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谁论当前中国媒体的身份危机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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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
Chinesemedia,globalization,identity,identitycrisis,reestablishmentofidentity.
“身份”这个概念来源于identity这个英文单词,在我国有时被翻译成认同。
这是一个被心理学、社会学、哲学、文化研究、政治经济学、日常生活等各种各样的话语介入的一个概念。
“作为一个概念,‘身份’已被置于一系列急迫的理论论争和政治问题的核心地位,”具有错综复杂的内涵。
因此,出于分析的实际需要,我们将避开关于身份问题的复杂和庞杂的理论话语梳理,而直接选择与我们讨论的主题相关的身份概念群作为我们论述基础。
这有利于我们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澄清一些问题,增进对研究对象的认识和理解。
也可能给这个概念增加某些新的内涵,当然会带来一些偏颇。
“身份就是一个个体所有的关于他这种人是其所是的意识”。
身份或者认同包括个体或者集体的社会性构成因素,这是其客观的物质现实,同时也包括对自我客观物质存在的意识和确认,这种确认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主观意识的能动性。
这种界定涵盖了身份和认同两个概念的不同语义侧重面,而构成一个概念整体。
本来身份概念主要是针对人的个体或者民族的,那么用于分析媒体这个社会性的结构或者组织是否同样有效呢?
答案是肯定的。
一方面媒体作为一个具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的机构对人们的身份或者认同具有重要的作用。
这导致许多的研究者讨论媒体和个人以及群体、国家民族认同的关系。
那么,媒体在人的身份和认同形成中的重要作用,使我们想到媒体在传播和影响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对社会成员和群体自身身份界定和认同的影响等等。
另一方面,媒体作为一个社会组成部分和影响力发射物,要发挥其社会功能,必然要具有某种社会地位和“身份”,同时也会产生对自身身份的界定和认可,并通过其传播行为反映出来。
因此,将“身份”概念作为分析工具,用来分析中国媒体及其存在的问题是适用的。
一、当代中国媒体身份的角色构成
关于身份的研究,我们可以从早期社会学的角色理论中发现某些端倪。
他们主要是从角色和地位的关系出发来研究人们在社会中的自我定位,这已经部分涉及和预示了身份问题。
社会学者还从社会结构角度出发提出了“角色丛”概念:
“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行为的多样性,我们可以用‘角色丛’这个概念来描述与行动者的各种身份中的某个身份相联系的所有角色的集合。
”角色概念主要是通过对角色和地位的复杂互动来讨论个人的自我确认的,概念本身已涵盖了身份问题,但是角色概念和身份概念显然属于不同的话语范畴,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
在本文中我们借用角色和“角色丛”的概念来确认社会各种力量和因素对中国媒体提出的角色要求,各种角色要求所形成的“角色丛”实际上构成了当代中国媒体身份整体的社会性现实权力基础,这些角色要求构成了差异面和影响媒体认同的力量因素,是媒体自我认同的起点。
1、政府“喉舌”。
中国媒体的一项中心的使命就是充当党和政府的“喉舌”。
“喉舌”不仅是党和政府长期以来对新闻媒体的明确要求,也得到了新闻界和学术界的认同和肯定,并且也落实在具体的传播行为中。
这种角色的扮演在媒体的身份构成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同时通过“党和政府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忠实的代表”的理论推演,媒体又顺理成章的获得了人民代言人的角色。
社会对媒体主导角色的要求和媒体对自我身份的定位,是如此的和谐统一,身份问题根本不存在。
当前,“喉舌”角色定位仍以三种方式继续存在:
一是历史记忆的力量。
因为“只有以个人的记忆为基础,才能形成某种个人认同感。
”那么,对于党的“喉舌”的历史记忆必然成为当下媒体认同、身份界定的重要来源。
二是现实控制的力量。
媒体领域的改革开放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媒体的表达空间宽松了,但党和政府仍“几乎在所有方面都起着积极的领导作用和控制功能。
”三是媒体利益的考量。
媒体承担党和政府代言人的角色不仅已经“习惯成自然”,而且他们发现这利大于弊。
2、经营主体。
市场经济要求中国媒体既要追求社会效益,也要追求经济效益;
既是传播主体,也是经营主体;
既是事业单位,也是企业机构。
作为经营主体,它必须通过特殊的生产和营销模式来获利,并在市场竞争中生存下去。
它生产不是单纯的媒介生产和物质生产,而是信息生产与媒介生产、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有机结合;
它的营销也不是一次性的,而是N次性的:
一是将讯息转化成商品买卖,二是将受众转化成商品买卖,三是将经营过程转化成增益过程。
在这个意义上,媒体作为经营主体,实际上既是“生产者”又是“营销者”,既是“信使”又是“商人”。
这种角色的出现和身份的转换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3、全球媒介。
媒介全球化是指一种对媒介经营活动应该是全球性的而非只局限于本地范围内的认识及其活动过程,具体表现为媒介生产、销售和传播的全球化,以及媒介管理、法规和影响的全球化。
一方面,媒体作为一种信息、文化传播的工具,本身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起到了一个重要中介作用,甚至可以这样说,没有信息的传播和沟通,就不会有全球化这个提法,因为全球化在当前各个特定的地域国家最大的影响和最清晰的表现在观念体系和文化体系方面。
另一方面,媒介自身也必然被卷入全球化这一浪潮中,会引起媒介角色定位的一些变化。
媒体有了一定全球化的角色要求,它构成中国媒体“角色丛”上的重要一极。
中国媒体不仅仅是中国的了,它还是世界的。
在这里我们是把全球化作为一种简单化的外来力量,这种力量很强大,必然对中国媒体提出角色的要求。
这种整体角色要求的变化也会深深影响中国媒体的其它角色定位。
4、社会公器。
媒体作为一个信息和文化传播的中介,一直是以公正的“人民”代表的角色自居。
我们认为,有几个方面的力量决定了其角色地位。
首先,媒体具有物质基础的力量。
根据哈贝马斯提出的交往行动理论,传播沟通是就是主体间的交往过程,这个过程是理解的过程,是意义在主体“之间”生成的过程。
有效的传播沟通则必须遵守四项游戏规则:
可领会性、真实性、真诚性和正当性。
他又以主体间性开辟出了一个有别于“官方领域”的“公共领域”,并以此作为现代传播的生存空间。
这也就是媒体被称为“社会公器”的现实基础。
虽然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领域”基本是属于精英话语的,也可以部分说明民间话语的情况。
从传播的实际情况来看,传播的优势和权力正在向受众转移,消极、被动的受众正变得日益积极、主动,他们的视听感受也牵动着媒体人的每一根神经。
因此,媒体在传播过程中必然要满足受众的要求,倾听他们的声音,维护他们的利益,反映他们的生活,有时甚至要迎合他们并不高雅、健康的视听欲望和需求。
受众也需要从媒体了解信息,表达心声,从媒体获得一定的表达空间。
特别是有了互联网,受众的自由表达空间有所拓展。
但是,媒体与受众的双向互动只有在特定的物质基础和传播空间才能达成,其媒体受众代言人的角色才能得到确认。
其次,社会观念体系的力量。
这主要表现为虚构的公众观念。
实际上不管是“人民”、公众和受众都是极度抽象的产物,是难以捉摸的、“看不见的虚构物,人们制造出它们是为了让不同的制度掌管它们自我生存的机制。
可以从经验、理论和政治等方面想象受众,但想象出来的永远是满足进行想象的制度所需要的虚构物。
受众决不是‘真实的’,或外在于它的话语结构的。
并不存在作为一个不是制造出来的范畴的‘实在的’受众,也就是说,受众本身作为陈述时,人们才能遇到它们。
而且,它们极少自我陈述,以至于几乎总是空缺。
”因此,受众概念的界定是某种观念的结果。
从这些抽象的观念出发,宣布代表公众和正义无疑是一种最好的策略:
从政府立场出发,为人民说话是媒体言说合法性的保证;
从市场经济出发,为受众说话,获取受众的信任是媒体获得最大利益的手段;
更加重要的是传播理论和传播教育体系对这种虚构的公众观的推广,不管是“社会公器”的说法,还是人民喉舌的说法,甚至包括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等等理论,合力建构了媒体是公众代言人、社会公器、社会正义的虚构的观念。
我们认为,虽然媒体作为受众代言人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但这种虚构并非就是错误的,实际上它已成为一个媒体应该和必须面对的现实,当然也是一种生存策略。
5、传播角色。
任何媒体在任何情况下都具有一些基本的普遍意义上的功能性的传播要求和角色,它报道新闻被称为“社会哨兵”,它传递知识被称为“人民教师”,它揭露腐败、鞭打丑恶被喻为“社会医生”,它丰富生活、愉悦身心被比作“娱乐工厂”,等等。
但是,这些称呼并不具有真正社会学意义上的身份特征,它只是媒体在传播过程中所扮演的纯功能性的传播角色。
这些角色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丰富和充实了媒体作为“政府喉舌、市场主体、全球媒介、社会公器”四种基本角色的具体社会内涵。
在这四种基本角色中,全球媒介的角色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对于中国来说,媒介全球化的趋势无疑是一种复杂而又新颖的角色要求,具有当代性,它将给其它三个角色要求带来巨大的影响和变化。
同时,角色并不等于身份。
这些媒体的基本角色和功能角色要求背后的具体物质现实基础和媒体自我认同的倾向(通过其行为表现出来),将决定媒体身份性质。
就“身份就是一个个体所有的关于他这种人是其所是的意识”这个概念来说,角色要求的真实物质现实基础就是“其所是”;
媒体的自我认同倾向就是认为它“是其所是的意识”,两者合一构成媒体身份。
如果媒体自我意识能够和角色的物质现实基础协调一致,那么我们说媒体身份是同一的;
如果媒体的自我意识和角色不统一,那么媒体的身份就是分裂的,就会产生身份危机。
二、中国媒体的角色冲突
由上分析可知,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国媒体面临着多种角色的要求,但是这些角色要求并不是一致和均衡的,它们之间存在着种种的冲突和矛盾。
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况。
1、政府代言人角色和市场主体之间的冲突。
作为政府代言人,媒体首先应该追求最大的政治利益和最佳的社会效果,维护政府所要求的社会整体秩序的建立。
但是,作为市场的主体,媒体追求的又是最大的商业利益和最佳的经济效果,维护媒体在市场经济中的自由竞争机制和自主决策权力。
在冲突和矛盾的双重挤压下,媒体为了生存与发展有时会契合权力的要求,有时又会解构权力的取向;
有时讨好了政府却让公众拂袖而去,有时公众叫好又让政府怒发冲冠。
左右为难的中国媒体正在丧失原有尊贵职业的身份,而变得与“卖东西的”没多大区别。
2、政府喉舌角色与公众代表角色之间的冲突。
虽然说,政府利益与人民利益是一致的,政府是人民利益的最高代表。
但是从现代社会理论角度来看,政府追求的是社会整体的合理性,其利益分配并不能每一次都涵盖到所有的具体个体或集体。
特别是某些社会个体或集体的一些要求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又同政府的整体目标和利益相冲突;
还有政府决策和行为本身可能不够科学,公众的一些要求和反应有些超前或不够理性,等等。
一旦政府和公众处于某种矛盾状态,必然引起媒体角色的冲突和选择空间的挤压。
3、公众代表与市场主体的角色冲突。
媒体是社会公器,是用它追求经济利益,还是用它表达公众声音。
公众代表与市场主体两种角色的目标取向并不一致,发生冲突势所难免。
当媒体以客观公正的立场声张正义、报道事实时,如果此举会损害自身的经济利益它会干吗?
相反,某些传播行为能给自己带来巨额广告,但会侵犯了一部分公众的利益它又会做何选择?
对与错只有一步之隔。
4、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冲突群。
经济全球化引发的第一个冲突就是全球化媒体和本土化媒体的冲突。
媒体应该认同自己作为一个全球信息传播者的形象,还是作为一个有特定的地理边界、文化传统和民族特色的中国媒体形象呢?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到底是全球化还是本土化,中国大多数媒体似乎还没有形成共识。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全球化代表着时代发展的方向,而本土化也是媒体生存的根本。
因此,中国社会的自我转型和全球化趋势的浪潮把中国媒体推入了一个巨大角色冲突场,在这些错综复杂的力量对抗中,中国媒体处于一个极其尴尬的境地,引发了其自我认同和身份的危机。
三、中国媒体的认同紊乱和身份危机
“只有面临危机,身份才成为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媒体不存在身份问题,媒体的强势角色认同一直是政府喉舌。
喉舌实际上成了媒体主导的、唯一的认同来源,这种认同整合了所有可能存在角色力量,使中国媒体的角色地位、社会期望和媒体行为三种身份因素之间取得了空前的一致,身份根本不成为问题。
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民主化进程的提速和全球化趋势的凸显,媒体的原有身份被解构和淡化,新的身份要求得到表达和尊重,在暂时缺乏一个具有整体性的主导身份来统摄纷乱的角色时,身份失去平衡、面临危机,媒体的“我是谁”作为一个身份问题就被提出来了。
1、新的认同定位。
中国媒体面对这么多角色冲突,媒体曾经试图通过自己的传播行为来确认自己的身份。
它一方面是追求国际性。
推销西方的时尚、文化和生活方式,按照国际标准和口味生产媒介产品,自觉充当国际讯息传播者的角色,实际上,外国讯息、外电报道已占据了中国媒体的太多的版面和时间,甚至于设定了中国媒体国际报道的议程。
另一方面是追求商业性。
媒介集团纷纷成立,经营意识日益强烈,发行、广告、观众争夺战烽烟四起。
观众被当作收视率上的数字卖给广告商,发行量成了报社最大的商业秘密,如今许多东西都可以作为媒体获取最大利益的工具和手段。
国际性和商业性又是相通相连的。
中国电影到国外电影节参加评奖,既是为了获得海外市场,更重要的也是争夺国内市场,电影一旦获得什么国际级奖,票房收入一定会直线上升。
当前媒体的某种集体怀旧风格,也是为了迎合全球化趋势中某种全球化的“乡愁”情绪。
但是,在国际性和商业性背景下生产的媒体内容,并不等于媒体真正的自我认同,甚至可能反映了媒体的身份分裂或人格分裂。
媒体的怀旧风格,并不是媒体认同过去的形象和过去价值观,而是因为这种被迫扮演的角色在一定的观众中有市场。
2、身份整合失败。
中国媒体对这种新的全球性市场主体身份的过度强调和全力整合,实际上是一种认同的偏移,在其它角色尚在场并具有强大力量的情况下,它必然会遭遇顽强而有力的抵抗。
这些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反抗的存在,使得媒体新的认同倾向缺乏足够牢固的社会基础,新身份整合的企图归于失败。
丁刚在《中国媒体替谁说话》一文中认为,中国媒体在接受美国媒体的报道议程和报道内容以及话语风格时,可能一不留心成为了美国政策的“传声筒”。
这无疑是和我们国家利益相悖的。
文章发表后,立刻引发热烈讨论。
外交部长李肇星说:
“问题是,媒体应为谁说话?
回答是,要实事求是,为自己的祖国说话,而不应盲目追逐洋时髦,随洋新闻之风而摇摆。
我说:
‘新闻是没有国界的,新闻记者是有祖国的’。
”国家意识具有十分强大的力量。
媒体必然要受到了来自政府喉舌角色要求的压力,并对媒体过分追求利润的市场要求带来一定的钳制。
同时,作为全球化角色的要求必然会伴随民族国家的角色要求同步出现,两者是如影随形的。
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民族文化记忆是不会轻易消失的,相反它会在全球化的刺激下变得更加清晰。
传统文化必然会要求在媒体的内容、风格和形式上获得足够的表达空间。
媒体紧盯富人的钱包,正在引起现实大众的不满和反抗。
媒体关于“上流社会的价值观”、“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和“小资情调”的营构,实际上是中国“新贵”的形象表达,也是媒体的心理投射的结果。
这是因为“新贵”是广告商诉求的对象,以为他们是有真正购买力的人群。
然而,如果说“新贵”代表了金钱在量上的优势,那么“新贵”之外的广大群众,包括下岗工人、农民、城市低收入者和打工者在内的人群无疑拥有人数上量的绝对优势。
虽然媒体可以用远离现实的电视剧和过量的娱乐来疏导他们的情绪,用一个光明和天堂般的世界来欺骗公众,用“民生新闻”和“纪录肥皂剧”等伪平民主义来博取人们的好感,或者用负面社会新闻来迎合大众的窥视欲望,把阴暗面“他者化”来转移这种无名的不满和仇恨,但是只要这种无名的焦虑和不满得不到真实的反映和正面的文化表达,问题就无法得到根本的解决,他们对全球化和市场化媒体角色的反抗就不会停止。
与全球化同步的是民族主义的升温,媒体对民族主义的表达虽然满足了它追求市场最大化的目标,引起了观众的共鸣,吸引了受众的眼球,但却导致了反全球化的效果,当然这种反全球化本身也已经全球化了。
这说明在全球化要求和媒体的市场要求之间,媒体更加偏向市场主体的认同。
媒体赚钱的欲望往往是压倒一切的。
3、身份危机。
通常在复杂的经验中,属于两种或不同“参照团体”或“参照环境”的人,会体验到严重的心理冲突。
这将产生身份危机,心理学描述为“一种因无法调和的分裂元素而在某些人格中造成的心理混乱。
”据此考察中国媒体,其处于多种角色要求难以平衡的冲突处境中,新的主导认同由于其偏向性和缺乏足够中国现实国情基础难以统合其它的角色要求,必然产生“意识”分裂,陷入身份危机状态,简单的说就是不知道自己是谁。
当下,中国媒体的身份危机主要有如下症状。
(1)认同飘忽和失语症。
媒体在行为中经常出现某种认同混乱的现象。
就像一棵墙头草一样,风吹两边到,缺乏相对统一的立场,随着情境的变化不断更换自己的角色。
媒体的内容本来应该是多种多样,但是当前的中国媒体就是缺乏一种比较稳定和统一的立场和风格来界定,也就是说没有通过对各种角色要求的整合努力,形成媒体自己独立的身份特征。
总是由一个个他者取代了媒体自我的存在,结果就是立场的飘忽不定,患了典型的失语症。
比如播报国际新闻,则采用外国的播报风格和标准,一副西方化的姿态;
播报当地新闻,则马上又是方言土语,一副土著形象。
比如重庆电台的《生活麻辣烫》、湖南经视的《越策越开心》、杭州电视台的《阿六头说新闻》等等。
这种在节目和新闻播报中使用地方方言的热潮,既不符合全球化要求,也不符合国家政府要求,是媒体的身份飘忽和身份倒错。
还有媒体的“克隆”、模仿现象,缺乏新意,枯燥无味。
这反映了媒体正在失去自己独特的表达能力和话语的创造能力,只能任由他人的声音来填充自己的话语空间。
临时的单向认同和盲目跟风,实际上既不能化解媒体的现实危机,也不能化解它的身份危机,只会引发新的危机。
(2)焦虑。
当前中国媒体笼罩着的强烈焦虑感,就是一种新的危机。
有人称之为焦虑综合症,并总结为“媚俗严重、跟风剧烈
、炒作成风
、竞争无序
、政策博弈”五个方面。
媒体工作人员每天不断的赶新闻,赶节目,无尽的工作伴随着强烈的倦怠情绪;
媒体之间也好像处于一种无尽的发行、制作、争夺观众和市场份额的竞赛中。
表面上看是严酷的市场竞争的结果(生存原因),深层原因却是媒体身份无法在整体上统合其它角色,不能对各种资源进行有效地整合和利用,而让各个自相矛盾的角色为争夺资源疲于奔命,无法获得精神上满足感和成就感(自我价值感的失落)。
于是这种“个人的无意义感,即那种觉得生活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的感受,成为根本性的心理问题。
”因此,从身份角度来说,媒体的生存危机还不是主要方面,而更加严重的是生存的唯一目的性导致价值感的失落。
利益驱动排斥了其它角色需求,所有其它的角色要求均成了自己获取利益的工具或手段。
但是其它的角色要求并没有失去力量,它们不断的给媒体施压,而媒体又不能有效和正面整合这些要求。
缺少精神文化和伦理道义的支持,媒体感受到不断增加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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