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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记·
货殖列传》曾对关中、三晋、郑卫、燕赵、齐鲁、荆楚、吴越、颖川、南阳等这些文化圈在汉代时期的人文与自然状况作过论述。
我们举关中、齐鲁看一下。
如说关中:
好稼穑,殖五穀,地重,重为邪。
及秦文、德、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
献公徙栎(li)邑,栎邑北卻戎翟(di),东通三晋,亦多大贾。
”即喜好农事,种植五谷,重视土地的价值,把做坏事看得很严重。
直到秦文公、德公、穆公定都雍邑,这里地处陇、蜀,东通三晋,货物交流的要道,商人很多。
齐地“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
临菑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
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於众斗,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
其中具五民。
”即齐地被山海环抱,方圆千里一片沃土,适宜种植桑麻,人民多有彩色丝稠、布帛和鱼盐。
临淄也是东海与泰山之间的一个都市。
当地民俗从容宽厚,通情达理,而又足智多谋,爱发议论,乡土观念很重,不易浮动外流,怯于聚众斗殴,而敢于暗中伤人,所以常有劫夺别人财物者,这是大国的风尚。
这里士、农、工、商、贾五民俱备。
鲁地:
“而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於礼,故其民龊龊。
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
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
及其衰,好贾趋利,甚於周人。
”即邹、鲁两地滨临洙水、泗水,还保存着周公传留的风尚,民俗喜好儒术,讲究礼仪,所以当地百姓小心拘谨。
颇多经营桑麻产业,而没有山林水泽的资源。
土地少,人口多,人们节俭吝啬,害怕犯罪,远避邪恶。
等到衰败之时,人们爱好经商追逐财利,比周地百姓还厉害。
司马迁以及先人为我们建立了地域文化研究的好传统,古代一直继承着这个好传统,近代以来又掀起了地域文化研究的热潮,这股潮流至今不衰。
(三)方志依靠历史文献例举
方志依靠历史文献我们再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济南建城的历史究竟多长,二是济南城的变迁。
1、济南建城历史的考证:
王育济曾在《济南文化的特点与变迁》一文中作过考证,说是在龙山文化时代就有济南城,理由有三;
一是1928年考古学家吴金鼎先生发掘了谭国遗址,该城始建于龙山文化的早期,距今约4500年左右,这里用的是考古资料。
二是“泺”字的出现,王育济说:
甲骨文中出现了济南的地名“泺”字,在10万甲骨中出现了唯一的一个“泺”字,“泺”字出现,标志着今济南地标的出现,距今3500年历史。
三是大辛庄遗址甲骨的发现。
大辛庄出现甲骨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商王朝在受到西方周朝势力的威胁下,向东扩展,从濮阳坐船顺济水直流而下,到达济南,在大辛庄经营建立城址。
在进济南时,带着大量的甲骨,所以今大辛庄被发掘出甲骨1000多片,还有一片有34个字的甲骨。
综上,王育济的解说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济南在殷商时期就已经有城居距今4000年以上,他所用的有考古文献,有甲骨文,有诗经等历史文献,因此有历史文献是研究方志的必须。
2、济南故城为何西迁?
什么时候西迁?
济南故城在章丘的东平陵城,东平陵城不是谭国,他们相踞二公里,不是同一年代的两个古城池,对于东平陵城的早期历史,章丘县志没有说清。
一是东平陵在西汉封吕台之前怎么样,说不清,伏琛的《三齐记》却说东平陵是殷帝乙之都城,于钦《齐乘》对此反驳说:
“契至汤八迁,自汤至盘庚五迁,并无都齐者,况帝乙乃武乙之子纣之父也。
武乙帝乙皆居于朝歌,逮纣而亡,岂有此地。
”于钦之说,对于正规之都来讲是成立的,但是有二种情况无法否定。
第一种情况是殷商处在游牧时期,虽然盘庚以后农业得到了大的发展,但还不能说脱离了游牧习气,为了游猎的方便,在水草茂盛、麋鹿纵横的东平陵之地设一据点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这类似于后世的陪都,也是可能的。
第二种情况是:
周文王与帝乙是同时代人,文王是一代枭雄,已经从陕西开始了向东扩张,帝乙是个无所作为的君主,因惧怕周之威胁而东迁,另在东平陵建都,作退守之备,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正因为东平陵始终没有作为商的正式都城,所以才不被西周重视,也就没有遭到战争的破坏。
这种没有破坏和没有重视的原因,正好给新王朝的利用带来了方便,所以西汉建国就用起了东平陵城作为都邑。
二是东平陵即济南故城,两汉时期是其繁荣期,史书(史记、两汉书)有记载。
公元前186年,高后封其兄子郦侯吕台为吕王,以济南郡为吕王奉邑,就以东平陵为治所。
事过六年,于公元前180年,吕后病死,陈平、周勃诛杀诸吕,吕台奉邑也被废。
(章丘洛庄汉墓就基本断定是吕台的墓,所以,墓的规模似王冢,出土有车马和编钟)文帝即位以后,于前元十六年(前164年)封齐悼惠王之子刘辟光为济南国国王,首府设在东平陵,此即济南国的开始。
济南中国名称的出现在前186年,是根据《史记·
齐悼惠王世家》的记载,文中说:
“二年(前186年),高后立其兄子郦侯吕台为吕王,割齐之济南郡为吕王奉邑。
”对于济南的毁城与西迁,县志也没有讲清,事实上西汉时期的东平陵已经很繁华,《史记》中记载设有铁官,到了东汉,济南的地位逐步提高,成为重要皇子分封之地,皇帝也常常光顾于此。
根据《后汉书》记载:
光武帝刘秀于建武十五年(公元29年)四月封其皇子刘康为济南公,建武十七年(41年)十月,刘康进爵为济南王,济南郡又恢复为济南国,首府仍为东平陵。
济南国当时辖十个县。
刘康甚受皇帝器重,所以到了建武三十年(54年),光武帝亲自来济南视察,看到济南经济繁荣,又把平原郡的祝阿、章丘等六县增封给济南国。
元和二年(85年),汉章帝巡狩泰山时,又曾视察济南。
汉顺帝永建元年(126年)六月,封刘显(前济南王刘错之子)为济南王。
汉桓帝永兴元年(153年)五月,济南王刘广薨,因无子嗣,国除。
汉灵帝熹平三年(174年)封河间王刘利之子刘康为济南王,这个刘康与光武帝时的刘康重名,但不是一个人。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军风卷齐鲁大地,曹操因镇压黄巾起义有功,而于光和末年(184年)任济南相国,曹操就以济南为重要据点,击败青州的黄巾军,他收编降卒三十万人,选拔精锐,号称“青州兵”,青州兵是曹操的起家部队。
汉献帝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东征乌桓,济南的农民起义军再度兴起。
十月,“黄巾军”一度攻进济南,杀了济南王刘斌(上斌下贝)。
而后济南国废,又改为济南郡,郡治仍在东平陵,属青州郡。
三是没有讲清东平陵城的毁城和西迁原因。
东汉灵帝封刘康时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正在酝酿之中,危机四伏,曾大修济南城墙。
但坚固的城墙不但挡不住愤怒的义军,反而遭到了义军疯狂的洗劫。
济南被屠城,可能很惨,佐证有二:
一是当地人至今仍流传着这样一个风俗,说平陵城里面鬼狐成群,结婚的大姑娘如果走城里,就会遭到狐仙的暗算,所以,至今结婚的队伍即使走城里是近路,也都躲着城里走城外,这是杀人太多的歪曲反映。
二是自这次屠城以后,平陵城一蹶不振。
至晋永嘉年间,只在此设县,而把济南府治移到历城。
城市的迁移一般是两种原因,一是人为的原因,在中国主要是屠城后,向临近地方迁移,这是济南从东平陵迁到历下的一个原因。
二是地理环境的变化。
东平陵城西原曾有河,随着济水的断流,大概城西的河也断流,水源的不足也给东平陵内的人民带来了不便。
济水的变化使历下的水位有所降低,原本沼泽的地区在减少,这给在历下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了方便,这也是济南从东平陵迁到历下的原因之一。
至今东平陵城地下水位很深,而四周有南洼、北洼、东洼几个村,洼就是水洼,说明在东平陵繁荣之时水位还是适宜的。
县志上对于东平陵城的兴废没有专门的记载,在于过去没有用历史文献、地理资料和民俗文献进行认真的梳理,到现在经过研究基本梳理清楚了,县志就可以讲清了。
我们讲了这些,无非要说明一点,地方志编写离不开历史文献,下面,我们重点讲述历史文献知识
二、历史文献知识概述
(一)历史文献定义
1、文献
文是典籍,献是贤人,实指贤人的言论。
这是自古以来的说法,文献一词最早在《论语·
八佾》中出现。
《论语·
八佾》:
“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
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
文献不足故也。
”这是说:
夏朝的文化可以整理,但是杞国没有文化继承,其历史就难以考证了,殷商的利益可以整理出来,但宋国的历史就难以考证了。
原因就是文化没有继承下来,文献不足的缘故。
所以南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认为“文,典籍也;
献,贤也”。
这里的“献”指的是古代先贤的见闻、言论以及他们所熟悉的各种礼仪和自己的经历。
这也符合古代的习惯,古代的史官分为左右,分别负责记言和记事,于是这样形成了文献,就包括事与言两大类别。
而文献就涵盖言与事两大类别。
随着时间的推移,文与献的外延也在扩大,大致说来,文指知识记录的符号,包括文字、图画、符号、音像等,献指知识记录依托的载体,包括图书、文物、胶片、胶卷、录音带、录象带、影片、磁带、电脑装置等。
总之,文献就是:
“一切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史实和经验,通过某种载体表现的文字资料、图物资料、音像资料等,均为文献。
”在这个定义中,一切图书、期刊、报刊、图画、谱表、有历史价值的符号、文物以及各种视听资料,如胶片、胶卷、录音带、录象带、幻灯片、影片、磁带等,他们都是人类知识的记录,都是文献。
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文献著录总则》关于“文献”的定义是:
“文献:
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
”在这一定义中,有两个关键词:
“知识”是文献的核心内容,“载体”是知识赖以保存的物质外壳,即可供记录知识的某些人工固态附着物。
也就是说,除书籍、期刊等出版物外,凡载有文字的甲骨、金石、简帛、拓本、图谱乃至缩微胶片、视盘、声像资料等等,皆属文献的范畴。
2、历史文献
历史是一个时间概念,一切文献都是过去的知识的记录,从这个角度讲,过去的文献都是历史文献,因此文献都可看作是历史文献。
历史文献主要包括文献载体、文献类别、原始资料文献、文献检索等内容,当然要掌握历史文献,并能灵活利用历史文献来为地方志编写服务,除了以上知识以外,还需要懂得文献整理、文献考证、文献注释、古籍整理、版本学、校勘学、辩伪学、辑佚学等知识,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不介绍这些知识了。
为了更好的运用文献知识,今天除了讲历史文献的基本内容外,再讲一点目录学与文献检索的基本知识。
(二)历史文献的载体
以物质载体来分,分为八个门类,即甲骨文献、金石文献、简牍文献、缣(jian)帛文献(以丝织品为记录载体)、抄本文献、雕刻印刷文献、活字印刷与现代印刷文献、现代技术载体文献(音像、微缩、机读文献),其中甲骨文献、金石文献、简牍文献、缣帛文献、抄本文献、是印刷术通行前的文献形式,然后就逐渐过渡到抄本文献、雕刻印刷文献、活字印刷与现代印刷文献、现代技术载体文献时期。
但八个门类虽然后者淘汰前者,但直到现代,八个门类或八种形式的文献载体一直存在。
1、甲骨文
以甲骨为载体的文献称甲骨文献。
甲,指龟甲,包括腹甲、背甲,以腹甲为主;
腹甲是龟贴地面爬行的那一面,因为平坦光滑,所以多在上刻文字。
骨,指兽骨,包括牛骨、鹿骨、羊骨、猪骨、马骨等,而以牛骨为主,特别是水牛的肩胛骨。
甲骨文献记事简略,所用文字不多,最少的只有一个字,一般是一二十字,五十字以上的即少见,百字以上目前只发现一条,虽然这样,甲骨文献的内容还是十分丰富的。
甲骨文献被发现前,人们对商代历史的认识一直是模糊的。
两干多年前的孔于对此就曾发过“文献不足”的感叹,甲骨文发现之前,西汉司马迁的《史记·
殷本纪》是唯一的一篇关于商代历史的比较完整的记载,全文除记有商朝五百多年史实外,还包括成汤建国前的商族史,其略可知,而且,《殷本纪》所载是否可信还有待证实,只是在甲骨文献发现之后,商代的历史才有了可靠的物证。
甲骨文的发现使人们对殷商的历史认识比较清晰了。
甲骨文产生很早,但直到近代才为人所知。
先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河南安阳小屯村农民在翻地时经常发现甲骨,误认为是龙骨(古代地质时期各种骨椎动物骨骼的化石),便将其卖给药店以作药用,因为药店不买有字的。
当地农民又将有字“龙骨”卖给古董商,受到一些古物收藏家的注意,特别是当时的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喜好金石,于文字考订亦颇精,认定有字“龙骨”为有价值的古物,从1899年秋起,高价购买,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王氏为国殉难。
王氏接触甲骨时间很短,不及深研,无任何成果传世,但他是甲骨价值的最早鉴定人。
甲骨研究的创始者是刘鹗。
刘在北京与王懿荣相识,在王死后的第二年(1901年)即着意收集。
1902年刘鹗将王懿荣家千余片甲骨大部收买,1903年得友人罗振玉之助,选所藏甲骨拓印1058片影印出版,题名《铁云藏龟》,这是第一部著录甲骨文献的专书,对于甲骨文献的研究,具有开创之功,实是我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大事。
此后对甲骨的研究吸引了更多人的瞩目,成绩卓著者先是罗振玉、王国维,后有郭沫若、董作宾。
罗振玉先后印行了《殷虚书契前编》、《殷虚书契后编》等专著,成为研究甲骨文献的必读之书。
王国维于1917年发表的《殷先公先王考》,以实物为依据科学地论证了《史记·
殷本纪》所载殷王世系为信史,是第一篇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论文,有了它,甲骨文献的史料价值得到学术界多数公认。
郭沫若为了探求中国社会的起源,利用甲骨文献,从研究古文字人手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为史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领域。
董作宾对甲骨文献的断代研究,论证出每一辞每一片甲骨所属王朝的绝对年代,更提高了甲骨文献的史料价值。
罗、王、郭、董之后,研究甲骨的人越来越多,而今中甲骨学成为国际注目的独立学科。
从1899年至今,百年间先后出土甲骨十五万片以上,现我国大陆藏九万多,台湾、香港藏三万多,流散日本、加拿大、英国、美国、西德、苏联、法国、瑞士、比利时、南朝鲜等二万多。
1956年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决定将国内现有的实物、著录、或拓片进行全面清理,出版《甲骨文合集》,1982年出齐。
全书分装十三册,计5421页,收甲骨41956片,这是目前著录最多、影印最好的大型专著,堪称甲骨文献全面整理的集大成之作。
197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安阳殷墟小屯南地,编成《小屯南地甲骨》一书,198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所收甲骨,除零星采集者外,都有明确完整的出土记录,科学价值甚高。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辑的《甲骨文合集补编》,收录甲骨文1.35万余片。
至此,研究者手中有《甲骨文合集》及《补编》,加上《小屯南地甲骨》等三书,甲骨文的原始材料大体齐备,人们已可以基本了解到已知商代甲骨的全貌而无需他求。
2、金石文献
以金石为载体的文献称金石文献,也就是铸刻在金石上的铭文。
金指青铜器,石指石料,包括石片、玉片、石鼓、石碑、摩崖等。
金石的共同特点是坚固耐久,用作记事的物质材料,能保持永远。
青铜器上的铭文又称金文或钟鼎文,石料的铭文上又称石文,石文有毛笔写的,而更多的则是镌(juan)刻而成,因又统称石刻。
我国早在夏代,已开始使用青铜器。
夏代的都没有铭文,有铭文的青铜器最早见于商代。
商代是我国青铜器制造的重要发展时期,器种较多,但铭文字数不多,最少的仅两三字,现存商器中铭文最多的,亦不超过50字。
西周是我国青铜器制造的繁荣时期,突出特点是铭文篇幅一般较长,内容也丰富,藏在台湾的“毛公鼎”,铭文497字,比《尚书》中144字的《汤誓》几乎多三倍。
在宋以前,人们对它的研究知识和石刻羼(chan)杂在一起,统称金石学。
北宋欧阳修的《集古录》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金石学著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20册,该书收集国内外所藏青铜器该书是集殷周金文之大成的专著。
在学术论著中,往往金石并举,说明石刻记事,起源很早。
二、三十年代殷虚发掘,与甲骨出土的同时,发现了刻有文字的小件玉器、石器,确证金石记事大体同步,至迟在商代已经有了。
唐初在天兴《今陕西宝鸡》三峙原出土的十个石鼓,上刻文字,是现存实物中最早发现的石刻。
1965年又在山西侯马发现五千余件玉片、石片,被称为“侯马盟书”,侯马盟书记载了三家分晋时的情况,是研究东周盟誓制度及阶级关系的重要资料。
秦始皇统一全国,为炫耀功德,先后在各地刻石凡八次,汉代以后,刻石尤为盛行,种类繁多,数量庞大,而以碑碣墓志最具史料价值。
到了汉代,因为今文经和古文经两大学派争经学领导权,两大学派所持有的经书版本不一,内容不一,为了统一经典,结束这场争论,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蔡邕会同他人整理校订五经文字。
完成之后,在太学之前立了一个碑林,共立石碑46块,刻着《尚书》、《周易》、《公羊传》、《礼记》、《论语》等五部经书的全部文字,是蔡邕等人所校订的儒家经典的定本。
文字全是隶书(俗称八分书),是蔡邕写的,写完再由石工镌刻而成,这就是有名的《熹平石经》。
石碑立起之后,到太学门前来观看和摹写的人络绎不绝。
在最初的日子里,太学门前和附近的车子每天有一千多辆,太学附近的街道经常被车马和人流堵塞得水泄不通,堪称我国古代文化史上的一大盛事!
这个碑林以后逐渐被毁坏,完碑早已无存。
宋代以后,常有残石出土,保留到现在的还有八千多字,这就是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的蔡邕的笔迹,这也是历代碑文的开始。
目前搜罗宏富的专集有《石刻史料丛书》(严耕望编,1967年台北县文印书馆影印本)、《石刻史料新编》(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编辑部编辑影印)、《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3、简牍文献
以竹木简牍为载体的文献称简牍文献。
简,指竹简;
牍,指木牍。
统言之,指成为简。
以时代分,有秦简、汉简等等。
以出土地方言,有居延汉简、敦煌汉简等等。
简牍文献起源于何时,目前尚无定论,但多数人认为起源于商代,与甲骨、金石文献同时。
简牍在历史古籍中有记载,但记载的这些简牍至今没有发现,但在近现代的考古中却发现了一些没有记载的简牍。
自十九世纪末年以来,七八十年间,在我国西北和中原广大地区先后发现简牍三十七起,分属战国、秦、汉,以至于晋。
比较有历史资料价值的有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竹简1155枚,敦煌汉简、居延汉简等。
4、缣帛文献
以丝织品为载体的文献称缣帛文献,简称帛书、缯(zeng)书、缣书,在古代帛是丝织品的总称,又叫缯。
以丝织品作为文献载体的帛书,源于何时,目前尚无定论,但通过史书考证,可以确定的是,至迟在春秋时期,缣帛已经用于书写。
现存帛书,最早为战国时期遗物。
有1942年在长沙一楚墓出土的一件帛书,及1949、1973年在长沙楚墓发现的两幅帛画。
汉代缣帛文献主要有1908年斯坦因在敦煌得到的两件帛书和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26件帛书。
帛书内容涉及汉初政治、军事、思想、文化及科技等方面,学术价值很高。
5、抄本文献
抄本文献按字面理解是指抄写的文献,简称抄本,又称写本,习惯上唐以前称写本,唐以后称抄本。
古籍记载西汉已将纸用于书写,但至今所得实物最早是东汉时期的,唐以前古抄本,自本世纪以来,陆续有所发现,多为公文、私人信件、账簿等原始材料,典籍少见,较为重要的有:
1942年在新疆鄯善出土的晋写本《三国志•吴志》残卷、六十年代在新疆吐鲁番出土的晋写本《三国志》残卷,以及隋薛道衡《典言》、唐卜天寿抄《论语郑注》。
现存唐以前抄本文献的大宗是敦煌文书和吐鲁番文书。
雕版通行以后,抄本文献仍大量存在,主要原因有二:
雕版是手工操作,制版不易,没有相当的人力物力,难于成事,不是大量需要的典籍,一般不会轻易制版;
我国学者向来有抄书的习惯,把抄书作为重要的学习方法之一。
抄书还被认为是研究的基础,梁启超说:
“善钞书者可以成创作。
荀悦《汉纪》而后,又见之于宋袁枢之《通鉴纪事本末》。
”(《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第126页,岳麓书社1985年版)。
宋、元抄本现存实物极少。
宋人抄本有《大云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集》三卷,藏故宫博物院;
近人傅增湘藏有《仙源类谱》。
元代抄本故宫博物院藏有赵盂颊妻管夫人手抄书《心经》,北京图书馆藏有宋陈与义撰《简斋诗外集》一卷;
宋刘勋撰《水云村泥稿》十卷。
明、清藏书家不少,抄书极多,难以备记,明《永乐大典》(已残)、清《四库全书》为现存规模最大的抄本;
又1962年在福建发现的弹词长篇小说《榴花梦》,计360卷,为道光年间福建女作家李桂玉用毕生精力撰成,是现知我国篇幅最长的一部古典小说,极其珍贵。
6、雕版印刷文献
雕版印刷文献,以纸为载体,运用雕版技术印刷而成的书。
雕版起源于石刻捶拓与图章捺印。
我国雕版印刷术起于何时,学术界有多种说法。
最早的说法谓起于汉代,晚者认为起于五代。
从现存文献可以考知,雕版印刷术发明于唐初,至五代冯瀛王(即冯道)始印五经,到了宋代得以广泛传播。
总之,从现存文献可以考知,雕版印刷术发明于唐初,成熟于五代,繁荣于宋,极于明至清中叶,迄清末而衰,历时一千余年。
两宋是我国古代图书史上的辉煌时期,雕版印刷在两宋出现了黄金时代。
两宋尽管是我国雕版史上的黄金时代,但流传至今的宋版书并不多,所以传世宋本,皆被视为稀世之宝。
明代遗留下来的雕版文献,多用竹纸、绵纸(一种用树木的韧皮纤维制成的纸。
色白柔韧,纤维细长如绵,故称)印刻。
明官刻本流传最多的是内府司礼监所设经厂印刻的书,称经厂本。
其特点是版框宽大,行格疏朗,字大如钱,看起来悦目醒神,纸、墨工料都选上等。
其缺点是校勘不精,脱漏讹误甚多。
清代的官府刻本,有武英殿本和扬州诗局本,二者所刻之书,无不尽善尽美,为清代刻书树立了楷模。
从宋带开始,雕版本就有官、私两种版本,清代私家课本,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著名文人所刻写自己的著作和前贤诗文,这类书是刻本中的精品,世称“精刻本”。
另一类则是考据、辑佚、校勘学兴起之后,藏书家和校勘学家辑刻的丛书、逸书和影摹付印的旧版书。
清代善本较多,若加分类,可分为禁毁善本、殿版善本、校勘善本、丛书善本、地方志善本、清代文集的稀见本、家刻善本、翻宋元旧本等八类。
善本最早是指校勘严密,刻印精美的古籍,后含义渐广,包括刻印较早、流传较少的各类古籍。
实际上,真正的善本仍应主要着眼于书的内容,着眼于古籍的科学研究价值和历史文物价值。
近年来把善本分成了九类:
一是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
〔包括残本与散叶〕二是明代刻、抄写的图书。
〔包括具有特殊价值的残本与散叶〕但版印模糊,流传较多者不收。
三是清代乾隆以前流传较少的刻本、抄本。
四是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刊印的图书。
五是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六是辛亥革命以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七是辛亥革命以前的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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