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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马克思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大力发扬马克思主义批判现实的精神,同时积极借助西方世界的主流思潮,特别是存在主义、意志主义等等,并结合现代科学,尤其是医学知识,以剖析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现实弊端为已任,除继续批判资本主义现实世界的种种不合理之外,还将矛头直指资本主义对人精神上的摧残,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双重腐朽。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中,对于资本主义对人的精神上的摧残的批判最具代表性的是马克思弗洛伊德主义,这一学派以弗洛伊德主义的“潜意识”理论为基石,从批判资本主义现实世界对“人心”的禁锢出发,将“人心”问题的重视提到了极高的程度,并提出了至今仍有着极大心灵震憾的概念如“社会性格”、“逃避自由”、“健全的社会”、“单向度的人”等等。
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尽管马克思弗洛伊德主义将“心灵的健康”看作是社会人健全的根本准则,看作是资本主义制度改良的重要标志之一,但是这一流派却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的基本原则,过分关注“精神”的重要性,将社会心理的作用过分夸大,以致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原则,这是这一流派的历史局限。
当然,这一流派从“人心”的视阈对资本主义所进行的拷问则无疑是我们必须合理借鉴的部分,正是在这一批判过程中,这一流派较为合理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心理理论。
第三章社会心理的本质与结构
第四章社会心理发展演变的影响因素与基本规律、其作用
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自身的规律,社会心理的发展演变也有着一定的自我规律,而社会心理发展演变的自我规律是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的,它是在特定群体在长期的生活和生产实践中积淀下来的,它的发展演变过程必然体现在人类发展过程中,更具体地说,社会心理的发展演变过程必然体现在各个民族的具体历史过程中,“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中来发现和证明规律。
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人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
”因此,社会心理的基本规律应该在各地域中的各民族的民族文化历史发展的实际过程中去寻找。
第一节社会心理发展演变的影响因素
“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
”社会心理是一种朴素的、初级的社会意识,它同样会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而改变。
德国哲学家狄尔泰指出,不同民族之间在精神上的差异是在其所有各种各样的生活领域之中创造出来的。
这种差异内在地反映了不同民族在其客观存在上的不同,、在民族精神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民族存在具体地表现为民族外在的客观环境和条件以及民族自身的主观条件。
其中,民族精神作为民族群体昕具有的主观意识范畴,它的发展自然与民族自身所具有主观条件息息相关。
但从另一个视角看,包括民族心理特征、风俗习惯、道德传统、价值表现等在内的民族自身条件的差异也与民族所处的客观环境和条件有关。
因此,正像有的研究者所提出的那样,民族精神的表象世界,“来源于民族的生物存在(体制结构)、外在环境(自然条件)以及其文化积累的综合作用”。
这无疑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影响民族精神形成和发展之因素的复杂性。
这种复杂性表现在,它既有自然环境和条件的影响,又受到社会历史和现实条件的制约。
民族精神也属于社会意识,它随着民族存在的改变而改变。
德国哲学家狄尔泰(Dilthey)指出,不同民族之间在精神上的差异是在其所有各种各样的生活领域之中创造出来的③这种差异内在地反映了不同民族在其客观存在上的不同,、在民族精神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民族存在具体地表现为民族外在的客观环境和条件以及民族自身的主观条件。
其中,民族精神作为民族群体昕具有的主观意识范畴,它的发展自然与民族自身所具有主观条件息息相关。
但从另一个视角看,包括民族心理特征、风俗习惯、道德传统、价值表现等在内的民族自身条件的差异也与民族所处的客观环境和条件有关。
因此,正像有的研究者所提出的那样,民族精神的表象世界,“来源于民族的生物存在(体制结构)、外在环境(自然条件)以及其文化积累的综合作用”。
这无疑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影响民族精神形成和发展之因素的复杂性。
这种复杂性表现在,它既有自然环境和条件的影响,又受到社会历史和现实条件的制约。
(一l自然环境和条件
民族是生活在一定地域内的人类共同体,始终处于特定的自然环境之中。
每个民族的形成和发展都和它赖以存在的自然环境密切相关,并带有由该环境所塑造出的精神特征。
可以说,包括地形、气候、土壤、水文、矿藏及动植物的分布等因素在内的自然环境不但是制约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突出条件,而且是影响民族精神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
20世纪初,有国人指出:
“人本为境遇所支配之动物切,外界之状态,其有利于人性之养成,匪浅鲜矣,故国土之地形,往往响于民族特性之发达。
”这里所强调的就是地理环境对民族特恃性的影响。
俗话说: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其中就蕴含了地理环境和知条件能够塑造与培育人类性格和精神面貌的道理。
20世纪初,我国有佚名人士在《中国之改造》的文章中就地理环境对民族风气的影嘭响描述说:
“不观中国之地理乎,其形平坦广阔而单调,无变化无波澜阑,茫茫旷野,寥廓无涯,求一奇妙之境,殆不可睹;故生栖此土之民族,,自为境遇所感化,而养成其度量豁达之风采,与无圭角无气骨、平凡无趣味之性情,有不期然而然者(。
)近代学者罗家伦也曾对不同地域和环境中形成的不同民族性有过论述。
我们不妨摘录如下:
每一个民族都有它所不能离开的特殊自然环境。
这个环境也就从多方面给予这民族以莫大的影响。
单就气候一项来说,比方俄罗斯那样苦寒的地方,人们时时感到受自然环境的压.迫‘郁积于心,结果就形成勇猛阴鸷的民族性。
也许因为终年蛰伏的时候多,在屋子里静坐凝思,从炉边闲话中,许许多多的计谋便容易打好稿子。
在印度则不然,终年炎热;精力蒸发,人们露宿的时候多,仰观星斗,近听恒河,而感觉生灭无常,生命渺小,于是崇拜宇宙发生印度教及佛教的思想。
中国的气候是温带性的,它的文化始自黄河大平原,然后至于长江流域。
温带的气候,没有酷热严寒,因此养成趋向中和的民族性,中和的思想便容易发达
上面的描述虽然并不是不直接针对民族精神而论,但从中也可以得到启示: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任何民族的精神生活和精神面貌都或多或少地带有该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的烙印。
自然环境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使得身处不同自然环境中的民族面临着不同的生存发展的条件,从而为生发出不同的民族性格乃至民族精神提供了可能性。
作为先天性的客观因素,自然环境与条件及其变化一方面为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保障,另一方面也孕育、塑造和改变着民族的性格和精神。
很多思想家都注意到并指出了自然地理环境与条件给民族精神形成和发展造成的影响。
比如,法国地理学派的创始人孟德斯鸠强调了地理环境尤其是气候因素对于民族性格及民族精神的决定作用。
他举例说:
“热带地区的民族怯懦而使这些民族沦为奴隶,而寒冷地带的民族的勇敢使他们保持自己的自由,这是自然的原因所产生的后果。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也指出:
“助成民族精神的产生的那种自然的联系,就是地理的基础。
”这种基础“是一种主要的、必要的基础”,“是‘精神’所从而表演的场地”。
可以看出,孟德斯鸠和黑格尔都看到地理环境和条件对民族精神生发的作用,这是值得肯定的。
但与此同时,他们又坚持唯心主义立场,过分强调了地理环境的作用,强调地理决定论而未能准确地把握地理环境在影响民族精神上的“度”,未能科学地揭示地理环境和民族精神之间的关系,这又是他们的缺陷所在。
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以科学的唯物史观批判了盂德斯鸠和黑格尔关于地理环境在生发民族精神作用上的偏识。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在既定环境中生存的民族,它的发展势必会受到这种环境的影响。
马克思指出:
“一旦人类终于定居下来,这种原始共同体就将随种种外界的,即气候的、地理的、物理的等等条件,……而或多或少地发生变化。
”与此相关,民族精神的发展也会受到如上各种条件的影响和制约。
恩格斯曾在对高德文·斯密斯《爱尔兰历史和爱尔兰性格》一书所作的札记中评论说:
“气候导致爱尔兰人娇弱,使他们比像斯堪的那维亚人这样的久经锻炼的民族落后”。
但毫无疑问,自然环境对民族及其精神的影响也并不是无条件和无限度的。
就一般情况来说,一方面,极度富饶或过于贫瘠的自然环境都不利于人类文明的发展,也不利于民族精神的生发;另一方面,即便是适度的自然环境和条件,它对民族及其精神的影响和限制也是囿于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的,而不是无限制的,更不是起最终决定作用的。
这样看来,马克思主义不仅承认而且还科学地揭示了自然环境对人类文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的水平和限度,从而为正确认识和把握自然环境和条件对民族精神的影响提供了思想依据。
(二l社会历史和现实条件
社会历史和现实条件是影响民族精神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社会因素。
从历史的角度看,每一个民族只有在继承前人所创造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成果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发展,其精神生活才能日益丰富和完善:
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在内的社会历史条件为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从现实的角度看,任何民族在其生存和发展过程中都离不开现实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
包括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发展程度在内的社会经济状况,包括政治体制和政治文明在内的社会政治状况以及包括文化模式和文化生活在内的社会文化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着民族的精神面貌,影响和制约着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c
1.民族的社会经济状况影响和制约着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物质生产决定精神生产。
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状况尤其是其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水平是该民族物质生产能力的突出标志,也是影响和制约民族精神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
在一般情况下,当一个民族的社会生产力的解放程度不高、发展水平低下时,那么该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就相对较差。
这在总体上和发展趋势上必然会影响该民族的精神生活和生产的质量与水平,从而客观上限制着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
相反,当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良好、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物质繁荣程度都相对较高时,该民族的精神生活与生产的发展就会获得比较优越的物质基础,从而也有利于其民族精神的养成。
但是,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受民族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并不意味着民族精神的强弱就一定与该民族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优劣成正比。
从民族发展的历史中可以看出,社会经济状况好的民族,其民族精神一般较强盛,但未必总是强盛;社会经济状况差的民族,其民族精神一般较孱弱,但也未必总是孱弱c对于某些民族,在较为艰难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往往能够激发出高昂的民族精神,而在优越富庶的经济环境中也往往比较容易滋牛奢侈隋落之风,进而导致民族精神的疲沓和懈怠+、需要指出,民族精神的强弱也会反作用于民族的社会经济状况。
持续低迷的民族精神会导致民族原本良好的经济状况恶化,而振奋高昂的民族精神也会为民族原本恶劣欠佳的经济状况得以改观供以助力。
这样看来,在民族的社会经济条件与状况和其民族精神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种既相辅相成又相生相克的关系。
2.民族的社会政治状况影响和制约着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
民族精神是对民族群体意识和心理的反映与升华,它受到民族所处的社会政治状况尤其是其政治进步的水平和政治文明进程的制约。
法国思想家爱尔维修曾经提出:
“各个民族的性格和精神是随着它们的政治形式变化的;一种不同的统治轮流给予同一个民族以高尚的或卑下的、坚定的或轻浮的、勇敢的或怯懦的性格。
”政治因素对民族性格的影响如此,对民族精神发展的影响也是如此。
美国学者科迪维拉指出:
“政府的形式和行为最清楚地反映出人民做什么和他们想什么,并且最强烈地影响这两者。
”而这两者“反映出民族的精神并形成民族的精神。
”不难想见,当一个民族的政治进步和文明程度较高时,该社会的政治民主化程度和水平就相对较高,民族群众的政治意识和参与觉悟就较高,该民族也就比较容易形成群{本认同。
在这种情况下,民族的行为和实践尤其是其政治作为就容易获得最大程度上的民族群体的认可和支持,利于调动民族群众的主性和积极性,从而也有利于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
这也正如美蓬国学者杜维明所指出的:
“民主化的普及,一个鼓励公民积极参与政攻进程的活跃的公民社会和对个人尊严的尊重,是形成社会凝聚力力的必要条件。
”。
与上述情况相反的是,如果一个民族的社会政治落后,政治统治昏聩腐败,政治民主和文明程度低下,无疑会影响响该民族的政治生活,从而也影响民众的精神生活。
一旦如此,该民族的民族精神的发扬势必会受到压制,其发展也不免会受到阻抑,甚至会导致民族精神的枯萎乃至民族的灭亡。
3.民族的社会文化状况影响和制约着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
文化与精神紧密联系。
在很多情况下,人们都把社会的文化状况视作社会的精神生活和精神生产发展水平的标尺。
英国社会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文化对民族成员的作用在于“指示给他看其所能奋斗追求的目标。
”这实际上揭示了文化对民族在精神发展上的指引作用。
对于处于一定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民族而言,社会文化发展的水平和状况为民族成员的思想进步创造了条件,也为他们精神生活的丰富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民族思想发展的实际进程来看,文化的发展能够活跃和丰富民族的思想世界,推动民族在精神上取得进步。
在一定意义上说,一个民族的思想风貌、道德情操、精神形.象等各种精神属性和精神特征的形成乃至整个民族精神的酝酿和铸就都是与文化的作用难以分开的。
我国学者艾非指出:
“一个人的思想风貌、精神境界、道德情操、认识水平、智慧程度、创新能力,一个民族的灵魂与脊梁,一个社会的秩序、公正和良知,一个国家的文化程度和进取精神,一个时代的变革力量、开拓勇气、知识积储和道德素养等,都是文化及其作用所形成的后果,都是文化用自己神秘而万能的雕刀所精心雕塑出来的精神形象,道德形象,智慧形象与文明形象,都是文化的造化与赐予”。
此言不虚,社会文化发展的程度与状况,尤其是社会文化的繁荣程度实际上是预示和衡量人们思想解放与精神进步程度的标尺。
一般说来,社会文化越繁荣,民族的思想就越解放,民族成员的精神生活就越自由和丰富,其民族精神就越容易得到创新和发展。
此外,从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民族文化积淀的丰厚与贫瘠程度、文化的开放与保守程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族精神的发展。
在通常情况下,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的民族,与历史较短、积淀较少的民族相比,其民族精神在内容上一般要相对厚重和丰富,在民族的生命和韧性上也要相对持久和坚实①;一个善于开放、易于学习和借鉴其他民族文化的民族,与倾向于保守的民族相比,其文化生命和民族精神也要相对强盛,民族精神的发展也更容易获得生机和活力。
当然,从另外一个侧面来看,文化厚重的民族,在其民族文化传统中也可能存有较多陈旧落后的赘疣和腐朽的糟粕,从而给民族精神的发展造成一定程度的迟滞和阻碍;而文化历史较短的民族也可能会因为少了消极传统因素的束缚而更易于使民族精神得到拓展和更新。
民族精神与民族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有密切的联系。
它的形成和发展受到社会历史和现实中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其中每一种因素都单独地起作用,而任何一种因素都不能完全而又排他地决定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
正是由于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才使不同民族具有既相似又有差别的精神内容。
而即便是同一个民族,在不同社会发展时期和发展阶段的具体环境和条件的制约下,也会展现出不同的精神特征。
需要指出的是,由民族精神作为意识的本质属性所决定,它的发展与民族的社会思想文化状况有着最为直接的联系,因此也能够相对直观而明显地体现到民族的思想文化观念之变迁上。
二\民族精神发展演变的基本规律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意识既具有相对独立性和历史继承性,又具有与社会存在的发展变化不完全同步和难以始终平衡的特征。
民族精神属于社会意识和精神范畴,因而其发展演变会具有社会意识发展的独特规律。
德国思想家洪堡特说过:
“即使不考虑一个民族与外部的联系,我们也可以而且必须把每一个民族理解为一种人类个性,它遵循着一条独特的、内在的精神发展道路。
”这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民族精神发展的独立性特征,这种特征更多的是由于民族精神作为社会意识而产生的。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民族精神的发展演变规律在根本上并不是超验的和抽象的,也不是能够脱离开民族的社会存在尤其是民族的社会生活生产实践而独立存在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民族精神的发展演变最终是要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规律的,因为辩证法规律是关于社会发展和思维运动的根本规律。
它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历史中抽象出来,同样地贯穿于人类思维的发展史中,“无论对自然界中和人类历史中的运动,或者对于思维的运动,都必定是同样适用的。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规律包括质量转化规律、对立统一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
这些规律不仅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是作为思维运动具体表现形式之一的民族精神发展所遵循的基本规律。
同时,由于民族精神渗透和融汇在民族的历史发展之中,尤其体现在民族文明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中,因此,只有结合民族历史的发展尤其是文明和文化的演进才能比较准确地把握民族精神发展演变的规律。
首先,从民族的历史变迁和文化延伸看,纵观人类社会中所有民族发展的历程,可以说,不论是大民族,还是小民族,它们自身的发展历程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有着各式各样的变局。
法国思想家孔多塞(Condorcet)描述说:
“当我们看一下各个民族的通史时,我们便可依次地看到他们时而做出新的进步,时而重新投身于愚昧之中,时而又在这种交替之间延续着或者是停留在某一点上,时而是在侵略者的铁蹄之下从大地上消灭,或者与征服者相融合或是生活于奴役之中,最后时而是接受某个更开化的民族的知识,把它们再传给别的民族;于是在历史时代的开始和我们所生活的世纪之间、在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各民族和欧洲今天的各民族之间,便形成了一条绵延不断的链索。
”其次,从文明变迁的状况看,民族精神是随着民族文明的发展而发展的。
日本学者福泽谕吉把标志民族文明的国家风气称为“国家的智德”,并认为“这个风气,是全国人民智德的反映”。
指出:
“这个反映,有进有退,有增有减,变动不居,恰如全国机能的动动力一般。
”再次,从文化演变的过程看,民族精神的发展以民族疾文化的发展为基础,随着民族文化的变迁而变化,同时也在民族文化的发展中得到反映。
美国文化学者怀特(VVhite)指出了民族文化的演变。
他说:
“文化是一条由工具、器皿、风格、信仰等等文化要素聚合而成的宽阔河流,这些不同要素间不断交互作用,创造出新的结合和综合。
新的要素不断地加入河流;旧的要素不断地退离而去。
今天的文化仅是这一河流在现在时刻的横断面,仅是先于我们的交互作.用、选择、淘汰和积累的漫长过程的结果……现在的文化决定了过去的文化,而未来的文化仅是现在文化潮流的继续。
”这说明,与民族文化发展的进程大体类似,民族精神也会“随时代的变迁而有消有长、有进有退””。
总结以上几个方面的描述,可以看出,无论是从民族发展的整体进程看,还是从民族文明的演进和民族文化的发展看,民族精神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也不是单线直行的,而是在繁荣与衰落、前进与倒退、吸纳与拒斥、继承与变革这样一种“二律背反式”的趋势中进行的。
也就是说,民族精神的发展总是在一种激扬与委顿、吸纳与拒斥、继承与更新的变化趋势中发展前进的。
概括地说,民族精神发展演变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民族精神的形态、形式或内容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民族主体仍然存在,但其所统辖的精神发生了嬗变;二是旧的民族让位于新的民族,因而旧的民族精神最终被新的民族精神所代替。
鉴于对民族精神发展演变的考察需要结合民族发展的历史,故下面的分析将侧重对同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作纵向历史分析,兼及不同民族之间的情况。
择要概括,民族精神在发展演变中主要表现出如下基本规律:
(一)在民族发展的不同时期,民族精神可能会在前进中出现起落和扬抑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是一部枯荣兴替、不断发展前进的历史。
列宁指出:
“设想世界历史会一帆风顺,按部就班地向前发展,不会有时出现大幅度的跃退,那时不辩证的,不科学的,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
”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不仅有上升的过程,而且也有下降的过程。
当然,这个下降并不是人类历史的彻底的、全面的倒退,而是包括人类在重大的灾难和危机中毫无选择地面临着的暂时的停顿和局部的退步。
从发展的眼光来看,任何人类社会的既定阶段相对于其后的阶段和历史都有一定的滞后性。
也就是说,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
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发生的那个时代和那些条件说来,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成了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而这个更高的阶段也要走向衰落和灭亡。
”。
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明的是人类社会发展中客观存在的盛衰变迁的趋势。
对此,李大钊有更为直观的论述,他在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性时作过如下的描绘:
“社会进化,是循环的,历史的演进,常是一盛一衰,一治一乱,一起一落。
……一盛之后,有一衰,一衰之后,尚可复盛,一起之后,有一落,一落之后,尚可复起,而且一盛一衰,一起一落之中,已经含着进步,如螺旋式的循环。
”他还指出:
“顾吾以为宇宙大化之流行,盛衰起伏,循环无已,生者不能无死,毁者必有所成。
”李大钊在这里所揭示的一个核心思想,是人类历史的演进常在盛与衰、治与乱、起与落之间的前进,在变迁之中已经含着进步。
实际上,根据唯物史观,在盛衰变化中实现螺旋式前进乃是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总趋势,也是支配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之一。
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长河看,在这种螺旋式前进的趋势中,进步是必然的、不可取代的。
当然,在不同的条件和不同的阶段中,会发生种种表面的偶然性,但无论女口何,“尽管有种种暂时的倒退,前进的发展终究会实现”。
与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规律相一致,民族和国家在其发展中也同样会出现鼎盛与式微的变迁。
英国思想家弗格森指出: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国家会达到我们所说的辉煌的巅峰,这是再自然不过的,正如国家会无法避免地重新归于弱小,默默无闻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一样。
”与此类似,李大钊在考察近世民族国家发展史的基础上也指出:
“人类之成一民族一国家者,亦各有其生命焉。
……洪荒而后,民族若国家之递兴递亡者,鈿然其不可纪矣。
”我们知道,民族精神是支撑民族与国家发展的精神支柱,也是推动民族与国家的进步的精神动力,在发展进程中,民族精神不会固守在一个永久不变的水平和状态,而是会因时境变迁而变化,表现出与民族国家的盛衰变化总体一致但又不完全同步的规律。
这个规律就是,民族精神在一般意义上会伴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衰变化,在起落扬抑中发生变化,从而实现不断的前进和发展。
通常来说,民族国家兴起,民族精神多处于振奋状态;民族国家衰落,民族精神多处于委顿状态;当然,此间还有一个逆规律就是,当民族或国家处于鼎盛时,民族精神却不一定能够同样保持高涨;而当民族或国家处于即将衰败的危机之际时,民族精神却也有可能走向激昂和振奋。
英国思想家弗格森在谈到民族精神与国家兴衰的关系时把人们在追求既定民族目标中表现出的热情和活力视为衡量与检测民族精神状态的重要标尺c他形象地描述了民族精神在发展过程中的变化,认为当民族追求的目标不能再激发人们的热情时,国家也就失去了活力。
如果这些目标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忽视了,国家势必走向衰亡,国民也势必会走向堕落。
即便是在那些最激进、最有进取心、最善于发明创造、最勤劳的民族中,这种精神也会起伏不定,整个民族“既有群情激昂的时期,也有无精打采的时期。
”他还进一步指出:
“在不同时代,推动社会前进的精神也许不同。
而且由于人类情绪变幻无常,激励人类的机遇的出现和消失纯属偶然,这种精神有时会突发出来,有时会暂时消失。
但是,这种曾经一度一直激励人们从事民用和商业艺术事业的精神,在结束了其追求后会不会自然而然地消失呢?
文明社会的事业是否会成功完成,再度进取的机会是否会被取消呢?
一再的失望会不会削弱人们乐观的希望,熟悉对象会不会使人们丧失新鲜感呢?
阅历丰富了,……人们是否有这样的疑虑,虽然民族的活力并不像天生的肉体一样会随身体机制的衰亡而衰亡,但是,它也可能因为缺乏锻炼而萎靡,因不再发挥作用而消失。
”在这里,我们又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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