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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生们走进来。
她得到了校长的肯定。
“教育永远要面向学生展开,他们不是观众,而是参与的主体。
”这位团委书记说。
在十一学校“以学生为中心”,不是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他们梳理了学校成功的文化与基因,包括寻找教师的定位。
老师们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论,有时像要打起来似的。
最后,他们达成共识:
教师的职业定位在于,“在学生今日之爱戴与未来的追忆中,寻找富有乐趣的教育人生”,并把它写进了《十一学校行动纲要》中。
其中还有一段话,强调了学生的地位和分量:
“学生在你心目中的地位有多高,那么你在学校中的价值就有多大。
任何一位老师都可以有自己的个性甚至缺憾,但都不可以轻慢学生、忽视教学。
”这种轻慢得不到学校的原谅。
另一个问题是,在升官发财的同学、朋友们面前,老师们拥有哪些骄傲的资本?
几番争论之后,答案浮出水面:
从学生对社会的贡献中寻求自己的价值。
“一个老师没有这种心态、境界,永远成不了教育家”。
在学校主干道上的宣传栏里,经常展出优秀校友风采录,其中必有此人与当年的班主任、任课教师的合影。
工会还在教师节展示学生们送的贺卡,或把那些令人心潮澎湃的赞语印在笔筒上,送给老师们。
校方希望他们从中看到自己的价值。
富有乐趣的教育人生,不能被无休止的会议、表格、检查破坏。
该校去年只召开了一次全体教职员工大会,因为上级来考察某位要外出担任校领导的同事。
老师们要填的表格也越来越少,管理者们身体力行:
最成功的管理就是不给人找麻烦。
甚至也不检查老师们的考勤、备课、课堂教学及批改作业的情况。
一位老师感叹说,学校真是要让我们自由成长。
连分数这样的评价指标也在高中前两年退居幕后,不出来兴风作浪。
十一学校认为,教师肩负着塑造学生精神生命的神圣职责,从事着世间最复杂的高级劳动。
这样的职业怎能靠几张试卷、几个数字去判断优劣呢?
他把这个评价的权力交了学生,引导他们从正面诊断老师的教育教学情况,判断依据是代表教师职业特点的10大要素,如:
“我觉得老师能够公平对待每一个学生,做到一视同仁”;
“我从老师那里学到了很多分析问题的方法”;
“老师注重我品德和良好习惯的培养,让我学会如何做人、做事”等。
校方汇总诊断结果后,所做的只是为每一个指标确定等级,老师接过表格,一目了然:
我在哪些方面得到了学生的认可,还有哪些需要改进。
校方认为,不同的指标就像苹果和墨水一样,独立去看,清楚明白,如果把它们混在一起,就会成为怪物。
从中科院计算机软件与理论专业毕业的屈楠博士说,学校以各种方式让所有老师把注意力集中在学生身上,不要陷于斤斤计较之中。
这个年轻人说:
“我们考虑的,是怎么样对学生更有帮助。
”这所学校规定,只有学生的成长才是教师的业绩。
“今天提教育家办学,与过去提的校长办学有本质区别。
李希贵我们希望办学的价值,发生在学生身上,影响不同学生个性的成长,使每一位学生都受益。
重新造车,让车飞了起来
两年前,李希贵鼓动王鲁豫来十一学校任教,“会有你想象不到的变化”。
她不以为然。
王鲁豫时任泰山外国语学校副校长,几乎拿遍了山东英语教育界的各种荣誉,是学校绝对的权威,一些老师甚至不敢走进她的办公室。
到十一学校后,她才明白,之前虽贵为特级教师,也只能算是教书匠,所做不过是对教材这辆车修修补补,加点自己的内容罢了。
现在,“是重新造车,并且让车飞了起来”。
他们打造的是一辆辆名叫“XX课程”的车,它们要带着学生们驶向美好的明天。
今年的新生人手一份近四万字的课程手册,其中有九个领域的二百多门课程供选择,包括商学与经济学。
该校从去年9月起在高一推行走班选课制,今年惠及到初一年级。
校长在课程手册的前言中告诉“亲爱的同学们”,生物界的最大魅力就在于它的多样性,每种生命(包括人的成长)都是独一无二的。
学校的课程改革会帮助你们逐步明白,我喜欢干什么,我能干什么,我将来要干什么。
学生们自选课程,形成与众不同的课程表。
让不同的学生变得更加不一样,是这所中学的使命。
但它也注重培养学生具备相似的品质,即成为志存高远、诚信笃志、思想活跃、言行规范的杰出人才。
“任何育人目标都必须通过对应的课程来实现,否则,只能成为口号。
”副校长秦建云说,学校在努力“创造适合学生个性化发展的课程体系”。
比如,开设了五个层次的数学课程。
高中语文被细分成九门课。
科技英语、原版书阅读、翻译等也成为了一门门独立的课程。
技术课程方面多达19个模块,包括汽车造型设计、机械技术、服装设计制作,等等。
程加宁同学进入十一学校后,惊喜不断,“在这里学习,可以有多种方式,可以有多种选择,可以不在教室里,可以没有老师。
”她说。
课程开发也解放了老师们生产力,他们可以专注于自己感兴趣和擅长的领域。
有人不适合照顾后进生,可以专门负责尖子生的教学;
有的老师不会教英语听力,没关系,他擅长教阅读和写作。
长期以来,课程的单一和统一,导致“因材施教”无法落实。
教育应向超市学习,提供丰富的产品供应,满足学生的选择权。
“当学生有权利为自己的未来选择感兴趣的课程时,他们才有可能在自己身上装一台发动机”。
李希贵说,如果学校不把每一个学生的个性成长放在心上,不把每一个学生的发展作为它的办学追求,就不可能实现教育家办学。
3月5日,美国名师雷夫·
艾斯奎斯参观了十一学校。
他说,在那些学生身上,没有看到因为学习压力带来的焦虑,他们都很快乐,在独立地学习、排练节目,而不管雷夫是否在一旁观看。
全新的激情取代职业倦怠感
去年暑假,十一学校全面开启课程改革之旅,把上百名教师拉到郊区“闭关造车”。
老师们最初“一头雾水,不知道如何下手”。
校长早已蓝图在胸,却不对老师们指手划脚。
他只是轻描淡写地提几条原则,譬如学科是为学生服务的,不同的学生是不一样的,应该让不同的孩子变得更加不一样。
如何落实,你们去想办法。
负责课程改革的秦建云,在半个月里,一个一个地找老师们聊,瘦了八斤。
这项庞大的工程是在争论、争吵中拉开序幕的,侯敏华曾目睹两名英语老师吵得脸色煞白。
他们的职业倦怠感,现在被全新的激情取代了。
黄娟没想到,竟有机会把读博士期间专攻的鲁迅研究,开发成高质量的选修课。
她兴奋得睡不着觉,在凌晨三四点钟还在家里踱来踱去,构思课程。
四十多岁的英语教师侯敏华,加大了阅读量,一年要看四十来本英文杂志,读三四本原版图书,最近她看的是《杀死一只知更鸟》。
身材瘦小的潘国双释放了身上的巨大能量。
他今年33岁,曾在北京服装学院任教六年,三年前从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博士毕业后,成为十一学校的一员。
他负责数学5的教材研发,针对学校里最具数学天赋和兴趣的一群学生。
这本教材仅目录就有49页,融合了初高中和大学的部分内容。
潘国双曾经渴望拥有这样的教材。
他在初一学勾股定理时,就推导出了三年后才能见到的余弦定理。
初三暑假,他学完了整个高中的数学。
他后来几乎不听数学课,推广、演绎、改造题目,把大学的一些内容也推导了出来。
潘国双从不按部就班地讲解教材。
初一年级只有两本数学书,他讲了五本。
这些孩子到高一的时候,就有几人被保送国内顶尖的大学,还有14人进入由36名同学组成的科学试验班。
他几乎不给学生们留课后作业。
他读中学时,最烦老师布置作业,从来都不做,因为他都会。
但潘老师从来没有忽视对学生的观察,悄悄为他们分层:
有六人能在一年内学完高中三年的内容。
有几个处于第二梯队,很用功,基本上不用管。
另外几名同学实力很强,但经常偷懒,属于潜力股,得不时刺激他们。
有不到10名同学处于末端,满足高考的要求就行了。
这个年轻人基本不备课,只在脑子里大致勾勒下要讲的内容。
他笑着说:
“好在学校从不检查教案。
十一学校梳理了多名优秀教师的成长路径,发现在他们的成长路上,都会出现典型事件、典型人物和关键书籍。
参与开发课程,将成为这样的典型事件。
在这里,编写教材不是少数人的权力,所有教师都要参与。
有人免不了抱怨:
让他写还不如我来写。
这话可能没错,但他还是得写。
在校方看来,这是老师体验教育、加速成长的良机。
十一学校还出现了一个中学里十分罕见的机构:
教教育家书院,院长是政治老师赵继红。
这是该校定位于培养教育家的地方,即便对新进教师,也要按照教育家的标准、理想、追求去培养他。
和课程研究院一样,书院不是行政机构。
如何发挥学术的力量,吸引老师们参与书院的课程,是赵院长面临的挑战。
好在校长说了,活动场面不一定要大,只要搞出品味,有三五个人在,觉得有收获,就是有效的。
去年12月2日,书院催生了优秀教师提升的平台:
卓越教师研究室,由3位入选教师教育家工程的老师领衔,吸纳不同年级、不同学科的同事组建团队,分别致力于“课堂教学变革”、“数学自主探究”、“教学与评价”的探索。
教育家书院忙个不停,每月为老师们购买书籍,每周举办“名师大讲堂”,吸引众多有独到见解的老师先后登台,所讲内容涉及诗歌、易经、历史、相对论、鲁迅研究、电池、生物遗传,等等。
我的学科教室与你的不一样
33岁成为特级教师,每年教四到六个班,连续多年赢得学生们百分之百的满意度。
这样的教师,还能怎么进步?
她自己也觉得,教学能力似乎登峰造极了。
但学校的“课堂成长年”,提倡教师把课堂这个舞台让给学生。
王春易想,它是我生活的全部,怎么可能拱手让人?
她拒绝接受学校的理念,除了一条:
师生关系是有效课堂的基础。
王老师说:
“谁改变都轮不到我改变!
但是,那些标语在办公区里贴得到处都是,“刺激着你,动摇着你的意志”。
在一年后,这位不管什么样的学生都很喜欢的老师,开始反思自己的课堂:
学生喜欢的课一定是好课吗?
直接让他们获取不需要消化的知识,有利于学生的成长吗?
我的课真的符合教育规律吗?
她意识到,面面俱到的讲授,阻碍了学生们的创造力和思考能力,“我没有尽到老师的责任”。
一个新鲜事物适时出现,如同催化剂。
王春易说:
“没有它,我不会变得这么快、这么彻底”。
它叫“学科教室”。
同事闫存林利用幻灯片在白色的屏幕上,展示了一些教室的图片,以此说明,不管是现在还是100年前,不管在乡村还是在北京,教室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一排一排的座位,面对着讲台。
他的疑问是:
在这样的教室里,能否及时进行某个学科的阅读?
能否就某一问题查阅相关的参考书籍?
能否随时进行实验?
能否迅速进入真正的学科环境?
能否集中看到学生们的学科作品?
答案基本是否定的。
学科教室将试图回答这些疑问。
在十一学校,讲台被请出了教室,它的消失将促使教师站在学生中间,使平等的对话交流成为常态。
另一个变化是,教室逐渐功能化。
老师们第一次有了布置属于自己教室的冲动。
当它们不再“千室一面”,个性就显露出来。
走近王春易的生物教室,该学科特有的味道扑面而来。
她在教室的楼道里张贴了23个生物界的重大发现,和近10年来诺贝尔生物学奖的获得者及其研究成果。
教室里是丰富的生物学世界:
有薄荷、虎刺、巴西龟、青蛙等动植物,有各种实验仪器、上百本图书。
“生物学科教室是用来上生物课的,是不是应该在此回归这门学科的本质?
”王春易说。
她引进了大量的实验。
过去一年,学生们完成了约30个分组实验,求知欲望高涨。
这个特级教师曾经认为,教育就是一堂堂的课。
现在,她考虑的是如何育人,在课程中体现生物学科素养——在帮助学生们获取知识与能力的同时,培养他们对生命的热爱与敬重。
鼓励先进还要允许落后与差异
很多老师都听秦建云说过这句话:
你要是相信了领导,实际上就背叛了自己。
他的从教经历曲折,先在河北张家口市的一所大学教了六年普通物理学和量子力学,觉得没什么意思就来北京闯荡,在一家公司做了八个月电工,后又辗转几所中学,一位教学副校长曾当众斥责他:
你就是和我们不一样,说你还不听,不知道你要干什么。
2002年,秦建云进入十一学校。
“我和绝大多数老师不说话,觉得没这个必要”,他说,“我是一个享受孤独的人”。
这两年,他和老师们说过的话估计超过了他在过去10年的总和。
这位物理老师喜欢读哲学、经济学和人口学之类的书,他总是表情严肃,好像一直在思考人类社会的命运走向,在课堂上却很放松,和学生沟通起来毫无障碍,赢得了“魅力秦爷”的雅称。
秦建云不愿意与领导合作,李希贵不在乎,决定请此人出任他构思中的课程研究院院长。
现在,轮到老秦去发现人才了。
潘国松的出现让秦院长很惊喜,“他可以随心所欲地重构数学”。
秦建云聘他为课程研究院的研究员。
小潘不走寻常路,不按年级的进度备课、上课,有个别老师批评他“不是育人是毁人”。
但年级组长很包容,还鼓励他:
你只要觉得可以,就行。
高大俊朗的魏勇,大学读的是政治专业,曾在乡村小学教书三年,现在是业界有名的历史教师。
在一些同事眼里,其言论过于偏激,但他很受学生欢迎。
此人讨厌开会,竟得到了“特殊照顾”,可以不参加会议。
他还私下表示不想教高三,也如愿以偿。
在魏勇结束高二学年的教学后,校长主动地告诉他:
你不想上高三可以不上。
”“中学的特级教师几乎都是应试高手,魏勇当年玩高考也玩得很转,只是玩伤心了。
”秦建云说。
魏勇追求心灵的开放和自由,反对管束学生,其历史课的特点可用他的一本书的书名概括为“用思想点燃课堂”。
“优秀的学校有一个明显的标志。
”秦建云说,“它有一批很好的教师,学校对他们有一点宠爱。
十一学校希望百花齐放,它鼓励先进,也允许落后。
这种心态也被视为教育家办学的前提,因为教育是慢的艺术。
王春易在抵制课堂变革的一年中,校长从来没有向她提过要求。
“他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耐心,去等待老师们的觉醒呢?
”王春易把课堂让给学生后,曾遭到他们的强烈抵制。
学生还不习惯自主的学习方式,一些学生的成绩出现下滑。
校长却鼓励她:
成绩有点下降很正常,没有关系,办法总比困难多。
“允许落后,我们就有一种被理解的心情,研究能力、上进心就会被激发。
”闫存林身有体会地说,“如果越压制,反而越不愿改变。
”他也曾排斥改变自己的课堂。
闫存林是位很优秀的语文教师。
其他班的一些同学因无法到场聆听他的课,常托人把老师的讲课录下来。
这位小个子老师希望在语文课上传递正能量,影响孩子们的人生道路,让他们在多年后回忆时,仍有“温暖”的感觉涌上心头。
“和而不同,鼓励差异化发展”,闫存林说,现在每个老师的成长压力都很大,但面对压力的态度已由过去的担心、恐惧转变为积极寻求解决之道。
让学生为自己的成长负责
2011年9月,高一年级实施走班选课,同班同学散落在不同的教室里上课。
班主任找不到自己的学生,却看到了孩子们在学科教室里扔下的许多垃圾,说话也口无遮拦。
“把小老虎们从笼子里放出来后,他们还不知道怎么规范自己的言行。
”,一年过后,那些现象大大减少。
“还是把他们放出来更好,有利于充分暴露问题。
十一学校反对用退回去的方式,解决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
经验丰富的班主任面临的挑战是:
学生们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其问题与困惑都更加个性化。
“如果我们不能在学生的个性发展和定位上有所作为,就不会对学生有真正的帮助。
”侯敏华说。
尽管,他们坚信前途是光明的,但侯敏华还是忍不住在一次会上半开玩笑地说:
“拜校长所赐,我正在经历二十多年的教育生涯中最艰苦的一段时间。
最初,侯敏华仍以老班主任的眼光,看待接手的新班级。
入学都快两月了,孩子们怎么看起来还满腹心事,很不开心?
这36名学生,来自北京的二十多所初中,侯老师意识到问题可能来源于多元文化的冲突。
自己却被以前的成功经验蒙蔽了双眼。
她诚恳地向一群十几岁的孩子做了检讨。
过去,班主任可以先见森林后见树木,只要宣布合理的规章制度,表现出和学生坦诚相见的姿态,就成功地迈出了第一步。
至于和同学们一对一的交流,不需要。
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学生们突然失去了集体的归属感,和自己相似的人(看起来如此)也少了,每个人面临的问题都不一样,连班主任也靠不住了。
孩子们慌了。
当侯敏华逐个找学生们聊天,一起分析不开心的原因,并鼓励他们尊重自己,保持个性。
这位快言快语的老师,抑制了好为人师的冲动,成了一位很好的倾听者和引导者,让满腹心事的学生得意洋洋的离开了她。
学校也在探索如何应对新变化。
先是任由班主任单兵作战,两个月后他们身边出现了导师(由部分任课老师兼任),最后干脆把班主任取消了。
实行导师制的思路是一位班主任最先提出来的。
年级主任于振丽说,导师的定位是:
高位引领,不管琐事,负责对学生进行人生引导、心理疏导和学业指导,但不是小班主任。
通常,一位导师会负责几名或十几名学生。
本学期伊始,校长问于振丽:
你能不能胆子更大一点,连导师也不要了,让学生们完全凭个人的规划学习、做事?
于振丽找老师们谈,一半赞成一半担心。
她约八名学生吃饭,听取他们的意见,只有一人反对。
高二年级的七名咨询师取代了四十多名导师的位置,他们依然为学生提供学业及职业规划指导,只要等着孩子们主动找上门来。
侯敏华担心咨询师制难以呵护孩子们的心灵成长,但是,从班主任到咨询师的变化过程,符合十一学校的努力方向:
构建让每位学生为自己成长负责任的教育机制。
学校认为:
与其让老师去彻底认识自己的每一位学生,倒不如让学生自己认识自己。
学校开发课程因材施教,使得学生的自我发现成为可能。
这种变化体现在高考志愿的填报上,是家长施加给孩子的影响力被削弱,越来越多的学生有了自己的想法。
2012届毕业生蒋欣则,拒绝按照父母的意思报考金融专业,他认为,那些玩弄财富的人,对社会没有多大的推动作用,剥夺了穷人的生存权利,很可耻。
他要去中国科技大学读物理,然后学建筑。
学生能走多远,他的老师就能走多远
距离2010年2月4日越久远,这个日子的意义可能会越清晰。
这一天,十一学校的14位老师怀着激动而忐忑不安的心情,走上了钓鱼台国宾馆的红地毯。
该校启动了教师教育家成长工程,他们是首批入选者。
一群普通教师与教育家称号联系在了一起。
“只有教育家是从课堂里面走出来的时候,这个时代的教育才是成熟的教育,这个国家的教育才有可能是充满智慧的教育。
”李希贵在启动仪式上表示,“今天,我们即将迎接这样一个时代。
他认为,只有当一所学校的大批优秀教师,以教育家的情怀、教育家的境界、教育家的心态和教育家的教育艺术,来推动学校发展,影响学生成长的时候,这所学校才实现了“教育家办学”。
五年来,面对千差万别的师生们,面对具有特有的认知规律与教学规律的各个学科,面对每一次独特的教育教学活动,十一学校没有实施统一的教育行为。
副校长吴凤琴说,刚性的行政命令在这里被降到了最低限度。
在推进学科和学术领域的改革中,校长躲在后台,尽量避免以行政的力量和校长的身份与老师们对话。
在9月13日的迎新酒会上,到场的每个人拿到了一份“倡议书”,上面写着:
在学校,什么称谓最崇高、最应受人尊敬?
——是“老师”,不是“校长”,也不是“主任”。
校方倡议:
“让我们从现在开始,习惯亲切地称呼彼此姓名,习惯互称老师吧。
”对称呼职务者,罚做俯卧撑。
这些教师的业绩将交由学生的成长去体现。
十一学校认为,从学生的表现判断学校的生态,是教育家应有的眼光和情怀。
从一个全新的课堂出发,学生能走多远,他的老师就能走多远。
程加宁同学将在一年后离开的母校。
她说,“十一”真正的标志,并不是校门口标志性的思方行圆雕塑,而是“十一”学子脸上洋溢着的自豪而幸福感的笑容;
“十一”真正的历史,并不是校史馆内60年来的记录,而是每个“十一”学子心中难忘的故事;
“十一”真正的成就,并不是每年屡获的各类奖项、荣誉,而是每个“十一”学子个人的最大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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