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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一个名叫颜当的法国传教士在福建传教的时候,以上帝名义禁止辖区内的中国教徒祭祖拜孔,这样一来,康熙皇帝肯定不干了。
尽管如此,康熙还是多方努力,希望罗马教廷能收回成命,但罗马教廷就是固执己见,这令康熙很不爽。
让你们传教,已经给你们面子了,还蹬鼻子上脸不成,于是一怒之下在全国禁止该教。
通过这件事,康熙还是觉察到西方文化的潜在威胁,他为自己的子孙敲响了警钟,明确指出:
“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
此朕逆料之言。
……国家承平日久,务须安不忘危。
”
”能看到这一点,康熙不负圣主之名,遗憾的是康熙没有采取任何应对措施,不仅如此,还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再颁南洋禁海令,禁止内地商船到南洋吕宋(今菲律宾)和噶喇吧(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等处贸易,南洋的华侨必须回国,澳门外国船只不得载中国人出洋。
理由是南洋各国历来是“海贼之渊薮”,“数千人聚集海上,不可不加意防范”(《清圣祖实录》)。
如果说当年朱元璋颁布“禁海令”,是因为自身的小农意识让中国成了世界大航海的落伍者;
那么,康熙的“禁海令”,把祖宗几千年积累下来的海洋资产,统统放弃,把自己从一个海洋国家变成沿海地带渺无人烟的“内陆国”,就是有些犯傻了,给自己的子孙后代种下了苦果,也让整个国家蒙受耻辱。
看看康熙的禁海令就知道了,为什么东西洋贸易不禁,只禁南洋?
这里面有文章,南洋是哪里呢?
就是今天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那一块,从明朝开始那里就聚居了众多的汉人,再就是南洋地理位置重要,是“红毛(荷兰人)”与“西洋”来中国贸易的中转地。
南洋汉人已经和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当地人关系密切,如果与西洋各国勾结,结成利益同盟,形成一支海上武装力量来与清朝抗衡,那就麻烦了!
说白了,就是康熙提防汉人。
其实自从满人进入中原那一天起,他们就从来没有放松过警惕,所以康熙说:
“朕临御多年,每以汉人为难治。
”“即如海防,乃今日之要务。
”这也就是清代为什么不重防边,却非常重视防海的原因,其实就是防着海外的汉人。
康熙自己也这样说:
“海外有吕宋、噶喇吧等处常留汉人,自明代以来有之,此即海贼之渊薮也。
”“往年由福建运米广东所雇民船三四百只,每只用三四十人,通计即数千人聚集海上,不可不加意防范。
台湾之人时与吕宋地方人互相往来,亦须豫为措置。
”“不可不深思远虑。
康熙皇帝生怕哪一天,那些南洋的汉人杀回来了,一看龙椅上坐着的不是汉人,而是一个拖着长辫子的异族,那就不堪设想了。
所以坚决禁海。
“康乾盛世”
“康乾盛世”真的像传说的那样吗?
事实告诉我们,那是骗人的,是有水分的。
还是用事实来说话吧。
乾隆时期诗人魏来朋,在其诗作《鬻子行》里写道:
“潍北邑当丁丑年,沿海村落少炊烟。
无麦无禾空赤地,家家真乃如磬悬。
膝下娇儿莫能蓄,百许铜钱即便鬻。
但令得主免饥饿,宁甘下贱为人仆。
交钱交儿说分明,钱交儿不随人行。
翁亦无奈强作色,驱之使去终不能。
望儿挥手频频打,旁观谁是解救者?
频打频来怀中藏,儿声长号翁如哑。
如果说中国人自己的东西不可信,涉嫌利害关系,那就引用亲身经历康乾盛世的马戛尔尼的记录来例证。
关于“康乾盛世”,最具影响力的当属马戛尔尼使团马戛尔尼的记载。
这件事影响深远,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英国都是如此。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7月3日,马戛尔尼使团乘坐“克拉伦斯号”使节船到达舟山。
9月14日,乾隆皇帝正式接见英国马戛尔尼使团。
来到了天朝,马戛尔尼亲身体味了我们顶礼膜拜的“康乾盛世”,这位老外的感受是什么呢?
很出乎意料,这位老外给我们“抹黑”了,和我们自己人的感受一样,马戛尔尼看到的却是这样的情景:
“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人们衣衫褴褛甚至裸体。
”“像叫花子一样破破烂烂的军队。
”“我们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抢着吃。
据马戛尔尼的日记记载,他对大清朝的印象是:
“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
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
许涤新、吴承明: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
“康乾盛世”,一个我们骄傲无比的时代,一个人们津津乐道的时代,一个让人顶礼膜拜的时代,而在我们伟大的导师马克思眼里是什么样的呢?
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中这样描述道:
“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
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
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马克思在《对华贸易》一文中这样说:
“中国人的习惯是这样节俭、这样因循守旧,甚至他们穿的衣服都完全是以前他们祖先所穿过的。
”“每一个富裕的农家都有织布机,世界各国也许只有中国有这个特点。
”“福建的农民不单单是一个农民,他既是一个庄稼汉又是工业生产者。
”在《欧洲动态——欧洲缺粮》一文中,马克思这样描述中国市场的特点:
“那里的人们大都愿卖不愿买,金银都被收藏起来。
马戛尔尼并没有无功而返,他真实地了解了中国,探明了中国的虚实,知道了中国几斤几两,最为重要的是他们知道了中国军队的真实情况。
正当没有完成使命的马戛尔尼准备从通州登船离岸的时候,清政府传来消息,说是特意欢送一下,而且是用清朝特别能战斗的八旗兵,估计是乾隆老人家想向“红毛英吉利”展示一下肌肉。
这正合马戛尔尼的胃口,正愁回去无法交代呢,正好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探探大清朝的军事实力。
就这样,一支八旗子弟兵开始在一座庙宇前进行表演,八旗子弟兵表演得很是卖力,赢得了不少喝彩声。
不过,这喝彩不是赞扬他们的威武,而是他们太像一个马戏团了。
在马戛尔尼他们看来,这些身穿五颜六色制服的清朝兵,哪里是打仗的战士,简直就是舞台上的演员。
副特使斯当东揶揄道:
“他们穿的是打裥的短衣和短裙,脚上穿一双厚底的缎靴,既笨重又女里女气,没有一点军人气概。
”随即挖苦道,“好在这座庙宇有贴在大门上的神像来保护,外面鬼怪不得进来,这比这些士兵似乎还更可靠些。
关于这次中国之行,马戛尔尼的《纪事》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们的许多书本里都把汉族和鞑靼族混淆了,好像他们是一个民族。
可是清君却在时刻关注着这个权力的诞生地。
”他还调侃道:
“在热河,鞑靼皇帝从他们祖先的传统中汲取营养。
这时他们并不是完全在中国,也不仅仅只是在中国……两个世纪过去了,换了8个或10个君主,但蒙古人还是没有变成印度人;
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也没有把乾隆变成一个中国人。
”毫无疑问,马戛尔尼看清楚了清政府的死穴,大清朝的皇族仅仅在意自己的统治地位,而没有丝毫的国际视野。
在那个地理大发现与资本原始积累的时代,一个把自己本国臣民视为最大敌人的皇帝与国家,哪里是志在称霸地球的女王与国家的对手,所以当大英帝国成为“日不落帝国”的时候,大清朝正在夕阳西下。
马戛尔尼在《纪事》中还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清政府的政策跟自负有关,它很想凌驾各国,但目光如豆,只知道防止人民智力进步。
满洲鞑靼征服整个中国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
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
一个专制帝国,几百年都没有什么进步,一个国家不进则退,最终它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状态。
‘清朝’不过是一个泥足巨人,只要轻轻一抵就可以把他打倒在地。
这些话很刻薄,扫尽中国人的面子,却句句击中大清国要害,使“乾隆盛世”在世界面前变得暗淡无光。
在这种基础上,于是就出现了马克思描述的情况,“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
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信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
有一句俗话,叫做“闺女穿娘的鞋——老样子”,正如马克思说的那样“穿的衣服都完全是以前他们祖先所穿过的”,所以在这土地体制下,有些东西几千年以来都不会改变,其实只要模式不变几万年也不会改变。
因而,我们只能穿娘的鞋、穿祖宗留下的衣服沿着他们的老路走下去。
体制不变,接着是生活不变,接着是出路不变。
所以从大秦朝以后,中国的出路就那么两条,一是做暴民,二是做奴才。
做暴民很容易也简单,只要胆子大不怕死就行了,但世界上又有几个不怕死的呢?
而做奴才就不容易了,不是你想做就能做的,是有条件的,只有符合条件之后才可以。
尽管做奴才很不容易,但是比做暴民安全得多,所以大多数还是选择了做奴才,竞争很是激烈。
林则徐中进士
嘉庆九年(1804年)底,新婚不久的林则徐前往京城参加会试,但名落孙山。
落榜的滋味不好受,落榜日子更难受,回家后,已经成家的林则徐开始独自谋生,由于没什么手艺,只能利用自己的知识在福州北库巷开设“补梅书屋”补习班,边工边读,等待下一次的会试。
作为举人,按照礼仪,过年要给当地的父母官写贺启(相当于贺年卡),在过年的时候,林则徐就给福建省当时的一把手张师诚写了一封贺启。
翻阅贺启的时候,张师诚发现一个叫林则徐的人,贺启写得最好,心生爱才之意。
举人要给巡抚写贺启,而巡抚则要给自己的上司皇帝写贺启,而且要在除夕之夜写。
张师诚一看到林则徐有这本事,于是在除夕之夜把林则徐召来代草拜折,而且在这过程中故意刁难林则徐。
这张师诚为了考察林则徐,先是整夜在他居所外连放爆竹,后来又故意改动拜折,要林则徐重抄一遍。
其实这是考察林则徐的耐力和修养,林则徐没有任何怨言,认认真真按照要求,重新誊写一遍。
观察了林则徐的涵养和举止后,张师诚认为林则徐是不可多得之才,于是邀请林则徐做自己的幕僚。
旗二代的麻烦
据记载,在战场上,将领们把临时招募来的乡勇放在前面,八旗子弟兵跟在后面。
死伤是临时乡勇的,功劳是后面有编制的八旗子弟兵的。
就这样,普普通通的白莲教起义,清政府费劲了九牛二虎之力,历时9年才镇压下去。
为镇压起义,嘉庆先后调集了全国十六个省的兵力,耗费白银2亿两,相当于清政府当时4年的财政收入。
在镇压起义中,20多名提镇等一二品高级将领战死,400多名副将、参将以下的军官战死,清政府的武装力量也因此受到极大的削弱,清王朝受到自立国以来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清政府从而元气大伤。
也正是这次起义的影响,使得清王朝不得不在湖北、四川等内地部署大量军力,使得后来鸦片战争中英国军队来袭,清政府几乎调不出军队应战,遭到彻底失败。
按照祖上规矩,所有八旗子弟全部由国家供养,但八旗子弟的义务是“以清语骑射为本务”。
这种想法本身没什么不妥之处,我皇帝出钱养你们,你们好好练习骑射,保卫我的皇位。
问题是,他没有竞争啊,没有优胜劣汰啊,进而就没有积极性啊,长此以往,只能是腐化堕落,一无所能。
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既然你们不能打仗了,那我就不再养你们了,你们自寻出路吧。
最好的方法就是让八旗子弟裁员和下岗,但嘉庆没有这种魄力和手腕,嘉庆帝也只能延续祖先的做法,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
实在没辙了,嘉庆还写了一篇声泪俱下的劝书。
嘉庆十六年(1811年)六月十二日,嘉庆帝训谕八旗:
八旗子弟,国之世仆也,百有余年,英才辈出,不可胜纪。
但是,由于生齿日众,其间也有失于教训的子弟,又遇见一些不肯为国家作养人才、只知道食禄保位的都统、副都统,再加上作奸犯科,开局哄骗的不良百姓,所以一些八旗子弟逐渐趋于下流,甘为卑污,如蛾投火,不知改悔。
这些人只图片时逸乐,不考虑一世身家,实在是很可怜的。
奸匪棍徒多方引诱,最可恨的就是聚赌。
那些开局的恶棍,用意只在敛钱,一些八旗子弟受愚弄,昏迷不觉,实在可哀。
好赌的人有五大弊害:
食禄国家,不知节俭,妄希图泽,终至困穷,其弊一也;
上不能供父母甘,下不能顾妻子饥寒,其弊二也;
学习文武,俱缺资本,终为无用之人,其弊三也;
一入赌局,有败无胜,典卖物品既穷,偷窃之心顿起,其弊四也;
偶为鼠窃,未犯国法,胆益放恣,最后导致身败名裂,其弊五也。
这五种弊害,贤都必不犯,不肖者必不改。
特书此数语,诞告八旗,务令家喻户晓。
嘉庆帝还说:
八旗都统、副都统七十余员,何忍视国家有用之子弟,半为无用之匪徒,为什么不对他们加意训导呢?
诸臣中能尽一分心力,国家受一分之福。
如果一些八旗子弟能翻然改悔,日引月长,恢复旧习,成为良才,这实在是国家的福分;
如果诸臣无一人尽心心力,八旗子弟无一人翻然改悔,这是国家的大不幸。
嘉庆真聪明,他预料到了结果,果然是“诸臣无一人尽心心力,八旗子弟无一人翻然改悔”,所以只能大不幸了。
1811年,曾国藩出生
在那时候,湖南无论是从历史上还是地理上,都没有这个底气,湖南在地理位置上,东南西三面环山,北有洞庭湖,不能南下,不能东征西进,只有北上,北上也不容易,那么大洞庭湖,能不能出去还是未知数。
正如毛泽东所说:
“元明历清,长夜漫漫,所得的只是至痛极惨。
由此以观,四千年历史中,湖南人未尝伸过腰,吐过气。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只能是湖南人聊以自慰的口号,直到清代道光咸丰年间,仍然是“湘士殊少知名”。
曾国藩这事,充其量只是他的太爷爷“望孙成龙”之情过于急切,做了一个巨蟒绕庭的美梦,仅此而已。
虽然是传说,但对曾国藩来说就意义重大了,也许就是这个传说给了他心理暗示,使得曾国藩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对自己严格要求了。
据说曾国藩从小就有“大人相”,很可能就与这个传说相关吧。
皇宫被攻袭
不能不说,嘉庆皇帝是一个感情丰富的皇帝,习惯“声泪俱下”,天理教攻入禁城,他多次“泪下”,真是动了真情!
但是,作为一个政治家,在重大事变面前哭天抹泪,不算英雄。
要在有气魄、有格局、有毅力、有办法,勇于克服积弊,敢于进行改革。
嘉庆皇帝刚开始非常扭捏,认为这样不好,但下面的人太热心了,实在是盛情难却,嘉庆皇帝同意由群臣牵头策划宗教界出面,搞一个盛大的给皇帝诵经祈福的仪式。
场面那是一个震撼,诵经坛从西直门一直设到圆明园,一共搭建了13个经坛,每个经坛都是宗教界的大腕带头,而且情真意切。
每当喇嘛、和尚诵起经来,整个京城几乎就是一个佛国世界,甚是享受,嘉庆皇帝都有些飘飘然了。
阵势够给力的,内容够丰富的,场面够宏大的,但这些喇嘛、和尚不是学雷锋的,也不是志愿者,他们是来化缘的。
天天念着“大清王朝万世一表”“大清王朝国泰民安”“皇帝陛下英名盖世”“皇帝陛下万寿无疆”“皇后娘娘永远健康”“皇帝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那是一个真诚,一个卖力,一个辛苦。
搞得嘉庆皇帝都不好意思,他也知道这经不能白念,统统有赏。
嘉庆认为念经不过小意思,可念完才知道一个经坛要赏一千两白银。
吓了嘉庆皇帝一大跳,一万三千两白银呐,要了亲命了,感觉好像被这帮大臣和宗教界戏耍了,但君无戏言,这次该赏还得赏。
嘉庆极不情愿地发完赏之后,心情那是一个郁闷,
道光节俭
到了道光皇帝,情形就不一样了。
与父亲嘉庆不一样,道光瘦了许多。
据当时一个传教士说,道光“个子矮小,形容枯槁,寡言鲜语,样子安详”。
既没有爸爸的富贵相,也没有爸爸大方,有些小家子气。
老马的鞠躬以不发各种补助,减少值班费。
自己步行上班,也不让他人用车。
凡事都不能做过了头,否则真理就会变成错误。
节俭也是如此,过头了就不是节俭了,那是抠门。
日常生活中,道光皇帝带头节俭,这确实值得赞扬。
比如,道光日常的办公用品只用普通的毛笔、墨、砚台,还把那些御用的毛笔、墨和砚台分发给大臣使用;
吃饭每餐不过四样菜肴,除龙袍外,衣服穿破了就打上补丁再穿。
同时规定:
嫔妃平时不得穿锦绣的衣服。
除太后、皇帝、皇后以外,非节庆不得食肉。
这哪里是皇宫的生活,简直是难民营的生活。
按理说,皇帝爱穿补丁衣服就算了,何必强求他人呢?
道光倒挺较真,一看到官员穿漂亮的衣服,就很不高兴,甚至规定旗员六品以下,不得穿着绸缎,一律布衣布靴。
据《清宣宗实录》记载,道光十四年(1834年)冬天,道光检阅京城的禁卫军,看到官兵都穿着朴素的衣服,高兴地说:
“一洗过去的恶习,崇实务本,不失满洲旧风,将几位主管官员各提升一级。
学习皇帝好榜样,穿旧衣服能升官,于是乎,满朝大臣个个衣衫褴褛。
整个朝堂望去,知道的是大清朝道光皇帝在早朝呢,不知道肯定以为是丐帮帮主在破庙里开会训话呢。
一看满朝大臣都是乞丐装,道光皇帝那是一个舒服,对自己的模范作用很是满意。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这时候武英殿大学士曹振镛脱颖而出。
这个人物,和道光皇帝对脾气,守财奴,平时也是一个钱恨不得掰几瓣花,很快就和道光皇帝对上了光——抠门的碰上了守财奴。
由于和皇帝有共同的爱好,俩人自然话就多了,而且聊得很投机,君臣经常在一起分享省钱心得,交流花钱经验。
皇帝甚至每天都召见这位曹学士进宫长谈,开始太监都以为皇帝天天和大学士讨论国家大事,后来才知道,他们每天谈的都是家庭主妇关心的家长里短。
皇帝也受欺负
内务府官员盘剥皇帝的手段和方法无非是工程回扣和为皇家购物时加码上报,所以无论皇帝买什么东西,一经内务府,价格立马翻番上涨,就连打补丁也是如此。
有一次,道光看到军机大臣曹振镛裤子膝盖处有补缀痕迹,便问:
“老曹,你的套裤也打掌吗?
”曹振镛回答:
“裤子易做,但花钱多,所以也打补丁。
”道光一时兴起,就又和曹振镛交流起了心得,又问:
“你裤子打掌要多少钱?
”曹振镛说:
“要三两银子。
”道光说:
“老曹,你们在宫外做东西便宜,我在宫内就要五两。
一听皇帝说这些,曹大学士知道内务府有内幕,但内务府得罪不起,于是忙推说皇上打的掌比自己的考究,所以价格高许多。
道光叹了一口气,心想这内务府也太黑了,一个补丁就赚了二两银子,你们黑,我不让你们经手还不行吗?
于是就让自己后宫里的皇后妃嫔都学着做针线活,以后但凡身上衣服有破绽的地方,都交给后妃们修补,不再给内务府打补丁的机会,连一文钱的机会也不给内务府。
连一个鸡蛋都不舍得吃的道光要是知道此事,不知道会作何想。
治国持家要不要节俭?
当然要节俭,但该花要花,不能为了省下仨瓜俩枣误了国家大事。
作为大清朝皇帝,不去努力创造盛世,在一餐一衣上锱铢必较,甚至为了一个鸡蛋两个补丁而大发雷霆,多少有点不务正业,皇帝几乎成了家庭主妇。
正如蔡东藩对道光的评价:
“徒齐其末,未揣其本,省衣减膳之为,治家有余,治国不足。
正当道光皇帝为自己的“节俭治国”理论沾沾自喜的时候,无情的现实让道光很受伤。
道光皇帝节衣缩食苦行僧般的生活,的确给大清朝省下了一些经费,可现实的情况是财政依然入不敷出,而且窟窿越来越大。
于是乎,黄爵滋提出了严厉质问:
为什么乾隆朝挥金如土而国库充盈,如今日日节俭却民生罕裕,“岂愈奢则愈丰,愈俭则愈啬耶”?
不光大臣纳闷,道光也纳闷,是啊,自己辛苦这么多年,却没有积攒下来钱,钱哪儿去了呢?
这是一个问题。
是啊。
银子跑哪儿去了呢?
黄爵滋给出了答案:
“漏银于外夷也。
”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银子都被外国人赚走了。
正所谓“一将无能累死三军”,
咸丰没有“咸庆丰年”(
尽管道光在政治上的建树乏善可陈,但在传宗接代方面还是硕果累累的,有一句话叫“龙生九子”,道光就是如此,一生生了九个儿子;
也有一句这样的话说“大山生个小耗子”。
这两句话结合在一起来形容道光的儿子们还是比较贴切,叫做“龙生九子个个如耗子”。
咸丰面临的才是真正的“内忧外患”,“内忧”就是农民起义,在咸丰即位的一个月前,也就是道光二十九年十二月初十,洪秀全就已经用上帝名义在广西起义了;
“外患”就不用细说了。
这两件事,没有容易的,没有轻重缓急,都是火烧眉毛,都必须立即做,而且都非常具有挑战性。
“内忧”部分在后面会专门讲述,这里先讲一下外患。
一个太平天国就把咸丰搞惨了,不说是束手无策,也是办法不多。
偏偏这个时候,洋人看到大清朝乱套了,于是就趁火打劫。
洋人是不讲究仁义的,他们眼里只有利益,一看有利可图,于是就结伴而来。
9月10日,咸丰帝获知联军已从天津向通州开进的消息,于是急派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为钦差大臣,再次与联军议和。
谈判在通州举行,英方派出了以巴夏礼为首的39人庞大队伍。
所谓谈判,基本没怎么谈,因为大清朝的代表接受了英法联军提出的所有条件,仅在无关紧要的“跪拜”问题上寸步不让。
这已经是大清朝与英国第三次纠结关于“下跪”之事了,乾隆时候没有解决,嘉庆时候也没有解决,那时候多少还有点资格谈判,到了咸丰就剩下挨打的份儿了,还在礼仪上计较,的确有点不识抬举。
扣押了谈判使者,事态失控了,英法联军不干了,大军一挥,直抵北京。
一看,英法联军来了,咸丰怎么做的呢?
他既不是释放人质,缓和事态,也不是排兵布阵进行抵抗,更不是与人民在一起共渡难关,而是带着老婆、孩子、美女还有戏班子到避暑山庄逍遥去了,为了找台阶,说是什么秋 打猎。
这就是道德模范道光看中的“道德标兵”,国破家亡的时候,狗狗都不会离开自己的家园和主人,作为一个皇帝,国家支柱,你享受了那么多超级别的待遇,关键的时候你必须站出来,这是你的责任和义务,老百姓拿那么多的钱养你干什么?
就是在受到外敌入侵的时候得到你的保护,你有什么理由逃跑?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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