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与执行力参考修改版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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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由行到知呢?
简单地说,也要四个阶段:
行、省、辩、知。
首先要行动,实践出真知,坐而论道,空谈误国,管理本身就是一种实践,不去行,如何知?
同时,行动中一定要“三省吾身”,通过省来悟,总结自己的优势和不足,日清日高。
省悟之后一定要与同事“辩”,事不辩不明,理不争不清,通过辩,求得真理,达成共识,并把这些共识形成书面的“知”,以此指导新的行动。
于是,企业的管理就变成了由知到行、由行到新知、由新知到新行、新行再到新知周而复始的循环。
知、行就是管理生命DNA的双螺旋,管理的意义就在于知、行的不断转换、不断提升。
毛泽东在1939年说过“知行合一是一件大事。
”然而,“知者多喜于学而惮于行,行者常碌于为而讷于知;
惟具使命者方能知行合一”。
我们就是一个以“解决组织激励问题,帮助人发展”为使命,探究管理意义的团队,以我们对“知”“行”理解,帮助客户成功。
上善者,知行合一。
摘自《光华之桥》2008年第七期
(作者:
德鲁克管理学院合作伙伴郭弘波)
第二篇:
执行力参考
1.中国员工不听话?
“中国员工太不听话!
”这似乎已经成为许多管理者的共识,甚至有人把中国企业执行力不能落地的原因直接归结于此。
最有力的证据是一个中日员工擦桌子的对比案例:
如果让一个日本人每天擦桌子六次,日本人会不折不扣地执行,每天都会坚持擦六次;
可是如果让一个中国人去做,那么他在第一天可能擦六遍,第二天可能擦六遍,但到了第三天,可能就会擦五次、四次、三次,到后来,就不了了之。
提到这一点,许多国内经理人头疼不已,甚至连许多日资企业管理者也深有感触,“同样的管理模式,在日本执行的非常棒,怎么到中国就变了样?
!
”
而分析这个问题,许多人都认为这是中华文化造成的,“你看看,中国人从小就不听话。
”这就让我很自然的想起一件小事。
曾经见过三个大人带一个3岁左右的小孩。
当时,那个小孩非要往马路中间走,去看汽车,大人不让,便哭起来了。
妈妈轻轻抱住孩子,往路边走。
孩子越哭越厉害,手舞足蹈,从妈妈怀里往外挣扎。
妈妈没有办法,只好拉着孩子站在路边,有些生气。
奶奶跑了过来,一边给孩子擦眼泪,一边哄:
“乖,乖,别哭,啊。
再哭就不是好孩子啦。
我的孙子最乖啦。
”孩子依然哭个不停。
这时,爸爸走过来,抱起小孩,往外走了两步,来到一棵小树边,指着一片树叶,问他:
“儿子,这是什么?
”小孩突然停止了哭声,顺着爸爸指的方向,满脸泪痕的望着树叶,认真看了起来。
爸爸轻轻摇了摇树叶,发出沙沙沙的响声,小孩破涕为笑了。
同样是小孩不听话,奶奶、妈妈的方式没有起作用,而爸爸的方式却很奏效。
这对我们的管理是非常有借鉴意义的。
人的问题确实是执行力落地的关键,但是,执行不到位的问题却不能简单的停留在“中国员工不听话”这样的原因上,其关键还是在我们自身的管理之上。
2.管理的三个层次
实际上,案例中的三个大人分别体现出了管理的三个层次:
妈妈用的是行为层次的管理(简称行为管理),奶奶是意识层次的管理(简称意识管理),而爸爸用的是信息层次的管理(简称信息管理)。
解决员工不听话的问题,按奶奶、妈妈那样的方式是很难办到的,而事实上绝大多数的管理者都是采用这些方式来管理的。
真正的解决之道其实不难——像爸爸一样采用信息管理,这也是执行力落地所必需的。
这里的原因在于:
意识决定行为,信息决定意识。
“意识决定行为”是众多管理者深有体会的。
当一个员工情绪激昂,心情愉悦的时候,不用我们督促,他的执行力就会很高,行为很积极主动;
反之,当他的情绪不高,心情郁闷的时候,即使他嘴里对我们说“一定好好干”,但其行动一定是不理想的,执行力也不可能有多强。
员工的行为受其自身意识所决定,而不是管理者的意志。
这也正是我们感到“员工不听话”的原因所在。
案例中的小孩,之所以“不听妈妈和奶奶的话”,原因也在这里。
小孩去哪这个行为并不是由妈妈和奶奶的行为和意识所决定的,而是由他自己当时的意识决定的。
如果我们没有改变小孩的意识,他的行为取向就不会变,所以,在妈妈的行为管理和奶奶的意识管理下,他“倔强如故”。
“信息决定意识”可能是大多数管理者没有注意到,或者重视不够的,但却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有用的。
对这一认知的探讨极其现实应用正是本书的核心内容。
案例中,爸爸摇动的树叶就是一个信息,正是这个信息引导并改变了小孩当时的意识,如此才让他变得很“听话”。
企业管理中,就更是这样。
许多管理问题的结症都不完全在行为管理层次和意识管理层次,而在于信息管理层次;
同时,也只有采用信息管理的手段才能真正解决这些问题。
这一点在现实的管理推行及执行力落地上表现极为突出。
所以,执行力落地需要信息管理,这正是落地堂推行的落地式咨询能够得以普及的关键所在。
3.不要试图用思想让思想落地
现在,很多管理者都在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学习和摄取新的管理思想,管理模式,管理方法,管理手段。
有许多时候我们也有不同程度的惊喜,觉得这个有用,只要我们做到这一点,组织就能怎么样?
可是真到了管理实践中,当我们确定好管理模式之后,推行中,往往与预想的大不相同,还是不断的重复着同样的困境,遇到类似的问题:
制度似乎就是某个柜子中的一本厚厚的书,组织成员很少能够记住与自己相关的条款,又如何会真正规范成员的行为呢?
都知道流程需要理顺,可是,流程再造为何如此之难,再造后的流程要真正达到预期的效果又为什么难上加难呢?
各个部门为什么总有大大小小的“矛盾”,为什么子公司、各个部门总是很难真正站到集团整体利益上去全面的考虑问题呢?
我们管理者是不是总是很忙,提倡着时间管理,可是始终还是陷入到无穷无尽的琐事中呢?
我们是不是总是感慨:
该做的、重要的事情怎么还是没做呢?
而内部,对员工们讲述了多少遍时间管理原理,这么简单的道理,为什么大家始终执行不了呢?
说是全局掌控,怎么还是不能真正掌控到整体的运营状况呢?
更不敢说掌控整体成员的心理变化了?
授权之后,我们是不是经常感到无名的不安呢?
到底怎样才能让组织成员都能在执行中做正确的事情呢?
又该如何才能让组织成员都正确的做事呢?
人员流动性又为什么如此之高呢?
为什么总觉得关键性人才不够呢?
更可怕的是,为什么高薪挖过来的人才总是没有预期的好呢?
当猛然有人问我们,企业文化是什么的时候,除了“口号”我们还会想起什么?
而企业文化建设,在现实中是不是就是类似羽毛球比赛那样简单呢?
我们现实的企业文化究竟是什么?
我们又怎么才能真正将现实的企业文化变成我们期望的企业文化呢?
……
于是,我们不断的重复思索这些问题,又去不断的寻求新的思想,新的模式,新的方法,试图用这些新思想,新模式,新方法来解决问题。
可是,困惑却依然继续。
难道我们所摄取的这些新思想、新模式、新方法不好吗?
为什么每每学习之初会有所激动,可到了执行,却总是觉得现实中并不能很好的产生实效呢?
为什么现实中,总觉得思想不能真正落到实处呢?
又该如何才能让思想真正产生实效呢?
事实上,我们已经走进一个误区:
试图用思想让思想“落地”。
当我们在现实中感到管理思想推行的困难时,接着我们的习惯性思维就是去寻求新的思想,新的模式,新的方法,试图用这些意识层次上的管理手段来解决以往的意识层次问题,说的直接一点就是:
试图用新思想让旧思想“落地”,试图用新方法让旧方法“落地”。
可是,始终找不到真正能够“落地”的思想和方法。
问题的关键并不完全在思想和方法上,而就在这个“试图”式的习惯性思维。
从逻辑上很容易就能看出来,我们怎么可能用思想让思想“落地”呢?
这本身就是个逻辑上的悖论。
认识到这一误区,正是“信息决定意识”的应用之一。
意识不可能真正改变意识,真正能改变意识的是信息,而思想和方法都属于意识层次,所以,我们不能用思想来解决思想的落地问题。
要想让管理思想真正“落地”,首要的就是要跳出思想意识的范畴,用意识层次以外的管理手段来实现意识管理的“落地”,这种有效手段正是信息管理手段,这也正是执行力落地的核心内容。
-耿启亮
诚唐(杭州)品牌营销策划设计机构,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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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金保,中国著名品牌战略专家、浙江省公安厅《平安时报》社专题部主任、浙江理工大学服饰品牌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绍兴职业技术学院特聘专家、“企博网”专栏作家、诚唐(杭州)品牌服务机构总经理,历年来为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财政厅、萧山区政府、湖州织里政府、桐庐分水政府、雪花啤酒、老凤祥银楼、吉利汽车、绿城房产等提供品牌战略推广及
管理服务,凭借精准的定位战略和成功的市场推广业绩,诚唐已发展成为企业制定品牌战略及企业战略的专业型顾问公司,在品牌战略咨询方面居国内领先地位。
第三篇:
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是中国传统教育的核心。
我们常常会说知行合
一、行胜于言。
但这些还仅仅停留在话语上,没有化为我们切实的行动,没有化为我们学习、生活、工作的指南。
但老实讲,这一条是中国文化的重点,也是中国教育文化的重点。
《中庸》里有一句话:
“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废,吾弗能已矣。
”简单的意思是说:
有一些人道理听明白了,遵道而行了,却因为气力的原因,结果就半途而废了,而我(孔子)却不会停下来。
讲作文的时候,一些妈妈讲:
道理都明白了,但做起来就好难啊!
这是一个问题。
在生活中、工作中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道理都明白,但就是不去做。
即使做了,也是半途而废。
一个人要想有所作为,思想上、意识上首先要明白要搞懂。
思想上意识上搞懂了,还仅仅是开始,如果没有行动,思想上意识上的懂,那也只是半懂,或是懂。
正所谓:
知而不行,尤如不知。
在《论语》中,孔子曾经承认过,自己在识人方面有过失误。
他说自己起初在察人的时候,是听其言,信其行。
后来纠正了这个观点,对一个人的认识,要听其言,观其行。
我们通常都会犯这样的错误:
一是喜欢聪明的人,而不太喜欢相对较笨的人。
二是喜欢通过一个人的语言,来判定这个人是聪明还是愚笨。
这样识别人、断定人,往往会造成很大的误判。
看一个人语言的表达、思想上的认识是一个方面,但更重要的,还要看行动上是不是得力,是不是能佐证其思想、意识。
不能简单地凭一个人语言的表达,来断定一个人的好坏智愚。
有一些妈妈讲,道理都明白了,但做起来好难啊!
这话跟没说一样。
道理都明白了——似乎是想否认自己很笨,但做起来好难啊——似乎又在否认自己很聪明。
反过来讲,道理都明白了——就是在说自己很聪明;
但做起来好难啊——其实在进一步证明自己很愚笨。
道理其实是很简单的。
一个有成就的人,绝不是仅仅从思想上明白的人;
一个有成就的人,往往是实施行动的人。
心动不如行动,也是这个道理。
而我们往往犯的一个低级的错误就是: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但就是不在行动上加以实施。
我们在生活中知人识事,也会犯一个简单而低级的错误,对别人、对外物,我们常常是听其言,信其行;
对自己呢,则常常是讲其言,不去行。
所以我们在生活中,就有了三个欺:
自欺、欺人、被人欺。
我们通常用英语讲:
JUSTDOIT,而不是说JUSTTHINKIT,也是充分地说明了行动的重要性。
想得有多深、想得有多妙,但不能转换在行动上,那是一点意义也没有的。
正如一个不会游泳的人,无论他写出多么高深的游泳理论、教材,这样的理论与教材,也是没有用的。
“愚公移山”这个故事,从知与行的观点来看,愚公的愚——愚在没有搬家,而是搬山。
智叟的智——智在他确实有理由,认为这样的搬山行为是愚蠢的。
但是反过来讲,最后的结论证明:
愚公不愚、智叟不智。
那是因为愚公聪明就聪明在行动,而智叟的愚,就表现在光是脑袋灵光、嘴皮滑溜,却没有行动。
所以讲,不要光是停留在思想上、意识上的智,也不要仅仅是停留在嘴头上的知,要把思想上、意识上、嘴头上的智与知转化成行动上的智。
这是聪明人的做法。
知行合一是中国教育的重点。
过去,在古人的学习中是要把这个思想贯穿始终的。
比如《三字经》的第一章中有:
人不学,不知义。
亲师友,习礼仪。
在这一章中,一上来并没有讲如何知某数,识某文。
“人不学,不知义”讲的是学习的目的——要知义。
怎么知义呢?
要“亲师友,习礼仪。
”“亲师友,习礼仪”不是知识的范畴,而是行动的范畴。
我们这一代,我们总是在讲知。
我们的下一代,对于行的重要性,就知之更少了。
而对于行的理念的熏习,就更加的少。
我们的下一代,他们做数学、做习题都在讲知,但是,他们当中又有几个能好好地做一下化学试验?
能认真地对待物理实验呢?
他们把上北下南、左西右东,背得滚瓜烂熟,可是把他往闹市里一丢,十有八九找不着姥姥的家门。
做题能力很强,动手能力却很差。
选择答案做得很好,创新能力却几近丧失。
“四书”也好,“五经”也好,在经典文化中,知行合一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育理念。
前面我们讲到了《论语》中的“听其言,观其行”等等都是。
再比如,《冬夜读书示子聿》里有一句诗: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再比如,我们读《战国》,那个纸上谈兵的赵括。
了解了这些典故,对于理解这个理念,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现在的教育,害人不浅了。
在如今的教育理念中,行的理念早就被扔到了一边,这个危害实在太大。
就好像是一棵树的成长,既要有“知”,又要有“行”,二者缺一不可。
而现在我们都只在强调“知”,而对于“行”却几乎忽略不计,这样长出来的树必定是畸形的。
《三字经》中,为什么一开始就要讲亲师友,习礼义?
在“亲师友,习礼仪”的基础上,才会去知某数,识某文,讲的就是知行合一。
只有知,没有行的教育,那是一个畸形的教育。
光是把知识在头脑里打转,在眉毛间展示——眉头一皱,计上心来,那是要吃亏的。
说严重一些,那是要倒霉的。
所以在《中庸》中,孔子讲——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废,吾弗能已矣,这样的人我是不去做的。
别说是光知不行,就是全知而半行,我也是不会做的。
一个人的成功,绝对是做出来的。
这个道理很简单,但是因为我们对传统文化熏陶的缺失,天天讲、月月喊,叫破了嘴皮、喊坏了嗓子,几人能识,几人能知呢?
知行合一,这个理念的种子,千万千万要从小就种在孩子们的心中。
从小不种下这个种子,到大了,那就有问题了。
现在网络里流行一些公知。
说两个例子:
一个是前不久的毒胶囊事件,居然有专家出来讲,一天吃六个这样的胶囊对人体无害。
这样的知识分子可以说丧失了做知识分子的良知,从理论上讲,兴许是不要紧的,但是,从“行”上来讲,那是在挑战公众的生活常识。
第二个例子,湖南有一个地方,因为洪水桥塌了,死了五六个人,而这座塌掉的桥,从内部结构看几乎看不到什么钢筋。
但居然,会有专家出来讲,塌桥很正常,公众不必大惊小怪。
他们玩弄的是学识,玩弄的是数字,玩弄的是概念,玩弄的是科学,是属于听其言的“言”。
而对于行而言,对于民众的心理承受,对于民众的心理关注——“行”而言,他们简直就是白痴。
这些人从根子上讲,受到的都是“知”的教育,对于“行”的教育,几乎是空白。
就如三国时期的马谡一样,说起来头头是道、彬彬有“理”,实则来讲,他们没有一点社会常识,没有一点道德常识,没有一点伦理常识。
这些光知道数据,知道科学,知道概念的人,就是危害社会的人。
所以,我们要从根子上,真正地让孩子们从小就有知行合一,行胜于言的意识。
这个意识的树立,要从我们在座的家长做起。
不能只是简单地说:
我知道了,但我就是不做。
学作文的道理也是,不能简单地说:
听了课,老师讲的道理、方法、技巧、我都知道了,但就是不亲身实践一下。
知识与知道是有区别的。
知识只存留在大脑的记忆里,而知“道”是经过实践转化的一种能力。
只知不行,是谓知识;
知而行之,是谓知“道”。
知而不行,天下道理千千万,都明白了,也不管用,知而行之才能出真知!
这是作文的学习方式,也是工作、生活的得“道”方式。
工作中要讲执行力,而学习作文如果没有执行力,没有行动力,也是万万不可的。
舞阳县第一实验中学:
杨树人辅导老师:
王晓娜
在我的钢笔上,刻有一行字-----“一生俯首拜阳明。
”阳明,是王守仁的号,而王守仁,是我最敬佩最崇拜的人,因为他提出的一个观点,那就是“知行合一”。
千百年来,关于知和行的关系这个问题,人们总是争论不休,有人说知难行易,而有人说知易行难。
经历了几千年,王守仁站了出来,提出了知行合一。
所谓“知行合一”,就是说:
懂得道理与实际应用都是重要的。
说得再明白些就是要想实现理想,必须有切实可行的方法。
这看上去是句简单的话,实际却蕴含着丰富的哲理。
关于知易行难,最经典的例子就是“纸上谈兵”了。
故事内容是这样:
赵括饱读兵书,但却不能领悟兵书真谛,带兵时,死套书上的办法,不能灵活应用,结果,40万赵兵全军覆没。
由此看来,似乎是实践更重要。
但反过来说,要连道理都不懂,又如何去指导实践?
因此“知行合一”这种观点便被提了上来。
虽然这是个看似守中立的方针,况且有时凡事守中立不一定对,但这个观点无疑是对的。
懂得道理也好,实际运用也好,都不能只强调一个方面:
有了理想,空喊口号没有行动,最终一事无成;
埋头蛮干,而没有目标,也只能是像无头苍蝇一般没有时效。
所以在生活中,我们做事要有一定的目标,并加以切实的行动,有力目标,就有了方向;
有力切实行动,就有了前进的动力。
这样,二者合一才能做成一件事。
我最讨厌的人,就是古代的隐士,他们看到了社会的腐朽,他们也有满腹的才华,却偏要隐居避世。
我不知道什么厌恶官场,不媚流俗;
我也不知道什么不攀权贵,隐居避世。
我只知道既然看到了社会黑暗我们就应该立下改变社会的目标,并为之努力,运用“知行合一”,来让社会不再黑暗,这才是应该做的。
而像隐士那样,非但不会有何好处,还会让社会更黑暗。
在生活中也是,我们看到了某些不良现象,就应去立志将其改善,然后付出行动。
生活中,不乏空喊口号的人,比如某些政府官员,整天叫着降房价,减课业负担等,就是不见实际行动,不来真格的。
当然也有不少只知蛮干的人,比如有的学生,只知学习,没有目标,一旦进入社会就晕了,不知道如何运用知识。
所以说“知行合一”是一个伟大的观点。
有了志向,就要有切实的行动,知行合一,这个伟大的观点希望每个人都能明白它的真谛。
这样,我们的生活,才能更加美好!
顾名思义,即知道该怎样做的事应该与行动相结合,才会变得完美。
俗话说: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
有了好想法就应该立即行动起来。
当在行动之前固然会遇到许多问题,虽然我们不知道能否在行动之前消除障碍,但是我們可以在行动之中克服困难。
別告诉自己,我做不到。
那一定是不可能完成的,除非有奇迹发生。
.....如果你真这样想的話,那就大错特错!
別相信世界上会有奇迹,因为你自己本身就是奇迹,你就是自己的上帝,倘若,不付诸行动,奇迹也无法帮助你成功。
我們总是在等,等一个好的时机,等一个可以百分之百确定成功所需的条件,反而陷入了永远的等待之中,甚至连一件小事,也总要等到所有的条件都满足之后才开始行动。
我们究竟在等待什么?
真的能等到么?
等到了又能怎样?
说不定一等就耗费了我们一生的精力,而到那時候你还有机会反驳么?
不,我不信,因为“成功永远留給那些有准备的人",而不是留给那些永远只知道等待的人。
如果只知道等待好时机,恐怕我们的一生都会错过最佳时机。
正因为如此,很多人一辈子都干不不了一件事。
只有想到就去做的人,才能改变现状。
有这么一个小男孩,资质平凡,没有什么过人之处。
他小时候想当班长,结果他连任三年班长;
大学时,他喜欢上校花,终于在许多男孩嫉妒的眼光中做了她的老公;
大学毕业后,他想开一家公司,三年后这家公司上了电视台;
在他30多岁时,忽然想学画画,结果他在40几岁时成功的举办了画展。
当别人羡慕他时,他却说:
"我很平凡,没有什么聪明的才智,也没有什么远大的抱负,只是想到就去做。
不管结果如何,我却认为自己没有输"
他,就是我国著名的画家余丹青先生。
天底下最悲哀的一句话就是:
我当时真该那样去做,却没有去做。
我也曾经只是想想罢了,而没有付出实际行动。
是她,王雨寒璐,一个娟秀的女孩,人如其名,虽算不上漂亮,但是......是她让我有了动力,知道自己绝对不可以再放纵自己,整天悠哉游哉,我必须去做,想到就行动,不可以再等明天,"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试问,我还有多少个明日呢?
几千个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悄然逝去了。
我为自己感到高兴,因为我做到知行合一了。
一开始,确实不容易,但是有这么个让我倍感压力的对手,我不怕了,真诚的对你说声谢谢~!
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
第四篇:
知行合一:
是指中国古代哲学中认识论和实践论的命题,主要是关于道德修养、道德实践方面的。
中国古代哲学家认为,不仅要认识(“知”),尤其应当实践(“行”),只有把“知”和“行”统一起来,才能称得上“善”。
明武宗正德三年(1508),心学集大成者王守仁在贵阳文明书院讲学,首次提出知行合一说。
所谓“知行合一”,不是一般的认识和实践的关系。
“知”,主要指人的道德意识和思想意念。
“行”,主要指人的道德践履和实际行动。
因此,知行关系,也就是指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践履的关系,也包括一些思想意念和实际行动的关系。
王守仁的“知行合一”思想包括以下两层意思。
1、知中有行,行中有知。
王守仁认为知行是一回事,不能分为“两截”。
他说:
“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工夫”。
从道德教育上看,他极力反对道德教育上的知行脱节及“知而不行”突出地把一切道德归之于个体的自觉行动,这是有积极意义的。
因为从道德教育上看,道德意识高不开道德行为,道德行为也高不开道德意识。
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
知必然要表现为行,不行不能算真知。
道德认识和道德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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