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经济学的货币理论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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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IS-LM模型中，IS表示计划的投资和计划的储蓄，LM表示货币的需求和供给。

希克斯将凯恩斯理论用三个联立方程式来表示：

M=L（i,Y）

I=I（i）

I=S（Y）

其中M=L（i,Y）方程式概括了凯恩斯的货币和利息理论，即当人们为了持有货币而发生的货币总需求L等于现期的货币供给M时达于货币领域的均衡状态。

货币供给视为外生变量，由政府控制；

货币需求是收入和利息率两者的函数。

希克斯认为，把I=I（i）和I=S（Y）这两个方程式合在一起，得出收入和利息率的另外一种关系，形成IS曲线，以表现商品领域中的均衡状态。

由此，希克斯得出了有关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一般均衡模型，这个模型表明在凯恩斯理论体系中，利息率和收入水平之间是相互同时决定的，表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真实领域和货币领域是通过利息率联系在一起的。

希克斯（1937）写道：

“收入和利息率同时决定于LL和IS的交点。

它们是同时决定的，正象现代供求理论中价格和产量是同时决定的一样。

就这方面来说，凯恩斯先生的创新和边际学派学者们的创新确实是非常相似的。

”。

希克斯得出的结论是，凯恩斯的三个方程式不过是“向马歇尔的正统经济学跨回一大步，以致他的理论很难与经过修订的和在限定范围内的马歇尔理论相区别”。

因此，正是从希克斯的《凯恩斯先生和“古典经济学”》一文开始，“新古典-凯恩斯主义综合”开始形成。

在美国，莫迪利亚尼（1944）对该模型进行了详尽阐述，汉森（1949、1953）则加以普及推广，此外克莱因（1947）、萨缪尔森（1948）对凯恩斯著作的这种解释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需要指出的是，希克斯认为IS-LM模型有两个前提，即货币工资不变和只适用于凯恩斯所指的短期分析。

在IS-LM模型的基础上，新古典凯恩斯主义者嫁接了古典的劳动市场模型，从而表明在价格和工资率具有完全的伸缩性的下，可以达到稳定的充分就业均衡。

换言之，IS-LM模型存在的非充分就业均衡，归因于该体系特别是两种关键价格即货币工资和利率存在的“刚性”。

因此，古典学派模型只是一个特例；

当市场不存在“不完全性”时，使用凯恩斯的理论同样能够说明市场机制达到充分就业的可能性。

这样，通过良好的凯恩斯效应，（新）古典学派的货币领域与实际领域的两分法复活了，货币再次成为中性的了。

凯恩斯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区别之是在于调整过程的不同，即通过凯恩斯效应还是通过货币数量论的实际余额效应。

由此，新古典凯恩斯主义者进一步分析了凯恩斯效应不起作用的情况下，即存在“投资陷阱”和“灵活偏好陷阱”两个特例的情况下，即使价格和工资率具有完全的伸缩性，也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和非充分就业的可能性。

总之，结合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函数和劳动市场均衡的IS-LM模型表明，概括地说，货币工资和物价的降低，除非能通过凯恩斯效应增加总需求，否则将无法恢复充分就业。

在出现流动性陷阱和投资陷阱的情况下，总需求不足，无法实现充分就业，只有运用扩张性财政政策提高总需求水平才能消除持续存在的非自愿失业。

由此，凯恩斯不能提供一种有关非充分就业均衡的坚实的“一般理论”，它只是依赖于两种极限或特殊情况的“特殊理论”（参见莫迪里安尼，1944）。

2、帕廷金：

对IS-LM模型的修正

上述分析表明，由于经济中存在着“刚性”，经济有可能停留在持续的非自愿失业状态中；

所谓的“刚性”可以是刚性货币工资、灵活偏好陷阱或投资陷阱（无利息弹性的投资）等情况。

与此相对照，帕廷金（1948、1956）认为失业是一种非均衡现象（即来自于货币幻觉），即使在货币工资和物价具有完全弹性时也会普遍存在失业。

帕廷金将新古典货币数量论的实际余额效应或庇古效应引入由劳动、商品、债券和货币四物品市场组成的宏观经济模型中，分别分析了财富存量变化对各市场需求函数的影响，从而使凯恩斯模型在实质上看来更象新古典价格理论（微观经济学）和新古典货币数量论。

为了说明这一论点，我们假设经济最初处于充分就业状态，假设随后总需求有所减少。

总需求减少会导致出现一个失衡时期，在这一时期，物价和货币工资往往会下降。

帕廷金假设货币工资和物价以相同速度下降，即出现平衡的通货紧缩。

结果，不是把就业水平的下降与实际工资的上升联系在一起，而是把总“有效”需求水平的下降联系在一起。

换言之，厂商会被迫脱离其劳动需求曲线。

不过，在帕廷金看来，这种失衡不会无限期持续下去，因为随着货币工资和物价的下降，会借助于货币余额的价值产生一种“直接效应”，刺激总需求增加，从而恢复充分就业。

这种特殊形式的作用于支出的财富效应，被称作“实际余额”效应。

帕廷金认为，这种实际余额效应最早是由庇古提出（参见帕廷金1948）。

鉴于《通论》对经济学界的巨大冲击力，在剑桥货币数量论的范围内，庇古也如此。

为了说明凯恩斯关于非充分就业均衡可能性是一个有限的结论，庇古提出了一种消费函数理论，在他的模型中，把消费看作实际财富的函数（也取决于收入）。

实际财富影响消费的理论即是著名的庇古效应理论，庇古在1941年、1943年、1947年的几篇论文中形成了这一理论。

概括地说，庇古效应说的是，如果货币被人们当作他们全部财富的组成部分，那么当物价的下跌而使实际货币余额增加时，会使人们感觉到自己的财富增加了；

为了重新获得以前保持的最优财富存量，他们将储蓄的更少和消费的更多。

庇古效应的目的在于表明，凯恩斯的非充分就业均衡不可能是一种稳定均衡。

他认为，只要货币工资和物价是灵活的，正统凯恩斯主义模型就不会停留在低于充分就业水平的均衡中。

约翰逊（1964）简洁地概括了庇古效应在理论上的重要性：

“凯恩斯学派认为就业不足均衡不依赖于工资刚性的假设，庇古效应给予了这种论点决定性的一击，证明它不能不依赖于这种假设。

”（转引自斯诺登等，1994，中译本第129页）。

虽然经验证据表明，庇古效应的力量是很弱的，“即便采取最为乐观的看法，也很难看出真实余额效应对于短期宏观经济分析有什么数量上的意义”（参见斯蒂格勒茨，1992）。

但庇古效应把货币作为财富的组成部分这一前提假定和凯恩斯灵活偏好理论的假设是一致的，正是从这种意义上，庇古把它称之为一个“纯理论的操练”。

庇古正是使用了凯恩斯主义的前提和逻辑，重新证实了新古典经济学。

因此，庇古效应的提出被认为是新古典理论的一次顺利，对新古典凯恩斯主义的决定性的一击。

3、新古典综合：

小结

总之，前面的分析表明，如果货币工资和物价是灵活的，则凯恩斯主义的IS-LM模型在理论上便可以通过庇古效应或财富效应自动调整，达到充分就业，这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预言。

一般认为，从纯分析性的理论看，庇古打赢了这场智力之战，奠定了新古典理论的胜局。

但正统凯恩斯主义者仍认为自己赢得了政策论战的胜利，因为通过庇古效应的调整过程太慢了，需要采取干预性政策（尤其是扩张性财政政策）来确保教为迅速地恢复充分就业。

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出现了一种一致观点，即所谓“新古典综合”，此种观点把《通论》看作是一种更为一般的新古典理论的特殊情况（即货币工资向下刚性阻碍了新古典学派所说的向充分就业的自动调整），同时认为需要运用凯恩斯学派的干预性政策来确保较为迅速地恢复充分就业。

60年代中期，一些经济学家开始反抗新古典综合，认为它贬低了凯恩斯作为经济学家的地位，他们重新解释了《通论》，力图重新确认凯恩斯对经济理论的贡献。

这些经济学家的一不部分，沿着帕廷金（1965）分析，即非自愿失业可存在于弹性工资和价格的完全竞争经济中，帕廷金对市场吸收和矫正冲击的速度的侧重使人们的注意力从价格和工资的弹性程度转移到协调问题上。

这条路线的后继者有克洛尔（1965）和莱琼霍夫德（1968），他们发展了一种与瓦尔拉斯路线一致的修正的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即瓦尔拉斯非均衡，以解决在没有虚构的“拍卖者”的市场经济中必然会出现的信息和协调问题。

克洛尔和莱琼霍夫德攻击的是收入—支出模型，即IS-LM模型，实际上是新古典综合派的瓦尔拉斯式凯恩斯主义。

后来，莱琼霍夫德（1976）本人也承认凯恩斯革命实际上是针对马歇尔和庇古盘踞的剑桥以及米塞斯和哈耶克盘踞的维也纳，而他和克洛尔的目的则是通过批判肃清渗入到凯恩斯理论中的瓦尔拉斯成分以重新确立凯恩斯的启示（转引自斯诺登等，1994，中译本第141页）。

希克斯（1967a，P7）也已不满意于自己用IS-LM模型对古典理论所作的描述，承认他未能“完全正确地理解前人”。

4、对IS-LM模型的批评

希克斯的IS-LM模型提供了一个框架以使货币部门与实际部门联系起来，其中凯恩斯效应取代了货币数量论的实际余额效应，即给定货币供给，货币需求的变动会影响利息率，进而影响投资和收入，同时收入的变动又影响货币需求。

然而，这一模型完全排除了资本存量和它的价值决定的分析，导致了模型的不稳定性。

一方面，由于货币需求或资产选择涉及到财富或资本存量，投资和收入流量的变动将影响财富存量，进而影响货币的投机需求（而不只是交易需求），这会改变原有的货币均衡（即LM曲线）；

另一方面，如果货币需求涉及到投资，即融资动机，利息率将不仅由财富的资产选择所决定，而且涉及投资流量，如前所表明的，投资的货币需求会影响利息率。

这两个方面都会使IS曲线的移动影响到LM曲线（参见戴维森1994，奇克1982）。

而排除资本存量和他们的相对价格分析是导致IS-LM模型不稳定的主要原因。

但更复杂的问题是资本存量的相对价格是如何决定的，或什么是资本存量价值决定的基础。

这个问题是资产选择理论以及实际余额效应所必须回答的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新古典理论实际上并没有回答这一问题，因为瓦尔拉斯均衡是没有时间的。

在新古典综合宏观模型中，生产函数是以给定的资本存量为基础的，其假设是投资流量的变动并不会资本存量的数量和价值，这一点被称之为短期均衡；

但它的长期均衡并不能从短期均衡中推论出来，换言之，这一理论并没有说明如何把投资流量与资本存量相加在一起。

这里存在着魏克塞尔效应和异质资本品的加总问题，新古典综合的宏观模型在逻辑上是不一致的。

对IS-LM模型的第一个批评是该模型同时包含了存量和流量。

LM曲线代表着一种存量均衡，即在某一时期之初货币和债券的既定存量与人们意愿持有的数量相等，或通过利率的调整使两者相等；

IS曲线代表着一种流量均衡，即期末储蓄和投资流量相等，或通过真实收入的调整使两者相等。

IS-LM模型的最终均衡不是持久的或模型是不稳定的，这是因为当储蓄是正的时，意味着一段时间内财富存量的增加，这将导致LM曲线向右移动，而移动后的位置依赖于债券存量。

为了避免这一问题，必须为IS-LM模型选择一个相当特殊的时间概念，即这个时间必须长到真实收入和利率的调整能够充分实现，同时又必须短到存量的变动可以忽略不计是合理的（奇克，1973，托宾，1980，参见费尔德尔和哈姆博格，1987）。

对IS-LM模型的另一个批评来自非均衡理论家，他们强调《通论》的本质是资本边际效率和流动偏好的飘忽不定的波动，因此不断改变的预期使两条曲线难以稳定，“模型中留下的不确定性太少了”，看不见凯恩斯的跨时协调的失败（莱琼霍夫德，1987）。

希克斯（1977）也承认，“我必须说的是那个图式现在对我来说已很少受欢迎，我想它在许多其他人那里一直更受欢迎。

它使《通论》成为均衡经济学。

”（参见费尔德尔和哈姆博格，1987，第96页注23）。

对新古典综合广泛沿用的IS-LM模型的第三个批评来自戴维森（1978）。

关于货币的需求，除了《通论》提出的三个动机之外，凯恩斯在1937年发表的《可供选择的利率理论》的文章中提出第四个动机，即筹资动机。

这个动机的意思是，企业在计划投资并决定投资（此时投资还没有开始），它首先需要筹措资金，因而产生对货币的需求，特别是决定增加投资时—而这是经常发生的—必然增加对货币的需求；

这个需求的增加有别于前述三个动机所产生的对货币的需求。

戴维森认为，正是由于筹资动机，使得IS-LM模型中的IS曲线与LM曲线不是彼此独立的，而是互相依赖的。

任何计划的社会总需求的增加，都使得IS曲线向右上方移动；

与此同时，LM曲线也跟着向右方移动。

两者的相互依赖，证明了IS-LM模型是个错误的模型，因为要使这个模型能够成立，两者必须彼此独立，这个模型才能有解，才能决定i和Y的值。

6．2托宾的q理论:

货币理论中的一般均衡分析

1、货币理论的（新古典）微观基础：

资产选择理论

凯恩斯灵活偏好理论，提出了持有货币的三个动机：

交易动机、谨慎动机与投机动机。

与之密切相关的问题是，“为什么当人们可以持有能带来利息（例如债券）的资产时，他们却愿意持有货币。

”凯恩斯（1936）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断言存在着“一个必要条件，如果没有这个必要条件，把货币作为持有财产的工具的灵活偏好也就不存在了。

。

这个必要条件是不确定性的存在”。

凯恩斯在回答这一问题是指出债券的获利性具有不确定性，并假设财产所有者不喜欢风险。

在主流凯恩斯主义的模型中，这种对风险的厌恶被解释为凯恩斯谨慎需求的基础；

虽然凯恩斯认为投机动机取决于不确定性的存在，在主流凯恩斯主义的模型中，投机动机在逻辑上并不依赖于不确定的作用，也并不要求以风险厌恶为前提，它仅仅要求，无论风险如何，个人的目的就是要从他们的财产中得到最大化的收益。

从而，从个人最大化行为假设的基础上导出了个人货币需求理论。

具体地说，个人货币需求理论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基础上：

人们的目的是既要使他们财产收益最大化，又要使他们财产的风险最小化。

这种关于行为的假设是货币理论的资产选择方法的基础。

正是由马科威茨（1952）和托宾（1958）发展的资产组合选择理论通过个人最大化行为导出多货币和其他资产的需求函数，从而确立了货币理论的微观基础，从而为新古典价值理论与货币理论的联系确立了微观基础。

在新古典的两分法中，真实部门和货币部门是分离的，真实变量可以从个人最大化行为导出，而货币的需求却根据完全不同的原则即习惯或需要导出。

例如，剑桥的k或货币的流通速度v，均不是最大化行为。

因此，资产组合选择理论通过将价值理论的平常工具应用于货币需求，从而克服了方法论上的两分法（见费尔德尔和霍姆博格，1987，P153）。

在资产选择分析基本模型中，投机需求、交易需求和谨慎需求的利率弹性成为问题关键（如鲍莫尔（1952）和托宾（1956）阐述了交易需求，并证明在某些合理的假设之下，它取决于利率；

托宾（1958、1965）仔细分析了关于投机动机和预防动机的一种观点），因此，关于上述三种货币需求分析的差别，也仅取决于关于模型的特殊假设。

也就是说，持有货币的投机动机、交易动机和预防动机与由于利率的变化而改变理想的货币余额实际上并没有不同，相反，它们都基于同样的动机：

即风险最小化和收益最大化；

其区别也仅仅在于满足这些动机的机会不同：

即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或不存在，以及预期的性质与确定性的差别。

从而，凯恩斯灵活偏好理论的核心即关于预期和不确定性的分析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新古典的风险和收益分析，或者说货币需求理论理论成为研究既定财富在不确定条件下（风险）的各种资产的配置问题。

这种货币需求理论的新古典凯恩斯主义资产选择分析方法，已成为现代货币分析的基本理论框架。

2、货币理论中的一般均衡分析：

凯恩斯主义传统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价值理论与货币数量论的分离一直是理论难题。

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理论框架中，瓦尔拉斯（1874-77）首先阐述的是交换中的均衡问题，然后再将生产和资本积累当作基本交换模型的扩展予以引入。

在这一结构下，瓦尔拉斯令货币的供给与对货币的需求相等，将货币引入模型，以便使其与他的体系的其他部分吻合起来。

这一点是通过把自身无任何效用的货币存量，同确实进入居民户效用函数和厂商生产函数的货币存量“所能提供的服务”相区别而做到的。

在瓦尔拉斯之后，希克斯（1935）建议简化货币理论，让货币理论服从（非货币的）价值理论。

希克斯认为，“边际效用分析不是别的，它只是一种一般的选择理论”，而且，人们的确在对起持有的货币量进行选择，所以，可以将货币理论纳入价值理论中。

帕廷金（1965）的著作将这一传统推到了极端。

他将瓦尔拉斯的货币“所能提供的服务”解释为对“违约困境”的避免。

在帕廷金看来，货币和一般均衡框架的结合是通过实际余额效应，从而使名义量值和真实量值一起被决定，并比较精确地表述货币在短期和长期都是中性的观点。

这种在一般均衡框架内将货币理论融入价值理论的分析方法，即“瓦尔拉斯—希克斯—帕廷金传统”（参见豪伊特，1987，V3，中译本第552-557页）。

托宾（1961）提出融入货币的价值理论框架作为研究货币理论的外部考察方法的基础；

他在1969年发表的《货币理论中的一般均衡方法》中，阐述了将货币需求理论的凯恩斯主义资产选择方法与一般均衡分析的相结合的观点。

这就是他的著名的“q理论”。

托宾的方法是将注意力集中于建立经济个体、经济部门和整个经济的资本帐户结构模型，在一个资本帐户的模型中探讨资产负债表中所显示的各种资产和负债菜单、决定各种资产的供给和需求的因素以及资产价格和利息率这些相互联系的市场行为。

由于托宾采用的是针对资本帐户存量的分析，因此可以避开一切流量变量。

在此基础上，托宾试图完成希克斯的“简化方法”在一般均衡体系中的延伸。

他将收入帐户的各种变量视为“试验性”的外生变量，即在产出、收入以及其他流量变量视为既定的条件下，研究资产存量市场的均衡。

托宾认为，收入流量可被看作是暂时固定的外生变量，是不受资产市场价格变动的过去资料，从而“支出决策和资产配置决策是相互独立的——特别是财富积累的决策与资产配置的决策是可以分别处理的”。

托宾的这个假定直接对应于希克斯的将货币市场从商品市场中分离出来的LM曲线。

将资本帐户从经济中的生产和收入帐户中分离出来只是第一步，他承认，“这是一种为了方便的简化，而不是现实”（参见托宾，1969）。

在托宾建立的封闭经济的资本帐户结构中，行代表资产或负债，包括货币和实物资本形式；

列代表各个经济部门，例如公众、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以及非银行金融机构，等等。

每一行之和为整个经济中该种资产的净外生供给，每一列的总和等于一个部门持有的净财富。

托宾认为，一切货币问题可以通过这套资产市场联立方程式的数学演算来解决。

托宾的q理论涉及到资本边际效率和相对价格的关系。

这一理论可以用下面的方程来表述：

W=M/P+B/P+qk

（1）

q=R/r=Pm/P

（2）

方程

（1）和

（2）表示，作为一个整体的私人部门的财富（W）是由（中央银行）货币（M）、（政府）债券（B）和股票或实物资本的存量（K）所组成的，资本存量（股票或实物资本品）的价值是由相对价格（q）所决定的。

q是实物资本品对消费品的价值比率，它可以用来表明实物资本的实际价值，q还可以用资本边际效率R对利息率r（即资本的供给价格或实物资本的收益率）的比率来决定（即q=R/r），或资本品的市场价格（Pm）对它的生产成本（P）的比率来决定（即q=Pm/P），如方程

（2）所表明的。

在均衡条件下（即q=1）单位资本品和消费品的价格应该是相等的，这是由于同质的收入假设；

当q不等于1时，投资将发生变动，由此带来金融市场上股票价格的变动（参见托宾，1980）。

托宾后来对于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与一般均衡分析方法的结合的观点发生了变化。

他在198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发表的题为《宏观经济活动中的货币与金融》（1982）演说辞中指出，“1969年，在描述多资产结构的货币分析文章中，我运用了自己现在反对的、不合理的两分法。

我试图将资产价格和数量的存量均衡扩展到更大的资产组合，同时画出单一的‘LM’轨迹和‘IS’轨迹。

我现在承认，这种浓缩常常是难以达到的。

”托宾认为，“对实物资本和总财富的存量而言，这种原谅可以忍受，但不平衡的政府赤字、货币操作和外部不平衡会相当快地改变相应的资产存量。

一个其解会产生流量但却完全忽略这一结果的模型，可能被怀疑是遗漏了即使在相当短的时间内的重要现象，继而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应给予不完全的、甚至是误导的分析。

”托宾指出，虽然凯恩斯—希克斯方法的主要结论是无懈可击的，但是他认为，宏观经济活动的短期决定模型应该是一个时间片段的连续动态分析方法。

托宾的q理论表明了资本存量和（投资）流量的相对价格关系，这也涉及到资产选择理论。

这个分析实际上表明，资本存量价值不仅依赖于商品市场中流量的供给与需求，而且依赖于金融市场的资产选择，进而联系到资本品和消费品的相对价格。

当新投资被加入到模型中反映相对价格的变动，货币和资产选择将进入到相对价格的决定中来。

然而，托宾并没有把他的分析与价值理论或相对价格的决定联系起来，而仅仅局限于分析风险与金融资产收益之间的关系，其中货币并不联系到相对价格，而是联系到不确定性和价格刚性。

当货币和其他金融资产被加入到这个模型中，不确定性和价格刚性的假设将难以保持，因为实际余额效应或财富效应会发生作用，从而不确定性和刚性成为货币幻觉。

6．3弗里德曼：

重新表述的货币数量论

1、引言

在20世纪30—50年代期间，凯恩斯主义思想至少在学术界取得了统治地位。

与此想对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货币数量论传统即使不能说是完全暗淡无光，但至少是相形见拙了。

在60年代起，对货币数量论的兴趣又大大复兴了，但这种兴趣集中在货币数量论的现代表述上即，而这种表述的最初主要发展体现在弗里德曼（1956、1959）的两篇文章中。

现代货币数量论的思想被称为“货币主义”，以对照于凯恩斯主义。

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货币主义者力图对被凯恩斯主义革命侵占的宏观经济分析重新确立货币数量论分析方法。

这种方法把货币存量的变化视为解释货币收入或名义收入变化的即使不是唯一的也是最主要的因素。

而正统凯恩斯主义分析强调真实扰动（尤其是投资和自主消费）是货币收入波动（主要表现为真实收入变化）的主要原因。

凯恩斯的《通论》意味着，在失业状态（此种状态会延续很长时间）下，收入速度（V）会非常不稳定，会被动地适应独立出现的货币供应（M）或货币收入（PY）的一切变化。

在这种情况下，货币被视为较不重要的因素。

例如，在出现流动性陷阱和投资陷阱的两种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