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所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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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腐败破坏经济建设

（二）腐败危害精神文明

（三）腐败破坏社会稳定

（四）腐败损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四、抵制腐败的对策

（一）深化体制改革和加强制度建设

（二）加强教育与自我教育

（三）继续深入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

（四）进一步加强政风建设

（五）要完善政务公开制度

（六）严把用人关

（七）改善收入水平

注释

参考文献

水之所以清澈透明，奔腾向前，一片生机盎然，全靠源头涓涓活水。

否则，清泉就会变成“死水塘”，死气沉沉，毫无活力。

开唐盛世的唐太宗深有感触：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并把这句话当作治国的指导思想，大概也是出于“舟”的“死”，“水”的“活”的原因。

当前，“腐败”这一社会毒瘤，已严重侵入我们党的肌体，腐蚀我们许多干部的灵魂。

虽经党中央三令五申，严查重判，但仍呈前“腐”后继之势，大有欲令我社会主义社会一泓清水变为腐水、臭水之势。

腐败现象在我国的蔓延，使广大人民群众深受其害，深恶痛绝。

反对腐败、铲除腐败、根治腐败，必须加大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力度，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源头活水“清如许”，涓涓清泉，永葆活力，奔腾向前。

这已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也是党中央、国务院的一项重要工作。

近年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各级政府的努力下，认真贯彻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部署，按照建设为民、务实、清廉政府的要求，实行科学民主决策，坚持依法行政，加强行政监督，认真解决廉政建设中的突出问题，政府系统反腐倡廉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

与此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各级政府廉政建设过程中还存在不少问题，需要我们继续努力，把反腐倡廉的工作落实到位。

一、当前反腐败形势

当前反腐败总形势是好的。

但也必须清醒的看到，在一些地方和部门，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严重腐败案件时有发生。

（一）我们的党员干部队伍的主流是好的。

目前，社会上对反腐败斗争的形势和我们的党员干部队伍有各种各样的议论，其中存在一些错误认识：

如悲观失望，认为我们队伍没有几个是好的，感到腐败问题越反越严重。

究竟应当怎样正确而全面地评价我们的党员干部队伍？

应该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辨证法的观点来看待我们的干部队伍。

有三点：

1、首先是要看到，我们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

我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和影响与日俱增，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

从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我国年GDP从3642亿元增加到11万亿元，年均增长率达到9.4%，超出世界同期年平均增长率6.1个百分点，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①。

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六位。

这也正是因为党的各级组织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广大党员干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凝聚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力量，才取得的。

2、其次是要看到主流和支流、多数和少数。

党的十五大以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每年查处的违纪违法案件，因腐败问题被开除党籍移送司法机关的约占党员总数的万分之一点四；

其中县级以上领导干部约占同级干部总数的万分之七点七。

3、腐败分子是指严重违法、开除党籍受到法律罚处的人。

要把腐败分子与犯一般错误的干部区分开来。

由此可见，党员干部队伍的主流是好的，绝大多数党员干部是廉洁和比较廉洁的，决不能因为有少数腐败分子而否定我们的党员干部队伍的主流。

2004年纪检监察机关受理信访举报59475件（次），初核12350件，处分6298人，涉及市（厅）级干部24人、县（处）级干部212人，移送司法机关处理114人，挽回经济损失1.61亿元②。

与此同时，查处了一批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严重侵害群众利益的违法违纪案件。

对这些年来查办的违纪违法案件进行综合分析，我们发现，当前腐败现象的滋生呈现以下趋势和特点：

1、腐败分子多数集政治蜕变、权力腐败、生活腐化于一身。

凡是查出经济上的贪婪或生活上的腐化。

目前查出的腐败分子，基本上是有经济问题，必有作风问题。

因此，他们以权力为资本，进行权权、权钱、权色交易。

往往是政治上的蜕变带来其生活上的腐化，生活上的腐化又助长其经济上的贪婪和政治上的蜕变。

2、积累资本型腐败加剧。

经济案件比例增大，涉案金额越来越大。

我省1999年到2004年查处的案件中，经济类案件占整个案件的比例达到50%左右，基本上的一半；

涉案的金额也越来越大，原来是几十万元，逐步扩大到几百万元、上千万元，有的甚至上亿元。

腐败分子贪污、受贿，不仅为了挥霍享受，而且还聚敛财富、积累资本、传之后世。

一些腐败分子，从对财务资料的侵占，发展到对生产资本和生产要素的侵占，从对财富的积累发展到对资本的积累，从对眼前利益的追求发展到长远利益的追求，表现出极大的贪婪性。

3、党政主要领导违纪违法问题日显突出。

1999年以来，省纪委自办案件中，主要领导违纪违法的案件占46.7%。

一个地方或部门的主要领导违纪违法，不仅毁了自己，而且带坏一批人甚至影响几届班子，出现大面积腐败问题。

一些高领导干部案件不断发生。

4、利用干部人事权、司法权、行政审批权谋权的违纪违法案件突出。

1999年到2004年查处的案件中，利用“三权”进行违纪违法谋利的案件，占经济类案件总数的44%左右，充分显示了转型时期腐败现象集中体现在权力腐败上。

“贿随权集”，行贿之人只可能向有权力的人来行贿。

5、经济热点领域、资金高密集领域、垄断性行业腐败案件频发。

我省1999年以来查办的市厅级干部案件中，一次贪污、贿赂金额在10万元以上的案件绝大部分集中在这些领域和部位。

在工程建设领域，一些交通工程、市政工程、水利工程、房屋工程等资金高度密集，腐败案件时有发生。

6、腐败家族化倾向明显，“曲线敛财”问题突出。

近几年，领导干部与配偶、子女串通进行腐败活动十分突出。

我省市厅级案件中类似情况占到了14%。

多数领导干部的违纪违法行为与其配偶、子女、情人、亲戚等共同作案，呈现家族化特点。

7、一些案件从个体行为向集团行为发展，“窝案”、“串案”以及跨行业、跨地区案件明显增多。

腐败分子要隐蔽他的腐败行为，必须营造腐败环境，腐蚀拉拢相关人员进行保护，而这些人员得利后又千方百计地保护腐败分子。

有的腐败分子通过政治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和经济上的金钱关系，经过多年培植，结成了政治与经济结合、权势与利益勾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既得利益集团、利益共同体。

8、腐败分子与不法“大款”互傍，直接和间接进行权钱交易。

有的领导干部把不法“大款”视为财神，不法“大款”把领导视为靠山，以利益为纽带，互相利用，权钱交易。

原河北国税局局长曾对一个老板说：

“你在商界需要权利支持，我在官场需要经济支持，我支持你赚钱，你支持我从政，我官越做越大，你钱越赚越多。

”

上述趋势和特点都表明，近几年来，我国反腐败斗争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在社会变革时期，滋生腐败现象的土壤和条件依然存在。

在这种情况下，腐败易发多发，在形式上将更加多样化，在手段上将更加高科技化，在领域上将呈现国际化，当前反腐败斗争的形势还相当严峻，反腐败斗争是长期的艰巨任务，任重道远。

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关于原因与结果、内因与外因等辩证关系的理论，分析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原因，必须从主观原因、客观原因及其结合上来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

关于腐败滋生蔓延的原因，胡锦涛同志在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上指出：

“从主观上说，放松世界观的改造，背弃理想信念，思想上蜕变变质，是一些人堕落为腐败分子的根本原因。

”“从客观上说，一些领域中制度和体制还不完善，使一些人进行形形色色腐败活动有机可乘。

”“从管理上说，监督机制不完善，监督不到位，也是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重要原因。

”胡锦涛同志的这些阐述为我们运用唯物辩证法基本原因来分析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原因指明了方向。

（一）主观因素是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根本原因。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本。

“物必自腐而后虫生”。

一些领导干部堕落成为腐败分子，最根本的问题是其在思想上拒腐防变的防线树得不牢。

理想信念是人生的支柱，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尤为重要。

过去在革命战争年代，党员干部能够在艰苦环境中保持清廉操守，是因为有信仰、信念、信心。

在新的环境中，多数人经受住了考验，也是因为有信仰、信念、信心。

但在东欧剧变和冷战结束以后，世界共产主义处于低潮，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异常艰难复杂。

同时，国内全面改革开发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得各种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层出不穷。

少数领导干部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放松了思想改造，经不起考验，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信心发生动摇，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权利观、地位观、利益观发生偏差，导致信念滑坡、精神颓废、道德颓废、道德沦丧，致使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享受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滋长，背离党的宗旨和执政原则。

一是没有牢固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丧失了理想、信念。

最终会丧失立身之本。

二是没有树立无产阶级的权力观，背离党的宗旨，最终会被人民唾弃。

少数领导干部不是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和工作条件用来为党和人民更好地工作，而是看成谁也碰不得、动不得的私有财产，把正常的工作关系当作私人交往关系，把正常的服务看成是对他人的恩赐与施舍，并想方设法眼红权力谋取私利，维护和扩大自己的既得利益。

三是没有树立群众观念，逃避监督，最终会滑入罪恶的深渊。

四是没有建立党纪国法防线，以身试法，最终会受到法纪的严惩。

五是没有树立正确的幸福观，贪图享乐，最终会堕落成人民的罪人。

理想信念动摇和基本观念的变化，在一部分领导干部中就会出现“五个薄弱环节”：

一是放松世界观的改造，最易由思想的“贪权、贪财、贪色”，导致利用权力搞“权权、权钱、权色”交易。

二是重视律人，忽视律己，最容易放纵自己的行为，滋生腐败。

三是领导干部利用职务影响为配偶、子女谋取私利，或是配偶、子女利用领导职务影响谋权利，最易诱发腐败行为。

四是大款傍大权或是用权傍大款，最易使意志薄弱者堕落。

五是接受“礼金”形式的贿赂或是礼物，最易受到腐蚀。

领导干部政治上是否安全健康，重要的就是看法纪面前是否循规蹈矩。

要政治安全，就得规规矩矩，清贫守道。

领导干部特别是掌握着人财物权力的领导干部，就像足球场上的球门，老处于被人攻门、被人打破和破解你的防线之中。

如果放弃法纪意识，不讲原则办事，就会损毁职务行为的廉洁性。

使“球门”被攻破甚至是不攻自破。

而是有些人身为领导干部，对别人讲组织纪律性，对自己讲自由主义，民主意识、大局意识和纪律观念淡薄，不能严格遵守党纪国法，不能正确贯切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最后沦为腐败分子。

导致腐败行为发生的不健康心理主要表现为：

一是机会主义。

典型表现就是“机不可失”、“不捞白不捞”思想作祟，诱导自己使用各种手段把掌握的权力转化为个人资本，以权谋私。

二是补偿心理，即“59岁现象”。

三是侥幸心理。

不少腐败分子自以为作案手段高明、天衣无缝、“你知我知”，出了事未必能查到直接证据，于是铤而走险。

四是攀比心理。

利益分配格局的多样性，使少数领导干部的心理严重失衡。

有人不是与广大依法勤劳致富的人相比，而是与少数“暴富者”相比，认为论文化比他们高，论贡献比他们多，论能力比他们强，论权力比他们的啊，为什么他们能发大财而我不能？

为什么我的生活不如他们？

一旦如此攀比，思想防线就会变得非常脆弱，从而产生羡慕、攀比、投机心理，甚至看到别人违纪违法未出现问题，自己也可以模仿，结果放纵自己，导致贪污、受贿等腐败行为的发生。

有些人就会自觉不自觉地利用手中的权力去追求“暴富”阶层的生活，难以经受住物欲、利欲的考验，有的甚至一遇到问题和困难便摇来摆去，甚至对党离心离德，为自己谋划所谓退路。

五是虚荣心理。

有的一味地追求表面上的光彩和荣誉，追求物质和情侣而栽跟头，直至走上了不归路。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

我国现阶段的反腐败斗争是党长期执政的情况下进行的，是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转换经济体制、诸多社会矛盾相互交织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

转型期社会的特点是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换的过程中，由于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管理体制、监督制约机制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建立和完善，行政行为、企业行为和市场行为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严密规范和有效约束，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也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完善，客观上形成了腐败滋生与蔓延的条件，存在着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可能性。

1、长期执政使党员领导干部拥有分配资源的权力，为腐败行为的发生提供了“资本”。

腐败的实质是权力的非正常运行。

我们党从一个为夺取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掌握全国政权并连续执政50多年的党。

党的地位的这种历史性变化，对党员和干部队伍带来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

在战争年代，加入党和参加革命队伍，就要准备奉献个人的一切乃至生命，大家都为崇高的革命理想而奋斗。

同时，在未执政时，我们党可以调动的资源十分有限，从高级干部到普通党员都过着十分艰苦的生活。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作为执政党有了调动人、财、物等资源和行政审批的权力，大批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面临着权力与利益和腐败与反腐败斗争的严峻考验。

在执政的情况下，领导干部不需要位居要职，只要拥有任何一个稍有权力的公职，就可以用它来进行权权、权钱、权色交易。

腐败者即使被查处，只要能够找到另外的有权力的新职位，就可以进行新的腐败活动。

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下，西方腐朽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影响和腐蚀着一些思想不健康的人，使有的腐败分子内外勾结，跨国、跨境腐败犯罪不断增加，权力腐败的领域进一步扩大。

2、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法规和制度还未建立健全起来，使腐败行为有了机会，能够乘虚而入，钻改革和体制转换的空子。

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看，他们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一般都经历了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而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体制不够规范，市场体系发育不全，竞争不完全，法制规范不健全，行政管理体制存在许多漏洞，政策不配套等问题比较突出，行政、企业和市场行为不规范，使一些腐败现象在一些领域存在易发多发的现象。

目前，我国虽然已制定了300部法律、800多部法规和3万多个规章，但还有滞后和不健全、不完善的情况，即使已有的法规，也还有个落实的过程。

这就给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使许多腐败现象容易滋生蔓延。

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易发多发的现象也是难以避免的。

如，经济利益的多元化，带来了社会生活、组织形式、就业形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的多样化。

这既给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又给党风廉政建设带来了新情况和新问题，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诸如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以及对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冲击等。

经济成分和社会利益格局的多样化，市场经济等价交换原则很容易被少数人泛用到社会其他领域，破坏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秩序，败坏社会风气，影响社会经济环境。

经济利益的多样化，容易导致人们思想观念的多样化，特别是利益驱动，金钱至上、尔虞我诈、坑蒙拐骗、假冒伪劣等现象极易滋生。

各个利益主体为了追求最大利益，都希望通过各种方式去获取有限的资源，这就容易产生不正当竞争，引发行贿等腐败行为。

特别是一些不法分子，为了牟取暴利，逃避法律惩罚，更是不择手段，不惜用重金、美色等方式拉拢腐蚀领导干部；

而一些领导干部手中掌握的权力比较集中，权力动作缺乏透明度，又得不到有力的监督制约，这就很容易产生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腐败案件。

同时，不少地方和部门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靠自己创收以弥补经费不足，致使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等不正之风屡禁不止，不仅诱发和滋生腐败，而且严重影响党群政群关系。

社会生活的多样化，一些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陈腐生活观念会乘虚传播，污染社会风气，一些违背党和政府方针政策乃至毒化人们心灵的杂音就会乘势蔓延。

社会组织形式的多样化，对党员干部的监督带来了困难，从而使党员干部廉洁自律的外部制约因素减弱，助长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

就业岗位和就业形式的多样化，使有的干部可能利用职权和职务的影响，以权谋私，谋取不正当的利益，在客观上使腐败行为有易发多发的可能性。

3、权力对市场经济秩序的过度干预，使权力腐败的机会变成了现实。

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推进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一些领导干部往往是把宏大的发展计划强加给市场体系，使原本就发育不全的市场机制不仅没有得到疏通和补修，反而频频遭遇阻碍与扭曲，无法达到资源优化配置的效率状态。

结果，经济行为主体转而投资与非市场活动，试图把一些领导干部在市场体制中设置的人为障碍变成排他性的私人通道。

这就意味着，领导干部人为的对市场体系的过度干预具有了很高的垄断性经济价值，持有权力的领导干部能够轻易地把权力衍生为无形资本，以谋求暴利。

另一方面，在市场途径受到障碍，而非市场途径反而有可能实现更高效应的情况下，正当的市场经济行为往往遭遇到冷遇，公平和正义退而成为经济生活的陪衬，许多原本可以用市场途径解决的问题也就被诉诸非市场途径了。

这就在客观上诱使领导干部在每个管理层次上，利用哪怕是很小的权力，把正常的公务变成腐败租金的来源。

不仅如此，对市场经济秩序的腐败性干扰进一步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加剧了市场失败，于是领导可以更多地对市场经济秩序进行了干预，这又造成更多的腐败机会，结果成了恶性循环。

在对市场经济秩序过度干预过程中，一些公职人员出于对收入差距的不满而试图从公职所赋予的权力上“创造出”更多的收入来，并且越是位高权重的人越有可能得到高的薪金外收入，他们的行为又给其他公职人员产生一种示范效应，以致各个层次的公职人员“雁过拔毛”。

有职位权力做可能得到的有形的与无形的收入或是好处，已成为一些领导干部争取公职和相应职位的一种预期收益，这也是买官卖官行为屡禁不止的深层次原因。

三、腐败现象的危害

腐败问题是危害国家和社会的毒瘤，广大人民深恶痛绝。

腐败不但威胁着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稳定，而且还会严重削弱国家能力，激化社会矛盾，从而时刻影响着国家的长治久安。

其危害性是不言而喻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腐败破坏经济建设。

腐败分子不仅自己通过贪污受贿侵占国家资金，而且通过其他不正当手段，使国家巨额资金和大量财产流入不法分子手中，1999年全国法院依法严惩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犯罪，直接经济损失达15亿元。

更为严重的是，腐败分子以权谋私，权力进入市场，直接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破坏国家经济建设。

倘若任其滋生蔓延，泛滥成灾，必将严重扰乱社会主义经济秩序，导致国家经济的崩溃。

（二）腐败危害精神文明。

腐败具有极强的传染性、腐蚀性，如果不严加惩治，就会像瘟疫一般迅速传播，腐化堕落、骄奢淫逸、狎妓嫖娼、贪污受贿、买官卖官、贪赃枉法和各种违法犯罪就会充斥整个社会，从而使封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各种腐朽思想沉渣泛起，污染社会。

（三）腐败破坏社会稳定。

稳定与党风、政风是直接相关的。

腐败破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损害党和政府的威信，削弱党和政府的凝聚力，使人民群众与党和政府离心离德，其结果必然导致社会纷争、动乱。

“乱收费”、“乱摊派”等严重损害了广大人民的利益，一定程度激化了社会矛盾，对社会的安定团结、长治久安构成巨大威胁。

（四）腐败损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腐败压制群众的民主权利，侵害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挫伤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特别是损害广大群众对党的信仰、信念和信心。

我们党是依靠人民群众执政的，如果不能赢得民心，不坚决惩治腐败，党就会成为人民群众的对立面，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将无从谈起。

四、腐败现象的防治措施

纵观社会上的腐败现象，我们不难发现：

没有哪一个腐败分子是从一开始就腐败，而是一步步的走向堕落的深渊，最终成为人民的公敌，社会的败类。

这与其自身的修养相关。

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自以为是，一方面自己不主动学习，提高自身的思想修养和政治素质；

另一方面以各种理由、借口，推托组织上的各种理论学习，或者不重视，只当耳旁风。

这种对自己不负责任的态度，最终导致原则立场不坚定、政治素质不过关、思想作风不健康，这就给了投机者以可乘之机，大胆的以金钱、色情等手段进行诱惑、拉拢和腐蚀，使得腐败现象得以滋生延续。

所以说对于腐败的防治绝对可以说是一个任重道远的伟大工程。

（一）深化体制改革和加强制度建设。

政府系统的腐败行为，集中发生在行政审批、执法监督、政府采购等公共资源和行政权力的运行过程中，深层次的原因是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制度不完善和行政权力运行不规范。

要从根本上解决滥用行政权力问题，必须加快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行政权力运行机制。

邓小平同志曾指出：

反腐败要靠教育、要靠法制，还是搞法制靠得住。

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遏制腐败要把制度建设作为重点，把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要求作为制度建设的重要原则和内容，坚持用制度管权、用制度管人、用制度管事，从根本上消除滥用权力的问题。

（二）加强教育与自我教育。

从唯物辩证法关于内因与外因的辨证理论，从内因的角度出发，教育和自我教育的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邓小平同志指出,对贪污腐化和滥用权力的现象,“我们主要通过两个方面来解决,一个是教育,一个是法律”。

教育在这里主要指对党员干部进行人生观、世界观的教育。

其核心问题是坚定共产主义理想、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信念,真正过好“名位关、权力关、金钱关、色情关和人情关”,拒腐防变。

努力使领导干部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

对于教育和自我教育,我认为自我教育作用尤为重要,这正如同外因和内因这两个要素,内因是起决定作用的。

党员干部的自我教育是自省自律的重要手段,党员干部应依据党和国家的有关规定不断地进行对比检查,与先进找差距,深入持久地学习马列理论,增强爱国主义热情,在内心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并力争自己成为先进、典型。

由此,教育与自我教育的作用才算真正地发挥出来。

因此也可以看出,中纪委所提出的“要不失时机地通过我们的卓有成效的宣传教育工作,促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入、持久、有效地开展”的要求,是具有战略意义的。

（三）继续深入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

商业贿赂违背公平竞争原则，破坏市场经济秩序，损害人民群众利益，毒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