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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用途,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汪永晨对此并不特别乐观,她看到,政府?
并没有放弃搬迁企图。
不过,情势似乎有明显的变化。
据《瞭望周刊》披露,2月;
至4月间,北京市发改委在所召集的多次论证会上,还都是在强调,动物园搬:
迁是政府已定决策,不讨论搬与不搬问题,只研究搬到何地问题,而且要保密。
但是,进入5月,媒体与公众不仅公开讨论着搬与不搬,而且反对搬迁的声音更大一些。
这种急转直下的情势,显然并非北京市发改委的初衷。
变故首先来自于信息被公开,破除了原先的“保密”之戒,而促成信息公开并将其变成一场社会大讨论的,正是北京的一些环保NGO.汪永晨的另一个身份是“绿家园志愿者”的负责人——汪并不讳言,在民间反对动物园搬迁的行动中,以“绿家园”、“绿岛”等为首的NGO组织,在其间着力甚多。
“动物园搬迁还须征得绝大多数市民的同意。
”《新京报》引用北京市发改委的话说。
这个部门的负责人还对《j匕京青年报》说,“按照政务公开的原则,我市关系人民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均将依法按规定科学决策”;
“至少他们不能再为所欲为了”。
一位记者如此评价这一事件中NGO的作用。
再往前追溯,从四川的木格措到都江堰,再到云南怒江,一些地方政府的决策均受到了民间的非议,甚而因此重议、搁浅或改变。
其台前幕后,都闪现着NGO的身影——事实上,他们越来越频繁地站在了前台,对于事关公共利益的决策,以公众参与的名义提出质疑。
2001年3月,一次独特的“听证会”在北京举行。
参加者包括一些NGO成员、环保专家以及昆王河畔的居民,还请到了北京市的一位副市长。
此次“听证会”的由来,缘于2000年的北京昆玉河(即京密引水渠昆玉河段)治理工程。
工程引起了一些环保人士的非议,他们担心以人工工程替代自然景观,将影响到两岸及河底自然植被和其他生物的生长。
于是,“绿家园”等NGO组织了这次听证会,他们寄望以此推动政府和民众间的对话。
但这次“听证会”并末善终。
汪永晨说,这位副市长最后将其斥为“无组织的有组织活动”,要求媒体一个字都不能登。
没了公开,“听证会”也就没了意义。
不过,“这仍然是中国NGO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一次尝试”,汪永晨说。
在此之前,和我国的其他NGO一样,1996年正式定名的“绿家园”主要活动是种树、观鸟、呼吁保护白鳍豚等等,而在包括环保领域等公共政策的制定上,政府一言拍板,他人无法置喙。
成立于1993年的“自然之友”是我国最早的环保NGO之一,其常务理事梁晓燕说,它是在外界的疑虑中诞生的,不少官员总是把它与西方的“绿党”联系在一起。
那时除了做一些宣传外,几乎做不了什么事。
梁晓燕说,1995年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的非政府组织论坛,使中国大多数官员第一次接触到NGO这个词。
从1996年起,中国NGO开始浮出水面,而环保是他们首先涉足的领域,这是因为它的政治敏感度较低,而且与所有人密切相关。
与此同时,NGO们逐渐发现,地方政府常常是环保的最大威胁,它们的一些决策,不仅影响到环保,而且危及公共利益。
2003年应该是中国NGO发展史上值得记述的一年。
这年在四川,两项水利工程遭遇了民间力量的狙击:
一是贡嘎山下的木格措水坝,二是与都江堰相邻的杨柳湖水库。
最后,杨柳湖工程被叫停,但木格措工程仍在继续。
无论成败,NGO都在其间崭露头角:
最早获知工程上马的消息,并将其公之于众的,正是《中国青年报》记者、绿岛负责人张可
1
佳和汪永晨及其背后的NGO。
其后,从媒体和专家的反对声音中,也可见NGO运作的影子。
“公众力量直接影响一个大工程的决策,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汪永晨说。
如果说杨柳湖与木格措之役,只是中国NGO的初露身手,在怒江水坝论争中,NGO则表现出了更大的影响力和动员力。
“我反对!
”5月24日,云南“大众流域”管理研究及推广中心主任于晓刚再赴怒江之畔。
这一次他组织了14名怒江的原住民,来到澜沧江上的漫湾电站。
“大众流域”也是一个NGO,2003年夏天,于晓刚得知怒江上将要修建13级大坝后,很快行动起来,加入了“反对者”的行列。
这位人类学学者所关注的重点之一,是大坝修建对人的命运的影响——他们对漫湾电站的调查显示,大坝的修建,对原住民并非总是福音,他们的生活反而陷入困境之中。
因为,在地方政府和电力公司的合谋下,原住民的利益常被忽略,他们不仅无法表达意见,也难以分享开发的成果。
怒江的村民们走访了漫湾电站的移民,发现他们无法上学,家里没地种,外面没工作”,一些人甚至以捡垃圾为生。
这样的事实让伞怒江的原住民们忧心忡忡。
《南风窗》引用一位怒江人的话说:
“如果政府一定要建电站,就必须维护好我们怒江百姓的利益。
”此时,虽然中央有关方面巳时怒江大坝计划叫了暂停,但NGO们相信,大坝修建仍是难以阻挡的。
“大众流域”希望通过信息公开和教育培训,使原住民们有意识并有能力站出来争取自己的利益,比如参加与政府和企业的对话或谈判。
在怒江问题上,“大众流域”的于晓刚和黄光成,以及云南大学教授何大明,是云南稀有的公开反对派。
虽然黄光成称他们并没有感到明显的压力,但在当地,他们的声音仍然显得孤独。
不过,他们并不全然孤立。
这场“怒江保卫战”聚合了来自全国各地、甚至国外的NGO。
“由于生存在社会的边缘,寻找同道是NGO的本能。
”梁晓燕说,按照汪永晨的说法,这次反水坝运动,是中国NGO第一次广泛联手。
从这一年开始,在国外持续数十年的反水坝运动,被入了中国。
同时引进的,还有各国NGO的理念、资料和行动经验,吸引大量在国外行之有效的NGO行动模式。
2003年11月,汪永晨和于晓刚等人参加了在泰国举行的第二届世界水坝大会,会议发起了“保护中国最后的生态江河”的签名行动,获得了60多个国家80多个NGO的支持。
“这使中国的NGO受到了很大鼓舞。
”梁晓燕说。
2003年10月,一场在北京举行的研讨会上,数十名专家以民间立场对修建怒江大坝表达了异议。
此后大大小小讨论会、论坛、讲座、图片巡展难以计数,影响所及,重庆10所高校学生联名开展了“反对开发怒江”的签名活动。
这些行动,与一长串NGO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大众流域、绿家园、绿岛、北京环境与发展研究所、自然之友、地球村„„他们积极向公众宣传怒江大坝的情况,取得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国家林业局高级工程师沈孝辉还在2003年“会”期间,成功地将反对提案提交给全国政协委员和全国人大代表,将意见传达至我国的最高权力机构。
将NGO纳入公共决策渠道之中,甚至给予资助,这在西方国家是为制度或法律所明确的。
但是,汪永晨指出,在我国,NGO仍然徘徊在社会的边缘,缺乏表达意见的制度渠道。
然而,人们仍然看好近年来这一连串事件的意义,相信这些个案将“由一个个事件,变成一个趋势”。
思考:
(案例分析)
随着我国社会市场化改革的发展,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分化日益明显,公民社会逐渐成长。
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简称NGO)作为公民社会的主体,其功能与角色也日益彰显。
他们的力量和作用不断增强,并且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成为公共政策的间接主体。
从本案例看,我国的非政府组织对政府决策的影响正逐步加深。
2001年由“绿家园”等NGO组织的北京昆玉河治理工程听证会虽未善终,但“仍然是中国NGO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一次尝试”;
2003年四川的杨柳湖与木格措之役中,中国NGO初露身手,首次直接影响了一个大工程的决策;
怒江水坝论争中,NGO表现出了“更大的影响力和动员力”,并在此次反水坝运动中,实现了中国NGO的“第一次广泛联手”。
一系列事件显示,中国的NGO"
越来越频繁地站在了前台”,他们对于事关公共利益的决策,能够以公众参与的名义提出质疑,并积极参与影响政府决策。
在这些案例中,活动频繁的主要是环保NGO。
这是因为环保领域“政治敏感度较低”,而且与所有人密切相关,但是政府却往往忽略这一领域,导致决策影响到环境保护,甚至危及公共利益。
“‘怒江保卫战’是中国环保NGO发展的重要拐点。
NGO组织的意见影响了政府公共政策的决策过程”,环境保护是关系到下一代的公益性事业,需要社会公众的参与。
环保NGO现象值得提倡。
国家环保总局潘岳副局长也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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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强调,“加强环境保护的公众参与和监督,通过实行环境信息公开、召开听证会、开展环境公益诉讼等一系列制度,保障环保NGO参与环境公共政策的讨论。
”?
民间环保组织通过广泛联络媒体以及NGO之间的相互合作,力量不断壮大,社会影响力也日益增强。
在北京动物园搬迁之争中,台前幕后都闪耀着NGO的影子,他们不遗余力地为保护动物园作出自己的努力。
最初将动物园搬迁之事曝光于公众面前并引起社会大讨论的是北京的一些环保NGO,其后的民间反对动物园搬迁的行动中,“绿家园”、“绿岛”等为首的NGO组织,在其间也着力甚多。
他们汇聚各种资源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使北京市发改委的态度由最初的强调“动物园搬迁是政府已定决策,不讨论搬与不搬问题,只研究搬到何地问题,而且要保密”,到对媒体承诺“动物园搬迁还须征得绝大多数市民的同意”、“按照政务公开的原则,我市关系人民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均将依法按规定科学决策”。
在这次事件中,NGO还表现出了一个可喜的进步,那就是,他们所关注的已不仅仅是动物园搬与不搬的问题,而更多地关注的是此类事务应通过什么样的程序来决定,他们尤其关心其中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北京动物园搬迁属于政府决策中的重大事项,应该经过人大审查、专家论证、行政听证等法定程序。
这些程序在这次搬迁事件中被忽略了,甚至连动物园自身的权利也被相关部门忽视了。
NGO动员下的公众参与将使这一切变得透明起来,这也将是我国社会民主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步。
“NGO的力量在于它能组织各种资源,聚合各方力量”,在本案例中,NGO所汇聚的力量主要包括媒体、专家和公众等政策的间接主体。
媒体被有些研究者视为并列于立法、行政、司法的“第四种权力”,它虽然不具有正式的权力,却能够通过对政府施加舆论压力而影响政策进程。
尤其是在网络越来越发达的信息社会里,民间媒体的非权力影响力呈现出上升的态势,如这次将动物园搬迁事件首次曝光的便是一家名为“绿网”的公益网站。
大众传媒发挥着其独特的政策主体的作用,其他政策主体往往需要借助它来对政策过程施加自己的影响,在案例中便体现出了NGO与媒体越来越密切的联系。
在我国,甚至有了媒体自身NGO化的趋势,“不少NGO、的负责人本身就是媒体人土”,他们往往通过记者沙龙等形式来体现。
相比较而言,我们对专家这个独特资源的开发和对广大公众的动员还远远不够,重视并充分发挥这两个政策主体的作用对我国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推进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中国NGO的人力资源状况
案例分析
一、非营利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的主要对象
现代人力资源管理和开发,突出“人”的核心地位,强调以刺激、激励和引导人的行为为主要任务,促使组织的人力资源发挥最大的效能。
其内涵涉及组织开展活动和组织自身发展中的招人(人力资源规划、工作分析、招聘和选拔录用)、用人(培训、考核、职业生涯规划)、留人,(组织宗旨、文化、激励、适当的薪酬)等方面。
在过去,人力资源管理一向在企业中使用,非营利组织很少谈及。
在非营利组织中,更多谈到的是志愿、奉献、爱心、公益等概念。
许多组织更愿意招收志愿者,不愿意采用以雇用为基础的人力资源管理。
但是组织管理严峻的现实,使非营利组织不得不向企业学习管人的技术。
因为非营利组织的管理者同样不愿意看到如下现象:
(1)吸收一个不合适的人来从事工作,出现高的流动率;
(2)属下员工工作不尽力;
(3)在无效的面谈上浪费大量的时间;
(4)属下员工感觉到自己得到的报酬和组织中的其他人相比不公平或不公正;
(5)由于缺乏对员工的培训而使组织效率受损,等等。
而人力资源管理能够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
非营利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同样要招人、用人和留人。
这些是和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相同的地方,可以向企业学习。
但是,非营利组织具有较高的理想性,其员工带着他们的价值观和理念进入组织,对组织和主管有着比对企业更高的期待。
这使非营利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显得更为复杂,管理得好,可使员工在组织的宗旨下团结在一起,产生强大的向心力;
管理不好,则组织只会成为满足少数个人愿望的工具,对组织帮助不大,反而会分散资源,不利于发展。
非营利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的目标是:
吸引、招募合适的潜在员工;
激励员工;
留住所需的员工;
提高组织效率,改进工作质量;
帮助员工在组织内发展。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管理要求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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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视为核心资源。
非营利组织必须把帮助员工在组织内的发展作为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目标,以激励其发挥潜能。
人力资源管理的长远目标在于为组织的生存、可持续发展、竞争力和较强的适应性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源。
二、非营利组织的人力资源配置及角色
本案例中提到的一个观点,认为我国的NGO是“养老院”。
然而,调查的结果却表明,NGO中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远没有人们想象的多,而且比例仅占所有专兼职人员的6(72,。
其实,任何一个组织都需要根据自身的资源状况和工作的需要,来决定用什么人、用多少人和怎么用人。
用人的决策可以说是一个组织最终的控制。
工作人员的素质、表现及其积极性的发挥,决定了一个组织的绩效和能力。
所以有人说,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组织。
在非营利组织中,有专职人员、兼职人员和志愿者三种基本人员。
他们各司其职、各尽其能,分别扮演不同的角色,发挥不同的作用。
只有这样,一个非营利组织才能有效运作。
一般来说,理事会成员并不拿报酬,具有志愿性,也可归为志愿者。
按照非营利组织人力资源的配置格局和角色特点,一个组织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基本层次:
一为领导层,负责决策和指导;
二为管理层,负责配置和组织资源;
三为执行层,负责落实和完成工作。
其中领导层和管理层是非营利组织人力资源配置的核心。
非营利组织在人事结构上较之政府与企业趋于扁平化、网络式。
一个组织的管理层通常包含了三种角色:
秘书长、部门主管、项目主管。
管理层的主要职能包括五个方面:
(1)计划,按照组织宗旨和目标提出并贯彻具体的行动计划,实现目标;
(2)组织,有效配置资源,合理分工负责,划定成员的责权并进行监督、指导;
(3)识人善用,选择好员工,以事定岗,以岗划线,以线授权;
(4)引导,对部下的工作进行有效的领导、培训、辅导、协调等,通过引导,使每天的工作和计划协调一致;
(5)控制,评估工作绩效和成果,实行有效奖罚,激发员工的积极性。
由贵阳“5?
30”盲人群体事件看政府公共危机处置
案例思考:
1、此事件中贵阳盲人采取这种堵路示威的方式是否有效,采取之后又会对社会产生何影响,从法律和公共管理学的角度谈谈你是如何看待贵阳盲人上街堵路这一件事情的,
2、群体事件的新闻报道如何进行更加有效,弱势群体如何采取正当方式反映自身合法合理的诉求,
3、盲人说:
“附近的盲人虽然没有具体的组织,但是盲人之间都互相有联系,只有有需要,互相之间帮助和支援。
”这句话反映出那些问题,
4、执法机关在这群体事件中应扮演了什么角色和作用,因执法不公造成的群体事件,如何处理,
5、如果你是一名公共管理者,你会采取哪些方法来处理危机,
案例分析:
1、从新闻报道来看,整个事件的起因是汽车在车站门口的盲道上撞倒盲人,双方引起纠纷,后事件升级,发展到城市道路受堵,众多人员参与的群体事件。
此次群体事件根源,是因为盲人(弱势群体)在自身人身受到侵害和政府执法机关的不公正对待,无法得到及时有效和公正的答复后的,群体行为的极端化表达。
“希望能够讨回一个公道”,这是此次群体事件中,弱势群体的朴素、自然和本能的意愿诉求表达,与国家的政治制度没有根本冲突。
但本次事件造成贵阳市区主要道路堵塞3个多小时,不仅扰乱道路运输、破坏社会秩序而且影响国家政治形象,是不理智的、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违法行为,不利于事件解决。
2、通过网上“XX”“搜狐”等新闻搜索,只有“南方都市报”一家广东报纸媒体对此次事件进行了报道,而事件的发生地贵阳的媒体都统一的保持缄默。
同时在国内的几大网络论坛中也有对此事的讨论。
从最初的南方都市报陈述式的报道,到网络论坛中近九成网民对事件中的执法机关的咒骂,整个事件带给读者的大概只有气愤和无奈。
没有多少读者和网友会去继续跟踪事件最后的解决结果,但对社会的不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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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恐怕只会不断积累。
“盲人”这一社会弱势群体,当其自身正当利益受损,又无法表达自身意愿的时候,导致群体事件,对社会和政府和的负面影响更大。
在当今新闻传媒发达、资讯飞速传播的时代,对群体事件的报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事件当地的传媒不出声,只会加剧群众的不满情绪、对政府形象不利。
评价新闻传媒的“时间快、内容真”的要求,也同样适用于政府的宣传工作,当然也是对解决群体事件好坏的评价标准。
而政府是担当弱势群体的代言人的不二选择,也是无法推卸的政府责任。
只有主动做好这个政府本职工作,才能使大量的群体事件消失。
弱势群体的正当诉求也只有通过正当也是唯一的法定渠道解决,才能真正得到满意答复。
对弱势群体的帮助,不光在物质上的资助,更要在法律上、制度上做出保护。
政府要加大宣传教育力度,使弱势群体更加会使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同时也使全社会都知道、执行相关法律、法规。
反映出盲人等弱势群体的代言组织缺位,弱势群体更需社会和政府的关心,残疾人联合会(简称:
残联)作为代表残疾人的共同利益,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团结教育残疾人,为残疾人服务的组织,要加大工作力度,更要深入自身代表的群体,积极维护残疾人的合法权益,不能单单变成政府的助手,而忘了自身真正的身份和首要职责――残疾人的代言人。
4、此次事件中,派出所作为执法机关,没有起到公正执法、调解矛盾的法定责任,而且因为执法人员缺乏应有的素质,对事件中弱势群体的盲人,野蛮殴打,成为事件的最终升级的重要原因。
在事件升级后,又躲避责任,不积极调解、解决问题,拒绝采访,又不主动向社会通报有关情况,给随后的处理增加了难度。
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中明确规定:
国家工作人员违法失职,损害残疾人的合法权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责令改正或者给予行政处分。
对于这种因政府机关工作失误,引起的群体事件,更要迅速追求有关人的责任。
5、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政府管理已经成为一个各方面问题、矛盾最为集中,也是社会公众关注度最高的领域之一。
中国改革发展的情况十分复杂,各级各地政府管理所遇到的问题和处理的方式也各不相同。
在复杂纷纭的实践过程中,我们既能看到许多政府管理的成功经验、创新办法、独到思路,也能看到一些政府管理失效、失误、失败的教训,还有许许多多值得深入思考的政府管理难题。
对策:
一是必须正确认识群体性拦车断道事件的根本性质;
二是必须充分运用各种有效方法积极主动地预防拦丰断道事件的发生;
三是必须始终遵循正确的处置工作原则;
四是必须建立和完善有效的工作机制,让公民在受到不公正待遇时有地方可以申诉。
尤其要做好以下工作:
要进一步明确政府各有关职能部门在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中的工作职责,建立健全各部门之间的协作机制;
要建立和完善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督政的工作机制,搭建、畅通人民群众发表个人意见的平台和渠道,政府对公民的申诉也应有个公正的判决,杜绝官官相护的现象;
要着力引导主流新闻媒体的导向,增加政府工作和群体性事件处理的透明度。
行业协会打赢了“洋官司”
案例问题:
1、NGO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起到怎么样作用,
2、民间组织怎么样才能在完善自身从而实现其自身利益和公共管理目标,
民间组织是我国对非政府组织(NGO)以及非盈利组织(NPO)的统称。
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非政府组织都比较发达。
从总体上看,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是由很多因素造成的:
首先是经济的不断发展。
二战结束,各国都把主要精力放到发展经济上,各国的经济都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这样各国就积累了一定的社会财富,为民间组织的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
其次是政府职能转变的推动。
上世纪中叶以后,世界许多国家的政府机构进行了改革,职能发生了变化。
政府把一些不该管或不需要管的事,转移给社会,落实到民间组织身上。
这样,民间组织有了业务和职能,自然就有了发展。
假如政府包揽一切,民间组织就很难有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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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新的社会问题不断出现。
随着人类文明向前推进,社会问题也越来越多,如贫困问题、环境保护问题、艾滋病防治问题等等。
人类必须不断解决这些问题才能获得可持续发展。
在政府的号召和指导下,一些有责任感的公民和社会组织自发成立民间组织,开始应对、解决社会难题。
“政府主导、民间参与、共同发展”,成为有效解决社会问题的一条出路。
从本案例中打火机协会在行业维权与自律等方面的作用看,协会能够在内部建立预警机制,增强组织成员的凝聚力,协助会员企业应对各种贸易争端;
同时,以协会为主体组织应诉,还能增强集体行动的力量,降低成本。
在解决贸易争端方面,行业协会的作用是政府、企业不能替代的。
在WTO法律框架下,政府在有些方面的作用受到极大的限制。
因为反倾销是企业与企业的行为,政府不能介入。
行业协会有效地代替了政府职能。
温州打火机协会发挥了沟通政府与企业的中介作用,作为组织协调应对的主体,为国内产业发展铸起了一道防火墙。
同时,协会积极寻找国际同盟军,根据行业协会的性质以及所代表的各种不同利益,开展协会交流,寻求同盟者。
民间组织的发展是人类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
当前,我国政府职能改革的重点之一,是大力培育和扶持社会:
组织承担各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进一步推动我国社会组织结构“政社分开”的调整步伐,培育和形成社会团体进入公共领域的渠道和机制;
进一步明确和细化政府各部门的职能定位,政府行政部门负责宏观决策和部分监督职能,将执行及部分监督职能中的一些中、微观职能逐步交给社团组织。
政府和民间组织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目前,政府部门的有关职能正在逐步转移给民间组织。
民间组织也在积极承担一部分政府交给的微观管理职能,向社会提供一部分公共服务。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些事务政府不一定要亲自所为,而有些事务民间组织不能离开政府独立承担。
政府职能“瘦身”与民间组织“健身”应是一个良性互动的过程。
校园危机案例分析及危机管理
1、校园暴力危机是否应纳入公共安全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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