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经济学论述题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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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应该怎样进行安排？

（16）税收对私人投资的影响包括哪些方面？

具体各有什么影响？

（17）试以局部均衡分析方法对商品课税的税负归宿进行分析。

（18）试述负债有害论和公债新哲学论的基本观点。

（19）简要说明银行系统和非银行系统认购公债的经济影响。

（20）阐述公债管理的流动性效应和利息率效应。

（21）分析公债管理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同一性与差异性，协调配合运用中应遵循什么原则？

（22）简述年度预算平衡论、周期预算平衡论和功能财政论的主要论点。

（23）什么是财政乘数？

它由哪几个方面的乘数组成？

分别对GDP的均衡水平有什么影响？

（24）自动变化的政府支出包括哪些项目？

简述它们的作用机制。

（25）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职能划分的经济学基础是什么？

（26）论述税收收入划分的方式。

答案：

答：

公共财政具有资源配置职能、调节收入分配职能和促进经济稳定发展职能。

首先，公共财政之所以履行资源配置的职能，归结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公共物品或服务的存在。

公共物品具有效用的非可分割性，即公共物品或服务是向整个社会共同提供的，整个社会的成员共同享用公共物品或服务的效用，而不能将其分割为若干部分，分别归属于某些企业或个人享用；

消费的非竞争性，即某个人、企业对某种公共物品或服务的享用，并不排斥、妨碍其他人或企业同时享用，也不会因此而减少其他人或企业享用的数量或质量；

受益的非排他性。

即在技术上没有办法将拒绝为之付款的个人或企业排除在公共物品或服务的受益范围之外，或者，任何个人或企业都不能用拒绝付款的办法，将其所不喜欢的公共物品或服务排除在其享用品范围之外。

正因为公共物品或服务具有上述三个特性，市场的生产或提供才成为失效的方式，出现了“免费搭车者”这类“公共悲剧”，不能指望追求自身利益——效用最大化的个人会保证公共物品或服务或劳务的供给。

公共财政的职能之一，就是在个人之间以及眼前与长远利益之间合理配置资源，以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共利益最大化。

其二，外部效应的存在。

外部效应的关键方面是相互影响而又没有相应的补偿。

某些个人或企业的行为活动影响了其他人或企业，却没有为之承担应有的成本费用或没有获得应有的报酬。

简言之，外部效应就是未在价格中得以反映的经济交易成本或效益。

如果某一个人或企业的行为活动使得其他人或企业因此而受益，可称为正的外部效应，或称作外部效益。

反之，如果某一个人或企业的行为活动使得其他人或企业因此而受损，可称为负的外部效应，或称作外部成本。

无论是正的外部效应，还是负的外部效应，如果不能予以纠正或抵消，其结果都将是资源配置的失效。

即具有外部效应的物品或服务的供给，不是过多，就是过少，不可能实现具有效率的均衡。

这时，就不能在市场机制的框架内解决问题了，而必须由政府部门以包括公共财政手段在内的非市场方式来解决了。

其三，不完全竞争状态的存在。

主要是由垄断以及规模报酬递增行业的存在造成的，在不完全竞争的状态下，生产者按照边际效益等于边际成本法则决定的产量水平，低于帕累托资源配置效率所要求的水平。

按此决定的价格水平，高于社会边际成本的水平。

由此势必造成一种净效益的损失，或说是资源配置的失效。

为了使产量增加到社会边际效益等于社会边际成本的水平，并使价格降至同社会边际成本相等的水平，公共财政必须进行干预。

其次，公共财政之所以履行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是由于收入分配不公现象的存在。

在市场机制作用下的收入初次分配状况极不公平。

这样，客观上就要求社会有一种有助于实现公平目标的再分配机制。

公共财政可以说天然地具有作为再分配工具的有利条件：

政府拥有强制征税的权力，这使得它可以大规模地介入国民收入的分配过程，通过税制设计上的巧妙安排，如征收累进的所得税，把资金从那些应该减少收入的人手中征集上来，然后，再通过各种类型的转移性支出项目，如医疗保险、食品券补贴等，把资金移转给那些应该增加收入的人。

最后，公共财政之所以履行稳定经济的职能，是由于市场经济不可能自动、平稳地向前发展。

稳定经济，就是指政府作为市场上的一种经济力量，运用宏观上的经济政策手段有意识地影响、调控经济，实现既无失业又无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

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不是完美无缺的，必须由政府进行宏观调控。

在政府所拥有的各种宏观经济政策手段中，公共财政的地位举足轻重，它在维持总供求的大体制方面具有无法被替代的作用。

还可以通过公共财政上的制度性安排，如累进所得税制，使财政发挥某种“自动”的稳定作用。

一种物品或服务的社会边际效益（MSB）是指人们对某种物品或服务的消费量每增加一个单位所增加的满足程度，可以通过人们为增加一个单位的该种物品或服务的消费量所愿付出的货币最高额来测定。

一种物品或服务的社会边际成本（MSC）指的是每增加一个单位某种物品或服务的生产量所需增加的资源消耗的价值，可以通过为补偿因增加一个单位的该种物品或服务的生产量所消耗的资源价值而需付出的货币最低额来测定。

某种商品或服务的最佳产量可以通过比较其在不同的产量水平上的社会边际效益和社会边际成本来决定。

当某种商品或服务的社会边际效益大于社会边际成本时，消费者为增加消费所愿付出的货币最高额超过了生产者为补偿因增加生产所消耗的生产要素而需付出的货币最低额，同时其境况又未因此而较前变坏。

只要某种物品或服务的社会边际效益大于其社会边际成本，至少会有一人会随该种物品或服务产量的增加而使自己的境况较前变好，同时又不会使其他任何人的境况较前变坏。

当某种商品或服务的社会边际效益小于社会边际成本时，消费者为获得消费而愿付出的货币数额将不足以补偿生产者因增加生产而需消耗的生产要素的价值。

消费者便不能在不使生产者境况变坏的条件下而使自己的境况变好。

因此，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即“帕累托效率”的条件是：

配置在每一种物品或服务或劳务上的资源的社会边际效益均等于其社会边际成本，用公式表示即为：

MSB＝MSC。

负的外部效应的最关键问题，就是带有负的外部效应的物品或服务的价格，不能充分反映用于生产或提供该种物品或生产要素的社会边际成本。

例如，由于污染环境，造纸行业的生产会给除纸张交易双方之外的其他人或企业造成损害。

无论买者或卖者都未核算其给第三者带来的这一成本。

假定造纸行业处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

需求曲线D和供给曲线S在一点相交，这点决定了均衡价格和均衡产量。

D代表着购买者可从纸张的消费中所得到的边际效益，也就是纸张的社会边际效益，即D＝MSB。

供给曲线S代表着企业为生产每一追加单位的纸张所付出的边际成本。

但是，这条曲线所代表的边际成本仅是私人边际成本，即S＝MPC，而未将生产每一追加单位纸张所发生的全部成本包括在内，也就是未计入外部边际成本MEC，社会边际成本MSC=MPC+MEC。

因此，在存在负的外部效应的情况下，该种物品或服务的私人边际成本小于其社会边际成本。

不加干预的纸张市场的均衡在MPC=MSB点实现，这点所决定的产量水平不是最佳的，因为资源配置效率的实现条件应是MSC=MSB。

有效的均衡应当在包括了私人边际成本和外部边际成本在内的社会边际成本恰好同社会边际效益相等这一点实现，即MSC=MPC+MEC=MSB。

在存在负的外部效应时，该种物品（或服务）的生产和销售将会呈现过多状态。

正的外部效应的最关键问题，就是带有正的外部效应的物品或服务的价格不能充分反映该种物品或服务所能带来的社会边际效益。

例如，用于预防传染病的疫苗接种，就是带来正的外部效应的一个典型例子。

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上，接种疫苗的需求曲线D和供给曲线S相交于一点。

需求曲线D所反映的仅是消费者自身可从接种疫苗中获得的边际效益。

消费者的决策所依据的仅仅是私人边际效益，而未包括外部边际效益。

这样一来，在D与代表接种疫苗的社会边际成本的供给曲线S（为简化起见，这一例子假设提供疫苗接种的私人边际成本恰好等于其社会边际成本）相交点所决定的产量水平上，接种疫苗的社会边际效益超过了私人边际效益，依据私人边际效益做出的产量决策是不具有效率的。

社会边际效益（MSB）可通过将私人边际效益（MPB）同外部边际效益（MEB）相加而求出。

在存在正的外部效应的情况下，该种物品或服务的私人边际效益小于其社会边际效益，该种物品（或服务）的生产和销售将会呈现不足状态。

矫正性税收着眼于私人边际成本的调整。

其操作办法是：

对带有负的外部效应的物品或服务征收相当于其外部边际成本大小的税收，以此将征税物品或服务的私人边际成本提高到同社会边际成本相一致的水平，实现负的外部效应的内在化。

所以，矫正性的税收的突出特征是其数额同外部边际成本相等。

矫正性税收的作用可简要归纳为：

将外部边际成本加计到私人边际成本之上；

增加物品的生产成本和售价，进而将物品的产量减少至社会边际效益和社会边际成本相等的最佳水平；

将部分收入从生产者手中转移给遭受物品生产所带来的负的外部效应之害的个人或企业以及需要享受政府提供服务的个人或企业；

将负的外部效应带来的损失减少至可以容忍的水平（但不能减少至零）。

矫正性财政补贴着眼于私人边际效益的调整。

其操作方法是：

对带有正的外部效应的物品或服务的消费者，按照该种物品或服务的外部边际效益的大小发放财政补贴，以此将补贴物品或服务的私人边际效益提高到同社会边际效益相一致的水平，实现正的外部效应的内在化。

所以，矫正性的财政补贴的突出特征是其数额与外部边际效益相等。

矫正性财政补贴的作用可归纳为：

将外部边际效益加计到私人边际效益之上；

增加对带有正的外部效应的物品或服务的需求，并降低消费者为其支付的净价格，进而将其产量调整至社会边际效益同社会边际成本相等的最佳水平；

增加带有正的外部效应的物品或服务的消费者所获得的效益，从而鼓励这类物品或服务的消费。

纯粹的公共物品或服务，指的是那种向全体社会成员提供的且在消费上不具竞争性、受益上不具排他性的物品或服务。

纯粹的私人物品或服务，指的是那种只向为其付款的个人或企业提供的、且在消费上具有竞争性、并很容易将未为其付款的个人或企业排除在受益范围之外的物品或服务。

纯粹的公共物品或服务是向整个社会提供的，具有共同受益或联合消费的特点。

其效用为整个社会的成员所共享，而不能将其分割为若干部分，分别归属于某些个人或企业享用，不能按照谁付款、谁受益的原则，限定由为之付款的个人或企业享用。

纯粹的私人物品或服务的效用则具有可分割性，它可以被分割为许多能够买卖的单位，其效用只对为其付款的人提供，谁付款谁受益。

纯粹的公共物品或服务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某一个人或企业对它的享用，不排斥、不妨碍其他人或企业同时享用，也不会因此而减少其他人或企业享用该种公共物品或服务的数量或质量。

这就是说，增加一个消费者不会减少任何一个人对公共物品或服务的消费量，或者，增加一个消费者，其边际成本等于零。

纯粹的私人物品或服务在消费上具有竞争性，即某一个人或企业对某种一定数量的私人物品或服务的享用，实际上就排除了其他人或企业同时享用。

纯粹的公共物品或服务具有受益的非排他性，在技术上没有办法将拒绝为之付款的个人或企业排除在公共物品或服务的受益范围之外。

或者说，公共物品或服务不能由拒绝付款的个人或企业加以阻止。

任何人都不能用拒绝付款的办法，将其所不喜欢的公共物品或服务排除在其享用品范围之外。

纯粹的私人物品或服务在受益上是必须具有排他性的，只有在受益上具有排他性的物品或服务，人们才愿意为之付款，生产者也才会通过市场来提供。

现实生活中的物品或服务多是居于纯粹的公共物品或服务与纯粹的私人物品或服务这两个极点之间的，它们既具有私人物品或服务的某些特性，又具有公共物品或服务的某些特性，被称作混合物品。

混合物品包括拥挤性的公共物品和价格排他的公共物品。

拥挤性的公共物品，是指那些随着消费者人数的增加而产生拥挤，从而会减少每个消费者可以从中获得的效益的公共物品或服务。

这种物品或服务的效用虽为全体社会成员所共享，但在消费上具有一定程度的竞争性。

这即是说，这种物品或服务在消费者的人数达到拥挤点之后，消费者人数再增加，其边际成本不为零。

价格排他的公共物品是指那些效益可以定价，从而可在技术上实现排他的公共物品或服务。

这类物品或服务的特点是：

一方面，它的效用名义上向全社会提供，即谁都可以享用；

另一方面，它在受益上却可以排他，即谁花钱谁受益。

这两类混合物品和服务既可由私人部门通过市场提供，也可由政府部门直接提供，或是采取由政府部门给予补助的办法由私人部门通过市场提供。

价格排他的公共物品或服务，可在技术上实现排他，但其生产或消费很可能会产生正的外部效应。

如果由私人部门通过市场提供，必须由公共财政给予补贴，否则很可能会出现供给不足。

如果由政府部门直接出资经营，往往也需通过市场上的销售渠道，利用市场价格机制。

在消费者达到一定数量之前，拥挤性的公共物品的消费具有非竞争性。

对于通过向消费者收取一定的费用可以在技术上实现排他的公共物品，市场的供给和政府的供给便都是可以选择的方式。

实践中是以政府的供给为主，还是以市场的供给为主，则可视具体情况而定。

投票者是否参与投票，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

一是其参加投票的效益和成本，二是其投票对公共选择发生影响的可能性。

参加投票的效益，来自于投票者行使公民权利获得的满足和利益。

参加投票的成本，则是指投票花费的时间和精力。

只有在参加投票有净效益的情况下，投票者才会乐于参加投票。

很多人因确信其投票不会对投票结果产生任何影响而不愿意参加投票，这通常出现于投票人数相当多的社会。

投票者选择弃权的策略是合乎理性的，但是如果所有投票者都选择这种行为方式，其结果也就不会有以投票为特征的公共选择过程了。

为了防止在投票活动上的“免费搭车者”现象的出现，一些国家将参加投票视为公民必须履行的法律义务。

投票过程中，在有关政府的作用和其他问题上意见一致或相似的人们，往往会组合成一个势力集团，形成政党。

政党不仅对交付投票者表决的提案的形成施加影响，而且当有关提案的信息相对稀缺时，他们的政治行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左右最终达成的政治均衡。

政党的纲领通常由一系列分别迎合少数投票利益的项目所组成，通过将这些项目巧妙地进行组合，并将其成本分散到多数人身上，政党就可以赢得选票。

可以用追求选票极大化来解释政党的行为，选票极大化往往是多党制社会中成功获得政治权利的先决条件。

政党的提案只有满足中间投票者的意愿，才能实现选票极大化，实现其自我利益。

政府部门及其官员的行为，对公共物品或服务的供给及其效率会产生很大影响。

他们将公共权力最大化作为追求目标。

政府部门生产或提供公共物品或服务同私人部门生产或提供私人物品或服务存在很大差别。

政府部门之间不存在提供同种公共物品或服务的竞争；

政府部门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

公共物品或服务不以价格形式出售。

政府部门及其官员不以营利为目的，而是将公共权力极大化作为追求目标，公共权力的大小与其所控制的社会资源的数量正相关。

因此，公共部门权力极大化必然带来政府预算规模的极大化，这会导致公共物品或服务的供给量过剩，高于其最佳水平。

政府部门通常拥有提供公共物品或服务的垄断权，只有政府部门本身能够掌握有关这些物品或服务的信息，这使得官员们将公共物品或服务的社会效益人为夸大，从而使得通过投票过程所决定的公共物品或服务的供给量进一步增加。

特殊利益集团是指谋求增加对其成员有利的政府支出的院外活动集团，它们通过对政府官员、投票者施压或影响，以谋求对其成员有利的提案的支持。

特殊利益集团的活动常常左右税收负担的水平及其分布、政府财政补贴的去向、政府支出项目的设置，并对政治均衡的最终形成产生重大影响。

第一，消耗性支出对流通领域的影响。

政府的消耗性支出，首先影响到物品或服务的销售市场。

众所周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物品或服务必须通过市场销售后才能被使用；

市场上必须有足够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销售才能实现。

在现代经济条件下，社会总需求是由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政府消耗性需求构成的。

政府雇员、军事人员及其家庭的消费需求、政府部门本身的消耗性需求都是社会总需求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这些都是通过政府的消耗性支出实现的，显然它们对于社会总需求的形成有着重大影响。

投资需求，主要是资本品的投资。

私人部门只有在市场情况对它们有利的情况下才会进行这种投资，而只有在政府大量订货的刺激诱导下，市场情况才能满足其追求最大利润的欲望。

所以，没有相应的政府消耗性支出，私人部门的生产投资必然不能达到这样的规模。

至于政府部门本身的消耗性需求，更是社会总需求的一个组成部分。

它的增减变动会直接制约社会总需求的形成，在此不必赘述。

简言之，政府的消耗性支出是各种物品或服务的销售得以实现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

第二，消耗性支出对生产领域的影响。

政府的消耗性支出，既然能够影响流通，自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生产。

政府消耗性支出对生产领域的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即消耗性支出的增加和减少。

政府消耗性支出的增加，即政府对物品或服务的需求增加，导致市场价格上升，企业利润率上升，企业扩大生产，所需资本品和劳动力增加。

同样的道理，在各部门企业之间出现连锁反应、相互影响的情况下，政府消耗性支出的增加可能导致社会生产普遍增加。

随之，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亦将有相应的反响：

在资本市场方面，由于投资的利润率有所提高，原来不愿投资的市场游资会转向生产，或者个人将储蓄资金的一部分用于投资；

在劳动力市场方面，失业者会被吸收到生产中去，或者新生劳动力获得就业的机会。

资本和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均为继续扩大社会生产提供了所需的物质条件。

于是，政府消耗性支出的增加，往往会通过直接或间接刺激社会总需求的增加，导致社会生产的膨胀，形成经济繁荣的局面。

当消耗性支出减少时，则会出现相反的情况：

政府对物品或服务的需求减少，导致市场价格下降，企业利润率下降，企业收缩生产，所需资本品和劳动力减少。

同样的道理，在各部门企业之间出现连锁反应、相互影响的情况下，政府消耗性支出的减少可能导致社会生产普遍萎缩。

随之，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亦将有相应的反响，一方面出现游离的闲散资本，另一方面出现失业的劳动力。

由此而引起的投资和消费需求的减少，都会导致社会生产的继续萎缩。

于是，政府消耗性支出的减少，往往会通过直接或间接减少社会总需求，而导致社会生产萎缩，形成经济衰退的局面。

第三，消耗性支出对分配领域的影响。

如果政府消耗性支出的总额不变，而只是所消耗的物品或服务的种类发生变动，那么，为政府提供所需物品或服务的各个企业分别从政府消耗性支出中所获得的收益额便会因此而发生变动，有的增加，有的减少，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状况，将因政府消耗性支出结构的变动而受到相应的影响。

如果政府的消耗性支出不是在结构上发生变化，而是普遍增加或普遍减少，那么，为政府提供所需物品或服务的各个企业或部门从政府消耗性支出中所获得的收益额也会随之增减，从而引起GDP分配状况的相应变动。

第一，转移性支出对流通领域的影响。

政府的转移性支出对流通领域的影响，是通过其对社会总需求构成中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作用来实现的。

政府的转移性支出，主要是由养老金、补贴、债务利息和失业救济金等方面的支出所构成的。

这些支出的结果，是政府的一部分财政资金无偿地注入私人部门之中。

如果转移性支出的对象是个人或家庭，这些支出会直接转化为个人或家庭的可支配收入，从而依这些个人或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的大小而形成消费需求；

如果转移性支出的对象是企业，这些支出会直接转化为企业的可支配收入，其中一部分有可能形成企业的投资支出，另一部分则通过增加资本和劳动力的报酬的途径而转化为个人或家庭的可支配收入，从而进一步形成消费需求。

这就是说，政府的转移性支出的相当部分会通过各种途径直接或间接地转化为消费支出和投资支出，从而制约社会总需求的形成。

第二，转移性支出对生产领域的影响。

政府的转移性支出对生产的影响，视转移性支出的对象是个人、家庭还是企业而有所不同。

如果转移性支出的对象是个人或居民，如居民生活补贴，其对生产的影响就是间接的。

它是通过受补贴的居民将所受领的补贴用于购买物品或服务之后才实现的。

当享受补贴的居民领到补贴金时，就形成了一定数量的货币购买力，从而会增加对大众消费品的需求，并导致这类物品或服务的产量的相应增加。

如果转移性支出的对象是企业，如企业生产补贴，其对生产的影响就是直接的。

向企业发放补贴的目的，就是保障其所得利润不低于应有的水平，以鼓励私人企业对利润较低或风险较大的行业进行投资，或者，使有亏损的私人企业得以维持其原有的生产规模，继续经营。

所以，企业生产补贴通过对一些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企业给予支持，帮助其克服生产经营中的各种困难，可以在促进生产发展或遏制生产规模萎缩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第三，转移性支出对分配领域的影响。

政府的转移性支出有可能改变在初次分配中形成的收入分配格局。

就以个人或家庭为对象的转移性支出如居民生活补贴来说，它实质上是在GDP已经完成了初次分配的基础上进行的再分配。

转移性支出的资金来源于各种纳税人在初次分配中所分得的各种收入，如利润、利息、地租和工资。

转移性支出的对象又是特定的，且主要限于那些收入低于维持通常生活标准所应有的水平（即在所谓贫困线或收入保障线以下）的居民。

于是，通过转移性支出这一渠道，收入的分配格局会发生有利于享受居民生活补贴的个人或家庭的变化。

就以企业为对象的转移性支出如企业生产补贴来说，其资金来源当然也是政府的税收收入，而税收收入又是政府取自各种纳税人在GDP初次分配中所分得的收入。

通过课税和转移性支出的过程，收入中的一部分便会由纳税人的手中转移到享受补贴的企业手中，从而导致纳税人和享受补贴企业在GDP分配中所占份额的相应变化。

很显然，这种变化不利于前者，而有利于后者。

对公共预算决策所作的机会成本分析，是从宏观的角度，就整体的公共预算决策对社会资源配置的影响进行的分析。

只有当资源集中在政府部门能够比在非政府部门发挥更大的效益时，政府占用资源才是对社会有效力的，或说是具有效率的。

因而，可以用“预算资金的社会机会成本”来评价公共预算决策的效率。

这里所说的预算资金的机会成本，指的是因这样一笔资金由非政府部门转移到公共部门而导致的非政府部门的效益损失。

如果一笔特定的资金交由公共部门使用所能达到的效益大于留在非政府部门使用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