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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处于新旧制度的转轨时期,这个时期特别需要有关制度的创新来实现制度的变迁,中国能否过渡到一种更加有效的制度对于中国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
而中国现阶段最重要的便是要加快有关产权制度的改革,完善法律制度。
此外,由于有效的制度并不会自动形成,制度变迁的过程也是需要外力的影响,所以政府也要积极努力地为制度变迁创造有利的社会环境,通过教育等方式传播正确的观念,这有利于减少制度变迁过程中的阻力,以保证制度变迁的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XX诺斯制度决定论罗纳德·
科斯《企业的性质》,XX文库转自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201X版第211页概述自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201X版第211页201X年6月15日
篇二:
中国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中国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11201X1965周佳琪摘要:
78年以来进行的改革开放意味着中国经济就此进入了一个体制转型时期。
这一制度变迁带来了显著的经济增长。
市场化的制度变迁如何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如何继续通过体制改革来推动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较快发展也是继续研究的问题。
关于制度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制度导致了各国间的人力资本积累,物质资本积累以及生产效率的差异,并且证明出在不同环境和约束条件下,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并不是总保持一致的,由于各国的制度与产权保护形态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单从一国的角度来研究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字:
经济增长理论制度变迁制度指标
一.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与影响美国经济学家索罗在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放松了资本与劳动不可替代的假定,从而创立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通过引入技术因素,把技术进步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决定因素。
然而,他们引入的技术进步因素仍属于外生变量。
一般认为,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主要有三个:
第一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努力,第二是知识的增长及应用,第三十人均资本和其他资源量的增加。
但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制度是更深层次的原因,制度变迁可以促使以上三方面原因发挥作用。
一个国家的教育制度影响着这个国家科技人员的素质,进而影响到该国的技术革新的程度。
所以制度是至关重要的,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制度的最基本的功能是节约。
即让一个或更多地经济人增进自身`的福利而不使其他人的福利减少,或让经济人在他们的预算约束下达到更高的目标水平。
具体表现为对潜在的规模经济,专业化和外部经济的应用,或者提供更丰富的信息,良好的预期等。
具体到中国的改革开放,这一变迁使得中国参与到世界经济的分工与合作中来,从而使中国可以获得比开放前更丰富的技术,制度和资源。
同时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好表现为分工和专业化带来的经济效率和提高,而且分工与专业化本身具有“自我繁殖”的能力,它又将带来新的分工和专业化,从而使经济增长成为一种长期趋势。
对外开放对我国经济促进作用除了增大生产可能集合重新分工以外影响更为深远的是为微观经济发展提供一个全新的参照系,有助于冲击长期闭关锁国给企业和国民带来的落后思维。
二.制度因素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关于中国的制度变迁对经济的增长作用,柴华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中加入制度因素,将其作为劳动与资本作用于经济时的弹性因素,得到修改后的索洛均衡结论,认为均衡的经济增长率与劳动力有关,但用制度作为劳动的弹性因素来研究制度与经济增长是不全面的。
从一般均衡的角度出发,将制度因素引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说明了制度质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并没有进行实证研究。
徐向东将制度因素引入RBC模型中,以此建立了北美实证研究的模拟框架,但并没有解决制度如何量化的问题,其模拟的结果也并未得出现实意义上的结论。
王林辉分析经济增长的制度决定机制,得出初始资源禀赋和控制权结构将会影响宏观经济制度形成,从而影响到经济增长的结论,其实证检验也只简单说明制度因素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而没有描述制度冲击经济的状态特征。
具体的应该对制度进行量化,使用市场化程度,非国有化,开放程度对GDP增长率建立模型,分析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率的冲击。
并将制度因子引入资本和劳动的产出份额,使用省级面板数据分析制度中各因子对增长的贡献,发现制度的变化在某个阶段内是渐进式边际修改的。
从而证实制度的阶段性调整会对经济周期造成较大的影响。
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我们能够分析出制度变迁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是一次性的,而是一个累积性的过程,制度变迁有益于经济的持续增长。
无论制度变迁的动力来自内还是外部,在制度冲击产生之后,会在若干时期内不断修正,证实由于存在这种积累性的修正过程,制度变迁才对经济增长有正向推动作用。
反之,若缺乏对制度的修正与调整,那么制度变迁对于长期经济增长不发挥作用,稳态增长路径将复归到简单索洛模型的状态,外生的人口增长率将决定经济增长路径。
因此,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制度变迁没有终极目标,改革不能中止,倘若一个社会丧失改革的动力,经济将陷于停滞。
对于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目标而言,出了通常关注的人口,资源,环境等因素外,制度变迁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
制度与劳动在宏观生产函数中的贡献率越高,经济增长率就越高。
按照前文得出的稳态经济增长方程,在制度修正系数与人口增长率既定的情况下,制度与劳动的贡献率和与经济增长率呈相关关系。
因而提高二者的贡献程度,特别是提高制度生产的贡献率,建立促进经济增长的制度体系,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对制度进行规则化的修正与调整对于经济的平稳增长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制度变迁缺乏稳定的规则,出现随机化,随意化的制度供给,最终将导致经济增长率出现剧烈的波动,无法走向稳态增长路径。
因而任何一项改革措施的出台,必须遵循系统的规则,符合规范合理的程序,对于制度的调整应使经济主体有一个稳定的预期,才能保持经济的平稳增长。
而制度确定规则的缺乏与失范,恰恰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
在包含制度因素的技术内生化经济增长模型中,经济增长率取决于制度变迁的修正系数,制度对折旧率的影响,人口增长率,制度对环境冲击的反馈,初始资本存量,年度增投资量等。
特别是,如果制度变迁依靠内部调节而忽略外部环境冲击,则最终经济增长会收敛为人口增长率与制度变迁的自然速率。
当人口增率下降的时候,要提高经济增长率,就必须提高制度变迁率,正因如此,在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人口老龄化比列不断上升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的新一轮增长动力将源于制度变迁的力量,这便是通常所说的改革便利。
三.制度指标体系制度指标需要选取相关的经济指标进行综合评价。
将制度指标细分为市场化程度,产业结构,开放程度,城市化水平以及受教育五个方面。
(1)文化机构,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为重要的制度变迁是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轨,市场化程度可以很好地反映这一特征。
在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之后,制度变迁会逐渐于均衡,变迁速度将逐渐趋于零。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国有企业改革不断推行,私有固定资产年度投资额比重逐年上升。
非国有企业产值占GDP比重与非国有单位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也逐年上升。
在改革的市场经济体制取向逐步确定之后,更呈现出明显上升趋势,其中非国有单位就业人数随着时间推移的正向趋势更加明显。
(2)产业结构,产业制度的变化在中国制度变迁中也是非常重要的,有些研究曾使用工业水平作为制度的代理变量。
选用各产值比重,各产业就业人数比重这两个指标来进行衡量,发现在过去,由于第一产业比重指标是逐渐下降的趋势,而第二产业的比重在过去的较为平稳,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存在此消彼此的关系,因此选用第三产业的指标作为产业制度的指标,方便制度指标体系的合理构建,具体指标为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口的比重。
(3)开放程度。
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是中国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内容,选取固定资产投资中外商投资额所占比重,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外汇储备,对外合作金额这五个指标对开放程度进行衡量。
在该指标体系中,进出口而总额占GDP比重体现了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参与程度,这一比例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进行而逐渐增多,由于受到世界经济恶化的影响下跌,后来逐渐回升,中国外汇储备总额持续上升,并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迅速增加。
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在统计年份中均表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
固定资产投资中外商投资额所占比重在经过1995年的迅猛增加之后出现逐渐减缓的趋势。
(4)城市化水平,城市化水平反应了一个国家城市与农村的基本结构,可以看作一个重要的制度城市化水平反映了一个国家城市与农村的基本结构,可以看作一个重要的制度变量。
选取城镇人口比重与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这两个指标进行衡量。
由于城市化水平指标的构建方法各异,也有专门的文章对城市化水平的指标进行构建,其中也有运用熵值法对城市化水平进行拟合的。
因此如果直接借鉴其他城市化水平的综合指标,放入制度指标体系,并在制度指标中继续使用熵值法,会由于迭代而使信息失真,因此选用这两个比较重要的指标进行衡量。
(5)受教育水平。
由于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会影响整个经济的发展,因而教育制度在长期中,对经济增长有着长远而深刻的影响,随着20世纪90年代末教育制度的改革,各高等院校扩招,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受教育的人数有很大提高,因而选取大专以上普通高校学生和与总人口之比来衡量受教育水平,201X年以前的高等教育人口所占比重变化不大,均在0.0002以下,201X年之后高等教育人口比重逐渐上升,201X年达0.0092水平,但是总体人口高等教育普及率还不足1100。
参考文献
1.詹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因素的实证分析》
王珊珊《经济增长与制度创新问题的实证分析》
3.王军邹广平石先进《制度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4.尼古拉斯.拉迪《中国经济增长,靠什么》
5.刘世锦《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
篇三:
制度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综述制度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综述201X-11-06:
59:
06制度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在详细综述和分析了国内外专家学者关于制度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基础、计量方法、存在的主要问题及相应对策后,认为制度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逐渐丰富,因而,可以尝试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构成和制度进行分解,并提出有待进一步研究的几个问题:
第一,如何界定制度、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第
二,如何对制度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直接和间接推动作用进行区分。
三,如何统一制度变量的指标选取,对制度相关指标的划分以及正式制度及非正式制度指标的选取等。
四,如何统一并创新研究方法。
(中经评论·
北京)
一、制度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基础众所周知,古典、新古典、内生经济增长理论都将制度看成是既定的外生变量,忽视了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因而难以对制度背景复杂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进行理论解释。
基于此,有些学者将制度变量纳入主流经济增长分析中,并建立了相应的模型。
Chari等(1997),Barro(1998),刘红、唐元虎(200
1)均在经济增长模型中加入各种制度性、政策性变量。
虽然将制度所引入的经济增长模型有所不同,但都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制度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重要性,成为制度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早期理论基础。
不过也有学者并不成将制度引入经济增长模型,如安立仁、王艾青(201
6)认为制度对经济增长具有间接动力作用,制度变迁只能是技术变迁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近年来,有关制度与区域经济增长理论学说的研究主要受新制度经济学思想的引导,以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史学家们认为制度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
国内一些研究者直接将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应用到分析中国的区域经济增长上,曹阳(200
1),王必达(200
3),孙敬水、熊璐(201X)均提出了制度方面的差异是影响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
二、制度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计量方法
(一)回归分析法在应用回归分析方法研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Sull(1988)、HallandJones(1999)等。
我国第一篇开创性的文章是胡乃武和闫衍在1998年提出将制度变量纳入经济增长计量模型中,并用计量方法进行了回归分析。
之后国内许多学者也进行了类似的研究,如王文博等(200
2)、孙斌栋(201X)和王颖(201X)等采用了经典的回归法分析了中国区域制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何春杰(200
3)采用了逐步回归的方法,证明了包含市场化程度和区域创新能力在内的制度是影响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基于面板数据的计量方法张光南、李军(201X)采用个体固定效应的面板数据模型研究分析了制度、最优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验证了制度质量影响政府支出的产出效应和最优政府规模,从而导致经济增长差异。
蒲小川(201X)对制度与区域经济进行了尝试性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区域经济发展中制度是尤为重要的因素。
影响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的主要制度变量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差异之处。
张新杰(201X)采用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来分析制度创新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并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明制度创新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双向因果关系。
(三)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的方法Elhorst(200
3)在传统的面板数据模型中引入空间滞后误差项,从而明确考虑了空间相关性。
在国内,应龙根是最早运用空间计量方法研究经济增长的学者,应龙根(200
3)在运用中国省域数据对区域产出增长的研究中,揭示了以往研究中由于忽视空间依赖性而导致的结果偏差。
吴玉鸣、徐建华(201
6)运用面板数据对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的空间计量研究中再次肯定了省域经济增长具有的显著的空间依赖性。
LIPei(201X)对区域经济研究中运用空间计量方法的重要性作出了合理的解释。
陈华(201X)通过建立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空间分析。
研究发现以市场化改革为主的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空间上具有显著效应。
三、影响区域经济的制度代理变量选择国外学者以美国和加拿大为例常用Fraser研究所的经济自由度作为制度变量的指标,该指标较为全面地反应了经济社会中制度的各个方面,是比较客观和有效的指标。
较有代表性的是Gartne(199
6)在经济自由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中对该指标的应用。
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常使用非国有化率、对外贸易依存度、市场化水平等不同指标,如卢中原、胡鞍钢(199
3)用我国投资、价格、工业生产和商业发展的统计资料来估计市场化程度,并检验了市场化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金玉国(200
1)设计了四个制度变量:
利用非国有化率反映经济成分多元化的程度;
将生产要素市场化指数和经济参数市场化指数综合为市场化程度指标,反映资源配置经济决策市场化的广度和深度;
用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反映国家在经济利益分配中的份额;
将进出口总值、对外资产负债总额、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总额综合起来,拟合反映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指标。
此后的研究多对此指标体系进行微调或直接利用这一指标体系,如傅晓霞、吴利学(200
2),刘文革等(201X)。
孙浩(201X)结合金玉国(200
1),刘文革等(201X)的研究成果赋予产权指标70%、经济体制指标20%、对外开放程度10%的权重作为制度代理变量的选择。
正如前文所述,大多数学者研究的指标主要集中于所有制结构、市场化程度、政府干预程度和对外开放程度等几个指标上,并将其拟合为一个指标变量。
一些学者认为这种方法很可能会低估制度的贡献程度,因为制度创新不仅能够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起直接推动作用,而且能够间接推动经济增长。
胡晓珍(201X)开创性地将经济自由度作为直接推动经济增长的制度指标,将所有制改革、对外开放程度、金融改革、城镇化改革和科技体制改革作为间接推动经济增长的制度。
雷韵等(201X)将正式制度分为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三个大指标,而非正式制度仅仅由平均受教育程度来表示。
研究结果均表明制度不仅仅可以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还可以通过对基本生产要素发生作用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可见,制度代理变量的选择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制度代理变量的拟合标准不统一;
二是制度对于经济增长影响的间接作用还未受到重视。
四、促进制度创新的对策研究第一,建立全国统一市场,推动区域经济合作。
黄鸥翔等(201
6)认为由于目前我国多数国有企业仍是地方所有制,应加大企业改革力度,实现政企分开,使企业成为独立运转的市场主体,消除地方市场分割的微观基础,还要恰当界定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二,国家出台支持政策,解决融资难问题。
魏厚凯(1998)指出我国中西部许多地区尤其是落后地区大都基础设施落后,而地方财政又基本上是“吃饭”财政,拿不出较多的钱来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因此国家在政策上应给予相应的支持。
三,发展教育事业,增加知识储备。
陈本良、陈万灵(201X)认为在解决中西部人才短缺的问题中,应改革僵化的劳动人事制度,采取有效措施稳定科技人员,发挥他们在本地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四,转变观念,改变原有的阻碍经济发展的意识形态。
周晓唯、张平(201X)指出中西部在制度创新的过程中,要抛弃与市场经济发展不符的旧观念,树立适应改革开放的新理念。
五、结语缩小区域经济差异、促进地区协调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随着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发展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对制度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逐渐深入,尤其是运用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对引起区域经济差异的制度进行量化分析,使得区域经济差异的相关理论对于解决实际经济发展问题更加具有操作性和科学性。
目前,我国制度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越来越深入细致,可以尝试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构成和制度进行分解。
对此,笔者从不同的研究方法和角度提出以下问题:
研究制度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所使用的计量方法由经典的回归到面板数据的应用,再到空间计量经济学的使用,预示着计量方法越来越复杂化和多样化。
笔者认为今后的研究中应该创新研究方法并重视对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应用。
(《对外经贸》,山东财经大学统计学院,万道侠,杨冬梅)
附送:
制度建设是和谐社会构建中的长期任务
的社会问题;
只关注改革的推进,忽略社会矛盾的化解,可能导致社会长期陷于动荡。
现实生活中,由利益调整引发的社会矛盾比过去有所增多,有时候矛盾还比较尖锐。
群众关注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主要集中在下岗失业、“三农问题”、城镇拆迁、贫富差距、社会治安、环境保护、医疗服务、养老和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问题,这些问题处理得不好,极易损害群众利益,损害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造成干群之间关系的紧张。
着力解决影响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稳定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是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
我们应当正视现实、直面矛盾,并且去逐个化解具体矛盾,但是,我们更应当重视和加强制度建设,因为完善的制度对于建立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长效机制更加重要。
可以说,完善的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导轨,有助于将社会引入和谐状态。
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需要制度建设开道。
提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升华了我们党的治国思想,也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
和谐社会应当是充满活力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压滤机滤布厂家可持续发展要求实现经济发展、环境保护与社会稳定的平衡,也就是能够实现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目前,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的问题亟待解决。
在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发展和谐劳动关系、促进教育公平、加强医疗卫生服务、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加强环境治理保护等方面,制度建设要大大加强,而且,所建立的制度应当行之有效,能够切实解决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
制度建设将贯穿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全过程制度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
制度是制定出来的,它的优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制度所要调整的社会关系的认识。
真正能够充分发挥效应的制度,应当是与社会现实契合的。
对要调整的对象认识得是否清楚,关系到所制定的制度能否达到预期效果、实现预期目标。
对制度所要调整的对象认识得全面、清楚,制度设计时所采用的方法就可能比较有效。
但是,正确的认识不可能轻易形成,需要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
改革实践就经历了这样的过程,许多制度是经过实践中的探索,然后形成规则,最终上升为法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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