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资关系与经济增长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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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维持劳动和平法案大量出台，劳资冲突调节机制逐步建立，大多数西方国家及日本等一些亚洲国家的劳资关系在战后逐步制度化。

在此背景下，经济学家们更多地将注意力转向协调劳资关系、提高经济效率的主题。

第二，从1870年的边际革命，到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到1948年萨缪尔森的《经济学》，随着数理经济学的发展，实证研究方法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被越来越广泛地采用。

正是理论与实践的共同发展，推动了战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相关实证研究的大量涌现。

　　拉佐尼克以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到20世纪后期这将近200年的时间里，世界工业领袖从英国到美国、再从美国到日本的更替为线索，以车间生产层面的劳资关系为核心，探讨了造成一国产业兴衰和国际竞争力更替背后的制度原因。

Weisskopf在其构建的美国生产率增长的社会模型中，将美国60年代中期及70年代生产率下降的原因归结为劳资摩擦上升导致的劳动强度下降和企业短期投资行为导致的创新滞后。

Ashenfelter和Pencavel分析过工人罢工的数量和影响范围以及退出（辞职）率对生产率的影响。

BucheleandChristiansen通过对15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证分析，验证了维护包括集体谈判权利、就业保护和收入保障在内的工人权益对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并指出合作的劳资关系通过激励工人对技术和组织创新作出积极贡献从而提高生产率的作用机理。

Naples的研究也表明，劳资冲突通过中断生产而影响产出，由于缺乏工人的配合而阻碍技术进步和工场组织。

Hirschman在研究中提出，劳资冲突有两条路径——退出和声音。

工人在对工资或工作条件不满意时，或者选择退出以改变命运，或者选择谈判以提高工资或工作条件。

而无论是退出还是罢工，都会导致生产率下降。

Naples还将退出和声音路径分别对应的表现形式——个体劳资冲突和集体劳资冲突细分为四个维度：

个体劳资冲突、休战协定外劳资冲突、休战协定内劳资冲突和防御性劳资冲突，并实证研究了不同维度劳资冲突在不同经济增长阶段的表现。

　　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全球化的竞争环境、劳资谈判分散化、更加灵活的工资、劳动配置和工场组织，发达国家劳资关系出现了新特点，学者们在关注发达国家劳资关系转变的同时，将目光更多地投向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亚洲发展中国家。

KuruvillaandErickson实证研究了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和中国等亚洲七国20世纪90年代劳资关系的变化，试图找出亚洲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工业化国家劳资关系的同质性和异质性，结果发现：

虽然亚洲各国劳资关系的制度安排不同，解决劳资冲突的机制不同，但维护劳资关系稳定，将劳资冲突视为经济增长的障碍这一点是共同的，全球化竞争的压力正推动着发展中国家劳资关系安排向西方发达国家的方向迈进。

大量实证研究显示了这种收敛性的趋势。

Kazutoshi在对比日本与美国劳资关系异同的研究中发现，日本的劳资冲突在形式上经历了从集体争议到个体争议的过程，在内容上经历了从劳动报酬、劳动条件到劳动合同的过程，与美国“集体谈判几乎已被个体争议代替”的特点类似。

　　1955年，库兹涅茨通过对英、美、德等国历史数据的分析提出，随着经济发展，这些国家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经历了先扩大后缩小的过程，即收入差距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倒U型曲线关系，被后人称为“库兹涅茨曲线”。

库兹涅茨还认为，收入差距不会无条件地随着经济增长先上升后下降，而是一系列经济、政治、社会和人口因素影响的结果。

因此，他指出发展中国家不应像早期资本主义那样听任收入差距扩大，而应当深入分析其影响因素，采取措施缩小差距。

　　发达国家劳资关系的演化历程，事实上已经显示了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存在。

暴力冲突减少、罢工次数下降、可支配收入提高、劳动条件改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这些衡量劳资关系趋于缓和的标志出现在19世纪80年代的英国，标志着英国劳资关系拐点的到来。

其它西方主要工业国劳资关系拐点出现的时间比英国晚：

法国大约滞后20年，美德滞后40年左右。

　　根据上述理论和方法，本文作如下假设：

　　假设1：

中国劳资关系变化趋势遵循发达国家的演化路径。

　　假设2：

有两类因素影响这一变化趋势。

第一类是经济增长因素，包括经济增长率、失业率、城市化率、外贸依存度、工资增长率，与中国体制改革、工业化进程和全球化程度有关。

第二类是社会保障因素，包括养老保险覆盖率、医疗保险覆盖率、失业保险覆盖率。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为了更多地利用信息，本文采用面板数据（PanelData）模型。

一方面，31个省市的年度数据将样本容量扩大31倍，包含了更多的信息量；

另一方面，虽然各省市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但拥有共同的经济政治改革、工业化和全球化背景，发达省市的今天可能就是落后省市的明天。

为了控制经济增长对劳资关系的非线性影响，模型中加入了经济增长变量的二次项。

　　检验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面板数据模型（固定效应）如下：

　　Yit=Ci+β1Xit+β2X2it　

（1）

　　重点关注式中参数的符号及其统计显著性，如果β1&

gt;

0，β2&

lt;

0，并都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则中国劳资关系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倒u型曲线的确存在。

　　本文用于度量劳资关系的指标是劳动争议案件数YAJ和集体争议劳动者当事人数YRS，以检验中国不同形式劳资争议的变化趋势。

解释变量经济增长X采用人均GDP指标。

　　式中指标使用来源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11996-2006的年度数据。

统计数据显示：

1979—1991年我国年均使用FDI仅31.3亿美元，1992年猛增至110亿美元，随后以年均14％的速度增长；

1992年以来，中国私营经济发展迅猛，至1993年底，户数已达2318万，投资者人数5114万，雇工32113万人；

1998--2004年我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数共计3243万人。

Cooke对改制企业的案例研究表明，国企产权的变化使得劳资双方的利益鸿沟日益扩大。

一项对中外合资企业劳资关系的调查显示，中外合资企业因其所有制结构特征使工人先赋地位的优越性不断弱化，企业劳资冲突日益表面化。

另一项对私营企业劳资关系的调查则表明，私营企业雇工主体来自于农民，在一个劳动力充斥而资本匮乏的国度里，在一个商品经济骤然发展而又没有一个思想启蒙运动与之相平衡的时代里，在资本与劳动的矛盾中，劳动处于劣势。

　　在假设2中待检验的两类影响因素如下：

　　第一类经济增长因素。

经济增长变量仍使用人均GDP。

失业率是对劳动力市场松紧的度量，也是工人谈判力量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采用的城镇登记失业率指标，虽然不能全面反映包括城镇和农村在内的劳动力市场状况，但可以从反面反映城镇就业机会的变化。

外贸依存度采用按当年汇率折算的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是反映经济全球化程度的重要指标。

劳动报酬一直是各国劳资争议中的核心问题，中国也不例外，90年代以来，我国由劳动报酬引发的劳动争议占总数的比重一直在37％左右。

将职工工资增长率引入模型，可以检验劳动报酬变动对劳资关系的影响。

　　第二类社会保障因素。

包括养老保险覆盖率、医疗保险覆盖率、失业保险覆盖率，用参保人数占就业人数比重表示。

检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是否有助于改善劳资关系。

　　此外，劳动力的年龄结构也是影响因素之一。

Bong在研究韩国80年代末期劳资冲突的原因时发现，被称为“386一代”（386指计算机芯片）的城市化过程中的第二代劳动力在这一时期的比重越来越高，他们的政治民主意识远远高于其父辈，对劳动平等的要求也更高。

目前，我国的劳动力结构与此类似，正在成为劳动生力军的是成长于改革开放环境中的年轻一代，从理论上来讲，这样的劳动力年龄结构对劳动民主进程具有推动作用，但是、由于缺乏相关统计数据而无法对此进行实证检验。

　　适用于以上劳资关系影响因素检验的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如下：

　　Yit=Ci+β1it+β2X2it+β3SYLit+β4WMDit+β5GZLit+β6YLBXit+β7YILBXit+β8SYBXit+μit　

（2）

　　三、实证检验

（一）假设1检验

　　分别以YAJ和YRS为被解释变量，建立面板数据模型1.1和1.2，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

模型1.1、1.2回归系数的符号均符合预期，但模型1.1的统计显著性更优。

　　对回归结果的分析如下：

　　第一，模型1.1、1.2所描述曲线的拐点分别出现在人均GDP11444元和11980元时，我国2003年人均GDP10542元，2004年为12336元，这意味着，劳资冲突自2004年始趋于缓和。

不过在形式上没有出现从集体争议到个体争议的过程，在集体谈判、退出和个体争议等途径选择上，我国劳资争议也一直偏于个体化。

1996-2006年，我国集体劳动争议案件占总数的平均比重仅为6.1％，其中约1／4至1／3来自于国有企业。

这一特点不仅是因为政府相关部门和企业所有者都对集体冲突十分敏感，劳资冲突常常在个体化阶段得以解决，难于酿成大范围的集体冲突，还与我国劳资力量对比严重失衡有关。

拉佐尼克将19世纪60--70年代美国纺纱工人在劳资冲突中更多地选择退出而不是依靠集体力量的原因，归结为“弗尔河的纺织工人面对的是一个有凝聚力的资本家阶级”，以及当时的美国工人“有丰富的机会和余地更换雇主，甚至职业”。

　　第二，根据安格斯·

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提供的数据，表2按1990年国际元推算了英法德美等国劳资关系出现拐点时的人均GDP，以及中国2004年的人均GDP。

从数据对比来看，各国劳资关系出现拐点时的人均GDP水平各不相同，从2889元到5689元不等，显示出国别差异性。

事实上，资本主义发展史表明，英法德美劳资关系的转变不仅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也是工人运动，政府改良性社会立法推动的结果。

（二）假设2检验

　　分别以YAJ、YRS为因变量，对模型2.1、2.2进行估计，根据Hausman检验结果，模型2.1和2.2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回归结果显示，模型2.2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剔除了t值过低的失业率、失业保险覆盖率的模型2.1通过了各项检验（见表3）。

各因素对劳资争议的影响如下：

　　第一，外贸依存度。

回归系数的符号为正，即外贸依存度提高加剧了劳资冲突。

这与我国以廉价劳动力为比较优势的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方式有关。

自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面临严重的内需不足，之所以经济增长一直能保持在8％以上，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出口增长弥补了内需的不足。

以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为基期，2006年的出口总额增长了50.17倍，GDP增长了46.39倍，中国出口增长速度快于经济增长速度。

但是，在发达国家进行结构性调整、国际分工模式发生重大变化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分工生产价值链中处于最低端，以出口劳动密集型的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为主，资本、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品所占比例很小。

2004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例达到最高，但在出口总额中也不到28％。

即使是在资本、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的产品生产中中国企业承担的只是这种高新技术产品生产链中附加值较低的加工组装环节，这个环节的生产还是劳动密集型。

在这样的背景下，压低、克扣、拖欠劳动力工资，以更大比较优势获取更高利润，成为资本追逐的必然目标。

以2005年为例，由这类原因引发的劳动争议案件在结案总数中占44％。

　　第二，工资增长率。

工资增长率的符号为负，这意味着职工工资增长有利于劳资关系改善。

这一结果与笔者在相关实证研究中的结论一致：

对第二产业的实证研究表明，职工工资增长通过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效应改善劳资关系，这一效应在竞争性领域更加显著。

　　第三，养老保险覆盖率、医疗保险覆盖率。

养老保险覆盖率在模型中有正系数，说明该变量的提高加剧了劳资冲突。

这一不符合预期的回归结果（包括失业保险覆盖率变量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反映了我国社保体系目前存在的缺陷：

远未实现全覆盖、严重的城乡失衡、规定的待遇水平较低、农民工及其家属的社保问题突出、对贫弱人群的发展权保障严重不足、对贫弱人群的福利服务严重不足等。

以农民工养老保险为例，涵盖农民工的城镇基本养老保险近两年刚刚起步，至2007年底，参保农民工占城镇参保职工总数的比重仅9.17％，但是，2008年春节却出现了农民工“退保潮”，珠三角地区农民工退保率高达95％。

究其原因，除农民工流动性大和就业稳定性差等客观上存在的原因外，保险金不能跨区域转移、保险金按期设定缺乏操作灵活性、保险金地域利益明显、农民工负担过重等制度性缺陷，是导致农民工因最终享受不到养老保险或负担不起而退保的根本原因。

相比之下，医疗保险覆盖率的提高减少了劳资冲突，模型中该变量的系数为负，这一方面反映了医疗保险对于城镇职工当前基本生活状况的重要意义及敏感程度，另一方面也与医疗保险的涵盖范围有关，2007年农民工在城镇基本医疗保险中的参保比例达17.38％，比在失业保险、养老保险中占的比例高出几乎一倍（见表4）。

　　综上所述，本文的结论是：

　　1．实证研究表明，中国劳资关系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前半段已经出现，劳资关系随着经济发展从趋紧到缓和的趋势已露出端倪。

但是，西方发达国家劳资关系演化历史也告诉我们，劳资关系拐点的到来并不是某一固定经济发展水平的必然产物，而是经济、政治、社会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

　　2．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劳资关系从趋紧到缓和的过程，既不像马克思所预期的那样需要一场彻底的社会变革，也不符合巴斯夏与凯里的和谐社会建立在市场经济天然和谐基础之上的理论。

中国劳资关系变化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

全球化程度加剧了劳资冲突，但其带动经济增长，增加劳动者就业的作用又能够缓和劳资关系。

健全劳动法律制度，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有助于劳资和谐，这意味着政府可以通过立法，采取合理有效的措施改善劳资关系，促进经济增长。

　　3．市场化、工业化、全球化本身并不必然导致劳资冲突，劳资冲突在相当程度上是由这一过程中劳动法律制度不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以及政府行为不规范所致。

这有待于更深层次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