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收入分布的亲贫困增长测度及其分解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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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布亲贫困亲贫困增长亲贫困测度亲贫困分解

　　作者简介：

纪宏阮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统计学院，北京100026

　　引言

　　随着经济增长和政府扶贫政策的实施，与全球绝对贫困人口从1998年的10亿上升到12亿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下降到目前的1.35亿，而根据国家贫困线，2006年末，我国贫困人口约4800多万人，只占总人口比重的3.7%。

但在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却出现了居民收入水平显著提高、贫富差距逐渐扩大的问题。

2006年我国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5（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最高达10.7倍。

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导致了低收入者的相对贫困问题日益突出。

同时，我国部分地区还出现了脱贫后返贫、绝对贫困人口仍未减少的现象。

因此，在合理确定我国贫困线的基础上，制定合理的反贫困政策、提高贫困群体的收入水平日益成为重大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从反贫困的角度来看，目前存在着两类典型的反贫困方式：

一类是通过刺激经济增长使穷人在经济增长中得到更多好处的“涓滴式扶贫”；

另一类是以社会保障政策为主的“瞄准式扶贫”。

西方国家的“福利制度”和我国实行的一系列扶贫政策基本上属于后者。

　　与上述反贫困方式相对应，学术界形成了两种主要的反贫困理论：

一种理论认为，经济增长的“涓滴式扶贫效应”会自动减缓贫困。

这类研究通过实证分析考察了贫困及其影响因素之间的数量关系，提出了经济增长是减少贫困的充分必要条件的观点；

另一种理论认为，经济增长不会自发地起到减缓贫困的作用，经济增长是市场竞争的结果，由于富有群体拥有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等要素优势，可在经济增长中获得更多的收益，导致贫富差距拉大，贫困群体更加贫困，贫困程度无法缓解。

政府应通过“瞄准式扶贫”缩小贫富差距。

　　这两种理论均从扶贫角度提出了经济增长对贫困所发生的作用。

一言以蔽之，即经济增长是否亲贫困，什么因素使得增长更加亲贫困，以及从增长中获得的收入分配是否更加亲贫困。

　　经济增长是否能够起到减缓贫困的作用，自Ravallion.Martin（1994）开始，理论界便存在较大争议，同时对亲贫困的定义也颇有争论，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

“亲贫困增长”意味着如果所有的收入在同一比率增加，贫困就会比原来下降得更快（Baulch和McCullock,2000;

Kakwani和Pernia,2000）；

“亲贫困增长”是减少贫困的增长（Ravallion和Chen,2003）。

　　第一种定义着重于在增长过程中的分配转移，其所认为的“亲贫困”增长意味着穷人收入的增长率应该比非穷人收入的增长率高得多。

该定义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在一段全面经济扩张的时期中，不平等加剧的同时也可能给穷人带来大量绝对利益，但这并不被认为是“亲贫困增长”（同理，在穷人比别人损失比率要少的情况下，甚至事实上他们比以前更穷，这种衰退也将被认为是“亲贫困”的）。

第二种定义是通过讨论由哪些因素引致贫困来避免上述问题。

何种程度的增长是亲贫困依赖于如何测度贫困的变动。

自然而然，这个问题不仅依赖于收入分配因素，而且还依赖于平均生活标准或贫困线的影响。

　　上述两种定义主要是从经济发展对降低贫困规模的角度出发的，而且强调处于不同收入水平下的不同人群的收入上的同时变动，没有考虑贫困群体内部的结构性差异对个体收入产生的较大影响。

在实际生活中，往往不是所有不同人群的收入同时发生变动，不同收入群体即使是同时发生变动，但其内部各个个体的变动状况也不尽相同。

因此，本文考虑测度的亲贫困增长主要是指能够使贫困群体参与经济活动并从中得到更多好处的经济增长。

该种对亲贫困增长的界定侧重于考察贫困群体的总体福利变化，而贫困群体内部的结构性福利差异则通过分解技术分解出来，用以考察其与经济增长及总体福利变化的关系。

　　一、测度模型

　　1.亲贫困增长的测度模型。

经济增长的亲贫困测度方法较多，同时在学术上也存在较大争议，笔者把这些不同的方法根据其研究出发点的不同归纳为两类：

以洛仑兹曲线为出发点的判定和以收入增长率派生出的增长曲线为出发点的判定。

　　以洛仑兹曲线为出发点是目前常用的方法之一，应用比较广泛的是Kakwani和Pemia（2000）提出的测度方法：

如果整个洛仑兹曲线向上方移动（即靠近绝对平均线），增长就是亲贫困的。

该种方法的出发点在于：

基于人口和收入累计分布的洛仑兹曲线的变动表明了不平等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是增加的还是降低的，如果穷人在增长中的分享利益比重比较大，则会使得洛仑兹曲线向绝对平均线靠近。

　　以收入增长率派生出的增长曲线为出发点的判定方法一般是通过GQ或β模型得到洛仑兹曲线估计后，选择合适的指标或判定标准对经济增长是否亲贫困进行判定。

这一方法依据的分配不平等曲线主要有贫困增长曲线（HyunHwaSon,2004）和增长关联曲线（Ravallion和Chen,2003）。

二者的共同点在于考察了收入与消费在以百分位数划分的不同比例人群中的增长率，其明显区别在于前者是处于总人口百分之p以内（累积的）的人的平均收入与消费的份额，而后者是处于第p个百分位数的个体的收入与消费增长率。

　　图1分配效应变动曲线

　　上述两种典型方法从分配不平等的角度考察了收入的变动状况，但其拟合洛仑兹曲线的计算过程过于复杂，而且还建立在对收入状况进行排序的基础上来计算判定系数。

此外，上述两种方法虽然是基于不平等对收入的影响作分析的，但是在分析过程中并没有把穷人和非穷人进行界定区分，而是笼统考虑所有人的收入分配变动状况，不利于直接考察穷人的福利变化情况。

　　本文提出收入分配效应曲线，直接利用收入分配的分布状况，把穷人和非穷人进行界定区分，并进行亲贫困增长判定。

在影响收入分配的诸多因素中，我们将其归纳为两大类，命名为经济增长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其在基期和报告期的理论收入分布可通过图1进行详细描述。

　　该分解方法存有剩余项，两种影响之和并不就是总的影响。

Kakwani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个新的分解方法：

　　利用这个分解，可以取得两种结果的平均值：

一个代表保持基期收入分配状况不变的情况下平均收入变动对贫困的影响；

另一个代表保持报告期收入分配状况不变的情况下平均收入变动对贫困的影响。

用同样的方法可以得到两种收入分配状况影响的平均值。

这种平均法的好处是，不仅不受计算方法与计算顺序的影响，而且是完全的，总变动中没有剩余项或未被解释的。

　　如前所述，贫困变动分解方法同上述判定标准一样，无论是静态还是动态分解，都是从贫困规模的变动状况入手的，反映的是贫困规模变动的效应分解。

上述各种方法都是基于两期贫困线不发生变化的假设而进行的，与现实状况有所背离。

因此，本文提出在贫困线变化的基础上从贫困群体福利变化角度来考虑上述各种不同影响因素的效应。

如图1所示，经济增长效应定义为在分配效应不变的情况下对收入的影响，即假定两期的分配方差，

不变，收入中心发生变化，记为△G，△G在通常情况下为正，表示随着经济的发展一般会带来收入的增加；

分配效应定义为在经济增长效应不变的情况下对收入的影响，即假定两期的收入中心

不变，收入的方差发生变化，记为△I，△I在通常情况下为负，表示随着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增加一般会带来收入的降低。

同时则有△Y=△G+△I+R。

　　同样，在情形Ⅳ下，两期贫困线发生变化，则：

　　IGTI指数的大小反映了在收入分配的两种政策上相互权衡的程度。

对IGTI的考察可以从两个方面判定：

当经济增长效应为正时，有IGTI＞0，该指数才有意义。

由于存在交互作用的剩余项，△G和△I不一定同时反向变动。

如IGTI等于2，意味着不平等程度即分配效应所带来的贫困群体收入减少1倍，需要2倍的经济增长即增长效应所带来的贫困群体收入增加来补偿，在这种情况下，亲贫困的政策取向应偏向于降低分配效应，反之则相反；

如果IGTI接近于1，则需考虑再分配政策和经济增长政策的权衡与协调。

　　二、实证分析

　　我们利用上述提出的亲贫困增长测度和分解方法，利用1980～2005年的相关数据，以评价经济增长为穷人带来的好处，及其相应的政策措施。

　　为方便分析和出于分组数据的可得性考虑，本文采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及《中国统计年鉴》，并利用了价格指数进行调整。

相关年份收入的分布可以通过Shapiro-Wilk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根据图1及其对应的情形Ⅳ，我们可以计算出各年收入的分布特征及亲贫困增长判定系数，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看出，随着经济的连年增长，贫困发生率大幅降低（从1980年的23%下降到2005年的7%），除1985～1990年以外都大于1，经济增长使得贫困率降低，说明经济增长从总体上来说是有利于贫困群体收入提高的。

1985～1990年处于改革开放的头十年，由于一些政策上的变化，经济增长较缓慢，不平等现象有所加剧，使得贫困群体总体福利降低，经济发展非亲贫困。

这一变化我们也可从表3的亲贫困增长分解过程中看出来。

但对于中国农村居民总体而言，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收入增长是亲贫困的，且平均亲贫困增长率为3.1%（注：

Ravallion（2005）根据增长关联曲线（G/C）计算的中国1990～1999期间平均亲贫困增长率为3.9%。

）。

因此我们可以断定，在此期间，由于经济增长给贫困群体带来好处，我国农村贫困状况总体上得以改善。

　　收入的总体变动如前所述可以分为分配效应和增长效应两大因素，这两部分效应所引起的变动情况可以分析不平等和经济增长对贫困群体的作用。

利用前文中所建立的亲贫困分解模型，我们可以得到分配效应和增长效应，如表3所示。

　　表3各间隔年份的亲贫困增长的分解

　　亲贫困增长的分解结果表明，在整个期间，收入的分配效应始终是反作用于贫困群体的收入总体增长，即△I＜0，说明分配效应越大（即分配越不公或分配差距较大）对于贫困群体的总体增长起的反作用越大；

改革开放前十年，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主导下，分配效应非常大，说明在经济转轨时期的收入分配不公比较明显，因而致使亲贫困增长率降低，在90年代初期出现亲富增长。

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国家采取相应的扶贫措施，大力采取有效政策促使农民增收，并削减部分税种和税赋，使得分配效应降低比较明显，但是2000～2005年分配效应有所上升，近年来分配不公状况又有所恶化。

　　增长效应主要表明了经济增长对贫困群体收入的正影响。

从1985～2005年，经济增长不断地增加了贫困群体的收入，但是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状况又对其产生了负面影响，从表3分析来看，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增长效应有被分配效应抵消的趋势。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人们追求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先把蛋糕做大”的政策指引下，分配效应的影响较大，IGTI指数较高，说明政策应该向降低收入分配效应倾斜；

自2000年以来，由于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收入差距问题日益得到重视。

IGTI指数接近于1，在此情况下如何将分配政策和经济增长政策结合运用，使经济增长与分配效应在一定的比例下相互弥补，在合适的收入差距下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并使得贫困群体的总体福利得以改善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重大问题。

　　三、结论

　　经济增长是否亲贫困及其分解是判别收入增长与收入不平等状况对贫困群体福利效果影响的重要工具。

本文提出的基于收入分布的亲贫困增长测度及其分解模型通过对我国农村1985～2005年以来的实证研究表明，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为提高农村贫困群体总体收入水平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也为贫困人口的大幅减少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经济发展转轨初期，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经济快速发展的必然过程和手段，因而造成收入差距拉大，较高的增长效应会带来较大的分配效应；

又由于人力资本积累的惯性影响，社会资源在一定时期内集中在较富的群体中，贫困群体分享的增长有限，加之1986年开始的通货膨胀对广大贫困群体的收入增长造成了实质性影响，经济缓慢增长的成果大部分流入高收入阶层，因而经济增长在一段时期内表现为亲富。

　　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我国经济实现软着陆，通货膨胀基本上得到有效控制。

虽然存在一定的分配效应，但增长的拉动效应越来越明显，先富带动后富的推动力初步得以体现，以及国家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及转移支付政策措施抑制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农民增收日益明显，贫困发生率迅速降低，贫困群体收入状况有所改善，对经济增长的成果分享也越来越多，因而在该阶段经济增长通常表现为亲贫困。

　　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近年来虽然经济增长对贫困群体福利具有积极影响，但收入分配效应部分抵消了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并且分配效应有恶化的趋势，增长效应也趋于减弱。

为扼制这一趋势的进一步发展应当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进一步改善收入不平等的状况。

　　建立起以“涓滴式扶贫”为基础，以“瞄准式扶贫”为重要手段的扶贫政策，使穷人分享更多的增长成果，在实现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同时，大大改善收入分配状况，以实现最终消除贫困、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是对改革进一步推进的严峻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