭坚虽“受知于东坡”，但能够自立门户，对“江西诗派”有“开辟之功”。

在此吴坰并没有抑苏扬黄之意，只是说明黄庭坚有具体可操作的诗法可法嗣，正如傅璇琮先生所指出：

“江西诗派是宋代具有影响的一支诗歌流派。

在中国古典诗歌的历史上，提出比较明确的主张，形成一个大体相同的风格，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成为一时诗风的，可以说江西诗派是较早的一个。

魏泰是较早对黄庭坚诗歌提出批评的学者，他在《临汉隐居诗话》中指出：

“黄庭坚喜作诗得名，好用南朝人语，专求古人未使之事，又一二奇字，缀葺而成诗，自以为工，其实所见之僻也。

故句虽新奇，而乏浑厚。

”他批评黄诗两点：

一是使事冷僻；

二是“虽新奇而乏浑厚”。

《后山诗话》云：

“诗欲其好，则不能好矣。

王介甫以工，苏子瞻以新，黄鲁直以奇。

而子美之诗，奇常、工易、新陈莫不好也。

”陈师道在此通过与杜诗无论“奇常”“工易”“新陈”莫不好比照，谓王安石、苏轼、黄庭坚诗歌仅得其一，或工，或新，或奇。

虽然隐含批评，但对“工”“新”“奇”并未否定。

魏泰则对黄诗追新逐奇公开提出批评，认为它只是拾古人之遗唾，专注雕琢，因此只得古人之皮毛。

关于黄庭坚诗歌尚奇，北宋学者叶梦得的看法则与魏泰相异。

《石林诗话》卷上载：

“外祖晁君诚善诗，……黄鲁直常诵其‘小雨愔愔人不寐，卧听羸马龁残蔬’，爱赏不已，他日得句云：

‘马龁枯萁喧午梦，误惊风雨浪翻江。

’自以为工，以语舅氏无咎曰：

‘吾诗实发于乃翁前联。

’余始闻舅氏言此，不解‘风雨翻江’之意。

一日憇于逆旅，闻傍舍有澎湃鞺鞳之声，如风浪之历船者，起视之，乃马食于槽，水与草龃龊于槽间而为此声，方悟鲁直之好奇。

然此亦非可以意索，适相遇而得之也。

”指出“马龁枯萁喧午梦，误惊风雨浪翻江”之“奇句”，实乃黄庭坚“适相遇而得之”，即来自于诗人亲身的生活经历的耳闻目睹，并非可以刻意求得。

《西清诗话》卷中载：

“韩退之《宿龙门滩》诗：

‘浩浩复汤汤，滩声抑更扬。

’黄鲁直曰：

‘退之裁听水句尤工切，所谓浩浩汤汤抑更扬者，非谙客里夜卧，饱闻此声，安能周旋妙处如此？

’”黄庭坚认为韩愈之所以能够写出“浩浩复汤汤，滩声抑更扬”这样“工切”“妙处如此”的诗句，正在于他有着亲身的生活体验——“客里夜卧，饱闻此声”。

它从侧面说明，黄庭坚善于将亲身的生活经历和体验，不仅融入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还提升为对他人诗歌的批评。

吕氏《诗事》载：

“苏子瞻作翰林日，因休沐邀门下士西太乙宫，见王荆公旧题六言云：

‘杨柳名条绿暗，荷花落日红酣。

三十六陂流水，白头相见江南。

’又云：

‘三十年前此路，父兄持我东西。

今日重来白首，却寻旧迹都迷。

’子瞻讽咏再三，谓鲁直曰：

‘座间惟鲁直笔力可及此尔。

’对曰：

‘庭坚极力为之或可追及，但无荆公之自在耳。

’”黄庭坚好次韵，诗集中次韵之作占了很大比例。

对王安石以上两首六言诗，黄庭坚有《次韵王荆公题西太一宫壁二首》，作于元祐元年（1086），时在秘书省。

其诗如下：

风急啼乌未了，雨来战蚁方酣。

真是真非安在？

人间北看成南。

（其一）

晚风池莲香度，晓日宫槐影西。

白下长干梦到，青门紫陌尘迷。

（其二）

《题西太一宫壁二首》是熙宁元年（1068）王安石奉神宗之召入京，实行变法，重游汴京西南西太一宫时即兴所作，题在宫壁上。

景祐三年（1036）王安石随父到汴京曾游西太一宫。

初游与重游之间时隔32年，在这段岁月里，王安石父母双亡，家庭多故，自己在仕途上也不如人意。

因而二诗主要“言荆公厌京洛风尘，而思金陵山水”。

写景色彩绚丽，美丽动人，抒情含蓄蕴藉，言浅而意深，言有尽而情无极。

严羽谓“王荆公体”：

“公绝句最高，其得意处，高出苏、黄、陈之上。

”再看黄庭坚的次韵之作，其一“啼乌”“战蚁”喻当时指责荆公者；

或暗指新旧两派的政治斗争。

“真是真非安在，人间北看成南”，任渊注：

“在熙丰，则荆公为是。

在元祐，则荆公为非。

爱憎之论，特未定也。

”全诗谓当时攻击荆公的人很多，有的甚至说“北宋之亡亡于荆公”。

但是批评荆公者不一定对。

流露出黄庭坚对荆公的同情。

全诗议论。

其二前两句是依王安石原作其一，分别写西太一宫的晚景与晨景。

后两句“白下”指金陵，因唐武德九年（626）曾改金陵为白下。

“长干”，地名，在今南京市南。

“青门”“紫曲”指长安的城门和道路，这里均借指汴京的城门和道路。

这首诗的后两句，高度概括了王安石的两首诗意。

正如苏轼所肯定“惟鲁直笔力可及”原作，黄庭坚则自愧不如原作“自在”，这当不是谦虚之辞。

陈衍评曰：

“绝代销魂，荆公诗当以此二首压卷。

”的确原作是直接抒发作者自己的真情实感，而次韵之作则是概括原作作者的怀抱，毕竟隔了一层。

这也多数次韵之作的通病。

从这个角度来说，吕氏的这段记载包含了对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多次韵之作的反思。

许顗《彦周诗话》载：

“黄鲁直爱与郭功父戏谑嘲调，虽不当尽信，至如曰：

‘公做诗费许多气力做甚？

’此语切当，有益于学诗者，不可不知也。

”黄庭坚《论诗作文》云：

“词意高胜，要从学问中来尔。

……读书要精深，患在杂博。

因按所闻，动静念之，触事辄有得意处，乃为问学之功……诗遇境而生，便自工耳。

”他认为，“词意高胜”的诗“要从学问中来”；

有深厚的学问积累，“触事辄有得意处”，即才会有诗的感发；

创作出来的诗歌自然就精工了。

《答洪驹父书》则曰：

“自作语最难。

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

盖后人读书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