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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单是承运人据以交付货物的单证,凭正本提单交货是承运人的基本义务。
承运人E公司无单放货行为给提单持有人造成的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
原告所持有的提单已由提单上载明的指示人D公司背书,D公司背书的意思表示真实,因此原告是提单的合法持有人,有权要求被告赔偿因无正本提单放货而造成的损失。
对此判决,广东敬海律师事务所代理被告提出上诉,经过认真研究,发现并提出了本案提单的背书瑕疵的问题:
(1)A公司据以起诉的论据是其持有的正本提单,提单背面D公司背书加盖的是“OnBehalfofDInternationalInc.____AuthorisedSignature(代表D公司______授权签字)”的印章,无授权代表的签字不构成《海商法》规定的背书转让;
(2)A公司没有为该提单项下的货物支付对价,无权主张提单项下货物的货款。
A公司对上述上诉理由作了答辩,
(1)该公司持有该全套正本提单,该提单经指示人D公司基于真实的转让意图在背面盖章,应认定为合法有效背书,是否由其代表签字不影响背书的效力。
(2)A公司委托D公司完成了向卖方付款的义务,已取得货物的所有权。
最后,二审法院判决E公司胜诉:
A公司据以主张权利的提单为指示提单,依据该提单背面条款约定,本案应适用中国法律。
A公司不是该提单的当事人,根据中国法律及国际惯例,必须经有效背书转让提单后,才构成合法持有。
该提单背面加盖了“代表D公司____授权签字”的印章,该印章并非背书人D公司的公章,仅表明D公司已授权某人代表其背书,只有被授权人代表背书人背书方能实现背书的连续性。
但被授权人并未签字或盖章,该背书形式不符合国际惯例通常做法,应认定该提单背书为无效背书,A公司不具有提单项下任何权益。
D公司1999年3月1日的声明虽表明该印章系该公司所有,盖章行为是其真实意思表示,D公司以此行为实现背书转让目的,但该声明并未在提单上完成,不能作为提单背书的补充。
上诉人负有凭正本提单放货的义务,其无单放货行为违反了承运人凭单放货的义务,应向权利人承担损害赔偿之责。
但A公司的正本提单未经有效背书,其不是合法的提单持有人,承运人有权拒绝向A公司交付货物,也不负有向A公司赔偿损失的义务。
【本案评析】
在二审中,上诉人指出被上诉人没有诉权,将重点放在其所持提单背书不完整方面。
上诉人提出,授权印章不是背书人的公章,授权印章只有被授权人代表背书人背书方能实现背书的连续性,这是由于背书是要式法律行为,背书人只有严格按照法律要求进行才能产生背书的法律效力所决定的。
众所周知,为了维护交易的安全,法律对可流转提单的背书要求特别严格。
提单的有效转让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形式上的有效转让,这一转让是通过提单的有效背书来完成的,二是实质上的有效转让,即持单提有人必须是合法得到提单,才能构成提单的有效转让。
提单背书形式的完整性和连续性是背书行为是否有效的标准。
有效的提单背书,应具备以下几个要件:
(1)各次背书在形式上必须完整;
(2)各次背书在提单上记载的顺序必须有连续性;
(3)前一背书中的被背书人与后一背书中的背书人必须具有同一性;
(4)背书必须在提单背面或其粘单上进行。
对于本案中的提单背书,由于背书人该提单背面只加盖了“代表D公司____授权签字”的印章,该印章并非背书人D公司的公章,仅表明D公司已授权某人代表其背书,而被授权人代表背书人背书没有签字或盖章,该背书形式不符合上述提单背书要件的第一项而应认定为无效背书,因此A公司不具有提单项下任何权益。
因此本案提单因背书的不完整而不生背书的效力,D公司将提单转让给A公司的行为也不构成《海商法》中规定的有效转让。
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及代理纠纷案
原告: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法定代表人:
戴凤举,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
金祖光,上海海事律师事务所律师。
赵雪芳,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出口二科职员。
被告:
广州远洋运输公司。
叶广威,经理。
黄正泉,广州远洋运输公司保赔科科长、律师。
方嘉东,广州远洋运输公司保陪科职员。
中国对外贸易运输总公司上海分公司。
黄馨生,总经理。
吴述林,胡钦福,上海市白玉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分公司)因与被告广州远洋运输公司(以下简称远洋运输公司)、中国对外贸易运输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分公司)发生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及代理纠纷一案,向上海海事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浙江分公司诉称:
被告远洋运输公司承运原告承保的750箱中国红茶时,提供了不清洁的集装箱,被告上海分公司作为装箱人又未尽职检查,致使茶叶串味污染,原告赔付了收货人的损失。
要求两被告赔偿原告全部经济损失7476.63英镑、1881德国马克以及从原告赔付收货人时起至判决之日止的利息,并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被告远洋运输公司辩称:
该提单项下集装箱运输条款为FCL,即由发货人装箱、点数、铅封的整箱货物运输,被告所提供的集装箱应视为货物的包装,箱体检查应为发货人的职责;
而且货物污染原因不明,原告赔付了收货人过于草率,是否公正,有待认定。
对于非被告原因引起的损失,被告不负赔偿责任,并要求原告赔偿其因应诉而引起的经济损失。
被告上海分公司辩称:
被告受发货人委托进行装箱作业,只对装箱过程负责,不对以后发生的损失负责。
根据惯例承运人应该提供清洁、干燥、无味的集装箱,而且法律并未规定需要对集装箱进行检查。
对于不可预知的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
上海海事法院审理查明:
1987年,发货人中国土产畜产进出口公司浙江茶叶分公司委托浙江省钱塘对外贸易运输公司将750箱红茶从上海出口运往西德汉堡港。
钱塘外运公司又转委托被告分公司代理出口。
上海分公司接受委托后,通过上海外轮代理公司申请舱位。
作为被告远洋运输公司代理人的上海外轮代理公司指派了箱号为HTMU--5005420等3个20英尺集装箱。
由于运输条件是FCL,因此,上海分公司作为发货人的代理全权负责对货物的点数、积载,对集装箱的检查、铅封。
当年10月15日,上海外轮代理公司收到3个满载集装箱后代船方签发了清洁提单,同时发货人在原告浙江分公司处投保海上货物运输的战争险和一切险。
货物运抵汉堡,收货人拆箱后发现部分茶叶串味变质,即向原告在汉堡的代理人BURMESTER·
DUNCKER&JOLY申请查勘。
BURMESTER·
DUNCKER&JOLY作为海外水险保险公司的检验、理赔代理人,指定HBGH公司的UweBerner先生负责检验货物,KRSP化学实验室进行专门化验。
检验表明,250箱红茶受精萘污染。
为此,原告在汉堡的代理人赔付了收货人损失7476.63英镑、1881德国马克。
在检验货物时,船方的代表也在场。
另又查明,该航次装运茶叶的集装箱其中一个箱号为HTMU--5005420,在前一航次中曾装载过精萘从法国的登克尔至上海。
上述事实,有中国土产畜产进出口公司浙江省茶叶分公司的出口茶叶发票、上海外轮代理公司签发的提单、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运输保险凭证、收货人签署的权益转让书、西德汉堡BURMESTER·
DUNCKER&JOLY以及其他专门检验机构的检验报告等证据证实。
上海海事法院认为:
被告远洋运输公司作为提供集装箱的承运人、被告上海分公司作为发货人的装箱代理人,原告作为根据权益转让书取得索赔权利的保险人,身份都是明确的。
DUNCKER&JOLY公司作为原告在汉堡商会登记并在汉堡初级法院商业登记处注册的海外水险保险公司的检验、理赔代理人,其身份是明确的。
在原告签发的运输保险凭证上,明确标明“所保货物,如发生损失事故,应当即通知本公司代理人BURMESTER·
DUNCKER&JOLY查勘”。
因此,收货人申请该代理人进行商品检验是无可非议的。
DUNCKER&JOLY出具的综合有关检验机构的报告表明,装在HTMU--5005420箱内的250箱红茶受精萘气味污染。
后又在上海查明,箱号为HTMU--5005420的集装箱前一航次从法国到上海装载的是精萘。
而本航次装载在该集装箱内的正好是250箱红茶。
汉堡BURMESTER·
DUNCKER&JOLY出具的检验报告和事后在上海调查的事实完全一致,应认定HTMD--5005420集装箱前一航次残留的精萘气味是本航次250箱红茶串味污染的唯一污染源。
对货物的检验,承运人的代表也出席了。
DUNCKER&JOLY在处理受污染的红茶时,措施合理,符合国际惯例,因此出具的检验报告可以认定。
远洋运输公司认为污染原因不明、原告在汉堡代理人的检查报告所述情况与实际情况不符,原告轻率赔付了被保险人的意见,缺乏根据,不予支持。
根据国际惯例,集装箱应该清洁、干燥、无残留物以及前批货物留下的持久性气味。
远洋运输公司签署的提单适用“海牙规则”规定,承运人须在航次开始前和开始时履行应尽职责,以便使货舱、冷藏舱和该船装载货物的其他部分适于并能安全地收受、承运和保管货物。
而且两被告在其他航线的集装箱运输中也有协议规定,远洋运输公司应在船舱受载前5天,在港区的堆场提供清洁、干燥、无味、完整的空箱交上海分公司的运送车上。
根据国内集装箱运输的常规,承运人应保证提供适载的集装箱。
远洋运输公司以FCL条件之下的集装箱应视为货物包装的意见不能采纳,视为“海牙规则”中表述的“该船装载货物的其他部分”才是正确的。
作为提供集装箱的承运人,明知发货人托运的是极易串味的茶叶,而将未能彻底清除、残留有前一航次货物气味的不适载集装箱交给发货人装箱,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一条关于“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条件”的规定,对本案茶叶的货损,犯有疏忽大意的过错,应该承担茶叶损失的赔偿责任。
被告远洋运输公司代理人签发CS432SSK-B173提单项下3个集装箱的运输条件为FCL,即由被告上海分公司全权代理发货人发货、点数、装箱、铅封。
尽管目前国家商检局还未明文规定对茶叶的集装箱实施法定检验,但是国家商检局制定的《集装箱检验办法》第五条规定,除法定检验外,“对外贸易关系人可根据需要向所在地区商检机构申请办理集装箱货物装箱、拆箱检验”,检验项目包括集装箱适载条件、清洁情况等单项鉴定。
上海分公司明知对于集装箱的检验,应是其作为发货代理人的职责,但是,本航次茶叶装箱前,上海分公司没有申请商检,认为其对装货的集装箱的适载性有充分的把握。
根据远洋运输公司提单背面条款第十二条规定,托运人装箱的集装箱,托运人在集装箱装箱或装载时之前通过合理检验即可明显发现集装箱的不适宜性或条件欠缺的,托运人应该负责。
尽管在本案发生的当时,对集装箱管理没有明确的法规,然而参照我国目前的规定,对集装箱管理原则精神是一贯的,即承运人应向装箱人提供技术状况良好的集装箱。
装箱人在装箱前应认真检查箱体,不能保证货物安全的集装箱不得使用。
集装箱空箱交接标准是:
箱体完好,水密、无漏光、清洁、干燥、无味,箱号及装载规范清晰。
本案产生货物污染的物质是HTMU--5005420集装箱前一航次装载后没有彻底消除的精萘气味。
精萘是一种有毒的化学工业品,这种物质散发的刺激气味是明显的,正常人可以嗅出。
经过一个多月的航行,货物运抵汉堡时,还散发出浓重的气味,便难以认定上海分公司所称装箱前没有发现箱内有特殊气味的真实。
上海分公司作为装箱、铅封的发货人代理,在装箱前没有尽到认真查箱体的责任,违反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犯有过于自信或疏忽大意的过错,也应承担本案货损的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远洋运输公司违背有关规定和国际惯例,疏忽大意,提供了不适载的集装箱,致使茶叶污染;
上海分公司未能按照常规认真检查箱体,过于自信或疏忽大意而使茶叶污染成为事实。
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远洋运输公司应该承担较大的赔偿责任,上海分公司相应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
据此,上海海事法院于1991年8月22日判决:
1.被告远洋运输公司承担茶叶污染的60%责任,赔偿原告4485.98英镑、1128.60德国马克,以及利息损失2025.53英镑、303.10德国马克;
2.被告上海分公司承担茶叶污染的40%责任,赔偿原告2290.65英镑、752.40德国马克,以及利息损失1350.35英镑、202.06德国马克。
3.以上款项应在判决生效次日起十天内一次付清。
逾期按中国人民银行结算办法计算滞纳金。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52.09元、其他诉讼费人民币500元,共计1052.09元,由被告远洋运输公司承担631.25元、被告上海分公司承担420.84元。
第一审宣判后,被告远洋运输公司不服,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上诉人远洋运输公司称:
承运人出具的调箱上并无集装箱箱号,取箱人是货主代理中国外运上海分公司;
茶叶属食品范畴,货主代理未对空箱检验即装箱,因此残留气味污染茶叶的责任应由上海分公司承担;
货主向承运人提出索赔的时间已超过提单规定的时效,浙江分公司的诉讼请求不应支持;
即使承运人对本案负有责任,依据提单也应享受责任限制;
本提单注明的收货人与实际提货人不一致;
浙江分公司作为货主权益转让的受让人应予重新审定。
要求撤销原则,免除上诉人任何赔偿责任。
被上诉人浙江分公司辩称:
被上诉人在一年期限内向承运人提出索赔并得到确认,依据提单条款和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与远洋运输总公司的协议,应视为没有丧失时效;
提单规定承运人的责任期间为装船后至卸货前,本次茶叶污染发生在装船前,作为集装箱所有人和承运人的上诉人在二审再提出享受“责任限制”的抗辩显属无理;
承运人签发的提单是指示提单,收货人同时持有经过背书转让的正本保险单,货物运抵目的港曾由货方、船方、保险方代理组织联检,因此保险人的诉讼地位不容置疑。
要求二审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上海分公司辩称:
上诉人作为名义上的供箱人负有提供空箱须适载的义务,没有提供清洁、无味的空箱必须承担违约责任;
装载茶叶的集装箱需进行法定检验并无规定,上海分公司无义务检箱;
精萘是挥发性物质,只有在密封的集装箱内经过较长的时间才会散发出残留气味,装箱前上海分公司并未闻到异味,原审判决上海分公司承担茶叶污染的部分责任无事实依据。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
海上集装箱运输的承运人接受货主托运申请后,负有满足发货人要求提供清洁、干燥、无味、适载的集装箱空箱的义务。
本案茶叶受污染系集装箱内残留有精萘气味所引起,事实证明上诉人提供的集装箱确有一只曾经装载过精萘,将未彻底清洁的空箱投入使用,对集装箱的不适载负有责任。
该责任因不属运输途中发生,上诉人不能享受“责任限制”的抗辩权。
本案事实发生后,收货人、保险人的代理人与承运人曾在卸货港对茶叶进行过检验,当时承运人并未对收货人和保险人的身份表示异议,二审中其再提出重新审定权益受让人的理由不足。
被上诉人浙江分公司提出索赔和诉讼的时间均未超过提单和协议规定的期限,上诉人认为已过时效的上诉理由不成立。
原审对本案事实和责任的认定并无错误,适用民法通则前述有关条款正确,应予维持。
据此,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
(一)项、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判决:
维持原审判决,驳回上诉。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52.09元由上诉人广州远洋运输公司负担。
不凭单放货承运人逍遥法外
2003年10月20日,泉州天嘉玩具有限公司(下称天嘉公司)与美国旧金山玩具公司(下称旧金山公司)签订一份国际贸易合同,约定天嘉公司售予旧金山公司一批玩具,FOB厦门总价为11万美元,付款方式为付款交单(D/P)。
10月27日,天嘉公司将该批玩具交由美国捷达国际运输公司(下称捷达公司)承运,捷达公司签发了天嘉公司为托运人、旧金山公司为收货人、启运港厦门、目的港美国旧金山的一式叁份记名提单。
该提单正面右下角签发章左侧印有“Non-negotiable”(不可转让)字样,提单背面首要条款用较为显著地区别于背面其它条款的字体和颜色标明:
凡是依据本提单或与本提单所代表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有关的任何索赔,适用于《美国1916年联邦提单法》。
11月7日,货抵目的港。
11月9日,捷达公司在未收回正本提单的情况下,将货物放给旧金山公司。
因无人付款赎单,银行将全套单据退还给天嘉公司。
天嘉公司遂持全套正本提单向海事法院起诉,要求捷达公司赔偿因无单放货给其造成的损失合计11.5万美元。
捷达公司对原告诉称的事实没有任何异议,但其提交了由美国某知名海商法教授兼律师出具并经公证、认证的书面材料以及两个美国法院判例,说明根据《美国1916年联邦提单法》规定,承运人签发了记名提单,可以在验明收货人的身份后未收回正本记名提单而直接将货物放行给提单上载明的收货人,因此其无需承担责任。
[审判]
经海事法院审理,驳回原告天嘉公司的诉讼请求。
[评析]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记名提单无单放货纠纷案件。
关于记名提单承运人应否凭单放货,还是可以在验明收货人的身份后不凭单而放货,目前我国的司法实践做法并不统一。
有的判决认为,记名提单因收货人被特定且不可转让,因此承运人只要将货物交给记名收货人即视为妥善履行了交货义务而不论是否收回正本提单。
有的判决认为,根据我国海商法第71条的规定,所有的提单均应凭单放货,记名提单虽然不得转让,但这只是其在流通性方面的限制,承运人的凭单放货义务仍然存在。
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体现了我国司法实践以及海商法学界对这一问题在认识上的混乱。
笔者认为,在现行体制下,记名提单是否应当凭单放货并无统一或绝对的结论。
严格地说,该命题实际上是一个对各国国内海商法或海上货物运输法或国际公约的研究问题。
换言之,记名提单下承运人应如何放货,需要根据托运人与承运人的约定以及纠纷所应适用的准据法确定。
而准据法的确定,提单背面首要条款或法律适用条款是一个重要因素。
只要涉案提单中的法律选择条款符合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未排除适用与合同有着重要联系的国家的强制性法律规定,也不违反一国的公共秩序或法律的基本原则,就应被认为有效,而后根据该选择条款确定适用的准据法,进而判断在该内国法或外国法或国际公约下记名提单是否需凭单放货。
当然,在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托运人与承运人之间的约定有高于法律规定的效力。
以美国法为例,尽管《美国1916年联邦提单法》有承运人只要将货物交给记名收货人即完成交货义务的规定,但在托运人与承运人有另行约定如何放货应凭托运人指示的情况下,那么如果承运人未按托运人的指示而直接将货物放给记名收货人,仍然构成违约,应当对托运人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承运人在签发了记名提单的情况下,对放货问题应当谨慎。
如提单背面条款约定适用的准据法规定,记名提单可以不凭单放货,且该背面条款是合法有效的,那么承运人可以在验明收货人的身份后将货物放行。
如果提单背面条款的效力不明确,或所适用的准据法规定记名提单应凭单放货,则承运人应当在收回正本提单且验明收货人身份的情况下再将货物予以放行。
只有这样,承运人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从目前可以查询到的资料看,除美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承运人可以不凭单放货外,中国、法国、英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荷兰等国的法律或判例均显示,即使是记名提单,承运人仍应凭单放货。
这一点应当引起承运人的足够重视。
国际货运保险中投保人的保险利益如何认定案
2000年9月27日,某技术进出口公司代理某通信公司与阿尔卡特网络(亚洲)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份数字数据网络设备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约定的总价款为851108美元,以FOB加拿大渥太华离岸价为价格条件。
合同签订后,技术进出口公司与某运输公司联系运输事宜,某运输公司委托海外运输商Secure公司负责海外运输。
2000年11月15日,技术进出口公司与某保险公司签署了一份《国际运输预约保险启运通知书》,载明:
被保险人是技术进出口公司;
保险货物项目是一套数字数据网络设备,包装及数量是纸箱48件;
价格条件是EX-Work;
货价(原币)851108美元;
运输路线自OttawaCanada至中国湖北武汉;
投保险种为一切险;
保险金额为978774美元;
保险费为3915美元;
落款栏中盖有某保险公司业务专用章和技术进出口公司发票专用章;
备注栏载明:
(公路运输)Kanata(阿尔卡特公司工厂所在地)-渥太华机场;
空运:
渥太华机场-北京机场-天河机场(货物离开机场及武汉市内通知保险公司)。
2000年11月15日,技术进出口公司向保险公司支付了保险费人民币32417元,并收到保险公司出具的收据。
渥太华时间2000年11月15日19时即北京时间2000年11月16日08时,被保险货物在渥太华Secure公司仓库被盗。
2000年12月7日,技术进出口公司将出险情况告知了保险公司。
同年12月21日,技术进出口公司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保险公司以技术进出口公司不具有保险利益而主张合同无效并拒赔,技术进出口公司遂向法院起诉。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保险利益的认定问题。
本案中技术进出口公司是否具有保险利益取决于其对买卖合同项下货物承担的风险,而对货物承担的风险及其起始时间又取决于买卖合同约定的价格条件。
本案买卖合同约定的价格条件是FOB加拿大渥太华,意为货物在渥太华越过船舷或装机后,货物的风险才发生转移。
在此之前,货物的风险则仍由卖方承担。
因此,本案技术进出口公司购买的货物在海外运输公司Secure公司仓库被盗时,技术进出口公司不具有保险利益。
同时,法院还认定,保险合同载明的工厂交货对确定投保人对保险标的物是否具有保险利益没有法律意义,技术进出口公司以保险合同为据主张以工厂交货并移转风险的观点不能成立。
法院最终判定保险公司与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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