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农村卫生服务体系运营效率分析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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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以往的研究中基本上没有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纳入产出指标，本研究侧重选取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投入方面有在岗职工人数、实有床位数、万元以上设备总价值，基本医疗服务产出方面有总诊疗人次数、入院人次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产出方面有年末城镇居民健康档案累计建档人数、年内0～6岁儿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人次数、年内孕产妇建卡人数、年末高血压规范管理人数、年末糖尿病规范管理人数。

二农村卫生服务体系运营效率

（一）投入、产出指标的基本情况

表10-12009～2013年，样本卫生院投入、产出指标平均变化情况

表10-12009～2013年，样本卫生院投入、产出指标平均变化情况-续表

从表10-1可知，2009～2013年，样本卫生院院均在岗职工由99人增加到108人，增长9.1%；

万元以上设备总价值由298万元增加到483万元，增长62.1%；

实有床位数由51张增加到58张，增长13.7%；

总诊疗人次数由74082人增加到91280人次，增长23.2%；

入院人次数由1818人次下降到1653人次，下降9.1%；

年末城镇居民健康档案累计建档人数由293人增加到32689人，增长110.6倍；

年内0～6岁儿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人次数由9615人次增加到17548人次，增长82.5%；

年内孕产妇建卡人数由375人增加到599人，增长59.7%；

年末高血压规范管理人数由293人增加到2241人，增长6.6倍；

年末糖尿病规范管理人数由56人增加到464人，增长7.3倍。

（二）整体生产效率的动态变化分析

由表10-2可知，2009～2013年，样本卫生院整体全要素生产率年平均提高了17.1%，主要是技术进步的作用（14.0%），技术效率改变贡献偏小（2.8%）；

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5%和1.2%。

这说明，新医改以来样本卫生院总体运营能力变化较小，而诊疗水平提高较大。

具体来看，整体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在2009～2013年均为提高。

其中，2009～2010年、2010～2011年和2012～2013年均因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均提高而提高，2011～2012年因技术进步提高大于技术效率下降而提高。

整体技术进步指数波动较大，表现为先提高、后降低。

其中，2010～2011年增长最大，达到提高30.7%。

整体技术效率的变化：

①仅2011～2012年技术效率下降，下降模式为纯技术效率提高与规模效率下降；

②其余时间段技术效率均提高。

其中，2009～2010年、2010～2011年均为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同时提高；

2012～2013年技术效率因规模效率提高大于纯技术效率下降而提高。

整体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基本维持稳定，稍有提高。

其中在2010～2011年增长稍快，其他时间段基本维持不变。

表10-2广州市2009～2013年镇卫生院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及分解

（三）机构间生产效率的动态变化分析

由表10-3可知，25家样本卫生院中，有24家全要素生产效率有所增加，但增长差异较大。

卫生院6增加最大，达到95.5%；

卫生院23则下降，为6.8%。

表10-32009～2013年各镇卫生院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及分解

表10-32009～2013年各镇卫生院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及分解-续表

由表10-4可知，各样本卫生院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主要贡献也是来自技术进步。

24家（96%）卫生院技术进步效应指数大于1，23家（92%）卫生院是通过技术进步、技术效率提高或不变的途径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11家（44%）卫生院技术效率提高，7家（28%）卫生院纯技术效率提高，4家（16%）卫生院规模效率小于1。

从表10-5、表10-6进一步分析发现各样本卫生院通过规模效率提高、纯技术效率提高或不变两种途径来提高技术效率，因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均不变导致技术效率未提高。

表10-42009～2013年各镇卫生院的动态效率年平均变化情况

表10-42009～2013年各镇卫生院的动态效率年平均变化情况-续表

表10-52009～2013年各镇卫生院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分析

表10-62009～2013年各镇卫生院的技术效率变化分析

表10-62009～2013年各镇卫生院的技术效率变化分析-续表

三分析

（一）整体全要素生产率分析

本研究结果显示，从总体上看，2009～2013年广州市镇卫生院整体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长率为17.1%，远高于2002～2009年东部地区乡镇卫生院全要素生产率4%的增长速度。

[4]增长幅度较大，这可能与新医改以来经济相对发达的广州市各级政府对农村卫生服务投入进一步加大有关。

技术进步平均年增长率为14.0%。

研究同时发现，样本卫生院万元以上设备总价值年平均增长12.83%，远远超出其他投入指标。

这提示了技术进步可能是因为新技术新设备的引进。

不过，技术效率和其分解的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增加均不明显。

这提示了新医改以来，镇卫生院效能改进或资源浪费情况改善并不明显。

（二）个体全要素生产率分析

从具体分解来看，24家（96%）卫生院全要素生产率、24家（96%）卫生院技术进步得到提高。

不过，只有7家（28%）卫生院纯技术效率提高，且变化不大、保持稳定，与各镇卫生院均已发展成熟且正常运行，处于规模报酬固定阶段的实际情况符合。

这提示了新医改以来各镇卫生院的管理和经营决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没有起到应有的积极作用。

由于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具有准公共物品和公共物品的性质，统一由政府生产后，乡镇卫生院如果没有生存压力，其工作人员就会“吃大锅饭、混日子”，卫生院也会丧失主动优化供给结构的动力和压力。

明确乡镇卫生院的医疗卫生服务对象、内容和目标，制止盲目竞争攀比发展，克服市场定位模糊认识，促其找准市场服务位置，担当公共卫生服务职责。

只有11家（44%）卫生院规模效率有所提高但变化不明显，有14家（56%）卫生院没有增加。

在各项投入指标中，人力资源指标职工数年平均增长最慢，只有2.20%，远低于实有床位数、万元以上设备总价值等物力增长速度，原因可能是：

①规模过于庞大，人员不足及素质相对低下，人才引进、稳定和培养等问题依然很突出，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行政管理成本从而影响效率；

②盲目购买大型医疗设备，使设备过度集中，从而导致利用不足而影响效率；

③缺乏有效的管理模式与机制，特别是2011年以来，明确政府举办的乡镇卫生院为公益一类事业单位的性质，从财政核补变更为全额核拨后，缺乏有效激励机制，医务人员积极性不高，资源的使用效率降低。

由于配套政策不健全，难以完全实现预期效果，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才引进、稳定和培养等问题依然很突出。

[5]近年来，由于诸多方面原因，高等医学院校毕业生不愿下到农村地区基层医疗卫生单位，反之农村的一些高学历或经验丰富的卫生技术人员以考研究生、调动等多种途径流向城市。

这就形成城市大医院过多集中高学历、高职称和高技术的医技人员，而农村基层则出现人才缺乏，大多为低学历人员，有的专业或学科无人的局面。

要扭转这种局面，就需要政府制定相应的倾斜激励政策，鼓励卫生技术人员下基层服务。

进一步分析发现，2009～2013年卫生院发展模式并不健康，主要存在问题是其生产率增长贡献几乎全部来源于技术进步，而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贡献甚微。

这种单纯依靠技术进步的增长将是有限的。

虽然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下不大可能发生技术衰退，如人才引进与培养，新药及新设备的使用，诊疗程序、诊疗技术的改良和提高都可以促进技术进步；

但如果没有良好的人才梯队，新药使用不合理，设备利用不充分，则可能会导致技术衰退。

这不仅与人力资源建设没有跟上硬件建设，还与医疗卫生服务的特殊性导致规模的实现有一定的时间延滞性有关。

以门诊为主的乡镇卫生院如果没有相匹配的人力资源，单纯依靠增加设备、建筑用房等硬件投入，将导致资源利用不充分甚至相对过剩；

同时，由于医疗卫生服务提供与利用具有同时性，与单纯将生产出来的产品作为产出的全要素生产率评价相比，时滞表现更明显。

[6]为此，决策者要认识到，只有资源投入与资源消化、利用效率同步，才能有效提高服务效率。

由于本研究缺失样本卫生院的村医指导职能的相关数据；

数据包络分析法侧重于相对效率的比较分析，不能指出实际的绝对有效；

同时没能适当引进社会和患者维度的投入、产出指标，使得本研究结果的代表性、全面性存在一定缺陷。

四讨论

乡镇卫生院是农村医疗保健三级网的枢纽，是农村地区实现“人人享有卫生保健”战略目标的依托，是中国农村居民健康的重要保障。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农村普遍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集体经济纷纷解体，使得卫生院逐步失去县乡级财政支撑。

在投入严重不足、外部竞争大、收费标准不合理、医用商品价格飞涨以及服务需求加大的多重因素影响下，1990年代全国大多数乡镇卫生院普遍陷入困境，加上卫生资源的城乡、区域分布严重失衡，致使农村卫生服务公平性和总体绩效进一步降低。

[7]从2002年开始，特别是新医改以来，由于多项新制度改革主体均涉及乡镇卫生院，政府也不断加大对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的投入力度。

虽然由于机构合并和乡镇撤并以及城市化，导致卫生院的数量有所减少，但是总床位数没有明显变化，人员数量有所增加，基础设施建设逐年明显增加，收支状况好转；

门急诊服务量明显上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也得到加强。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乡镇卫生院为广大农村居民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能力有所提高，公益属性进一步强化。

然而，乡镇卫生院转换资源为产出的能力如何，效率是否随之提高也相应成为决策者关注的问题。

基本药物制度导致乡镇卫生院缺药问题严重。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是对基本药物目录制定、生产供应、采购配送、合理使用、价格管理、支付报销、质量监管、监测评价等多个环节实施有效管理的制度。

基本药物采购借鉴了起源于印度的“双信封招标”方式，以省为单位、单一货源和价低者得等的做法使生产企业价格竞争加剧，形成了“一个买方对众多卖方”的买方垄断局面，买方具备了超常议价能力。

同时，由于基本药物没有独立筹资体系，与医保目录药品相同均依赖各类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筹集资金，拖欠货款现象比较严重，价格接近甚至低于成本、回款又无保障，生产企业供货不及时甚至停产就不足为奇了。

随着不断扩容，基本药物目录和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越来越相似。

实行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零加成”本是基本药物制度的标志，然而正在推进的公立医院改革也同样采用“零加成”政策，基本药物与其他药物对医院的补偿机制也将趋同。

药物缺少，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乡镇卫生院医疗服务量，特别是在东部省份农村乡镇卫生院技术水平相对较高，这种现象更为明显。

要实现分级诊疗，基层必须承担分流患者的责任，需要基层具备相应的服务能力和药品配备。

收支两条线制度打击了乡镇卫生院的积极性。

实现收支两条线后，乡镇卫生院收支结余必须上缴相关财政部门，而正常运转中的医务人员工作经费、药品成本费、基础设施建设费用等各项支出都要经过财政部门的审批。

收支两条线制度使乡镇卫生院失去了自主支配能力，导致各种服务水平、等级的医务人员的薪酬待遇都是相同的。

在该财务管理模式下，乡镇卫生院没有权利给予优秀医务人员更好的工资待遇或者其他福利待遇，改革让乡镇卫生院回到了大锅饭时代，虽然有绩效奖金等激励性手段，但实际上医务人员收入差别并不大。

为此，部分地区对乡镇卫生院的财政补助，导致收支两条线管理模式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异甚至架空。

2015年初，安徽省省长王学军宣布，安徽将全面推行财政经济定向补助，不再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财政部门按编制内实际人数全额拨付人员经费，医疗服务收入扣除运行成本后主要用于人员奖励。

这是否意味着一度被誉为最为彻底医改的安徽模式将逐渐消解？

然而，把医疗服务收入与医务人员所得资金挂上钩，是当下医改力图破除的沉疴，这是否又存在矫枉过正、走回老路的嫌疑呢？

五政策建议

新医改后，农村居民医疗服务需求进一步释放，农村卫生院全要素生产率相应有较大的增长。

不过，若要使得乡镇卫生院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枢纽的作用得到切实体现，政府需要进行系统的制度设计，要充分协调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的同步发展，既要引进先进设备、优秀人才，又要合理配置资源，以提高医疗卫生服务生产率，减少资源浪费，要重视卫生资源配置评价，适时调整卫生配套政策，以实现协调发展。

要在财政投入、硬件、人员、药品、服务模式、内部管理等领域逐步完善，立足于常见病、多发病等基本医疗，不可向大医院发展。

乡镇卫生院应发挥中枢的作用，与县级医院开展双向转诊的服务模式，与村卫生室合作承担起辖区内公共卫生服务职能，最终形成完善的农村卫生服务网络。

（一）加强人力资源建设

政府应注意投入要素增长不均衡的情况，人、财、物三方面要按比例投入，从以硬件投入为主转为以软件投入为主，以充分发挥各种要素的最大效益。

可从行政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员两方面着手。

选配好以院长为代表的行政管理人员，强化队伍梯队建设。

明确院长职责和权限，下放人事任命权，增强乡镇卫生院的自主性和灵活性，激发活力。

提高政府对乡镇卫生院人员经费投入；

调整“定编定岗不定人”和绩效考核等制度，制定优惠政策、开辟绿色通道来吸引人才，探索适宜的人力资源激励和约束机制，实行以市场为基础、以政府为主导的医生自由执业制度；

并通过后续教育、学术交流等形式提高人力资源对新技术新设备的熟悉程度，从而有效提高技术效率。

建立单独针对基层卫生人员（特别是全科医生）的职业资格许可制度，建立有效的职业发展前景。

建立适合基层卫生人员（特别是全科医生）的人事薪酬标准。

如果政府（委托人）对于农村卫生服务管理者（代理人）的激励足够，农村卫生服务的管理者会为控制成本的改革努力，这样可以减少因为合约不完备而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

当最终成本或质量改革同时趋于委托代理契约最完备的情况下，农村卫生服务可以达到成本低、质量高的最优状态。

从盘活存量角度来说，允许医师多点执业乃至自由执业，促进医师从单位人成为社会人的转变，或许是更为便利的捷径。

（二）引导合理规模发展

乡镇卫生院提供的基本医疗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具有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属性。

一方面，技术进步无疑是提高效率的有效手段。

另一方面，技术进步依赖不断的设备和资金投入，这必然会增加卫生支出，相应会加剧“看病难、看病贵”现象。

因此，从社会发展的全局角度来看，不能单纯注重市场的作用，还需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优化投入资源配置，适当界定发展规模，在技术进步、资源消耗和患者负担方面取得均衡。

哈佛大学萧庆伦教授专门在《柳叶刀》杂志上撰文批评一些中国经济学者“幼稚地把医疗投资作为刺激经济增长的手段”。

[8]政府应当以居民健康需求为导向，加大对资源配置薄弱的乡镇卫生院的扶持力度，优先满足其卫生资源配置需求。

在调整现有资源配置状况的同时将新增资源优先向落后地区倾斜，改善资源配置区域不平衡和卫生院之间不平衡的状况，促进各地乡镇卫生院协调发展。

甚至重组合并，提高规模效率，提高其服务能力，促使其向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转型，深入社区、贴近群众，为区域内居民提供以公共卫生服务为主体的“六位一体”的社区卫生服务，将大大提高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

由于相当数量的农民还缺少健康生活的基础知识和健康的卫生习惯，严重影响村民健康，农村卫生机构健康教育职能还有很大的发挥空间。

另一方面，适度抑制优势卫生院不合理的扩张冲动，防止规模过大导致设备闲置，增加管理成本。

通过调整存量、优化增量，促进规模效率提高，从而提高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

维持适宜规模，还可为稳步提高乡镇卫生院院长们行政管理水平提供有利的环境、空间。

[9]

（三）增加管理自主权

“市场化”并不意味着医疗服务体系方方面面的“市场化”，而是要强调市场机制在医疗卫生服务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医疗卫生服务供给者之间的合理和良性竞争格局。

应重新明确乡镇卫生院的定位与功能，特别是在类似广州这类经济发达的超大城市。

对照卫生部颁布的《综合医院分级管理标准》，实际早在2006年经济发达的广州地区相当多乡镇卫生院在规模上都已经达到了二级综合医院的基本要求。

[10]对于这些规模较大，技术水平较高，已经成为区域医疗中心的乡镇卫生院，在完成辖区内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前提下，应该允许其向二级综合医院发展，以满足居民较高层次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

这类乡镇卫生院应该是综合医疗卫生机构，提高医疗服务产出效益是机构主要的目标。

对乡镇卫生院的管理更倾向于医疗机构的管理，更要放活，增加管理自主权，充分调动人员的积极性。

但这类卫生院的数量应当在区域卫生规划的指导下严格限制，避免资源浪费和重复建设。

仅在市场配置资源效率失灵或追求医疗卫生服务资源分配公平为先导时，才引入政府公共财政杠杆干预的政策手段。

笔者认为要发挥市场配置医疗卫生服务资源的效率优势，关键是改变财政的补偿方式，财政补偿的方式将从主要补偿供给方向补偿需求方转变，体现为补偿投向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方，以医疗保险或直接购买医疗服务提供给农村居民。

不管医疗卫生机构是姓“公”还是姓“私”，只要能提供优质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政府就应一视同仁，通过购买服务给予扶持发展。

（四）注重机构内涵建设

现阶段，限于体制和财力等方面原因，长时间大规模增加公共卫生投入并不实际。

从治理理论和规律来看，只以行政方式推进改革难以持久，关键是在现有制度框架内，理顺政府和医疗卫生机构之间的权责关系，建立长效的体制机制安排。

[11]因此，应将关注的重点转向医疗卫生生产过程，探求提升医疗卫生服务的有效途径，在有限投入的基础上实现最高效率产出，更有现实意义。

而且，乡镇卫生院还有指导村医的职责，应明确镇、村两级医疗卫生机构的职能与分工。

乡镇卫生院要参与辖区村卫生站、乡村医生队伍的建设与管理，统筹协调辖区医疗资源，让机构自身的医疗资源效益最大化。

乡镇卫生院存在众多先天客观条件不足，不适宜单纯依赖投入增加的外延建设，而应通过关注弱势群体，提高公共卫生服务能力，加强信息管理，简化服务流程，强化质量管理，建立科学管理机制等方式节约挖潜、优化组合、完善功能，注重服务数量与服务内涵，以促进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同步提高，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乡镇卫生院要树立大卫生、大服务观念，探索创建“乡村一体”“六位一体”“双向转诊”的新型服务模式。

（五）推行纵向医联体

长期以来，中国医疗资源结构布局受到分级财政的牵引，纵向资源调控能力不强，资源配置受到行政区域划分的制约。

建立非垄断和多功能的纵向整合资源的紧密型医联体，或称医疗集团，是对分级办医体制的一种突破。

区域内二级、三级医院与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间的“以强扶弱”，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流动，可以解决目前国内优质医疗资源过于集中在大医院和城市的弊病。

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医联体要有医疗保障支付制度和政府预算的支持。

否则，只会变成大型医院的变相扩张。

另外，对于像广西这样经济发达城市，还应有能力建立完善的电子医疗信息系统来支撑医联体的高效动作。

要提高基本医保统筹层级，使医保统筹层级和医疗联合体的层级相统一，确保医疗联合体覆盖区域内医保政策的相对一致。

推进基本医保支付方式改革，通过实行按人头付费、总额预付等支付方式改革，推动优质资源向基层下沉，促进防治结合，提升医联体整体绩效。

政府应着力创建双向转诊的医疗服务模式。

由于乡镇卫生院在医疗设备和技术条件方面的限制，可以将一些无法确诊及重病的患者转移到县以上的医疗机构进行治疗；

上一级医院对诊断明确、经过治疗病情稳定转入恢复期的病人，重新让患者返回所在辖区乡镇卫生院继续进行治疗和康复，从而保证农民“小病不出门、大病及时治、病后有康复”。

要让病人下转的关键是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

（六）建立与地区发展相符的运行机制

新医改后，全国各地的政府办乡镇卫生院全部配备和使用国家基本药物，并实行零差率销售，尽管药品的价格大幅降低，但是也带来了药品种类缺乏、药品质量降低等问题。

新医改以来，东部沿海地区乡镇卫生院住院病人呈逐年减少趋势，基层卫生与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整合等，都促使乡镇卫生院服务模式进一步转变。

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不同的是：

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的有效建立后，乡镇卫生院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的乡镇卫生院在包括医疗服务能力在内的各方面得到了全方位的发展和提升，因而此轮新医改对其转变职责定位影响更大。

由于政府是基于等级式管理体制，以控制作为管理的主要手段，导致大多数乡镇卫生院缺乏自主权及迅速适应公共卫生服务需求变化的能力，管理理念落后，管理模式陈旧，人员激励不够，人浮于事。

基层卫生综合改革属于系统层面的政策干预措施，政府应对新卫生政策和项目的执行效果进行定期的评估，应综合评价补偿、人事和分配等相关政策的实施效果，从政策执行层面剖析出现的问题及其原因，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居民健康水平、公共卫生水平为基础，适时调整地方配套政策，主要通过调整存量、优化增量，进一步统筹规划与合理配置卫生资源，尽可能使卫生资源产出投入比值最大化、最优化，促进区域卫生协调发展，从而吸引农村患者，促进农村居民合理的就医流向。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