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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收入/(所有者权益+有息负债),即资本周转率;
④(所有者权益+有息负债)/所有者权益,及财务乘数。
并非收入增速越高则估值越高,只有当净利润率超过必要的回报率时,增长才是创造价值的,否则只是价值毁灭。
基于信息的可获得性,我们将估值模型拆分为当前账面价值、中期超额收益、远期收益终值。
1)当期账面价值即为所有者权益,基于资产负债表即可得到;
2)中期超额收益取决于可展望期内对超额收益的测算;
3)远期收益终值可以由两种算法得到,一是基于可展望最后一期的超额收益的递推,另一个就是根据最终稳态下合理估值的倒算。
当前账面价值属于硬信息,而中期超额收益则来自于对显性期内的盈利预测,而远期超额收益则来自于经济逻辑及对永续增长的判断。
相比于NAV估值和PE估值,EVA估值可将市值变动对应于特定因素,且便于测算。
1)EVA模型可以将房企当前的资产和预测的超额收益同时纳入考虑,且可以拆分为当前、中期、远期三段,且能够较准确捕捉到市值的变动实际在反映营收增速、净利润率、周转率、财务乘数中的哪些因素;
2)该模型当前部分由资产负债表获得,中期超额收益来自于地产股3年盈利预测,远期超额收益则可以基于经济逻辑倒算,模型测算较为简便。
理论上来说,资本结构本身不创造价值,高财务杠杆带来的超额收益会通过高的资本成本对冲,但现实市场存在较大摩擦,考虑到在过去相当长时间内房企的融资确实创造了巨大的价值,且资本成本的测算具有相当高的不确定性,我们不再做相应调整。
2.地产远期项估值中枢较低,核心在于无护城河及远期业绩难展望
2.1.难持续创造超额收益,远期部分拉低了地产股的估值水平
地产股远期超额收益项占比较低,拉低总体估值水平,A股历史最高为39%,港股为29%。
无论是A股地产股还是港股的内房股,估值中价值来源的主要部分就是当期净资产部分,而远期估值部分占比一直不高。
1)A股主要地产股估值中,远期超额收益的占比从2011年34%下滑至2014年的-6%,其后2015、2016年回升至40%左右,继而继续下降,而2020年开始转负;
2)机构投资为主的港股,2012-2018年基本呈现出稳步下降趋势,从29%降至10%,其中除2014、2016年远期估值占比小幅为负外,2019年也开始急速下滑转负。
相比之下,白酒、电子等行业远期估值占比持续提升,达到85%以上,多数行业远期估值占比在60%以上,反映市场认可这些行业可在较长时期内持续创造超额收益。
1)与地产股账面所有者权益占估值比重较高不同,消费板块的白酒和科技板块的电子市场给予的远期价值占比逐年上升,分别已经占到85%、89%;
而从估值中隐含的长期超额收益增速看,白酒和电子已经分别达到8.2%、7.1%,与名义GDP基本相当。
2)从当前估值看,约半数行业远期估值占比可达到60%以上,较低的主要为周期股,地产股因大幅为负,排名垫底;
3)行业间的估值差异反映了高估值主要来自于远期收益部分,即需要被市场认可可以在较长时间内持续创造超额收益。
虽然地产股远期估值占比不高,但波动极大,主导着地产股估值的变动。
1)拆分地产股每年市值的变动,可以发现,净资产处于稳定增长的状态,3年期超额收益总体处于小幅波动,但远期超额收益波动非常大,主要决定着市值的变动;
2)测算过去10年A股净资产变动、3年超额收益变动、远期超额收益变动,标准差分别为231亿、294亿、801亿,港股也存在类似的变动,标准差分别为331亿、381亿、1265亿。
对地产股估值的分析需更多集中在对远期估值的展望上。
2.2.远期部分的估值中枢为总市值的10%左右,底线应该为0
市场给予地产股的远期估值较低,意味着市场认为房企难以持续创造超额收益或者远期超额收益难以预测,主要原因在于房企几乎没有护城河、商业模式中土地的非标准化导致业绩难展望及高杠杆易放大亏损。
1)长期的超额收益来自于较深的护城河,地产行业不具备。
由于住宅项目的开发和销售过程均相对简单,地产行业仅有的护城河也只剩下融资渠道及拿地能力:
过去部分房企可以凭借较强的融资能力快速提升财务杠杆,并通过良好的背景关系较为便捷地拿地实现快速崛起。
但2018年资管新规后,融资能力被较大限制,过去融资能力强、杠杆高的房企反而去杠杆的压力更大;
而土地出让更为市场化后,通过勾兑关系勾地的能力也被大幅抑制,“两集中”供地进一步加强了土地出让的透明性。
对应的经济学含义就是,激烈的竞争会使行业的超额收益必然快速收敛至0,所以地产行业远期难给高估值。
2)即使存在一定远期超额收益,对于单个房企来说也难以展望。
与多数行业生产标准化产品不同,房企主要是由一个个项目构成,当项目开发销售完,房企则重新拿地再投资,而地块本质上是非标品,新项目的收益则完全独立于老项目,按拿地到结算的3-4年周期算,3年后作为房企最主要资产的存货,几乎是全换一遍,市场对于3年后的超额收益难以预测。
对于较难预测的业绩,即使存在一定超额收益,市场也难以估测。
3)较高的负债率,也让远期展望的风险收益比较低。
由于地产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普遍在80%以上,意味着一旦资产端出现预期外的亏损,就会通过乘数效应极大侵蚀所有者权益,面对不确定性带来的极高风险,市场难以对远期进行较为乐观的展望。
我们认为地产股远期估值占比的中枢应该在10%左右,悲观的底线应该在0%。
1)对于一个业务可以持续存在的行业,由于竞争会让部分企业退出,即使护城河几乎不存在,远期超额收益不能远小于0,而是会像0靠拢。
对于地产行业来说,资产端多为以土储为主的存货,固定资产较少,行业的出清速度将会很快,估值的悲观底线在远期收益为0。
2)2017-2019年,市场总体预期较为稳定,从机构投资者为主的港股远期估值占比看,3年展望期后仍给10%的估值较为合理,如果行业出清,市场可以对龙头公司的长期超额收益给予一定的展望,远期估值的占比中枢仍将在10%左右。
3.净利润率和财务杠杆下滑是当前低估值的主要原因
对超额利润影响的主要因素是预期的营业增速、净利润率、资本周转率及财务杠杆。
以该四项为核心进行复盘,揭示每个阶段的地产估值的变动。
1)2011-2014年主要房企市值波动不大,但远期估值持续走低。
市场对地产行业前景不容乐观,白银时代到来的预期持续发酵,特别是2014年行业销售增速出现负增长:
①市场普遍预期购房人口、城镇化等因素达到顶点,行业天花板到来;
②调控政策总体较紧,行业净利润率持续下行,高库存使得市场对净利润率下行更为担忧;
③房企从2013年转型逐渐增多,2015年达到高峰。
2)2015-2017年大幅上涨,远期估值占比回到高位。
2014年年底房企融资放开后,①行业迎来新一轮的地价房价上行,房企利润率上行,土储价值重估;
②同时销售增速的上涨再次打开市场对行业天花板的预期空间;
③房企进一步加杠杆放大上行周期的收益。
3)2018-2021年行业远期估值再度下跌,2020开始转负。
2018年资管新规出台,房企融资受到较严格监管,①无法进行杠杆扩张,房企销售增速大幅下滑;
②房价受限而地价快速上涨,大幅侵蚀房企利润率;
③房企在三道红线压力下,被动调整有息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比重,财务乘数下降。
3.1.2011-2014年:
市场对行业空间、利润率较为悲观,房企运营效率对冲
2011-2014年,地产股总市值变动不大,但远期超额收益占比大幅下滑,背后原因是预期营收增速的下滑和预期净利润率下滑。
1)2011年至2014年,重点地产公司总市值从2118亿微增至2301亿,但市值构成结构却大幅变化,远期超额收益从718亿降至-148亿,反映市场对远期超额利润的预期逐年下滑;
2)对决定远期估值的主要因素进行拆分,预期的远期营收增速从25%降至14%,预期营业利润率从19%降至16%,资本周转率则从57%持续上行至66%,对冲了部分负面影响。
预期销售增速及净利润率下滑,是市场普遍认为“销售见顶、白银时代”到来,同时高库存也让市场担心最终土储去化利润率。
1)2011年之后地产调控周期日趋显著,除2013年政策偏松销售增速较高外,其余时间总体政策偏紧,2014年全国销售金额下滑8%,而A股重点房企销售增速下滑至16.2%,销售前景不乐观;
2)市场担心行业天花板已现,主要是从购房适龄人口开始下滑、城镇化率将减速、城镇人均住房面积不低等因素,行业龙头万科也在2012年提出行业进入“白银时代”;
3)由于对行业较为悲观,2013年开始出现大量上市房企转型,2015年达到高点;
4)测算开工未售的土储面积及去化周期,2014年10月达到最高点,去化周期超过20月,市场对库存风险较为悲观。
虽然行业背景不容乐观,但是得益于高周转,房企运营效率却在提升。
高周转成为房企新的战略选择,通过压缩拿地到开盘的时间,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拿地到开工的时间,主要通过优化管理去解决:
①流程优化(把团队、设计、招采等前置到拿地之前,提高部门间协同的效率等);
②人员激励(对各个节点设置时间要求,重奖重罚);
③标准化(户型、施工等均标准化,节省时间)。
拆解运营效率可以发现,房企存货周转率带动总资本周转率大幅提升。
3.2.2015-2017年:
融资放松,市场上行,营收增速、财务杠杆、利润率的反击
2015年-2017年地产股迎来大幅上行,远期收益率处于高位,市场对收入增速、净利润率、财务乘数均较为乐观。
1)2015年-2017年重点房企总市值从4015亿增长到5117亿,远期超额收益占比一直维持在30%以上,市场预期较为乐观且较为稳定;
2)拆分远期各项看,除了资本周转率因加杠杆拿地的原因出现被动下滑外,收入增速、净利润率及财务乘数均正向推动了远期估值的上涨,市场预期全面转向乐观。
市场转向乐观的背后是融资放松后,地价房价大幅上行,市场对销售增速的预期也重新打开。
2014年地产销售出现大幅下滑,2014年11月的降息及2015年3.30政策的全面放松(2014年6月各地限购政策放松,及930房贷新政效果均不好),彻底打开了房企融资通道,才有了2015年市场繁荣。
1)2015年-2017年重点房企操盘销售增速大幅提升至47.7%,而同期全国销售增速也大幅提升,2016年达到35%,创下2010年以来的新高,正是在销售大幅增长的背景下,市场对天花板上限的预期重新打开,带来预期的营收增速逆转上行;
2)与销售增速同期上行的还有销售均价,各家重点房企销售均价增速快速上扬,从2015年11790元/平涨至2017年的13768元/平,市场预期利润率也从16%增至18%,甚至2018年达到19%;
3)地价与房价同时上行,房企的高土储迎来重估,土储去化周期也明显下降;
4)由于融资渠道重新打开,顺周期下房企加杠杆放大收益,有息负债从2015年的3430亿增长到2017年的6818亿,带动财务杠杆比从2.1快速增长到2.4。
对销售增速、净利润率及财务杠杆乐观的线性外推支撑了远期估值达到总市值的30%以上。
3.3.2018-2021年:
去杠杆的反噬,利润率低于要求回报率,远期已成价值毁灭
2018年-2021年地产股估值的变动与2011-2014较为类似,但更为悲观,远期估值已大幅转负。
1)2018年-2021年重点房企总市值从5367亿波动至5413亿,但从结构看,中期超额收益2021年出现下滑,而远期超额收益占比逐年下降,2020年转负,2021年跌幅大幅扩大;
2)从远期各项看,除周转率有一定提升外,其余各项均出现大幅下滑,收入增速从21%降至12%,净利润率从19%跌至17%,财务乘数从2.4跌至2.1,反映了市场对房企盈利能力的预期转向悲观,特别是2020年至2021年,远期估值大幅转负,反映房企盈利能力已经低于资本成本,远期已成价值毁灭。
地产行业巨变的核心因素是以资管新规为代表的房企融资收紧政策下,地产信用派生逻辑不再,带动销售增速、净利润率、财务乘数下滑,市场对地产预期非常悲观。
过去地产周期的核心驱动要素是融资,背后是地产作为信用派生渠道。
而2018年资管新规出台及其后不断完善的房企融资监管,资金进入土地市场的难度大幅增加,行业景气度下行。
1)融资限制下,房企难以通过加杠杆提销售增速,另一方面市场再度预期需求天花板到来,重点房企操盘销售额复合增速下滑至10.4%;
2)房价难以上涨,但土地成本在激烈的竞争下不断提升,尤其是2019年后100大中城市土地价格快速上涨,已达到销售均价的40%,极大侵蚀利润率,毛利率从2018年后步入下行通道,当然仍未见底;
3)在去杠杆压力下,房企有息负债增速大幅放缓,甚至部分房企有息负债绝对额开始出现下跌,导致用低成本财务杠杆拉高收益的途径也被抑制。
当前压制估值的核心矛盾不在销售增速,而在高地价高企及杠杆率继续回落。
2020年后,远期超额收益转负,意味着市场担忧的关键点已不是营收增速,而是预期净利润率不足以弥补资金成本造成的价值毁灭,由于投入资本额的周转率长期较为稳定,市场也并没有明显的预期,所以反映的是净利润下滑的外推及有息负债管制带来的无法通过加杠杆降低必要资本回报率。
1)对净利润率的影响因素主要是地价和费用率,房企三费率占比不高且波动较小,当前对净利润率的影响仍是土地成本,2019年开始,前期2016、2017年的高价地对利润的侵蚀在利润表上逐渐体现,而2020年地价进一步开始上涨,导致市场对远净利润率的预期大幅下修,尤其是2021年上半年土地成本进一步走高,如果新房价格难涨,则房企利润率仍将下滑;
2)三道红线要求下,当前房企仍处于去杠杆过程中,虽然A股头部房企负债率已相对较低,但剔除预收负债率仍高于70%,资本/仍将下滑。
4.降地价,估值修复幅度保守约为30%
4.1.去杠杆有望在2021年底结束,财务乘数降至1.83
行业去杠杆并非从2020年三道红线开始,而是从2018年资管新规开始。
地产股融资并非全在表内,部分通过影子银行、明股实债的融资,2018年资管新规后,表外融资被严格监管,房企已经在被动去表外杠杆,新增信托贷款快速下滑,2018下半年已成净减少。
与此同时,即使是表内负债,全行业也在2018年大幅趋缓,2020年开始出现下滑。
部分房企也在2019年明确开始降负债。
虽然“三道红线”政策于2020年推出,但房企去杠杆始于2018年。
从另一个方面看,杠杆对应的是房企的土储,当前土储已经降至较低水平,也反映了杠杆率已有较大程度下降。
2018年以后,重点房企土储逐年下滑,2020年已降至3.86年,且该土储包含了已售未结土储。
如果仅考虑未售,如万科、保利未开发土储在2018年后出现明显下滑,当前万科未开发土储仅5051万方(2020年销售面积的1.1倍),保利未开发土储仅7747万方(2020年销售面积的2.3倍)。
多数房企当前只剩下剔除预收负债率,重点房企降至70%,财务乘数只需降至1.83即可。
除预收账款、及有息负债外的负债从2011年持续上升,达到1.5左右基本平稳;
有息负债/所有者权益从2018年去杠杆后持续下行,测算如果(剔除预收负债-有息负债)/所有者权益占比保持在1.5,要满足剔除预收负债率降至70%。
则有息负债/所有权益从当前1.06降至0.83,对应财务乘数从2.06降至1.83。
4.2.土地成本是重要的催化剂,若降15%,板块有望修复30%
若保证剔除预收负债率达标,财务乘数降至83%,则土地成本需要下降15%,才可解决远期价值毁灭的问题。
测算当远期超额收益为0时的土地成本和财务乘数的组合,1)按当前情况,在土地成本占比为47%的条件下,财务乘数应该在3.1才能达到平衡,但当前财务乘数仅为2.1,从而导致远期差额收益大幅转负,如果维持当前财务乘数不变,在销售均价不变的情况下,土地楼面价下降8.5%,使得土地成本占比降到42%;
2)考虑到房企需要满足剔除预收负债率在70%以下,测算财务乘数需要进一步降至1.8左右,那么土地成本占比需要降至41%,即销售均价不变的情况下,楼面价需要下降约15%。
若地价下行,解决远期超额收益为负的问题,地产股估值有望提升约30%。
如果地价/房价下行至41%,在满足三道红线下房企可解决远期价值毁灭的问题,那么远期超额收益则从大幅为负修复至0,按照当前估值拆分测算,A股重点房企市值有望修复至6941亿,涨幅为28%。
同样,若港股重点房企迎来估值修复至远期超额收益为0,则涨幅为37%。
4.3.若行业完成出清,头部房企估值修复有望超过50%
如果在当前激烈竞争及去杠杆压力下,地产行业完成出清,未来地价房价稳定,头部企业可以获得一定超额收益,未来估值修复约为50%。
虽然行业更为制造业化,但部分有品牌优势、管理优势、成本优势的房企可以获得更高的利润(但受限于杠杆约束,增速仍受限制):
①如果土地成本占比41%,行业税后净利润率在10%左右,但头部房企略高于行业,我们预计远期估值有望恢复至总估值的10%水平,A股重点房企涨幅约42%,港股重点房企涨幅约51%。
②如果考虑2%永续增长,当前的估值对应的净利润率仅为7.8%,估值修复42%对应的净利润率为11%;
如果净利润率达到12%,则估值修复幅度在55%;
如果净利润率达到15%,则估值修复可达到94%。
5.降地价的逻辑:
行业增加土地供给和房企勾地
5.1.面临投资失速及房价上行并存风险,亟需增加供地
决定土地成本的主导因素从融资转向土地供应量。
房企拿地的资金来源主要为销售回款和融资。
1)由于房企具有加杠杆拿地的原始动力,在融资没有收紧前,融资一直是决定土地成本的主导因素,而地方政府往往也会根据房企拿地资金充裕度调整土地供应量,以维持地价,融资与土地成本的上涨正相关;
2)但2018年去杠杆后,房企拿地资金来源主要更依赖于销售回款,销售回款拿地具备一定刚性(卖掉了总要补库存),土地供给量逐渐成为地价决定的主要因素。
2018年以前土地供应面积与楼面价正相关,而2018年以后则呈现明显负相关。
2020年地价的高企主要跟土地供给大幅收缩有关,将有较大投资失速及房价上行风险。
1)2020年土地两集中出让及地方政府供地政策,导致上半年百城供地量同比下滑18%,而销售总体较好,销售面积同比增长28%,销售金额同比增长39%;
2)与过去供地下滑不同的是,经过3年多的土储去化,当前房企库存总体处于低位,上文已对重点房企土储做了测算,这导致2021年新开工同比增速大幅回落,开工未售库存下滑,房企拿地的压力较大;
3)照此推演下去,2022年将可能同时存在开发投资失速及房价大幅上行的风险,而两集中供地的政策目的是稳地价及增加重点城市土地供给,下半年将迎来政策调整,增加供地将是大概率事件。
土地供给总量下半年需增加约34%。
1)上半年百城土地供应量仅3.1亿平,较2020年上半年下滑18%,若2021年全年供地总面积较2020年增长10%,则下半年供地量需达到5.9亿平,较2020年下半年增长34.4%。
2)我们从监测的重点房企看,2021年上半年销售面积增速达到22%,但拿地面积增速增速却大幅回落19%(2020年因疫情上半年拿地面积增速即下滑14%),反映多数房企2021年上半年拿地极不充足,考虑到去库存基本结束,2021年拿地量较2020年增长10%,下半年拿地面积同比增长33.1%。
5.2.综合开发能力勾地降成本,核心竞争力是使土地增值
勾地的能力并非仅是勾兑能力,而越来越依赖于综合开发能力。
如果仍难以看到地价下行,我们认为可以从拿地优势方面寻找个股机会。
勾地被普遍认为是降低成本的办法,但市场对勾地的理解主要停留在勾兑能力灰色地带,很难给予持续性预期。
真正勾地能力实际是综合开发能力,在公开出让已经占比极高且程序已经相当透明的情况下,房企所谓低价拿地,本质上是能给地方政府带来外部性收益,其来自于房企的综合开发能力,对地价的带动能力。
市场认知更为不同的是,相比于开发业务,综合开发具备一定的护城河属性。
综合开发能力强的房企可以通过分享正外部收益降土地成本获得更高的利润率。
1)如果单纯住宅开发,各家开发商在周转能力、产品溢价等方面相差并不大,利润率压到极低水平。
在多数城市纯住宅利润率已经降到10%以下,部分开发商普遍看好的二线城市,项目甚至很难赚钱。
2)但如果综合开发,以最简单的住宅+购物中心的综合体为例,相比于纯住宅有两方面收益:
①配建的商场可以提升住宅售价;
②能给地方政府带来包括税收、地价增值、GDP增长等收益,这种正外部性地方政府往往通过低价出让土地的方式与房企共享。
案例1:
纯住宅地块:
零利润的博弈
以一个典型的纯住宅的项目A,住宅面积30万方,周边房价10000元/平,建安成本3500元/平,费用率10%。
我们简化不考虑其他税费等。
则三家开发商甲、乙、丙,在开发能力基本相同的情况下,会将地价竞争到16.5亿,从而都实现不了盈利。
案例2:
综合体地块:
同样的勾地,不一样的结局
假设项目A旁边有个总体B地块,住宅面积30万方,购物中心10万方。
住宅其余条件不变,购物中心建安成本5000元/平。
三家开发商甲、乙、丙虽然住宅开发能力相同,但购物中心开发运营能力差别较大。
甲无购物中心开运营能力;
乙运营能力一般,购物中心年销售收入2亿;
丙则有顶尖的运营能力,购物中心年销售收入4亿。
启示1:
对于开发商甲,勾地从看似便宜的午餐,最终却是拖累。
勾地看似地价低,但是如果运营能力差,沉淀下来的自持物业就是负担。
启示2:
对于开发商乙,运营能力一般导致与政府谈判的空间较小。
如果运营能力一般,只能保证拿到项目,但没法通过商业促使土地增值以及给政府带来更多收益,甚至地方政府所获得的综合收益低于单独出让30万方住宅的收益。
启示3:
对于开发商丙,超强的综合开发能力促进双赢,谈判能力大增。
开发商丙不仅通过商场运营和房价增值提升单项目利润,地方政府收益也超过单独出让30万方住宅,这也就给了开发商丙更多谈判的筹码,可以进一步压低地价(降0.9-2.5亿)或者提高综合体中的住宅比例。
启示4:
综合开发能力是核心竞争力,其带来的正外部性越强,开发商拿地成本越低。
①在高周转为王的模式下,绝大多数房企对自持物业避之不及,根本没有耐心培养综合开发能力,当前多数开发商是甲,少部分开发商是乙,极少数的开发商是丙。
②配套不完善、周边待开发空间越大的区域(即郊区或者新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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