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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2日,梅德韦杰夫在2009年度总统国情咨文中具体阐述了新政治战略付诸实施的首要计划以及近期内需要完成的工作[2]。
11月21日,统一俄罗斯党召开十一大,高调宣布启动政党现代化改革,意图通过打造一个现代化的政权党来推动实现一个全面现代化的俄罗斯[3]。
通过缜密的政治运作,俄罗斯政治最高领导层明确将“新政治战略”这一概念推到了世人面前。
俄罗斯学者认为,随着新政治战略的提出,梅德韦杰夫实际上规划了未来数十年俄罗斯的战略发展计划[4]。
该计划主要包括以下基本内容:
(1)全面现代化的战略定位。
梅德韦杰夫明确提出,俄罗斯将建立一个以民主价值观和制度为基础的全面现代化。
他认为,俄罗斯在政治体制、经济结构、社会、民主、人口及安全领域面临严峻形势,当前俄罗斯必须克服经济落后、腐败、官僚家长式作风三大顽疾,提高民众福祉、健全法制,在人文价值观和民主政治体系基础之上对国家进行全面的现代化改革。
在他看来,一个真正的俄罗斯将是一个现代化的、面向未来的年轻国家,它将在全球劳动分工中占据应有的一席之地。
(2)人本主义的基本原则。
复兴俄罗斯要坚持的主要基本原则是不能以人为代价,不能以人们生活条件继续恶化为代价。
以人为本的意识形态应当作为俄罗斯的政治基础。
公民在生活中能否取得成就取决于他的个人主动性和独立性,取决于他的创新和创造性劳动的能力。
(3)技术发展的五大战略方向。
俄罗斯将成为生产、运输及能源利用效率领先的国家,将开发并向国内外市场提供新型燃料;
把核技术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将完善信息技术,利用超级计算机和其他必要的物质基础,对全球信息网络的发展发挥重大影响;
将拥有用以传输各种信息的地面和太空基础设施;
将在病毒、心血管肿瘤及神经疾病治疗的一些医学设备和药品方面占据领先地位。
(4)政治体系的改革。
新政治战略认为,为实现既定目标,需要对国家行政管理提出新的要求。
行政管理应帮助制定明确发展目标,建立旨在实现这些目标的制度。
俄罗斯国家管理体制的特点应该具有独立性和责任心,遵照国家发展的总体思路蓬勃向前,有效利用资源,大胆和超常地决策,支持主动精神和创新意识。
概括而言,政治体系现代化的目标是:
反腐机制系统化、行政管理制度化、政党机制民主化、议会机制监督化和司法机制职权化,并进一步发展俄罗斯联邦制,力求加强民众对于政府的政治信任,并谋求建立一种可以促进并完善国家创新发展战略的政治治理模式。
(5)人的现代化。
珍视俄罗斯传统的价值观,同时又要实现国民心态的现代化。
这是崛起的俄罗斯必须统筹考虑的根本问题。
梅德韦杰夫认为,俄罗斯社会中广泛存在家长式作风,相信所有问题都应由国家解决,由此导致缺乏首创精神和新思想,缺乏责任意识。
因此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除了引进卓有成效的现代管理模式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以促进国家崛起以外,俄罗斯国民还必须具备一种能赋予这些现代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
(6)新政治战略还有在社会保障、对外关系以及军事安全等领域的一系列具体规划。
从本质上看,新政治战略是要解决两个基本问题:
俄罗斯的政治体制如何变革以及俄罗斯的复兴需要什么样的发展道路。
尽管新政治战略的全面执行需要更好的政治契机,但它毕竟已经呈现在了俄罗斯的政治舞台上。
这说明俄罗斯的精英与民众依然在探索俄罗斯的政治体制变革与发展之道。
那么,新政治战略出台到底引出了俄罗斯政治中哪些需要深入思考的基本问题呢?
二 新政治战略与梅普治国理念的差异
俄罗斯要实现复兴和重新崛起,不仅需要有新的治国方式,而且需要新的治国理念。
近期,俄罗斯的治国理念已经发生了变化。
新政治战略即是这种变化的重要表征,而且具有鲜明的梅德韦杰夫特色。
虽然梅德韦杰夫的政治理念更符合俄罗斯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但由于当前普京依然处于俄罗斯的权力中心,新政治战略不会完全按照梅德韦杰夫的意图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在新政治战略实施过程中,梅德韦杰夫和普京之间在治国理念上的差异开始显现,成为俄罗斯政治实践与新政治战略之间相互背离的深层次原因。
实际上,早在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重点选择问题上梅德韦杰夫和普京之间理念的差别已经开始显现。
梅德韦杰夫的智囊机构———现代发展研究所发表的关于俄罗斯民主模式[5]以及俄罗斯应对金融危机[6]的两份报告是这种差别的代表物。
政治报告关于俄罗斯民主模式发展的建议与普京八年形成的政治理念有所不同,经济报告则指责普京政府在反危机中的失误。
因此有俄罗斯学者指出,梅德韦杰夫和普京之间在改造国家体制使其更适于从事创新、现代化建设及更有效的管理等方面存在分歧。
可以说,金融危机放大了这种分歧。
而且,随着新政治战略的正式推出,以《前进,俄罗斯!
》和2009总统国情咨文为主要标志,梅德韦杰夫和普京之间在治国理念上的差异日益显现,这些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梅德韦杰夫和普京的政治哲学观不同。
梅德韦杰夫新政治战略的政治哲学基础是以自由主义为核心,普京奉行的是俄罗斯传统意义上的以突出政权效应为特色的官僚控制哲学。
两者的本质差别在于,梅德韦杰夫追求的是“聪明自由、富于责任感的公民荟萃的社会”,而普京八年的政治治理实际上使俄罗斯形成了一个控制一切的官僚垂直权力体系,梅德韦杰夫称之为“一切由领袖殚精竭虑和拍板的社会”。
新政治战略追求的是要让俄罗斯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一走向多样,从狭隘走向宽容,从僵化走向活跃。
第二,梅德韦杰夫和普京的历史观不同。
如何看待苏联史,是检验当代俄罗斯政治领导人历史观的试金石。
10月30日是俄罗斯政治镇压受害者纪念日。
梅德韦杰夫批评斯大林的政治镇压。
他指出,“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波及范围之广令人难以想象,全国民众都深受其害,一些社会阶层被整个摧毁,数百万人因政治恐怖和虚假指控而丧生。
但迄今仍有人为镇压活动辩解,声称这么多人是为了某种崇高的国家使命而牺牲。
这无疑是错误的,因为国家的发展和进步没有理由以民众的痛苦和伤亡为代价。
任何事物的价值都不能置于人的生命之上。
不能假恢复历史公正之名,为斯大林制造的大清洗开脱。
”他同时表示,斯大林领导苏联取得卫国战争胜利,使苏联变成独立强国,将工业、科学和文化推向世界水平,他的功绩不会因他犯下的错误所抹杀。
人们应当成熟、客观地看待历史[7]。
在梅德韦杰夫发表这个博客视频前,10月13日,莫斯科巴斯曼区法院驳回了斯大林之孙朱加什维利为捍卫祖父声誉和尊严而对《新报》及前军事检察总院调查员提起的诉讼。
这与普京曾经说的“不应对斯大林的清洗运动感到内疚”的表态以及对苏联历史的看法有本质不同。
第三,梅德韦杰夫和普京的时代观不同。
正是基于历史观的不同,梅德韦杰夫提出了重新“全面现代化”的时代观,而普京则是“主权民主”思想的首倡者。
梅德韦杰夫提出:
“全方位的现代化再度成为俄罗斯的必需。
这将是俄罗斯历史上首个以民主价值观和制度为基础的现代化进程。
”他还明确表示:
俄罗斯历史上两次最大的现代化改革(彼得大帝时期和苏联时期)的结果都是没落、屈辱和数以百万同胞的丧生。
在那些年代,保护人的生命并不是国家优先考虑的问题。
现在,俄罗斯首次有机会向自己和整个世界证明,俄罗斯能够按民主道路发展,国家转入更高一级的文明是可能的,通过非暴力方式可以实现这一点。
第四,梅德韦杰夫和普京的战略观不同。
俄罗斯的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关键阶段,既面临着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背景下日趋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也面临着独联体地缘政治格局内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严峻考验。
梅德韦杰夫的近期讲话始终把握俄罗斯历史的整体发展脉络,坚持大战略和大格局的视野,其讲话的层次之高、分析之深、逻辑之强都让俄罗斯国内外耳目一新,就连普京的资深幕僚、俄罗斯有效政策基金会主席帕夫洛夫斯基都认为这是一种战略的转换。
他说:
“普京推行了拯救俄罗斯的战略,虽是为形势所迫,但却是成功的。
如今,轮到对俄罗斯进行体制性变革、令其重返全球大国行列之际。
这是一大重要转折。
上一个战略是成功的,俄罗斯的确获得了重生。
但它所处的状况令人担忧。
如果俄罗斯希望与其他国家并驾齐驱,就不应沉迷于对自身大国地位的孤芳自赏,而是要着手工作。
”[8]
总之,首先是普京本人具有新政治战略的理念,否则以当前俄罗斯的政治生态而言,没有普京的首肯,梅德韦杰夫不可能推行新政治战略。
但另一方面,普京更多的只是新政治战略的提出者和原则确定者,梅德韦杰夫才是新政治战略的操盘手。
既然梅德韦杰夫和普京出现了上述重要的理念差异,按照“理念-行为-绩效”的一般逻辑轨迹,如果完全由梅德韦杰夫政治掌舵,俄罗斯政治必然出现有别于普京八年的发展方向。
尽管梅德韦杰夫是普京的门生,是普京一手提拔和栽培的“自己人”,但是,俄罗斯政治又一次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现任推翻前任方针的势头,其政治传统的惯性再次显现。
三 新政治战略与统一俄罗斯党的政党现代化
“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是一个社会将固守于传统系统的政治领导转变为热心于彻底现代化的政治领导的过程。
”[9]对于目前的俄罗斯而言,起决定性作用的政治领导者历史性地落在了统一俄罗斯党的身上。
一个强大的政党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
这就要求统一俄罗斯党要学会从固守于传统系统的政治领导转变为能够实施国家现代化的政治领导的问题。
统一俄罗斯党是俄罗斯政治体系的一部分,同时又是当今俄罗斯政治中最重要和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部分。
俄罗斯的政治体制可以在统一俄罗斯党与其他政治团体自由竞争的过程中得到更新和完善,但这必须建立在有一个自由竞争的环境和懂得如何开展文明政治竞争的政党基础上。
俄罗斯最高领导层显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在统一俄罗斯党的十一大上,梅德韦杰夫和普京都提醒统俄党要学会政治竞争,以适应政党现代化的要求。
梅德韦杰夫在代表大会上申明,统一俄罗斯党应该是现代化政党,不脱离生活和自己的选民[10]。
他还号召统一俄罗斯党重启所有社会关系,即在个人、政府、社会这三者之间架起一座桥梁,监督权力的来源和使用,从而维持社会的秩序和发展,实现公平正义。
普京以党主席的身份在报告中特别强调,统一俄罗斯党人应该积极参与对俄罗斯官僚的监督工作,反对官僚主义[11]。
可见,新政治战略将统一俄罗斯党推到了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
现在的问题是,统一俄罗斯党能否肩负起实行有效的社会制度变革,建立一个支撑社会现代化变迁制度框架的历史重任。
首先,必须强调的是,在当前俄罗斯的政治生活中,统一俄罗斯党绝对不是一支虚拟的政治力量。
虽然统一俄罗斯党是自上而下建立,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执政党,从本质上看还是权力的附属物和官僚集团的俱乐部,依赖于普京的个人支持率和政治影响;
但也必须看到,统一俄罗斯党拥有广泛的政治拥趸。
目前,俄罗斯83个联邦主体中有76个联邦主体的行政长官隶属于统一俄罗斯党。
据最新统计,当前统一俄罗斯党正式登记党员近200万人,约占俄罗斯总人口的1.2%。
该党党员有59%为国家公职人员,其中有9.6%的党员在联邦政府中任职,有8.7%的党员在各地方政府中任职[12]。
其次,统一俄罗斯党已经开始进行政党现代化的建设。
目前,统俄党在保有普京个人影响的基础上,正积极从组织结构、意识形态等方面进行建设。
在十一大上,最高委员会主席格雷兹洛夫表示,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性文献的基础是“2020年发展战略”、“普京计划”和梅德韦杰夫总统发表的纲领性文章《前进,俄罗斯!
》。
继统一俄罗斯党十大(2008年11月)首次提出保守主义是党的意识形态基础后[13],此次十一大通过的新党纲则确定了“俄罗斯保守主义”是统一俄罗斯党的意识形态。
格雷兹洛夫认为,俄罗斯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是稳定、发展,排斥停滞和革命,使社会不断创造性革新的意识形态[14]。
该党将致力于政党现代化建设,为新政治战略保驾护航。
第三,统一俄罗斯党在新政治战略实施过程中已经赢得重要政治红利。
2009年3月1日和10月11日举行的地方选举完成了将地方政权转交到统一俄罗斯党手中的过程。
梅德韦杰夫的政改举措加强了政党在地方立法与执行权力机构的作用,客观上提升了2009年地方议会选举的重要性。
2009年3月1日,统一俄罗斯党在地方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
在这次有2000万选民参与的选举中,统一俄罗斯党在9个地方议会中赢得49%~79%的支持率。
10月11日,俄罗斯在3个联邦主体举行议会选举,10个联邦主体议会进行补选,20个联邦主体行政中心城市的议会和市长进行选举或补选,6379个地方自治单位进行选举,总共涉及83个选区中的75个选区。
统一俄罗斯党大获全胜[15]。
当前,在新政治战略的实施过程中,俄罗斯新的政治体系已经建立在三个基础上———国家杜马中统一俄罗斯党的议会党团、地方议会中统一俄罗斯党的议会党团和议会外的统一俄罗斯党组织机构。
当前,统一俄罗斯党已经占有了上述重要政治资源,要想能够担负现代化的重任,必须进一步实现政党现代化的转变。
政党现代化的实现路径首先取决于政治体制的开放和灵活。
因为政党要想学会文明的政治竞争,首先要求政治体制的改革实现议会政党成为政治斗争的主导者,轮流上台执政,由党派及其联盟来组建联邦和地区执行权力机关,提出国家总统候选人、地区及地方自治领导人。
这也是梅德韦杰夫的政治规划。
只有实现了这一改革,才能造就一批拥有丰富的经验,知道如何同选民负责任地、卓有成效地合作的政治家,才能塑造一支知道如何与其他党派合作,寻找解决最尖锐社会问题妥协性方案的政党。
总之,只有政治改革取得成效才能促进统一俄罗斯党的政党现代化取得进展。
同时,统一俄罗斯党以及其他代表不同阶层的政治团队真正实现了政党现代化,俄罗斯才能够把社会的各个部分、各民族的公民、各种不同的团体以及享有广泛权限的各地区都团结为一个政治整体,俄罗斯新政治战略才能实现。
四 新政治战略与俄罗斯政治体制的改革
俄罗斯是一个拥有强大执行权力机构的总统制国家。
俄罗斯总统制出现于1991年[16],由全民投票选举产生俄罗斯联邦总统职位在1991年3月17日的全民公决上得到了确认。
1993年十月事件后通过的《俄罗斯联邦宪法》规定总统为国家元首。
总统由拥有选举权的公民通过直接投票选举产生。
以直接选举方式选举的总统意味着总统直接从人民那里得到委任,其合法性得到了国家全体选民的承认,这使他的地位不以联邦会议的变化而转移。
俄罗斯总统在执行权力机关的组织和运作方面拥有最为广泛的权限。
单就制度性因素而言,俄罗斯政治体制的关键应该就在于总统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
普京就表示,如果总统软弱,就没有强大的俄罗斯。
俄罗斯在一个中期历史前景内,需要一个强大的总统制政权。
尤其是在稳定、完善的多党制尚未建立的情况下,俄罗斯除了强大的总统制政权,不可能存在其他的民主形式[17]。
梅德韦杰夫也指出俄罗斯是一个总统制的国家,拥有强大的执行权力机关,这一政体应当维系下去,俄罗斯联邦才能得以保全[18]。
在俄罗斯的政治实践尤其是普京八年的执政中,俄罗斯也确实逐步形成了一种保持宪政民主政体形式并实行总统统一领导的权力体制和管理方式。
我们称之为新权威主义的宪政民主政体但是,“梅普组合”的出现对世人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不得不让研究者甚至普通民众重新深入审视和分析俄罗斯的这种政治体制。
这种以个人威望为基础的总统集中管理模式,仅仅建立在对普京个人的高支持率上。
宪法以及宪法性法律被执政阶层非常巧妙地加以利用并取得了对他们而言极其有利的结果。
这种在普京八年中逐步形成的能够确保政局稳定和国家安定的政治体制是非常脆弱的。
它的实质是在代议制民主的制度形式下,由政治精英控制一切来确保所谓的政治自由与民主。
这是一种一切都要靠上面下达指示才能负起责任的自上而下的体制。
普京八年中已经通过任命信任的人担任要职,在政权制度中建立他自己的权力体系,将所有权力和其他资源集中在普京及其亲信手中。
这个官僚精英集团具有对其他集团的优势,成为政治进程中的主导力量。
现在,在2009年的地方议会选举后,统一俄罗斯党在国家杜马和地方议会都占据绝对政治优势,加上中央层面的普京行政官僚团队,普京进一步建立了由统一俄罗斯党控制议会和权力部门的官僚集权体系。
不得不承认,这是俄罗斯政治转型的一种路径依赖。
政治阶层通过强力维持对国内的控制本来就是俄国历史上政治演变的常态。
国内几乎不存在政府无法控制或协调的势力。
俄罗斯政治精英把革命以及1991年的解体均看做是政治失控的一种教训,所以保留了控制机制以防历史重演。
这种控制体现在俄罗斯生活的方方面面:
由一个主要政党统治国家,缺少多元化的媒体,群众示威活动受到限制,安全部门几乎渗入到俄罗斯社会的各个角落。
这样的控制特征在普京时期得到了恢复。
这种政治实力既不是以金融也不是以经济为基础的。
事实上,它的基础存在于政治机构和党派中,缺少真正的反对派,而且得到了军队和安全部门的支持[19]。
这种政治体系的官僚集权特征因为缺乏现代化改革的动力必将严重制约俄罗斯现代化的有序进行。
它至少面临以下三个挑战。
(1)如何摆脱行政效率低下和政治腐败?
威权政治的有效发挥必须依赖于强力高效的官僚政治阶层,这直接刺激了俄罗斯官僚集团的壮大。
但是,这个官僚集团由于缺乏监督和竞争,腐败在所难免,而且在危机情况下,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2009年3月19日,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截至2008年10月1日,俄罗斯各级国家权力机关工作人员总数为846307人,和1999年1月1日相比,公务员数量增加了74%[20]。
俄罗斯前总理普里马科夫认为,“行政改革本可以促进国家过剩的职能向私营机构的转移,但遗憾的是,这一改革所做的仅仅局限于政府的改组,对国家在经济领域的过剩职能进行了简单的清点。
未能有效地遏制俄罗斯官僚的独裁。
”[21]
(2)如何树立法律权威?
梅德韦杰夫一直强调法律虚无主义是俄罗斯政治弊端的原因,但在这种官僚集权的政治体系下,法律权威本身也难以建立。
(3)官僚集权体系对推行创新经济是否有利?
创新经济需要多元化和竞争性,需要中小企业的活力以及产权保护,这意味着要推行深层体制改革,而这将对官僚制度和原料贸易构成打击。
缺乏动力,就意味着制度的自我调节能力弱。
如果说适宜的制度,即能自我调整和修复的制度就是好制度,那么这种政治体系显然不能称得上是合适的。
同时,官僚集权体系(它在普京八年需要维护国家统一的特定阶段起到了积极作用)本身所具有的合理性更加重了改革的难度。
考量一个国家的发展,可以从历史和地理两个角度透视。
历史的基本要素是时间,地理的基本要素是空间。
在空间方面,俄罗斯幅员辽阔导致它地理上需要集权体制,但造就这一体制的更深层原因却源于俄罗斯缺少地理上界定的疆界。
俄罗斯虽大但缺少有用的河流与自然形成的交通枢纽,缺少阻挡侵略的屏障。
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对外扩张,建立尽可能大的缓冲区。
建立寻求安全的军队和设法保护疆界的成本极其高昂,这意味着中央集权变得更加必要。
在俄罗斯如果有一种体制证明能够应对内外挑战,有一种力量能保持俄罗斯以某种形式存在下去,那它就是普京领导下的体制和普京所代表的力量[22]。
这直接造成俄罗斯在现代官僚制度基础上建立政权体系始终是它的一个政治僵局。
更何况尽管这种政治体系存在严重弊端,但同时梅德韦杰夫和普京的支持率又居高不下,俄罗斯的这种政治人格化的现象成为了形成这种体系的内因。
新政治战略力求解决俄罗斯政治体制存在的上述弊端,它希望通过致力于促进权力结构的分化和整合实现政治现代化。
梅德韦杰夫提出的政改举措实际上追求在国家治理的权力结构中,各权力主体各司其职并相互制约,从而使整个国家权力处于某种平衡的状态。
不同权力行使机关的功能分化达到比较充分的地步,才能更好地发挥该组织在权力行使和运用中的作用。
权力结构的整合主要是增强各权力行使机关之间的协同功能,防止它们之间的相互掣肘和对立。
可以说,政治体制的开放和灵活是俄罗斯实现现代化的前提和决定性的因素。
因为只有政治体制具有更加复杂的内部结构,才能适应快速发展、灵活多变、透明而又多维的社会结构,满足自由、富足、富有批判精神和自信的人民的政治文化需求,也就是说才能实现国家、社会与民众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可见,政治改革取得成效是俄罗斯实现现代化的主要前提条件。
这次政治改革不以革命的方式进行民主改造。
梅德韦杰夫指出,俄罗斯不会在政治改革的问题上急于求成。
草率地进行政治改革在历史上多次给俄罗斯造成悲剧性的结果,使俄罗斯面临解体的边缘。
俄罗斯的新政治战略不会拿社会稳定去冒险,不会为了某种抽象的理论使俄罗斯的公民安全受到威胁。
五 新政治战略与俄罗斯发展道路的选择
近年来,俄罗斯的精英与民众一直在探索这样一个问题:
俄罗斯复兴需要什么样的发展道路。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问题,有必要简要梳理一下俄罗斯发展道路选择的历史脉络。
第一,苏联时期,对社会“发展阶段”的论证是意识形态理论体系的基础。
而超越社会发展阶段谋求快速发展的理想主义是苏联剧变的政治根源之一。
苏联各个时期的领导人、历届苏共的重大会议的文件以及著名学者都对苏联社会“发展阶段”进行过多次划分和各自的表述。
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因为苏联政治经济体制在斯大林时期基本形成,所以在苏共领导人看来,苏联不存在“发展道路”问题,而是需要确定“发展阶段”。
而苏共正是其对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估计错误,提出一系列不切实际的任务和目标,使得发展的长远规划变成了空洞的口号,也给社会发展带来严重的危害和损失。
这是苏联的历史经验所证明的[23]。
与“发展阶段”概念密切相连,苏联时期影响发展道路方向的重大理论前提是“时代”概念。
“时代”这个概念在苏共的政治辞典里占有特殊地位。
它是指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具有一定特点的阶段。
苏共认为,弄清所处时代的特征,即弄清世界主要政治力量对比、相互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和趋势,这是执政党制定战略和重大政策的依据。
苏共一直认为,苏联所处的时代是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资本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的时代,是世界革命的时代。
“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理论则是时代理论的具体化和重要组成部分。
所谓“总危机”,是指资本主义危机不仅席卷资本主义的经济领域,而且席卷了“国家制度、社会结构、政治、意识形态等资本主义关系的各个方面”。
与此相联系,苏联在对外政策上长期闭关锁国,在国内政策上则一直处于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理想主义中。
长期以来,苏共一直担心,扩大同资本主义国家的交流与合作会使国家主权受到侵害,会带来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
这直接导致苏联闭关锁国,拒绝对外开放,延误了国家发展的历史机遇[24]。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处在复杂的历史性过渡时期:
一方面,它要从一种社会制度过渡到另一种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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