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一名合格的信访干部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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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带着技巧。
同样的事,交给不同的人办,就会出现不同的结果。
关键在于人与人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上是有区别的,因此掌握技巧对事业成功很关键。
信访工作是一种复杂工作,工作技巧相当重要。
工作中,要对话不要对抗,要以第三人的身份,用细致、耐心的思想工作,用疏导、劝慰的工作方法,引导上访人通过对话解决问题,解除上访人与政府、与他人的敌对情绪;
要客气不要斗气,要用文明礼貌用语,多制造“良言一句三冬暖”的效果,无论上访人如何激动,都不要火上浇油,争什么高低上下,要引导其心平气和的谈问题、讲事情;
要宽容不要纵容,对信访人的言行要把握好尺度,对情理之中的要给予理解,对有意闹事、无理缠访的要坚决打击。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我会用心工作每一天,真心办好每件事,诚心待好每个人,当一个让党和人民双满意的信访干部。
怎样做好新时期的信访工作
一、存在的问题
进入新时期以来,信访工作存在以下几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是法治边缘化。
目前,一般信访人只要上访,就先找主要领导和要害部门;
无论反映什么问题,都千方百计绕开司法调解、行政复议、依法诉讼等渠道。
他们纷纷走上信访之路,造成了信访部门门庭若市、主要领导应接不暇的局面。
于是基层干部包案的、稳控的、限期解决的、追究责任的等应对措施定了又定,细了又细。
带来的结果却是,一些职能部门的权力被削弱了,地方政府和基层干部集中承担起了解决社会信访的责任。
基层的包案人员、稳控人员,为了免受追究,尽快了案,把容易解决的案件凭借经验或以言代法给解决了。
对不易解决的,或原本不属于自己职能范围内的案件,对信访人或好言相劝、或推诿扯皮、或死看硬守、或利益抚慰,最终达到以稳为了结。
这样做,虽然快捷高效,暂时化解了不少矛盾,稳控了信访局面,但容易给信访人以诸多误导信息:
有问题找领导,不依法诉讼也行;
干部害怕信访,害怕追究;
谁上访谁有理、谁受益等。
于是一些信访人无视法律和政策,盲目走信访之路。
甚至有个别信访人因为从中尝到了甜头,有走职业化道路的趋势。
二是信访无序化。
随着信访形势的发展,信访形式呈现多样化、无序化。
在渠道上,有找信访部门的、有找纪检监察部门的、有找新闻媒体的、有找省以上要害部门的、有找外国大使馆的等;
在形式上,有一信多投的、有悬挂横幅的、有散发传单的、有网上发布的、有冲击机关的、有游行示威的等;
由个人信访,逐步向组织化、规模化的群访方向发展。
这些现象,显示出当前我国信访形势的严重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应该引起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
三是矛盾上层化。
过去乡镇(办事处)、村(社区)两级一直是解决信访问题的第一线,极少有信访人越过第一线去市县两级上访。
而近年来,很多信访人误认为越往上跑,影响越大,给地方政府施压越大,处理的力度就会越大。
因而他们不仅向市、县两级政府跑,甚至越过市、县直奔上级政府,形成了上下皆有信访的立体局面。
虽然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复杂的,但信访渠道不畅、程序不严、追究不力是其中的根本原因。
四是议题政治化。
原来信访涉及的问题一般是邻里不和、打架斗殴、经济纠纷、行政执法等经常性案件。
而近年来,随着社会的贫富差异、利益的分配不公以及信访事态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依据现行的法规政策,追诉过去一些政治议题或人事改革等历史问题。
如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改造期间的财产权属问题;
“文革”前后受组织处理的“两案”、“双突”人员要求恢复公职问题;
被清退的民办教师、复退军人、老筑路工人、企业职工要求解决待遇问题等,这些问题由于时间长、人员多、情况杂,又有很强的时代背景,给基层政府处理起来造成很大难度。
如果不从宏观上把握原则,及早控制,会给社会带来更广泛的负面影响。
二、对策
(一)疏通信访渠道
一是疏通司法调解渠道。
根据《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的要求,各村(社区)、乡镇(办事处)、企事业单位都成立了人民调解委员会,这一组织体系是解决民间纠纷、基层信访的很好渠道。
我们要牢牢抓住这一组织体系,从人员配备、经费保障、职责明确、软硬件建设等方面着手,强力修筑一条提前预防、提前介入、提前调解的信访渠道。
调解的过程,是解决矛盾的过程,也是普法的过程。
对一些确实不能调解的矛盾和纠纷,调解人员应及时告知当事人如何依法信访、复议或诉讼,从而会大大减少无序上访事件的发生。
二是疏通行政复议渠道。
在当今的信访案件里,有不少属于与行政执法相关的案件,然而信访人走行政复议的却寥寥无几。
一方面是信访人对行政复议的执行程序不了解、不习惯、不相信。
另一方面一些职能部门因执法不透明、不规范,也不鼓励信访人走复议之路。
这两不情愿的现象削弱了我国《行政复议法》的有效功能,致使许多该走行政复议的案件,也都朝信访部门涌来。
因此,要及时疏通行政复议这一重要渠道。
对该走行政复议的信访人积极引导,耐心帮助,让他们实实在在地看到复议的实际效果。
这样,该渠道才能顺利打开。
三是疏通“信访三级终结”渠道。
对于那些既不愿走司法调解、行政复议,又不愿走法律诉讼的案件,就通过“信访三级终结”渠道来规范。
先由信访部门把受理案件转送发生单位进行调查,并限期拿出初步的书面处理意见。
如果信访人不服,在法定时间内向依法有权处理的上一级机关申诉,对上一级机关给出的答复不服的,可再向上申诉一级给出终结答复。
如果信访人对终结答复仍不服者,规定不准再走信访渠道解决,只能通过其他渠道,尤其是诉讼渠道解决。
确保“信访三级终结”制的顺利实施,将会有力维护信访秩序,提高办案效率。
四是疏通法律诉讼渠道。
无论走司法调解、行政复议、还是走“三级终结”,最终没有解决的信访案件,应规定必须走诉讼渠道,依法解决,将这一渠道作为解决信访的最终渠道来看待。
疏通规范这一渠道,也是强化依法治访、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
不过,当前走诉讼渠道,对群众来说,确实存在周期长、程序杂、成本高等问题。
这正是我们需要认真研究和修正的。
这一渠道修正好了,老百姓认可了,解决信访问题才会有根本保障。
(二)调整信访职能
一是调整受理职能。
各级信访部门在受理信访案件期间,一定要做到有条件受理。
对那些正在按不同渠道处理的信访案件,坚决不再受理;
对那些多次上访且不出示基层司法调解、行政复议、三级信访答复或诉讼判决文书的信访人反映的案件,坚决不予受理;
对调解、复议或三级终结结果不服、该走法律渠道不走的,也坚决不予受理;
对那些上访有违法行为的信访人,要先追究其法律责任,再判断其反映的案件是否应该受理,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杜绝无序上访、盲目信访现象发生。
二是调整转送职能。
信访部门对信访案件受理后,不要简单地按属地管理一交了之,而应按照司法调解、行政复议、三级终结和依法诉讼四个解决渠道进行分解,并向各级政府转送、授权分管不同渠道的部门解决,这样从一开始就把信访案件转送得有规有矩。
三是调整监督职能。
信访部门应从重点监督各级党委政府,转变到分管上述“四个信访渠道”的有关职能部门上来;
从重点监督信访结果,转变到信访处理过程上来;
从临时性、随意性监督,转变到机制化、规范化监督上来,确保“四个渠道”解决信访问题的有效性和合法性。
(三)严格信访追究
要做好“两个严格”,即严格追究在处理信访事项中失职、渎职的干部责任;
严格追究信访人的违法行为。
凡轻视信访、懈怠信访、有失职、渎职行为的责任人,要严格追究,决不迁就。
同时也要对信访人越级上访、非正常上访、集资上访、串联上访、缠访闹访等违法行为依法严惩,决不纵容。
“两个严格”坚持好了,做到位了,才能使信访工作有序开展,扭转当前信访工作的被动局面,确保社会的长治久安。
基层干部公务接待悲喜录原则斗不过“潜规则”
去年一项问卷调查显示,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的党政干部受访者达45.1%。
看来,在过去的一年中,不少官员尤其是基层干部过得并不轻松。
他们面临着怎样的压力,有哪些困惑,又该如何应对呢?
基层干部公务接待悲喜录
时下,公务接待已成为基层干部的“重要工作”之一。
一些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言:
“如果不陪吃陪喝,工作不会这么辛苦。
”可以说,基层干部对泛滥的公务接待已经不胜其烦。
其实,国家对“公务招待”的限制十分严格,但林林总总的规范和约束往往敌不过“潜规则”。
山西平遥的官员一语道破天机:
“来的都是客,一个都惹不起。
”在这种情形下,公务接待如何“突围”,值得有关部门深思。
一区直单位一天接待了7个考查组
大大小小的检查考查,让基层干部苦不堪言。
在广西沿海某市,多个乡镇每年接受上级单位的考察少则为30项次,最多的达90多项次,乡镇领导一年差不多有150天至300天忙于应酬接待。
在著名风景名胜城市桂林,某县一个月就接待了80多批来自区、市的考核、评比、达标检查团,还不包括来自全国各地的“公务考察团”。
在中越边境盛产红木的某县级市,一区直单位一天之中接待了7个考查组,中午安排考查组在不同酒店用餐,班子成员倾巢出动仍不够用。
为了给每个考察组敬酒,局长坐着汽车在不同酒店间马不停蹄地跑。
送走这些考查组后,办公室主任住进了医院。
采访中,一些基层干部戏称:
“酒量就是能量,酒风就是作风。
”在广西某县级市,政府竟提出了这样的口号:
“接待就是硬道理”、“接待就是生产力”。
在如此理念推动下,接待工作对基层干部的身体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比如近年来,官员因接待宾客喝酒猝死的新闻屡见报端,有的甚至被视作“因公殉职”而追认为“烈士”。
喝酒已成为接待工作的中心工作,成为基层官员的“必修课”。
原则斗不过潜规则
“既怕来人,更怕人不来”,是基层干部矛盾心态的写照。
“公务接待是个苦差事”,广西崇左市某县招商部门领导诉苦道。
“应酬是我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有时一天甚至要接待三四批来客,常年喝酒应酬,身体喝垮了,家里的事情顾不上。
”他告诉记者,该县属老少边穷地区,优势不明显,就千方百计请领导和老板过来调研、考察,给他们留下好印象。
如能引进好项目,那是全县人民之福。
崇左市某县一部门领导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政策扶持、招商引资等都和接待工作紧密相连。
现在各地都很重视接待工作,哪个地方的接待工作做得好,其对外开放、利用外资的成功率就高,上级的了解就更深入,获得支持的力度就更大,经济发展也就较快。
一位长期在西部地区工作的山东籍干部告诉记者,你问我工作是苦还是甜,我的感觉是,辛苦归辛苦,但对于单位和我个人而言,苦尽也有甜来的时候。
公务接待这个工作,一般没有什么硬指标约束,但越是这样,就越得事无巨细、考虑周全。
苦是苦一点,一些重要的接待做好了,的确比日常工作容易出成绩,也容易受到单位领导的重视,对个人进步产生不可估量的重大作用。
他对记者说,印象最深的一次,我陪着上级部门一位重要领导到两个偏远的地市考察,这两个地市风景都十分优美,但由于路途艰险,许多人一辈子也就“仅此一游”,十分难得。
因此,一路上,除了根据领导口味和爱好安排好餐饮和业余生活外,无论是在工作考察场合,还是工作之余放松的地方,我一个人既当摄影师又当摄像师,给领导考察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照片和录像资料,并在领导离开前一天,分别制作了一本精美的影集和一张光盘,送给了领导。
后来据单位负责人讲,这位上级领导对此次考察接待十分满意,单位的项目预算报上去,很快就批了。
虽然有意见,但也不敢提
“基层干部太难当了!
”采访中一位副乡长发出如此感慨,“下来的都是领导,每天的接待除了精力上的透支,精神也始终处在焦虑之中。
”一些干部认为,工作上干得再好,在接待应酬上不周到,也可能阴沟翻船。
在哪里接、在哪里吃、是否一把手陪同、饭菜档次等等这些细节成了接待是否成功的关键。
由此,领导的喜好、口味等成了接待单位提前准备的“情报”。
“我有胃病,口袋经常揣着药,但也得陪好,谁也得罪不起。
”百色市某乡镇一位赵姓书记这样感慨道。
赵书记介绍,对上面的来人,除面上工作要做,主要靠接待。
这点做不好,检查、考核可能就通不过,尤其像计生、维稳、环评等都是一票否决。
现在上面管事的“婆婆”太多,你要是接待不好,工作再出色,百姓再满意,被那一票给否决了,就什么都黄了。
据了解,目前接待的经费主要由乡镇自筹,上级财政没有专门的拨付,有些乡镇的财政情况本就很紧张,甚至负债严重,公务接待无疑更加重了基层负担。
所以提起公务接待,一些乡镇领导怨气冲天却又很无奈。
他们说,有的检查组讲究档次、规格,带吃带住带玩,实在受不了。
可你还不敢怠慢,要是接待不好,上面有意见,我们的日子更不好过。
公务接待如何走出困境
“公务接待中的种种不正之风,如果任其存在和发展,必将产生很大的危害。
”国家行政学院汪玉凯教授说,“首先,助长党政机关的奢靡、铺张和攀比之风,推高了行政成本,挤占了公共资金。
其次,给一些人提供了贪腐的机会。
再者,恶化干部群众关系,使群众对政府产生信任危机。
”
事实上,早在2006年,中办和国办就联合印发《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该规定明确:
党政机关不得违反规定到风景名胜区举办会议和活动,严禁以各种名义和方式变相旅游;
接待单位不得以任何名义赠送礼金、有价证券和贵重礼品、纪念品等。
这些规定可谓切中时弊,但在现实中很难做到令行禁止。
现实中,有的地方已经鼓起勇气,开始打破“潜规则”。
如四川巴中市白庙乡,把迎来送往者的名单及消费账目公布出来。
而结果却是,白庙乡的做法叫好不叫座——因为业务经费开支全部公开,来白庙乡的上级部门人员与以往相比减少了一半,乡政府就当地水、电、路等问题向上争取项目和资金,也少见回音。
有专家认为,如果公务接待全部纳入预算,超过预算的公务接待一分都不能花。
但问题是,如果不从上级部门入手,不遏制上面的人白玩、白吃、白拿,光打击下级接待部门,恐怕效果不大。
打破“潜规则”,对基层政府来说,就要冒得罪上级部门、单位的风险。
当一个地方的发展过多受到条条块块行政权力掣肘时,它必然需要用“讨好”这些权力的方式,为地方发展打开通道。
正如有基层干部所言,治理公务接待中的吃喝玩乐风,绝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必须进行综合治理。
目前首先要做的是,从上至下都要公开公务接待信息,打破“自我监督”的模式,加强监管敢于处罚。
这样,才能逐步推进问题的解决。
基层干部精神压力调查
当把目光聚焦到基层干部的生存状态时,我们会发现在重重压力下,他们工作生活变得异常沉重。
长期以来,媒体对基层干部可以说“贬”多“褒”少;
在不少人眼中,一些基层干部多为乱作为、不作为、无法无天的代名词。
事实上,“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当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压力同时袭来时,当“显规则”与“潜规则”合力施压时,当自身素质与时代要求不相适应时,一些基层干部已经成了“被动化”生存的一族,在夹缝的挤压中,有不堪承受者甚至选择了极端行为——自杀。
半月谈记者最近在基层采访发现,当前基层干部这一群体中,由于精神高度紧张、心理压力过大所带来的身心健康问题十分突出,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倾听基层干部的“压力自述”
自述一:
辽宁沈阳市某区法院院长在接受采访时说,现在涉法涉诉上访问题把我们基层法院搞得没有办法招架,每年一遇重大活动的时候,全院干警都得动员起来,几人一组对重点上访人24小时“死看死守”,为了阻止这些人进京上访,我们是哄、劝、看、控、守无所不用,大家被“折磨”得精疲力竭。
该法院民庭一位庭长告诉记者,我们的心理压力太大了,前年时,我们接到任务稳控一个想进京上访的人,我们一组共4人,两男两女在他家楼门口盯守,吃喝全在车上。
有时候他突然一转弯没影了,我们就得赶紧四处撒开去找。
有同志开玩笑说,法院的法官都成“特工”了。
从接手这个活儿,到最后撤出,总共6天时间给我们折腾得差点进医院。
该院院长说,这些本不是法院的正常工作,但在当前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多发期,基层法院一直在做大量信访工作,有时审判工作全得放下,哪有这些精力呀?
最让人愁的是现在我手里还有十几个有关部门交办的上访案件,限期息访,但没几个能息访的,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自述二:
“最怕的就是半夜来电话,如果再出一次火灾,我半辈子的奋斗就没了。
”江西北部地区某乡乡长林斌(化名)这样回答记者的问题。
2008年3月一天傍晚,一次村民烧田埂引燃了林斌所在乡的山林,由于天干物燥,这起火灾很快席卷附近的林场。
林斌得知情况后,第一时间组织干部前往现场灭火,连续奋战了两天两夜,才把大火扑灭。
林斌也因这起火灾背上了行政记过的组织处分。
“那么多山林被烧,受点处分我也没有怨言。
”林斌说,但说句实话,我们此前也做了大量宣传,要农民注意防火,乡里干部人手有限,不可能天天蹲在村里,一出事,棒子就打在乡主要领导身上,有时真是不堪重负。
自述三:
西部地区的一名乡长对记者说,乡镇工作是一个大杂烩,要应付和领取各部门的工作任务,不停地跑,不停地干,总是干不完。
作为乡镇主要领导整天忙于“文山会海”、接待应酬之中,根本没有多余的休息时间,就是在周末也要加班。
特别是一些上级部门,根本不考虑基层干部的辛劳,即使他们在闲逛游玩,也打着检查的旗号,一个领导有几个层面的干部作陪。
如果他们玩好了,以后我们的工作就会顺利,否则就等着“穿小鞋”吧。
你说上面哪级领导咱能得罪起啊?
于是成天忙忙碌碌,马不停蹄,委屈更不用说。
“家里几乎是指望不上我们,这么多年我连一个灯泡都没帮家里买过。
孩子都上三年级了,一次家长会都没去开过”。
江西省委党校工商管理部教授陈爱娣说,基层干部面对的往往是“钢铁般的任务”和“泰山般的责任”,全心扑在工作中,一旦不能完成任务,上负组织,下愧百姓,中间对不起家庭,各种压力一齐袭来,很容易把人击垮。
一位心理咨询专家对基层干部压力的认知
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权朝鲁经常接待前来咨询的基层干部。
他说,这两年,从科级到厅局级干部都有因心理问题来找他咨询的,甚至还有更高级别的干部。
“干部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心理健康问题不容忽视。
”他说。
权朝鲁分析认为,领导干部主要有几种心理问题:
一是人际关系的压力,感觉别人不支持自己的工作,有的为“小圈子”问题所困惑,甚至因“病”住院。
二是因为个人有经济问题,担心暴露。
有的虽然现在是一把手,但担心退下去以后东窗事发,为此长期睡不好,整天忧虑不安。
三是提拔问题,为不能正常提拔而忧虑,有的把这种情绪传达给孩子、爱人,弄得家庭气氛也不安。
“越靠近提拔的越感到不安,怕领导投反对票,因为一个人一句话就可以改变个人升迁”。
四是有些年轻干部过早出现身心疾病,血压高,头晕,睡不好,爱发脾气,30多岁就一身病,自己也感到很可怕。
五是家庭关系紧张,有的夫妻关系不和,有的存在感情问题。
因感情问题前来咨询的不少,一些干部有权有钱有地位后,容易发生婚外情,有的甚至婚外生育。
有的干部陷入这种恋情不知如何处理,有的还带着第三者前来咨询。
“领导干部面临种种压力,有来自家庭的,工作的,也有来自上级、同事、下属的压力,有的是自己造成的压力,自己不会排解,不能自拔,导致越陷越深。
领导干部的自杀问题很多地方都出现过。
”权朝鲁说。
多份调研报告揭示基层干部“心”累
北京市对200多名中年领导干部进行的一项心理健康检查结果显示,有25%的人存在心理问题,3%的人有严重心理问题。
安徽黄山市委党校在对所属三区四县100多名各级领导干部心理健康问题的调研中发现,干部们普遍存在较大的“心理压力”,存在一定程度的“心理不平衡”现象和“心理疲劳”症状,存在一定的“浮躁”和“压抑”心理,还有些人对个人的工作、生活、未来发展等存在“焦虑”“抑郁”等情绪。
《人民论坛》杂志曾对全国各地100多名官员心理健康问题进行调查发现,80%以上的官员特别是基层官员普遍存在较大的“心理压力”;
存在一定程度的“心理不平衡”“心理疲劳”及“压抑”心理。
64.65%的受调查者认为,官员的压力源主要来自“官场潜规则对个人政治前途的压力”。
宁波慈溪市党建研究会开展的机关干部心理健康状况实证研究显示,343位干部中,11%的人不同程度地存在心理抑郁倾向。
心理压力还直接引发了对工作的倦怠。
如11.1%和36.9%的机关干部认为工作没有多大意义或者一般,66%的人感到工作没有自主性,70%的人缺乏应有的工作激情,59%的人认为自己的工作没有影响力。
杭州市委党校副教授霍团英说,她长期为干部上心理课程,以为领导干部都是强者。
调研结果令她感到震惊,值得注意的是,人在填写问卷时,一般带有掩饰性,所以实际数据可能还要高一些,问题还会严重一些。
江西九江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肖莉教授说,一些领导干部不良的身心状态,势必影响其工作效果,造成更大的工作和人际矛盾,阻碍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影响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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