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文化与儒道佛伦理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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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侠艺术靠纪录武侠事迹表现、总结武侠伦理;
武侠网络游戏则由玩家扮演武侠故事的主角,来探索游戏世界的游戏方式、规则和伦理。
四者互相促进、互相融合,最终形成了中国独特的武侠文化现象。
武侠文化在中国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自古以来,无数的中国人或者用自己的精神,或者用自己的文章,甚至用自己的生命构建了一个以“侠”为核心的武侠文化,直到今天,侠义精神仍然是一种倍受推崇的道德规范。
武侠文化中最基本的因素是武与侠及其与之相关的东西。
武侠,顾名思义,有武有侠,以武行侠而已。
武即武力、武术、击技;
侠即行侠仗义。
武侠文化作为伦理本体型的文化,“武功”、“武力”、“武术”等以“武”为中心的概念反映的是人们征服社会的渴望;
“侠客”、“侠义”、“侠行”等以“侠”为中心的概念反映的则是对完善道德的祈盼。
“武”的最高境界是“神武不杀”,“侠”的最高境界是“欲除天下不平事”,两者的终极目的都是建立一个理想的世界。
所谓“侠”是目的,“武”是手段,两者在行为方式道德追求、文化理想等方面和谐地统一起来。
金庸小说就是从武德和人生境界两个方面对“武”所作的深刻阐释。
武侠文化作为一种娱乐和消遣的快餐文化,其主要目的在“娱人”。
但在游戏之中,也应该有点侠,也就是寓道于游戏之中,寓情于娱乐之中,寓理于消遣之中。
武侠艺术才能耐读耐看、耐人品味、催人感悟、有所启迪。
一般的武侠小说都较注重侠道,其中人物正邪分开,写好人处处是好到极至,好得不可思议,是侠义的集大成者,以致变成了虚幻的理想人格化身。
写坏人则坏得一无是处,坏得头顶生疮,脚底化脓,坏得毫无道德,是邪恶的集大成者,而且千篇一律,性格行为雷同。
传记、志怪、传奇、公案和毛记武侠小说皆有此倾向。
民国以后的旧派武侠小说有武风大盛、侠风偏低的倾向。
大陆八十年代的武侠小说侠义倾向则较重,有较写实的特点。
港台新派武侠在处理“武与侠”上各有侧重,水平也有高有低。
梁羽生最重侠道,他认为“宁可无武,不可无侠”,他代表了“侠派”,其故事模式多为诗、剑、情、民族英雄,其重心是侠道。
侠形象多为济世救民,为国为民一类,有高大全的倾向。
另一派是以古龙为主的“武派”,其主张“宁可无侠,不可无武”,其重心是武,是武夫的形象,且故事模式多为酒、赌、女人、神秘案件。
其人物多嗜酒嗜赌,又喜欢女人,其道德修养较差,多半是“打斗”和“情种”的木偶而已。
温瑞安其作虽有突破,但在侠道上也跟古龙如出一辙。
金庸一派则主张有武有侠,当然亦有所侧重,只是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金庸早期作品侠义精神较重,中后期作品武与侠的同时又有点反武反侠,非武非侠。
他在历史背景,人生故事三位一体之中塑造了一系列亦正亦邪,性格较为复杂的武侠形象。
其中寓寄了较深层次的社会历史文化哲学等方面的内容。
其实,不管是“侠派”,还是“武派”,还是亦武亦侠派,真正“无侠而有武”或者“有武而无侠”的作品并不多见。
多的是有武有侠,只是各人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
武侠是娱乐消遣型文化,但在游戏之余,还应载点道。
金庸在《金庸作品集》序中也说:
“现代较认真的武侠小说,更加重视正义、气节、舍己为人、锄强扶弱、民族精神,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观念”。
导演徐克也说“武侠文化是中国人独有的人文色彩,它贴近民间生活,所代表的侠义可以充分表现出我们民族性格中的正义感精神。
”
武侠、武侠艺术之所以被推崇,跟其间的侠义观念,在传统上能让中国人接受、能产生伦理道德上的认同有很重要的关系。
武侠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结构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侠义精神、侠义伦理则是武侠文化之话语内涵的价值核心。
由此引申出的侠义崇拜已成为普遍性的民间文化心态,侠义精神也演化为一种传统民间美德。
侠义精神是侠之为侠的一个永恒的行为动机,是侠文化的基本内核,更是平民大众现实生活需要与理想化期待的综合产物。
是人们面对现实社会种种情态时的一个心灵参照。
在文学创作中侠义精神不仅寄寓于武侠小说中,而且也渗透、覆盖在其它的创作类型里,尽管其呈现形态不是那么完整、充分和透彻。
人们在看武侠影视和阅读武侠小说的过程中,随着武侠一起进行一次人格上的超越和道德上的升华,并以此获得伦理意义上的巨大心理满足。
在现代人情冷漠、物欲横流、竞争激烈的社会,中国人的传统文化道德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人们在焦虑、失落和傍徨之中便产生了对古老伦理社会重义轻利、互助互让、锄强扶弱、济困救贫等的执着与向往。
从而为精神的复归和栖居寻找到了一个道德上的乌[1][2][3][4][5][6][7][8]下一页
托邦和太阳城。
武侠世界成为现代中国人逃向想象的道德乐园,以理想人格的幻影来谐合现实的心理失衡,并寓寄自我的追求和向往。
这就是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无论老少、学识多寡、对武侠表现出普遍痴迷之所在。
也是武侠文化在作为现实在业已消失的现代社会依然保持强大生命力的原因。
武侠伦理作为武侠文化中思想道德的价值取向,是武侠文化的精华之所在。
武侠伦理不仅仅是武侠人物的行为准则,更成为中华民族广大民众意识深处的最高伦理价值和行为标准。
中国传统文化中深厚的武侠文化传统意识,则已经积淀成为中华民族集体潜意识的一部分,深深植根在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当中。
武侠行为和武侠艺术中的侠土,是武侠伦理的结合体和载体。
在武侠中“武”是一种手段,“侠”是一种目的,通过武力的手段去达到侠义的目的。
按照梁羽生的说法,侠就是“对大多数人有利的正义的行为”,这是很笼统和概括性的说法。
实际在武侠和武侠艺术上,侠的意义很明确,大到保家为卫国、为国为民之士,小到锄强扶弱、济困扶危的英雄。
其本质是“替天行道”,是义,也就是重义守诺、除暴安良,见义勇为、仗义行侠、济世救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的精神品质。
侠是道义的一种体现,是对“王法”的一种补充,同时又是中华民族心理的“不平之气”的一种凝聚,是民族审美中一个永恒的梦想。
侠和侠义在侠的形象上得以表现,这种侠形象是中国人“人格崇拜”心理的产物,是人格神的象征。
从而使得侠者成了中国式的英雄,中国式的神灵。
他们替天行道,代表神的使者向人间的不平之事及其背后的邪恶势力开战,并由此而成为行侠伏义的救世主的榜样。
武侠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一直属于平民阶层的武侠伦理。
实际上是民间社会用以规范人际关系的道德标准,是一种“情、义”理论,其中很多思想是儒道佛伦理的世俗化。
武侠文化为创造人们心灵的栖居空间,往往又借用“儒道佛”来给自己披上神秘性的面纱。
走上神坛或走下神坛的圣人、仙士、隐者……,这些武侠形象成了中华民族理想人格的象征体。
它为追求道德完美和理想人格的中国人,在“人格崇拜”上找到了一个道德理想的栖居点。
儒、道、佛的武侠伦理以这些理想的人格形象为载体,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直到今天,在处理和规范人际关系时,一些儒、道、佛的武侠伦理依然被视为传统的道德而被当作中华民族所共通的伦理价值观。
下面就武侠文化中的思想道德作一些归纳和分类,以利于学生对侠道的进一步认识和理解。
武侠伦理按照道德着依点的不同还可分为恩怨分明,睚眦必报的快意恩仇;
言必行,行必果的守信重诺;
千里赡急、不吝其生的舍已助人;
不预其能,羞伐其德,厚施薄望的重义轻利;
死生相连,患难相扶的江湖义气;
除奸去恶,打抱不平的见义勇为;
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大侠精神等七类。
按照侠义实质、核心和人格的不同,我们一般把侠道分为儒之侠、道之侠、佛之侠、无侠几类。
不管是那一类分法,武侠论理都是在不断发展变化中的,它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补充和发展的过程,其间自然会鱼龙相杂,泥沙俱下,有精华也有糟粕。
在引导学生了解这部分知识时,应因势利异,有所区别的对待。
第二章武侠与儒道佛文化的融合
谈武侠文化,必需要谈到中国文化,中国的人,中国的传统和哲学观念。
而中国文化从来便是和儒、道、佛思想相辅相连,不可区分的。
中国古代文化主要由儒、道、佛三家组成,其中儒家被封建国家奉为正统地位。
中国传统文化,蕴含了五千多年来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体现了中华民族所特有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
中国传统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其主要代表作有《易经》、《老子》、《庄子》等。
伴随着中华文明走过几千年风雨历程的中华武术,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不断粘附和涵摄,逐渐形成了以儒、道、佛,以及中国传统哲学、美学、医学、兵法学、等文化内容为内核的武侠文化。
武术中的宗教文化内涵,在武术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具有极大影响的力量,而武术中众多宗教文化的融汇,也是武术的一大特点。
梁启超先生在《〈中国之武士道〉自叙》中就曾指出:
“中国民族之武,其最初之天性也。
”而这“武”从来便是和“儒”、“道”、“禅”思想相辅相连,不可区分的。
“武侠”从其诞生的第一天起,就一直在平民阶层中传播,武侠伦理实际上是民间社会用以规范人际关系的道德标准,是一种“情义伦理”。
它不仅和“儒家”思想相结合,又与“道家”、“道家”等各种思想相结合,蕴涵了很深的伦理,包容了极大的范围,是个不断再包容的文化。
虽然在历史上,它们曾一度互相排挤、互相贬低,但随着历史发展到今天,它们可以说是完全融合,分不清彼此了。
正如刘鹗所言:
“儒、释、道三教,譬如三个铺面挂了三个招牌,其实都是卖的杂货,柴米油盐都是有的,不过儒家的铺子大些,佛、道理的铺子小些。
皆是无所不包的?
”。
中国具有现代意义的武侠小说是在儒、道、佛文化繁荣之后才产生的。
中国武功与佛道文化是不可分的,佛道文化是给中国武功供应血液的母体。
武侠文化就深深根植于这个母体之中。
随着儒、道、佛哲学的强力渗透,使人们对人的本质力量、人生价值有了新的思考,使人深入思考人与社会、人与自然、肉体与精神的关系,以及人在宇宙中的地位。
我们从很多武侠小说中可以看出,在中国思想史上最为重要的三大家道、儒、佛的思想,武侠作者都有深刻的认识,采撷了其中的精华,也有其中某点上的深化和夸张。
陈廷榔认为“唐代武侠多出自佛道之门”、“大凡武林高手都是僧道之流或深受佛道思想影响的人”、“佛道的宇宙观、修炼法术影响了武侠的武功,佛道的人生观与武侠人物的人生价值观相互沟通”。
当然,它也受到了作为中国主体的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
其实,何止唐代武侠,就是其前其后的武侠,都深受儒、道、佛文化的影响,并在相互的融合中向更深层次发展。
将武侠与儒、道、佛文化融合得最好的武侠作家,要数金庸。
金庸小说把武功变成了体现文化理想的符号,把儒、道、佛,乃至诸子百家学说中的合理成分相互融通并形象地显现出来,从文化、哲学和人的生命的高度构建起了一个完整的道德文化体系,并以潜移默化的方式融入现代人的生活之中。
《红楼梦》中红楼武侠柳湘莲便是将武侠与儒、道、佛文化思想融和的较好的一个人物形象,蓉儿说“柳湘莲正是这如许思想结合的典型,他是侠,会武,却有着儒家、佛家的入世,情怀及其软弱性;
最后又归隐山林,进了道家之门,真真是武侠、儒、道、禅的结合了。
下面我们再从武侠小说情节常见的结构模式来谈谈武侠与儒、道、佛文化的融和。
“隐世—出世—隐世”是武侠小说情节常见的结构模式之一。
这种结构模式与武侠的人生价直观具有同一性,是入世精神与出世精神的矛盾统一,反映了佛、道、儒三者的统一。
道家文化追求人生的永恒与自由,把长生不老、与自然宇宙的和谐相处看作最高境界。
佛家文化追求对人生苦难的解脱,探求生命的本质,以顿悟成佛为最高境界。
受这两种文化影响的武侠修炼身心不是为了有朝一日去仗义行侠,而是为长生不老,超脱烦恼.在人生之初,他们息于山林寺庙,或隐于市井,如聂隐娘、智玄、红线等。
他们身怀绝技,不到必要时候绝不显露。
当身份暴露之后,他们远避名利,力求恢复内心的平静。
儒
1、关于"
文武双全"
儒家认为,作为君子,必须同时掌握"
六艺"
,即"
礼、乐、射、御、书、数"
,其中"
礼"
、"
乐"
书"
数"
为文,"
射"
御"
为武。
儒家还认为,"
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
"
这种追求文武双全的思想,对武术超越纯武的范畴,积极与中国文化相融合,起到了驱动的作用。
2、关于"
仁勇兼备"
在善良宽厚、克己礼让这一"
仁"
的前提下,强调"
勇"
仁者必有勇"
,"
勇而无礼则乱"
,儒家提倡的仁勇兼备思想,对武术的发展起到了导向作用。
使之不至于落为好勇斗狠、欺小凌弱的工具。
第二节儒家文化与儒学伦理
在人类历史上,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中华文明是唯一没有中断过的古代文明。
儒家文化及其价值观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因素,那些关于做人、处事和立国的名言早已深入人心,并在潜移默化中传布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
当然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武侠伦理,要理解武侠伦理中的儒之侠道,有必要对儒家文化与儒学伦理做一些介绍。
儒家的创始人是孔子。
两汉以后,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逐渐成为中国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成为我们民族的传统政治观点的主干。
儒学"
即专指孔子思想及其门弟子发展的学说。
孔子是中国政治思想史最伟大的人物,从孔子开始,中国政治思想进入了体系完备的时代。
孔子对于中国政治思想贡献在于,他系统地整理,继承和丰富了以往的历史遗产,创立了以仁礼为核心的政治思想。
儒家是以古代圣君圣师之思想为中心,以立身行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主。
儒教是民间封建习俗之礼教。
四书、五经成为文治武功的基石。
孔子的仁说,体现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礼说,则体现了礼制精神,即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
人道主义这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对于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任何一个政府都是适用的,而秩序和制度社会则是建立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
孔子的这种人道主义和秩序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华。
它对中华民族精神性格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
主要特点表现为:
1、重视传统,注重继承。
儒家一贯主张"
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欣赏古昔,效法先王。
孔子就说他自己"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他整理"
六经"
,也是提倡古道,不过不是"
不作"
,而是古题有新解,按照他的认识赋于新意,是述而有作,不是泥古不化。
后来,孟子则提倡"
法先王"
少"
言必称尧舜"
。
荀子主张"
法后玉"
,不过荀子的后王指的也是文武周公,与孟子的先王是一致的。
后儒也都继续和发扬了这一传统。
2、儒家的基本范畴是礼与仁。
孔子对礼与仁作了系统的阐述:
并构成了孔学的理论基石。
后学孟子系统发挥了其仁说,荀子则全面展开了其礼论。
孟荀各自对仁与礼的学说
作了阶段性的发展、以后的儒家门徒都继续在这两个范畴上大作文章,在形式上随时代的变异可能有所不同,宋儒就把礼发展成为"
理"
3、政治和伦理结合。
对儒家说来,政治是伦理的扩大,伦理是政治的基础,孔子说:
其为人也孝梯,犯上作乱者鲜矣。
忠是孝的扩大。
他们认为修身、齐家是治国、平天下的前提。
理想的君和"
圣"
是一致的,政和"
正"
是相联的,儒家所提倡的"
,既是政治准则又是道德规范。
从董仲舒起把礼具体为"
三纲五常"
,支配了整个封建社会,违反了它,就既是道德问题又是政治问题。
4、在治国方略上主张以德为主、德刑相辅。
孔子主张对民要"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他认为用道德和礼教来管理民众,民众不但有廉耻而且民心归服,是最高尚的政治。
他认为理想的政治应当是免刑、无讼和去掉残暴、免除虐杀。
但在现实生活中孔子也不是绝对不要刑。
其倾向是重德轻刑,刑只能是不得已而用之。
孟子继续了这个传统,主张"
省刑罚"
,提倡以教化为主。
他说:
善政,民畏之;
善教,民爱之。
、荀子在这个问题上有所更张,他主张"
重法"
,提倡"
禁之以刑"
,但他的"
是和"
隆礼"
相联的,二者并重。
同时他也把刑看作是惩戒未来、减少犯罪、进行教他的一种手段。
凡刑之本,禁暴恶恶,且惩其未也。
荀子的德刑并重的主张显然有别于孔子,这表明荀子开始向刑治靠扰。
后来的儒者,在如何运用法刑洽民上,也随社会历史各种的变化,在侧重点上各有不同,但总的倾向还是强调以德为主。
5、在天与人的关系上,重于人事,虚于天命。
从孔子起就不大探究"
无"
或自然的奥秘,《论语》记载"
子不语,怪、力乱、神。
他的弟子子贡说:
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可见孔于是很少讲关于夭命鬼神一类的问题。
孟子讲天就比孔子多了,讲天人合一,但他是把天合于人,合于人性,合于人心,把天道德化了。
最终归于地上的人间伦理,而不是化于神秘莫卜的天。
荀子则明确提出天人相分,要制天命而用之。
从总体上看,儒家传统在实质上首先是一种人本主义学说,十分关注人的存在、尤其是人的伦理存在问题,并充分肯定了人的整体性存在中一己个体性、特殊团体性和普遍群体性三个维度的积极价值。
在个体性方面,传统儒家十分强调“为仁由己”、“君子求诸己”、“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1、敬养父母。
如果依照儒家孝道去做,不仅可改变人的种种坏作风,提高人的道德自觉,而且可改善社会风气,人人知道如何做人,怎样做人,就不会做出不孝的行为或犯罪的活动来危害社会、家庭和父母。
人是社会网络上的一个因子,家庭是社会组织的细胞,一个人在家能做到孝,并把这种孝悌的风气带到政治上,就是参政了。
这便是从家庭道德的孝道而推及国家政治的政道。
2、克己复礼。
克己复礼是为仁,仁的主旨是爱人。
仁是人的内在道德修养,礼是仁的外在表现形式;
人的内在美德,要通过外在形式来协调和规范人的行为,即凭借礼的一整套社会文明体系来体现。
以“孝弟”为仁之本,其次推及他人、社会、天下,便是“恭、宽、信、敏、惠。
它具体表现为“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
这“五不”就启示人生路途中,应该做的和不应该做的界线,以及主体道德修养的自觉、仁道的内涵、克已的目标等,对弥补现代人这方面道德缺失大有裨益。
3、己立立人,己达达人。
孔子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作为实践仁道的方法,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实践仁道的指导原则。
“己欲”是积极的要求:
自己要立住脚或独立,也使别人立住脚或独立,自己要通达或发达,也使别人通达或发达。
“己所不欲”是退一步的要求,是最低限度的要求。
“立人”、“达人”与“勿施于人”也构成了正负两方面对于实践仁道的不同方式。
只有以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仁爱之心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念,化育人心情感,培植道德行为,天下才会太平,人民才会安居乐业。
孔子提出“礼治”的政治主张,即从“正名”开始,以至“复礼”,“克已复礼为仁”,要求人们愚忠于统治阶级。
这种政治态度是保守的。
它虽有利于封建统治.但却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使社会发展缓慢。
4、义利和合。
儒教所说的义利是指道义与功利,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道德价值与物欲价值等的意思,这两方面看是二分对立,亦可和合,相辅相生。
义普遍地充满于主体的利益活动之中,利益活动使人民生活丰厚。
利依义而建立,义依利而体现,义利互即互涵。
使欲利与好义之间达到一种平衡、和谐。
从做人而言,应先义后利,见利思义,甚至舍身取义。
这种公利私利之分,即义利之分,启示现代人生不要见利忘义,以权谋私,图财害命,以自己私利而损害公利。
这时的义就是道德良心,而以私利损公利者,各类害人者等,都是丧失天理良心者。
义利和合,义利兼顾,既知其分,又知其合,互相协调、制约,并使两者有一定张力,使人谋利时不忘义,以义制约、指导谋利,讲义时兼顾利,使其有谋利的积极性,并由谋私利而推及公利,这是人生应走之路。
5、诚信守正。
儒教在社会人际交往的为人处世中强调诚信守正,把诚信作为立人、立国、立世之本。
诚信是真实无妄的意思;
守正是诚意正心,保持正道而不邪。
诚体现了天道的真实无妄的品德,人道效法天道真实无妄品德,这便是“诚之者”、“思诚者”。
诚信在本质上是天道与人道的合一。
是人在效法、遵循天道的真实无妄中所获得的本性和合法性。
诚信守正也是立人之本,是个体道德的基石。
一个人立足于世,与社会、他人以至自然交往,诚信是交往首要条件。
人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交往活动中,自己要取得他人的诚信,首先自己要对他人诚信,才能建立和扩大自己道德信誉,给人的各种交往活动带来极大的方便。
儒教强调在各项职业活动中,要以诚信为第一生命。
各诚信主体如国家、政府、团体、个人都要信守诚信,不骗自己的良心,不骗国家,不骗他人;
人与国家、政府、他人都互相尊重,真诚相待,不搞阳谋阴谋,互相欺骗,互相计算。
这样国家才能取信于世,政府才能取信于民,团体才能取信于群众,个人才能取信于他人。
这样社会交往活动的公共道德就会得到提升,社会风气就会得到净化,社会秩序就会得到安定。
因此说,诚信是人类社会秩序良性运行的基础。
虽然社会演化,物换星移,但儒教的敬养父母,“克已复礼”,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义利和合,诚信守正,在现代社会仍然发扬着陶冶青少年和成年人的道德情操、为人处世、思想品质的作用,启示着人生应如何做人,如何修身养性,如何诚信立世,以及如何推己及人等的价值。
为了21世纪各个国家的和平发展和幸福,为了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应该光大儒教伦理道德、价值理想中有益于人类“安身立命”的宝贵的思想资源。
无可否认,儒家学说既有科学、进步的一面,也有保守、落后的一面。
由于要达到“克已复礼”,所以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情感展露经常采取克制、引导、自我调节的方针,所谓以理节情,“发乎情止乎礼义”,这就使生活中和艺术中的情感经常处在自我压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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