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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云:
“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中国古代政治家、思想家和史学家评价各类人物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孝。
如汉朝史学家司马迁为迫不得已而投降匈奴的李陵作辩护时,就极力称赞李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
其素所畜积也,有国士之风”②。
司马迁虽然说的都是大实话,但却给自己带来了厄运,被汉武帝处以宫刑。
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对“孝”也同样看重,只是表现形式有所差异而已。
在西汉君臣的思想意识中,孝子能够继承父亲之志,所以,从汉惠帝开始,汉朝皇帝的谥号都有一个“孝”字③。
匈奴人因受汉文化的影响,也非常注重“孝”。
我们知道,匈奴本是贵壮贱老的民族,但在匈奴单于称号中却出现了“若鞮(di)”二字。
匈奴人称“孝”为“若鞮”,自呼韩邪单于之后,匈奴因与汉朝关系很亲密,见汉朝从汉惠帝之后每位皇帝的谥号中都有“孝”字(如孝惠帝、孝文帝、孝景帝、孝武帝、孝昭帝、孝宣帝、孝元帝等等),十分羡慕,所以匈奴的每位单于的名字里都有“若鞮”二字,也就是汉族人的“孝”字④。
自南单于比以后都简称“鞮”,如醯落尸逐鞮单于、丘浮尤鞮单于等。
此外,在匈奴上层还出现了“报恩”意识。
如呼韩邪单于临终前留下遗言:
“有从中国来降者,勿受,辄送至塞,以报天子厚恩。
”⑤
突厥是继匈奴之后活跃在中国西北地区广阔舞台上的又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
在西魏、北周和东魏、北齐时期,为了打击对方,双方都与突厥和亲,积极拉拢突厥,尽力满足突厥的一切要求。
而且,为了减轻突厥的军事压力,西魏、北周和北齐都沿着以钱财换和平的思路,纷纷向突厥送钱送物。
据《北史·
突厥传》记载,北周每年都送给突厥“缯絮、锦彩十万段。
突厥在京师者,又待以优礼,衣锦食肉,常以千数”。
北齐担心突厥联合北周入侵,几乎把国库中的东西全都送给了突厥。
突厥他钵可汗(572—581年)为此而自豪地说:
“但使我在南两个儿孝顺,何忧无物邪?
”⑥他钵可汗把北周和北齐视为他的南面的两个儿子,并认为只要这两个儿子孝顺,就不必担心突厥缺少钱财。
这与汉族传统的孝顺观念完全一致。
汉族政治家和思想家都非常推崇孝子。
其实,少数民族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也对孝子十分看重。
如前燕吴王鲜卑族人慕容垂(后乘前秦在淝水之战大败之机恢复燕国,建立后燕)因遭到太傅慕容评等人的排挤而投奔前秦。
作为氐族人的前秦皇帝苻坚,早就产生了吞并前燕的念头,只是顾忌慕容垂的各方面才能没有付诸实施而已。
慕容垂主动投奔前秦,苻坚自然大喜过望,他不仅对慕容垂非常热情,亲自到郊外迎接,一见面就握着他的手问寒问暖,而且还对慕容垂封官许愿,明确表示要在平定天下之后,让慕容垂回到本国,把他世世代代封在幽州⑦,以成就慕容垂的孝子之名。
前秦消灭代国后,苻坚因为代国国君什翼犍的儿子什翼圭“执父不孝”,将其“迁之于蜀”⑧。
由此可见,苻坚是一个非常重视孝的政治家。
二
再谈“德”。
“德”指道德和品行,是做人处事及做官为民的根本。
做人要有德行,处事要符合道德标准,做官要以德执政,为民要遵循道德规范。
中国有很多关于道德修养的精辟古训。
《周易·
乾卦·
文言》提醒君子要“进德修业”;
《论语·
为政》提醒做官者: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北极星),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论语·
里仁》区分君子和小人的标准是:
“君子怀德,小人怀土;
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季氏》提醒政治家处理民族关系应坚持“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原则。
雍也》给人们提供的处世哲学是“中庸之为德也”。
西汉著名的政论家、思想家和文学家贾谊认为,“德”既有道、德、性、神、明、命等“六理”,还有道、仁、义、忠、信、密等“六美”,而且道是德之本,仁是德之出,义是德之理,忠是德之厚,信是德之固,密是德之高。
“德”在各个方面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德之所以生天地人与万物”⑨。
东汉大臣鲁恭一方面吹捧汉和帝“躬大圣之德,履至孝之行”,另一方面又提醒汉和帝说:
“以德胜人者昌,以力胜人者亡”⑩。
中国历史上的“三不朽”是仁人志士所孜孜以求的一种永恒价值。
所谓“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把德放在第一位。
从古至今,中国人对人的评价,首先强调道德和品行。
现在提拔干部的一条重要标准,就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
一个有德行的人,他的才能越大,对社会的贡献就越大,对民众的造福就越多;
一个德行不好的人,他的才能越大,他的欺骗性越强,对社会的破坏性可能就越大,对民众的损害可能就越严重。
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的政治家出于争夺地盘、巩固政权和树立形象等方面的需要,也都十分看重和强调道德与品行。
如前燕国君慕容儁攻克幽州时,曾准备坑杀全部降兵,而时任前锋都督的鲜卑族人慕容垂则劝阻慕容儁说:
“今方平中原,宜绥怀以德”(11)。
慕容垂最终说服了慕容儁。
再如鲜卑族人慕容德(南燕的建立者)在慕容垂自称燕王时,就曾向慕容垂提出了“三祖积德,遗咏(训)在耳”(12)的建议。
在慕容德建立南燕的前夕,后秦太史令高鲁派其外甥王景晖给慕容德送去玉玺一纽,玉玺中有图还有秘文,图文称:
“有德者昌,无德者亡。
德受天命,柔而复刚。
”(13)以此鼓动慕容德建立政权。
在当时一些少数民族政治家的心目中,“有德者昌,无德者亡”是一条亘古不变的真理。
十六国时期前秦皇帝氐族人苻坚也同样重视和强调道德和品行。
前秦建元九年(373年),太史令张孟和苻坚弟苻融以出现彗星为借口,都劝说苻坚杀掉原前燕国君慕容暐及其子弟,苻坚不但不听,反而批评他们说:
“汝为德未充而怀是非,立善未称而名过其实”,并明确指出:
“天道助顺,修德则禳灾”(14),遂将慕容暐封为尚书,慕容垂封为京兆尹,慕容冲封为平阳太守。
立于唐代宗大历元年(776年)的《南诏德化碑》,是南诏王阁罗凤背叛唐朝投奔吐蕃以后,为表明南诏不得已叛唐而立的一块石碑。
《南诏德化碑》的核心是“德”,始终突出一个“德”字,强调道德教化。
碑文虽出自郑回之手,但基调是南诏王阁罗凤定的,主要体现着阁罗凤的思想。
作者根据大量事实,对南诏与唐朝的友好关系作了高度概括,认为南诏是接受唐朝册封的一个地方政权,唐朝皇帝与南诏王是君臣关系,君臣应当同心同德,只有“君臣一德”,才能“内外无欺”(15)。
在阁罗凤和郑回看来,只要唐与南诏都能讲“德”并能以“德”行事,双方的关系就会健康发展,如果有一方不讲“德”,双方的关系就会恶化。
他们认为,南诏之所以会背叛唐朝投奔吐蕃,主要因为“汉不务德”,即当时唐朝统治者缺德造成了这种局面。
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唐朝的边吏李宓(mi)和张虔陀二人的无德。
在阁罗凤等人看来,李宓外表中正,但内心却十分奸诈。
李宓的最大罪状是向南诏大施离间计,并一再诬陷南诏反叛,即“妄陈我违背”(16)。
阁罗凤等人为张虔陀罗列了六大罪状:
一是联合吐蕃,准备消灭南诏;
二是离间南诏,以此削弱南诏的实力;
三是想网罗阁罗凤的政敌仇视阁罗凤;
四是对阁罗凤讨厌的人封官加爵,与阁罗凤关系密切的人,一律压制,故意贬低阁罗凤;
五是修筑防御工事,操练士兵,准备秘密袭击南诏;
六是向南诏加倍征收赋税和军粮,征求无度,图谋疲敝南诏(17)。
另外,他们认为张虔陀是忘恩负义之人。
在他们看来,张虔陀的提拔得益于南诏的推荐,但张虔陀反而“诳惑中禁”(18),诬陷南诏,所以,南诏把张虔陀视为无德之人,对他更加仇恨。
回纥顿莫贺可汗(即唐朝册封的武义成功可汗)在处理唐朝振武军劫杀回纥商团事件中所明确提出的“以水洗血”的思想观点,充分体现了他的个人智慧和以德报怨的思想观念。
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唐朝振武军使张光晟为了迎合唐德宗欲与回纥决裂和唐朝民众仇富心理,巧妙利用回纥人和粟特人的矛盾,在振武一举杀掉了回纥酋长突董、翳蜜施、大小梅录及一大批回纥商人,抢回了被回纥人带走的一批唐朝妇女。
面对这一严重的突发事件,唐德宗和顿莫贺可汗都必须立即作出反应,妥善解决这一危机。
唐德宗起初的思路是,先是想借此事件与回纥彻底断绝关系,后来又迫于回纥的压力,只好将张光晟贬为睦王傅,最后以赔偿“金缯”(19)的方式而求得回纥的谅解。
顿莫贺可汗起初的思路是要“复仇”(20),然后以冷落唐朝使者的方式表达对此事件的不满,最后用“以水洗血”的思想为指导,努力化解矛盾,积极推动双方关系的良性互动。
顿莫贺可汗曾派人向唐朝使臣传话说:
“我国人皆欲杀汝,唯我不然。
汝国已杀突董等,吾又杀汝,犹以血洗血,污益甚尔。
吾今以水洗血,不亦善乎!
”(21)。
顿莫贺可汗的“以水洗血”的思想观点具有重大意义。
我们知道,在古代人类历史上,无论是国与国之间,还是政权与政权之间,以及个人与个人之间,在处理双方的关系时,不外乎如下四种方式:
一是以暴易暴,二是以怨报怨,三是以德报德,四是以德报怨。
在这四种方式中,无论从政治层面还是道德层面来看,以暴易暴是往后看的思维,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只能增加人们新的仇恨,引起更大规模的屠杀,使更多的人丧失生命,使更多的物质财富毁于战火,因此这是最为恶劣、最为残暴和最不得人心的一种方式。
目前世界上发生的一些恐怖事件以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武装冲突等等,在很大程度上与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有关。
而以德报怨是向前看的思维,不仅顾及到自己的利益,而且也顾及到对方的利益,尤其是更多地考虑对方的感受,使双方都能捐弃前嫌,面向未来,使双方关系沿着良性互动的方向深入持久地发展下去。
因此,以德报怨既是一种明智的方式,也是在阶级社会中一种处理矛盾的良好方式。
在顿莫贺可汗的话语中,既有“以血洗血”,也有“以水洗血”。
大致说来,“以血洗血”相当于以暴易暴,“以水洗血”相当于以德报怨。
只要人们能够按照“以水洗血”的思想处理各种矛盾,民族关系就会更加和谐,社会秩序就会更加稳定,世界就会更加太平。
三
接着谈“诚信”。
“诚信”在古文献中是个复合词,包括“诚”和“信”两方面内容。
所谓“诚”即真诚,《周易·
乾卦》云:
“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
“信”即诚实无欺,《左传·
宣公二年》载:
“弃君之命,不信。
”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观念尽管并不一致,有的甚至还针锋相对,但在对“诚信”的认识上却有许多共同之处,即都强调过诚信的作用和意义。
儒家竭力倡导与人相交应讲信用,为官应取信于民,为人应“孝悌忠信”(22);
法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商鞅虽一再提倡法治,但也主张应立信于民。
就是阴阳家也强调信的作用,如《管子·
幼官》中说:
“服忠用信则王”,又说:
“结之以信,接之以礼,和之以乐,期之以事。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孔子是一个对“信”谈论较多的思想家,他说: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认为一个有道德的君子应“敬事有信”、“谨而信”和“言而有信”(23),一个人只要有了“信”的品德,就会得到他人的信任、敬重和重用,即“信则人任焉”(24)。
在诸子百家那里,诚信属于道德范畴,是衡量一个人品德的重要标准之一,但在政治家的思想意识中,“诚信”已由道德层面提升到政治层面,甚至把“诚信”视为一个政权形象的主要标志和巩固政权的根本。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无论是汉族的政治家还是少数民族的政治家,都十分重视和强调“诚信”的意义和作用。
如唐太宗在即位之初,就常与大臣们讨论诚信问题,把“诚信”与安边以及国家的太平盛世紧密联系在一起。
武德九年(626年),他明确宣布:
“吾以诚信御天下,欲使臣民皆无欺诈”(25),并强调名实相符,言行一致。
贞观十三年(640年),他又明确提出了“推至诚于万类”(26)的观点,并告诫突厥颉利可汗族人李思摩“御下以信义为本”,“守诚节者,咸保其国人”(27)。
唐太宗时期的著名政治家魏征在上书唐太宗时就明确指出:
“为国之基,必资于德礼;
君子所保,惟在于诚信。
诚信立则下无二心,德礼形则远人斯格。
然则德礼诚信,国之大纲,在于父子君臣,不可斯须而废也。
……言而不行,言不信也;
令而不从,令无诚也。
不信之言,无诚之令,为上则败国,为下则危身。
虽在颠沛之中,君子所不为也。
”(28)魏征既看到了诚信与道德之间的关系,又看清了不讲诚信的危害,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特别强调了言行一致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宋代政治家和史学家司马光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一条重要标准,就是诚信。
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明君,但司马光却对他大加贬斥。
原因是唐太宗先答应与薛延陀和亲,后来又公然反悔,拒绝与薛延陀和亲。
司马光认为,唐太宗既然不想与薛延陀和亲开始就不要答应,既然已经答应了就不应该失信。
唐太宗在失信的情况下,即使消灭了薛延陀,也是一件耻辱的事情。
在司马光看来,即使丢弃粮食、抛弃军队,也不能抛弃信用(29)。
少数民族的政治家也同样十分重视和强调“诚信”的意义和作用。
十六国时期后秦的建立者姚苌在临终前叮嘱其子姚兴说:
“汝抚骨肉以仁,接大臣以礼,待物以信,遇黔首以恩,四者既备,吾无忧矣”(30)。
在姚苌的四条治国经验中,以仁处理兄弟家庭关系,以礼处理君臣关系,以诚信处理外部关系,以恩德处理国家与群众之间的关系。
作为羌族人的姚苌所总结的四条治国经验与汉族政治家相比,毫不逊色。
在后秦与前秦争斗甚烈时,前秦兖州刺史强金槌投降了后秦,姚苌不顾个人安危带领数百名骑兵进入强金槌的兵营。
当时后秦的大臣大都觉得姚苌这样做太危险,而姚苌却说:
“彼初来款附,宜推心以结之,奈何复以不信疑之乎!
”(31)在姚苌看来,在后秦与前秦交战时期,能够以诚信态度对待前秦的重要人物,无疑可以瓦解前秦的统治集团,以削弱前秦的政治、军事力量,从而为消灭前秦奠定基础,否则就会增加后秦消灭前秦的难度,降低后秦在当时诸政权中的地位,即姚苌所说的“怀德初附,推款委质,吾复以不信待之,何以御物乎。
”(32)元人胡三省对此就看得比较清楚,因此他在注《资治通鉴》时就说:
“强金槌,氐种,秦之戚党也。
姚苌推心待之,以携苻登之党”(33)。
十六国时期前秦皇帝氐族人苻坚也非常重视和强调“诚信”的意义和作用。
前燕吴王慕容垂投奔前秦之后,苻坚以极高的礼遇接待他,并对他“赏赐巨万”(34)。
而丞相王猛则把慕容垂父子视为蛟龙猛虎,劝说苻坚及早杀掉慕容垂,避免留下后患。
王猛对苻坚说:
“慕容垂,燕之戚属,世雄东夏,宽仁惠下,恩结士庶,燕赵之间咸有奉戴之意。
观其才略,权智无方,兼其诸子明毅有干艺,人之杰也。
蛟龙猛兽,非可驯之物,不如除之。
”(35)苻坚则对王猛解释说:
“吾方收揽英雄以清四海,奈何杀之!
且其始来,吾已推诚纳之矣。
匹夫犹不弃言,况万乘乎!
”(36)苻坚不但没听王猛的劝告,反而将慕容垂封为冠军将军和宾徒侯,对他十分器重。
从苻坚与王猛的对话中可以看出,两个人都认识到了社会精英对一个政权的重要作用,有了社会精英,一个政权就会复兴、巩固和发展,失去社会精英,就会削弱一个民族或一个政权。
但是,王猛只看到了社会精英对其本民族的作用,却忽略了为我所用这一点,而苻坚既看到了前者,又认识到了后者——招揽英杰,为我所用。
更为重要的是,苻坚还认识到“以义致英杰”(37)的无形力量,即通过暂时保护落难的慕容垂,建立容纳贤才的美名,使自己的道德更完善一些,从而吸引更多的英杰,以便发展壮大自己的势力。
在对待匈奴左贤王卫辰问题上,苻坚也主张“不可以小利忘大信”,不仅免去了擅自派兵袭击匈奴的云中护军贾雍的官职,而且还命令他“遣使修和,示之信义”(38)。
由此可见,苻坚始终把“诚信”视为大利。
中国古代政治家处理民族关系的常见措施和主要方式是会盟、盟誓、和亲、互市、朝贡、出兵助讨、册封、褒奖等,这些方式和措施都不同程度地收到了一定的效果,有的还卓有成效。
这些方式和措施之所以能为双方所接受,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这些方式或多或少地体现着“诚信”理念,把“诚信”作为沟通双方思想感情的重要纽带。
从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发展规律来看,凡是双方能够坚持“诚信”原则,双方关系就比较和谐;
否则,就会出现矛盾、冲突或爆发战争。
这里仅以唐朝为例。
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的民族关系在整个唐朝属于最糟糕的时期,战争是这一时期民族关系的主流。
当时东北的契丹,北方的东突厥、同罗、仆固、回纥,西北的西突厥、龟兹,西南的吐蕃,南方的蛮、獠都曾起兵反唐。
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唐朝的失信无疑为少数民族提供了出兵的借口。
后突厥默啜可汗辱骂唐朝和出兵骚扰唐朝就以武则天失信为借口。
圣历元年(698年),默啜可汗主动请求作武则天的干儿子,并希望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唐朝,建立和亲关系。
武则天答应与突厥和亲,并派淮阳王武延秀到突厥迎娶突厥可汗的女儿。
默啜可汗提出和亲是想把女儿嫁给唐朝皇帝的儿子,但武则天想把默啜可汗的女儿嫁给自己娘家的子弟武延秀,使默啜可汗大为恼怒。
因此,当武延秀一行到达黑沙南庭时,默啜可汗对唐朝大臣阎知微等人说:
“我女拟嫁与李家天子儿,你今将武家儿来,此是天子儿否?
我突厥积代已来,降附李家,今闻李家天子种末总尽,唯有两儿在,我今将兵助立。
”(39)于是拘禁武延秀,挟迫阎知微入寇赵、定二州。
在与唐朝交战过程中,默啜可汗曾派人给武则天送去一封信,信中列举了武则天的五大罪状:
第一,唐朝送给突厥的粮食种子都已经在锅里蒸过了,种到地里根本不发芽;
第二,唐朝送给突厥的金银器皿都是假货,没有一件是真品;
第三,突厥送给唐朝使者的物品,唐朝全部没收了;
第四,唐朝送给突厥的缯帛都是一些次品;
第五,突厥可汗的女儿应当嫁给李姓天子的儿子,而武则天却拿武家的小伙子来糊弄突厥。
武氏属于小姓,门不当户不对。
我为此而起兵,准备夺取河北(40)。
默啜可汗为武则天罗列的五大罪状,每一条都涉及唐朝的失信问题;
默啜可汗出兵侵扰唐朝,也以武则天失信为借口。
在这场战争中,突厥坑杀了唐朝的八九万人,他们从五回道北撤时,把沿途所有的百姓、牲畜、财物全部抢走。
唐朝官兵都惊慌失措,根本不敢与之交战。
由此可以看出突厥对诚信的重视程度以及失信对唐朝造成的危害。
唐朝与回纥在安史之乱之后双方的争执和矛盾,从根本上说,也是双方都不讲诚信的结果。
尤其是双方在绢马贸易过程中,都有失信的行为。
唐朝失信的表现是,唐绢尺寸不够,以次充好、偷工减料,拖欠马价绢。
回纥失信的表现是,马匹瘦弱多病,送来马匹的数量经常比双方商定的数量多出一倍。
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
由于“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知战”(41),而安史乱军经过多年训练,军事素质较好,很快占领河北,攻下两都——长安和洛阳。
马嵬驿事变后,唐玄宗逃往四川,唐肃宗分兵北上,于灵武即位(756年)。
唐肃宗虽即帝位,但只是个空架子,当时最为忠实的拥戴者只是宦官李辅国和张良娣(肃宗即位后册为淑妃,758年被立为皇后)。
这样,唐肃宗本身的政治力量很弱。
唐肃宗当时所依靠的军队主要是朔方的官兵,兵力极其有限;
另一方面,唐玄宗在四川还掌握相当一部分力量,在平乱进程中,拥有诸王分节制之命。
因此,唐肃宗在灵武的地位并不牢固。
从当时唐朝军队和安史叛军的力量对比来看,唐朝军队明显处于劣势,仅仅依靠唐朝官兵显然不能很快消灭叛军。
所以,无论从迅速建立功勋来看,还是巩固自己的皇帝权位来看,唐肃宗都极有必要向回纥等少数民族政权借兵,借助少数民族军队平定安史之乱。
客观地说,回纥军队对迅速击溃安史叛军起了重要作用。
东、西两京的收复,回纥立下了汗马功劳。
唐肃宗对回纥也感恩不尽,并专门颁布诏书对回纥大加颂扬和褒奖。
但是,唐朝向回纥借兵也随之带来了三大后遗症:
一是回纥恃功肆意侮辱和欺压唐朝官员。
如唐代宗时,回纥可汗曾逼迫当时还是太子的唐德宗向他下跪,并用皮鞭当场活活打死韦少华和魏琚两位唐朝大臣。
杜甫《遣愤》诗中的“莫令鞭血地,再湿汉臣衣”即指此事。
太子向少数民族首领下跪和唐朝大臣遭到回纥的毒打,都是唐朝君臣的莫大耻辱。
这一跪使唐德宗一直对回纥怀恨在心,时刻想着报仇雪恨;
回纥虽然只对唐朝的几个大臣每人抽打一百鞭子,但这一百鞭子却打碎了无数大臣的心,使唐朝一些大臣一直对回纥存有警戒和仇视心理。
大历六年(771年)正月,回纥人在长安城抢劫百姓,因唐朝官员出面阻止,回纥恼羞成怒,出动三百名骑兵侵犯金光门和硃雀门,迫使唐朝把长安的所有城门全部关闭。
大历七年(772年)七月,回纥又擅自冲出鸿胪寺,进入坊市强暴百姓,还把长安令邵说驱逐到大街上,甚至还抢走了邵说所骑的马。
大历十年(775年)九月,回纥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东市刺杀唐朝的民众,被东市的人押送到万年县的监狱。
回纥首领赤心一听到回纥人被抓的消息,立即带人从鸿胪寺赶到监狱,把囚犯劫走,并砍伤了看守监狱的官吏(42)。
二是疯狂烧杀抢掠。
回纥帮助唐朝收复东京后,立即进入府库抢夺金银财宝,并在市井村坊大肆抢掠三天,掠夺“财物不可胜计”(43)。
回纥到了东京洛阳时,又四处抓人,百姓惊慌失措,纷纷逃到圣善寺及白马寺里面避难,回纥则“纵火焚二阁,伤死者万计,累旬火焰不止”(44)。
东京洛阳和汝、郑等州先经安史叛军的破坏,又遭回纥的烧杀抢掠,百姓一无所有,“人悉以纸为衣”(45)。
回纥的烧杀抢掠固然有如同史书中所记载的回纥的残忍和贪婪的一面,但若从根子上找原因,问题出在唐朝中央上层的决策失误和对回纥的纵容。
当初,唐肃宗为了尽快收复京城,在向回纥借兵时曾与回纥签订了密约,双方约定:
“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
”(46)收复西京长安后,回纥叶护希望唐朝兑现诺言。
但广平王李俶(ti)却拜倒在回纥叶护的马前说,现在刚刚收复西京,假如回纥马上抢掠,那么东京洛阳的人就会都为安史叛军坚守城池,这样我们就很难夺取东京,希望到了东京之后再兑现诺言。
回纥叶护一听此话,翻身从马背上跳下来,跪在地上,双手捧着李俶的脚说,愿为殿下收复东京。
说完就与仆固怀恩一起带领回纥和西域各国的官兵出了长安城,在浐水之东安营扎寨。
由此可见,回纥的大肆抢劫得到了唐朝的许诺,唐朝各级官员对回纥的抢劫不管不问是奉旨行事。
所以,责任在唐朝上层决策的失误和对回纥的纵容。
三是不等价的绢马交易。
回纥从出兵帮助唐朝平乱开始,双方就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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