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部与秦的统一.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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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部与秦的统一
中国西部与秦的统一
提起西部,人们总有一种苍茫、神秘的印象和感觉。
这是西部的高山大河、茫茫草原、漠漠平沙、广袤原野及厚重的历史沉积造成的。
两千多年前中国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以史学家独有的睿智视角,从西部的地理位置、历史背景、自然风貌、人文特点总结出了一个带有神秘色彩而又颇为发人深省的历史规律,这便是:
“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1]。
这是他从人文地理的观念出发,对历史做出的一个惊人结论。
两千年来的历史在某些程度上也验证了这一结论。
而这一结论是否正确,学者们似乎很少发表意见。
如果我们从司马迁的思路出发,考察秦的统一以及秦以后的中国历史,我们也许会有一些收获,并且对今后西部的发展与进步做出历史的思考。
一
司马迁是如何论证他的结论呢?
下面是他的具体论述过程。
或曰:
“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
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实功者常于西北。
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徐广曰:
京兆杜县有亳亭),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
司马迁所举的论据是禹、汤、周、秦、汉,都是从西部起而收实功的。
实际上,如果以此来论证的话,由西部而收实功的不止这几位。
如果按《帝王世纪》来计算,在司马迁以前还有:
伏羲氏,风姓,长于成纪(甘肃秦安)。
伏羲后的女娲,也是风姓。
据说,陕西临潼的所谓骊山老母,便是女娲氏。
神农氏是炎帝,长于姜水,在陕西宝鸡。
号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黄帝,长于姬水,论者认为在甘肃天水,或在陕西黄陵。
他由甘肃出发,直至河北,打败蚩尤,又经五十二战而天下大服。
禹是“西夷人也”。
关于汤,司马迁似有误,亳应在河南省。
周、秦、汉均起于西部而收实功者。
司马迁以后的实例也不少,如唐李渊、明李自成等等。
应该注意的是,司马迁的论证是要说明秦取得最后统一的原因。
在他的上面论述后,下面的话,更值得注意。
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
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
传曰“法后王”,何也?
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
学者牵于所闻,见秦王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耳食无异。
悲夫。
司马迁严肃地批评了那些墨守成规的学者们,指出他们只知道守着上古之制,不懂得探索自己目前社会形式变化所产生的新问题,并称之为“耳食”,也就是说,文不对题,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
二
司马迁关于“收实功者常于西北”的观点,是司马迁的史学思想之一,这便是地理环境对历史的影响。
自然,司马迁的史学思想是多方面的,比如“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灵异创世等历史循环论、英雄创世论等。
其中有唯物的,也有唯心的。
他的地理环境对历史的影响的思想,应该是唯物的。
但是,自从斯大林批判了“地理决定论”以后,对地理环境对历史的影响这个问题,似乎学者噤声,很少说了。
其实,地理环境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是明显的,越是在古代信息不通、交通不便的情况下,这种影响程度更大、更深。
历史与现实都能说明这一问题。
收实功于西北,这是在古代的特殊地理条件下的产物,而现代东南交通发达,鸦片战争以后要设通商口岸,都在东南,近代工业和商业都起于东南,而内地及至西部却是很久以后才有了。
我们现在要发展经济,不是有一句话叫做“要想富,早修路”吗。
修路的目的便是改变原来的地理环境。
历史是人类在时间和空间中的活动过程。
地理环境是人类活动的空间。
这个空间如何,便会影响人类自身的活动。
从考古学所发现的石器时代的遗址来看,几乎所有的遗址都在大的河流的附近的二级台地上。
这种位置,既距水源近,又不被大水冲走。
有水的地方,便有草有林,既可以狩猎,又可以捕鱼,还可以采集果实,使自己及子孙繁衍。
《圣经•创世记》中说的上帝创造了黑夜、白昼、阳光、空气、水、草木、鸟兽,最后创造了人,建起了伊甸园。
如果剥去它的神秘外衣,仍然是说明了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的影响。
摩西领着以色列人出埃及,也是选择适于生存的地理环境。
秦人居于西方,远离东方六国之争,可以率性发展,等到发展成了气候,到了襄公、穆公时期,已经尾大不掉,东方六国也不能不承认这一既成事实,只能与秦国交往。
项羽封刘邦为汉王,也是从地理位置考察的,以为把刘邦放在那个地方,在关中封上章邯、董翳、司马欣各为一王,居于关中,以卫三辅,刘邦便出不了汉中。
但是,另一方面,刘邦在汉中利用了对外消息闭塞的有利条件,发展自己,结果暗渡陈仓,取得了胜利,建立了汉。
这不是地理环境的优势吗?
所以说,一方面,地理环境给人的生存空间带来了某些限制和束缚;另一方面,人在这个空间中,可以充分利用这个空间的优势,扬长避短,趋利避害,进行发展,然后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业,创造自己的辉煌。
这是一个辩证的关系,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因为,人是有意志的,为了不断追求新的生活,人在空间生活的同时,几乎是在不停息地思考着、实践着改变恶劣的空间,或利用空间的有利条件,为自己建立新的生活空间。
司马迁关于地理环境对历史的影响的观点,便是建立在这种思想基础上的。
他总结了历史发展的过程,提出了自己的命题。
这在2000多年前的时期,不能不说是一个光辉、睿智、深邃、富有哲理的思想。
这一思想的产生,既有他对历史的总结,也有他作为史学家对历史的深沉思考。
他的思考,当然不是坐在现在位于西安市未央区的汉都长安的天禄阁或石渠阁中想出来的。
他既利用了天禄、石渠的藏书,同时也经过了自己的实地考察。
在考察中,他获取了更多的、更丰富、更生动的资料和实物。
为了写《史记》,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跟着皇帝走,或者自己走,足迹遍神州。
这一点,他在《太史公自序》《五帝本纪》《封禅书》《河渠书》《齐太公世家》《魏世家》《孔子世家》《伯夷列传》《孟尝君列传》《魏公子列传》《春申君列传》《屈原贾生列传》《蒙恬列传》《淮阴侯列传》《樊郦滕灌列传》《龟策列传》等中记录了他适长沙,浮于沅湘,窥九疑,南登庐山,观九江,至于会稽,上姑苏,望五湖,适楚、淮阴,行济漯淮泗,北涉汶泗,过薛,适丰沛,过梁楚,南略昆明。
真所谓足迹半天下,考察故址,访寻耆旧,采择遗闻,收集轶事。
他从大自然的洪炉中了解社会,观形胜,览盛衰,实际在论述地理环境中自有人文的探索。
司马迁考察西部的论述可见《河渠书》《平准书》等。
余南登庐山,……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北自龙门至于朔方。
曰:
甚哉,水之为利害也。
用事者争言水利。
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关中辅渠、灵轵引堵水。
其明年(元鼎六年,前111年),天子始行郡国,东度河,……行西逾陇,……北出萧关,……猎新秦中。
而这时的江南,据说“江南火耕水”。
应劭说:
“烧草,下水种稻,草与稻并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复下水灌之,草死,独稻长”。
这便是火耕水。
生产还比较落后,不像西部已有了水利事业,四川的都江堰,关中的郑国渠、龙首渠,以及朔方、酒泉引河灌溉。
司马迁具体考察过的地方及路线,上面所列的《史记》篇目中及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及武伯纶先生的《司马迁事迹考述》(《文博》1988年第1期)等论着中所述详矣,为省篇幅,兹不赘述。
要说明的是,司马迁在长途考察中,除了资料的收集以外,还有思想的升华。
这种思想的升华,除了自己的思考以外,还有被调查人思想的启示。
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才有精到的着述,才有对西部的地理、人文价值的深刻理解,才能做出学理性的结论。
三
幼发拉底斯河(Euphrates)和底格里斯河(Tigris)造成了一片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平原,铸就了两河流域文明。
黄河、长江两大河流造成了中华文明。
这两条母亲河,都发源于中国西部。
无形中中国西部便成为中华文明的源头。
虽然,近年来考古发现出现了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等,学术界有先生提出了中华文化多元论,甚至分成了若干个文化圈。
无论如何出新,西部、尤其是陕、甘在中国文化中的源头地位是不可取代的。
我们从司马迁的观点出发,以地理位置、自然条件、历史特点、文化底蕴几个方面来观察西部。
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的“太史公曰”中,用了贾谊《过秦论》中的语言,描述了关中的地理位置的重要:
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国也。
自缪公以来,至于秦王,二十余君,常为诸侯雄。
汉高祖最初欲建都洛阳。
他征询群臣的意见。
群臣皆山东人,争着让高祖建都洛阳。
这时,出现了一位不同凡响的人,这便是娄敬。
娄敬有一番议论:
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
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
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
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
夫与人斗,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
今陛下入关而都,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
把关中之地位看得如此重要,以致成为一个国家的咽喉重地。
一个朝廷,得了关中才真是取得全胜。
这便是作为西部桥头堡的陕西的重要的地理位置。
应该说,也是这种地理位置,才造就了伏羲、神农、黄帝以及以后的周、秦由此而东,取得赫赫之功。
西部的地理位置好,自然条件怎么样呢?
《诗经•绵》中说:
古公亶父,来朝走马。
率西水浒,至于岐下。
爱及姜女,事来胥宇。
周原膴膴,堇荼如饴。
周原上土地肥沃,又靠着沮水、漆水,生长的野菜,吃起来也很甜美。
周人在建设中,很注意交通道路的建设。
《诗经•大东》中写道:
周道如砥,
其直如矢。
道路修得又平又直,还很坚实。
关于陕西西部的自然条件,在《石鼓文》中也有明白的记录:
水是清的,鱼儿很多。
鱼儿不但多,而且品种也杂。
山青水清,一派清朗景象。
其文字太繁,不具录。
记载全国地理情况的一本书《禹贡》,据说是记述夏禹治水时的记录。
这个说法虽不可信,但它是战国时的着作已为学界共识。
《禹贡》将当时的中国分为九州。
中国西部应该在九州中的梁州和雍州。
其具体记载是:
华阳黑水惟梁州。
岷、既艺,沱、潜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绩。
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赋下中三错,厥贡、铁、银、镂、、磬、熊罴、狐、狸、织皮,西倾因桓是来。
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乱于河。
这里的土壤属黑土,矿产有美玉、铁、银、野兽皮。
雍州的情况是:
黑水西河为雍州。
弱水既西,泾属渭,漆沮既从,沣水攸同,荆岐既旅,终南物,至于鸟鼠;原隰底绩,至于猪野;三危既宅,三苗丕叙。
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厥赋中下,厥贡惟球琳、琅。
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
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既叙。
这里的土壤好,是上上田,还出产美玉。
司马迁则从更广的视野审视西部。
他把西部的自然生态与人文底蕴结合起来,论述当时西部
经济的发达,富人之多。
他指出:
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
地重,重为邪。
及秦文、德、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
献公徙栎邑。
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
孝、昭治咸阳,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
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
南则巴蜀。
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
南御滇,僮。
西近邛笮,笮马、旄牛。
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
惟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
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
然地亦穷险,惟京师要其道。
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司马迁这段话,内容非常丰富。
其一是关中的自然条件好,“膏壤沃野千里”;其二是关中的历史悠久,虞夏至汉;其三是文化底蕴厚重,“汉都、长安诸陵”;其五是交流便利,“四方辐凑”;其四是富足,百分之三十的人,占有全国百分之六十的财富。
如果只是这些,那还不够,司马迁还有实例,即一些大款人物。
乌氏,也就是今甘肃省平凉西北,有一位叫倮的人,他来往关中与西北,以牛马换关中的丝绸,又到西北地区以丝绸换牛马,以致牛马多得数不清。
秦始皇帝以倮比封君,同大臣一样可以参加朝请。
巴地的寡妇清,发挥了祖上传下来的丹穴,成了女能人,秦始皇帝在四川的涪陵为她建造了女怀清台,“礼抗万乘,名显天下”。
四川的卓氏,祖籍河北,会开矿冶铁。
秦灭赵后,他们被迁徙到四川。
他们不去近处安家,而到了临邛。
开矿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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