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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思存在于我的思想活动,没有我的思想活动,便没有我思的思想。
我无所想,我便没有思想。
“思想不异于思想活动,思想便合一于思想对象。
”[7]我在我的思中感应神心(至善的理性),于是,我的思想“就成为思想于思想的一种思想。
”[8]既然所思的与能思的在思中合一了,那么,形而上学便没有思想的真伪问题,只有在思中是否生成了思想的问题。
亚氏关于“思想”与“思想活动”的论述,预示着形而上学在语言上的个别性和超越性。
形上之思中的符号语言,仅仅是实现思想的中介。
换言之,形而上学的语言,是一种感应性符号语言。
柏格森将这种语言的感应性称作直觉,与科学语言的分析相别。
直觉指理智的体验,使人置身于对象内部以便与对象独一无二的、不可言传的东西相契合。
分析把对象归结为一些已经熟知的、为这个对象与其它对象共有的要素。
“任何一次分析都是一种转述,一种使用符号的阐述,一种由于采取一连串观点而获得的表述;
从多少个观点出发,就是指出所研究的对象与其他被认为已经知道的对象之间有多少种联系。
分析……也无休无止地变换着各式各样的符号,以便使那个永远不完满的转述完满起来。
”[9]柏格森区别直觉与分析,这旨在阐明形上(形而上学)与科学的差别。
他认为形上是不用符号的科学,不意味着它拒绝感应性符号语言。
他在强调形上不用科学那样的分析性符号语言和不用概念。
因为“每一个概念在对象方面所把握的,都只是这个对象与其他对象共有的东西。
”[10]“概念只能使一个特殊属性为无数事物所共有,从而把它化为符号。
”[11]“概念不但有把对象的具体统一性分割成若干个表达符号的毛病,而且把哲学分成了若干个派别。
”[12]概念所指对象的个别性,是概念在对象之间寻求差别性的所指所致。
但是,不能因为概念的分析不同于柏格森理解的直觉,而否定观念在形而上学研究中的作用。
其实,本真的直觉并不是理智的体验,而是意志的体验。
直觉活动必然同人的意志行为、同人的现时存在相关联。
感应在类比意义上,带有理智体验的特点。
这种体验不以外在自然而以人的存在为对象。
2、形上与科学在语言上的差别柏格森发现了形上语言不是科学语言,但他没有找到前者的独特规定性。
这和他关于形而上学的对象的论述相呼应。
他说:
“至少有一种实在,是我们大家从内部通过直觉、而不是通过单纯分析把握到的。
这就是我们在时间历程中的我们自己。
这就是我们的绵延着的自我。
我们可以对别的东西没有理智的体验,但是对于我们自己,却是确有体验的。
”[13]由于直觉必须有人的全部存在的参与,那么,从直觉而来的形上对象自然以我们自己为对象。
直觉不象理智,把世界分别为差别物。
[14]不过,形上语言的特点,是其作为符号语言的感应性、观念性,形上之思在思中,切中的是我们存在中的彼岸化的生命理智。
形上就是要在观念性的切中之思中,生成思者特有的心灵图式。
柏格森的形而上学,就其语言和对象言,更带有美学的特点。
他在自觉的形上之思中,不自觉地预示了美学作为学问形态的条件。
他以象征性语言展开自己的生命哲学,使之又有艺术性的特色。
形而上学为什么不用分析性的而用感应性的符号语言呢?
因为,它的对象就是人的彼岸化的生命理智;
它的使命为借助观念性符号,通过设定原初观念思出人生的意义。
形而上学本有的超越性,指明它和科学的根本差别。
它在对象上要超越自然性的对象回到人自身的存在本源中,在语言上要超越对应性符号语言返归感应性符号语言,在使命上超越给人关于事物的知识体系而为思者承诺其存在的根据。
在这三点上,形而上学不同于科学。
所以,不能用科学的尺度衡量形而上学,更不能以科学的我思要求形上之我思,进而取消形上之思。
鲁道夫·
卡尔纳普在“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取消形而上学”一文中指出:
形而上学的词如存在、绝对等没有意义。
他按照科学的准经验标准检查形而上学,当然,因为形而上学使用的观念不可能象科学中的概念那样,严格地遵循对应性原则,只会得出形上之词无意义的结论。
如他分析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时,认为此陈述错在:
存在只能与谓词而不能与名称连用,表示存在的陈述无“a存在”这种形式,只有“存在着如此这般的东西”;
另外,如果从陈述“p(a)”(a有性质p)推出一个表示存在的陈述,那么,此陈述所断言的存在只能与前提中的谓词p有关联,不能与其主词a有关,从“我是一个欧洲人”得出的结论不是“我存在”,而是“一个欧洲人存在。
”
如果以科学语言要求能指与所指的对应关系来看卡尔纳普的分析,它无益是对的。
但是,“在”作为“思”的感应性观念,笛卡尔的结论也是对的。
只要我在思中感应到我的存在,我便存在。
卡尔纳普将有意义的陈述分为逻辑和数学公式之类的分析陈述及经验陈述。
因为它们可以通过句法规则及事实指向来检验或确证。
他据此将哲学的使命规定为清除无意义的词和无意义的假陈述,澄清有意义的概念,从而为事实科学及数学奠定基础。
[15]这里,卡尔纳普的哲学就是科学的另一种称谓而已。
形而上学不过是对人生态度的表达。
它起源于人生对其环境、社会、所献身的事业、所遭受的不幸需要作出感情反应和意志反应。
艺术是这种表达的恰当手段,形上为不恰当的手段。
[16]因为在卡尔纳普看来,“意义”一词只有认识性没有感应性的涵义。
形而上学无意义,指它不具有认识性的意义。
但在感应性符号语言的应用中,形而上学却有科学没有的独特意义。
形而上学这种精神样式,并不为人承诺关于事物的知识体系,但它的确是人的生命理智彼岸化的手段。
和艺术、宗教一样,形上是人承受普遍自我的一种方式,而且是包括科学在内的任何学问形态都不可取代的方式。
科学不同于形而上学:
科学是人的生命理智向自然(外在自然与内在自然,所以,此处所谈的科学包括物理学、生命学、生理学)而去。
它用阐释性的、对应性的符号语言,其所指客观指向自然中的事实和规律。
根据科学(尤其是物理学)的语言,任何个别物理事件或物理状态都能找到一个相应的概念或命题、定律与其对应。
因而,科学具有普遍的可理解性。
众人可以将同一所指指向同一事物、事件、命题;
形而上学使用感应性符号语言,是人的生命理智向自己的良心而去。
这样,形而上学的意义,只对那些以形上方式感应普遍价值的人才存在。
观念性的原初存在图式,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也不是每个人有能力建立的。
形而上学家为自己的人生思出存在图式。
这种图式照亮他的存在全境,澄明他的心灵世界。
它对于那些不愿寻问人生意义的人,是根本不可理解的。
何况,形而上学特有的语言方式,要求他人只能在符号语言上对形上本文有感应性的而不是对应性的思。
如果按照科学对待形而上学的态度所内含的逻辑,以形上的语言尺度衡量科学,那么,后者照样无意义。
但这种逻辑,对于个别学问形态及个别精神样式,都是不公正的。
个别学问形态和个别精神样式的成立,正是基于它们的个别性界域,即作为个别性的对象、语言和使命。
罗素站在科学的立场,对哲学生成自我的过程称为“自我独断”。
他认为:
自我独断在哲学沉思中如在其他地方一样,把世界看成达到其目的的手段。
自我比世界重要,且为之立定界限。
科学发现知识的过程,是使自我对应于对象中发现的性质,由此达到自我扩张。
[17]所以,哲学的价值在于扩充人对可能事物的概念,丰富人的心灵,减少教条主义的自信。
[18]这种关于哲学使命的论断,同罗素的物理主义信仰相关。
“哲学和别种学科一样,基本的目的是要获得知识。
哲学所追求的是提供一套统一体系的科学知识,和由于批判我们的成见、偏见和信仰的基础而得来的知识。
”[19]其实,罗素这儿所说的,正是科学的使命。
他如此看待哲学,和逻辑经验主义者有共同原因,他们的思想源于对科学的神化、技术统治的绝对信仰,是以科学主义为信仰的时代哲学。
另一方面,他们忘记了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第一哲学”与“第二哲学”的区别,不但是哲学与物学(广义的“科学”)而且是形而上学与科学的区别。
形上与科学,各自有不同的界域、不同的中心问题。
形上的价值,不在于为人给与知识体系,而在于为其思者标明人生的意义,在于它向人指出平和的、秩序的心灵世界及其一种存在方式。
哲学放弃“第一哲学”的身份回到形而上学,放弃物理时间、物理空间、宇宙等自然性在者是什么的追问,回到人的精神样式如何承受普遍自我的承诺问题,这才是形而上学的根本出路。
在这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把其形而上学称作神学。
[20]3、胡塞尔先验现象学的非超验性如果把“科学哲学”定义为关于“认识的可能性的学说”,那么,先验现象学(先验哲学)只是一种更加思化的科学哲学理论。
阐明真实存在与认识的先验关系,探讨行为、含义、对象的相互关系,这构成先验现象学的任务。
[21]现象学是关于认识本质的科学,“是关于作为现象(显现及显现物)、显示、意识行为的认识的科学。
”[22]显现物如何显现在意识中、主体怎样切中对象,这即认识的可能性问题,是现象学关注的核心。
据此,胡塞尔把科学思维分为自然思维及哲学思维。
自然思维在先假定了认识的可能性,假定认识意义的先天联系和认识规律的先天有效性。
认识总是关于对象的认识,其内在意义使它与对象相联系。
它是一种自然的心理事实,一种认识着的有机生物体的体验。
自然思维不关心认识批判。
哲学思维起源于认识的可能性问题。
主体如何在超越自身中切中客体,这对于自然思维而言,是完全自明的。
但现象学的出发点,就在于在哲学思维中阐明自然思维的自明假设,通过研究认识的本质,解决有关认识、认识意义、认识客体的相互关系,揭示一般对象的本质,批判自然认识。
在根本上,自然思维与哲学思维的差别,是其语言的差别。
在自然思维中,概念所切中不仅是它想切中的,而且必须符合它要切中的个别对象。
概念如何切中对象,于是有认识的可能性问题、知识的起源问题。
在哲学思维中,观念所切中的,正是它要切中的。
观念是否切中了思者的所指,取决于他的感应性能力。
这样,在哲学思维(严格地说是形而上学思维)中,根本没有观念如何起源、思想如何诞生的问题。
胡塞尔由于把哲学思维纳入科学思维,因而把自然思维的哲学问题当作他的哲学核心。
哲学从科学终止的地方发端。
一切科学的内容在哲学中、任何被规定为自然认识领域的出发点的公理和所有精确论证的方法都成为问题。
哲学对于自然科学来说,应该是一种新的尺度,一种全新的方法。
它不以精密科学的方法为楷模。
不过,胡塞尔现象学尽管企图摆脱旧哲学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影响,并自觉排斥这种影响,但它还是关于诸科学学科之间联系的科学,一门以阐明认识和认识对象之本质的科学。
因此,它不是纯粹超验的形而上学,它依然停留在科学哲学的水平。
先验现象学尽管是关于认识的可能性的先验言说,但它只是在经验水平上对认识这种经验的学说。
以认识的可能性的追问为使命的现象学,使之带有科学哲学的特点。
胡塞尔意识到哲学要关怀超验之物、以人的纯粹意识为对象。
他的认识判断开端于中止判断有效的地方,提出原初认识为认识的起点。
这种认识自己给予自己,把自己当作第一性的认识。
它在自然、社会、自我及整个世界打上可疑的标记。
胡塞学从笛卡尔的怀疑中止的地方出发,越过我思的绝对性及自明性。
他超越笛卡尔的中止判断(“我思故我在”),因为,同思相关的那个自我还只是心理学的事实,在现象学领域还必须接受被怀疑,使我思成为纯思。
按胡塞尔,自我这种心理学的事实应当在现象学上加以怀疑。
不过,即使在现象学意义上,纯思同心灵的我分不开,只有我在思,纯思才有绝对的可能性。
胡塞尔把我思的不可怀疑性推进到纯思的被自身给予性。
纯思为纯思,在于它能够思其自身,构建自身。
这即纯思的内在性。
它构成认识批判绝对明晰性的起点。
认识在认识自身中被认识。
认识如何自身被给予呢?
它利用不能论证或演绎的直观,让纯思成为认识批判的开端。
当纯思赴身到超越之物时就中止判断,把超越之物悬置起来,括弧起来,“将所有有关的超越都贴上排除的标记,或贴上无关紧要的标记、认识论上无效性的标记,贴上这样一个标记,这个标记表明:
所有这些超越的存在,无论我是否相信它,都与我无关,这里不是对超越的存在做判断的地方,它根本不被涉及。
”[23]所以,胡塞尔并没有解决如何切中超越之物的问题。
他把超越之物悬置起来,中止对超越之物的判断。
这在方法上被叫做认识论的还原或现象学的还原。
认识论还原包括两方面:
世界之物、人的体验的体验对于认识论来说是零,认识论不在此开端;
另一方面是从中止判断的地方把心理体验还原为纯粹现象。
这个现象指出,此种体验的内在本质是绝对的被给与性。
本质直观、知觉、体验、我思,使其获得现象学的意义。
这里,笛卡尔的我思作为心理事实还原为纯思现象了。
只有纯思之在的绝对被给予性及其自明性,内在之在才进入现象学的领域。
现象学通过对外在物理事实及内在心理事实的还原,把自己的对象限定在纯粹内在直观中被把握的绝对被给与性中。
它研究纯粹意识、内在直观中的纯直观的纯粹现象。
它用本质直观及感知给予的东西发展了笛卡尔关于“我思”的不可怀疑性的思想。
不过,不能忽视的是笛卡尔使形而上学回到了作为超验起点的我思领域。
这种回归不是为形而上学的而是为科学的。
我思的自明性没有解释成心灵图景的自由被给予性而是为整个关于世界的知识提供形而上学的解释证据,为客观主义及精确科学的知识提供形而上学的绝对保证。
笛卡尔在发现了形而上学应有的超验对象后,立即以我思的不可怀疑性停下形上之思。
这次停留,影响了几个世纪的欧洲哲学。
连意识到笛氏局限性的胡塞尔也没有从此将哲学推进为纯粹的形而上学。
因为两人都把形而上学的使命规定为解释知识的起源问题或认识如何可能的问题。
胡塞尔对笛卡尔的批评,也适用他本人。
笛氏“实际上没有对他的一切先入之见、对各个方面的世界执行中止判断(或加‘括号’);
他被他的目标所缠住,没有能提取他通过中止判断的‘自我’所获得的最有意义的东西,从而没有能纯粹在这个自我方面开拓哲学的奇迹。
”[24]胡塞尔尽管对此作了探索,其目的却同笛氏一样,是为了解决认识的可能性问题,为了说明科学的或前科学世界的存有意义。
他如果把中止判断也用于其设定的哲学使命上,便有可能从纯粹哲学过渡到超验形而上学。
胡塞尔在反思现象学的使命时,依照遵循哲学的认识论理路。
他在不该中止判断的地方中止了判断。
至少,他当对认识的可能性、认识的本质及认识概念本身是否属于哲学的问题域执行中止判断。
胡塞尔自觉到客观主义、自然主义、物理主义应当在人的心理意识生活世界面前止步。
他未感应到形而上学也该超越此岸的人生,并继续追寻人生的超验性意义。
现象学探究认识的可能性问题,主观地为科学承诺存有意义的基础。
这种动机还是经验性的。
但是,无论外在的客观经验世界或内在的主观经验世界(心理意识界)的终极意义,都不在此岸世界而在彼岸的超越于经验水平的超验世界上。
主体的自我构造,并不可能构成“现存生活世界的存有意义”。
[25]形上的超验性,根本不指向自我构造着的主体,而是以主体之上的普遍自我为对象,以承诺普遍自我的承诺者为自己的规定性的给予者。
近代以降的超验主义哲学传统没有达成自己的超验性,原因不在于哲学的超验性向往,而在于实践这种传统的哲学家企图只在人的意识生命体中构建哲学的超验性。
胡塞尔认为,实证科学的方法的自明性本身是一个问题。
客观科学方法,立足于一个没有被提问过的主观基础上。
超验哲学正是为实证科学提供基础的说明,揭示客观世界的存有意义及作为超验的、主观的意义的客观世界之存有意义。
不过,这种哲学及其代表——德国观念论的目的,在于展开经验此岸世界而不是超验彼岸世界的意义。
它没有把哲学从作为学问形态的科学中拯救出来,未将形而上学的本真内涵置入人生意义的超验追问上。
其目标的错误设定,使自己不自觉地生成为科学的哲学。
所以,超验哲学代表一种外在形而上学,是元物理学而非超物理学。
它将自己的问题域限制在经验水平的世界内。
4、超验哲学与超验形而上学的差别超验哲学最终没向超验形而上学过渡,同形而上学的最初及其历史境遇相关。
作为“第一哲学”的形而上学,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毕竟是相对于“第二哲学”的元物理学。
它最多研究物理学背后、即使物理学成为可能的主体(人)和永恒不变的非感觉物。
文艺复兴继承古希腊哲学作为关于全部存在者和最高的、最终问题的科学的观念,企图用数学的方法创造合理的世界秩序。
和随后的启蒙运动一样,它深信理性是永恒的、绝对的、超时间的。
从笛卡尔以降的哲学,追求用科学方式创造包容一切问题的统一理论体系。
笛卡尔本人,把形而上学的超验性自觉中止于在怀疑一切的我思。
康德基于伦理及宗教的需要设定物自体。
它不可认识,因为认识对于物自体是一种附加活动。
不过,物自体这个康德批判哲学的原初观念,虽然不可认识,但可体验。
康德没有完成形而上学的根本转变,因为他把自己的形上追问继续根植于经验水平的、目的论的世界上。
他在哲学史上的地位在于:
他已自觉到哲学向心灵的、主观的领域转移的必要性,为此作出了批判努力。
先验现象学意识到哲学应当完全进入形上的超验领域,其主观目的还是在追问认识的可能性或知识的普遍性根据。
认识的客观意向性,证明在现象的自然界那里中止判断是不可能的。
其实,现象学还原,带来的不是认识的而是思想的可能性明证,是关于思想如何思想思想的思想。
它悬置认识对象、经验自然世界,在切中过程中因此而失去了切中的对象。
这样,它所切中的,正是心灵的彼岸、思想的可能性问题。
对哲学史上的非超验性哲学的反思,正是为了超验形而上学的诞生作预备。
它把历史中的哲学所具有的形上倾向显明出来,把本真的形上之思降落在过去先人之思中。
它发现形上家在历史中的共同性及作为形上存在的同在者和其他同在者的差别性。
这是形而上学自我反思前的反思。
哲学在古希腊起源时代,就想成为关于存有世界的普遍知识的科学,以描述全部自然图景为目标。
这和物理主义的信仰在逻辑上一致。
物理主义根植于物理学的神化观念,相信一切自然科学能还原为物理学、心理学为生理学、人类学为生物学。
事实上,物理主义和哲学,只有在自己的界域内才有发展可能性。
以往的哲学体系认为哲学不仅能给予人生以意义,而且是自然世界的意义给予者;
哲学不仅能描绘世界是什么,而且提供世界为什么这样的解答。
这种倾向的持有者,忘记了哲学的形上性的超验本源,和形而上学作为哲学的可能性的给予者本身的承受性。
尽管科学无能给予人生以意义,但哲学也不能承诺科学以意义。
科学的目的,是让人发现一个关于自然的普遍知识体系。
作为哲学的出路的形而上学,必须放弃侵占科学的界域的企图,超越物学,在凡是有经验的地方(包括关于经验的先验这种经验)让位于科学,以便重新确立自己的边界。
从笛卡尔以来,除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的存在论哲学外,整个近代哲学在目的论上、在客观结果上都没有摆脱如下的观念:
追问知识的最终起源,建立客观绝对的形而上学的或者作为一种客观的普遍的科学哲学的正当理由。
这种把哲学凌驾于科学之上的努力,不但没有使哲学在形上超越中新生,反而使之在远离形上超越中沦为科学的哲学了。
形上与科学在对象上的相似性,并没有赋予形上僭取科学的特权。
虽然科学得益于人的理性为之确定的规范,但以考察人的理性为出发点的形上为科学承诺合理性,这本身就是反科学的。
科学属于纯粹经验的领域,形上为纯粹超验的领域。
前者陈述宇宙的和人作为自然性在者的秩序,后者创造个人为精神性存在者。
哲学以追问知识的终极根据为目标和以经验水平的反思代替超验水平的反思,是其沦为认识论而没有升华为形上的原因。
认识的可能性问题,是科学的非哲学的更不是形上的问题。
形而上学把认识的可能性问题让位于科学本身,再以思想如何生成人的心灵图景为主题。
它切中的不是外在的自然和内在的认识自然的方法,而是那个在人的意识深处隐藏着的纯粹自我的观念性生成。
认识如何可能,这是科学家或科学哲学家的探讨对象,不应当成为本真形而上学家的使命。
在此意义上,现象学称得上是一种认识批判的方法,一种认识人的认识结构的科学,一种认识论而不是形而上学。
难怪胡塞尔说:
“现象学哲学认为,它本身在其全部方法中是一种有序意向的纯粹结果。
这种意向已经一开始就赋予希腊哲学以生命。
然而,最重要的是:
这种依然富有生命力的意向在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两条路线中,从笛卡尔经康德及德国观念论延伸到我们这个混乱的时代。
一种有序意向的纯粹结果意味着现实的方法,它允许各种问题被提出并加以解答。
在真正科学的路上,这是无止境的。
因此,现象学要求现象学家放弃构建哲学体系的理想,成为一个和他人共在的谦逊工作者,为一种永久的哲学(philosophiaperennis)而生活。
”[26]哲学的未来,不在作为超验哲学的现象学而在超验形而上学。
超验哲学的目的,是为一切科学在总体上奠定完全的基础,为一切自然科学、精神科学给予形上的导论。
其出发点尽管是形上的,其归宿则是科学的。
超验哲学最终没有实现从此岸世界向彼岸世界的过渡,始终停留在现实的、经验水平的对象上,企图从人的主观意识中给予存在以意义。
胡塞尔把“超验的”限制在纯粹意识、纯粹思维的领域。
心理的存在,这种纯粹自为的存在的主体性在自在存在中居优先地位。
他通过心理学的说明排除“我”在思维中的作用,以便为认识的可能性提供主观的基础。
超验形而上学中的“超验的”用于同在上的精神(圣灵)相关联的纯粹心灵这个意义上,而且它停留在承受在上精神而生成着的纯粹心灵中。
笛卡尔的“我思”的心理学涵义在其中不受排斥,只是把它升华到同在上的精神相关联的形上层次。
在胡塞尔那里,“超验的”是使所有哲学回到它自身、追问一切知识形成的最终源泉的动机。
它以意向性为中心认知生活而不是非对象性的感应生活,是对我自己整个实际的和可能的认知生活而非对我的全部感应过程的关注。
因此,超验哲学是一种外在形而上学。
超验形而上学的“超验”是一种使所有形而上学回到形上精神——超物理学的动机,是思想形成的原初动力。
它不为知识提供真理性的尺度。
超验的问题集,限于人与自我的关系及这种自我如何承受普遍自我中的成长问题。
它不关心纯思怎样把世界纳入意识及外在世界以什么方式被认识切中的问题。
超验形而上学,不以回到现实的经验水平世界为前提。
它在彼岸世界为人生给出观念性的根据。
对个人言,这种根据是激励人存在的理想;
对人类言,是人作为人承受普遍自我而有的一种精神样式。
超验形而上学不可能为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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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象 语言 使命 超验性 及其 哲学 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