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经济平衡中存在的矛盾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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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减少贸易顺差就成为我国今年的宏观经济工作的重点之一。

同时，近年我国经济也出现了投资过热的迹象，因此，2006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要正确处理好投资和消费、内需和外需的关系，必须把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作为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任务。

2007年1月15日的全国商务工作会议上，薄熙来部长明确提出2007年我国经济工作的三大着力点是：

调投资、促消费、减顺差，要从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世界的高度来认识减顺差的重要性，作为今年外贸发展的头等大事，认真抓好抓实。

（2）显然，调投资是为了避免投资膨胀、防止经济过热；

而促消费和减顺差则是为了在保证总消费（内部和外部消费）增长对经济的拉动作用的同时，减少对外贸易摩擦。

但是这样的目标在政策上并不容易实现。

　　宏观经济恒等式告诉我们：

C+S+T+M=C+I+G+X，也即（S-I）+（T-G）=X-M。

这就是说，如果贸易有顺差，即X-M＞0，就一定有储蓄大于投资或／和政府收入大于政府支出。

由于我国政府财政在过去几年中都是逆差，即T-G＜0，就一定有储蓄大于投资，即S-I＞0。

从这里可以看出，要减少贸易顺差，最直接的措施就是采取贸易政策，减少出口或增加进口；

但是从这个恒等式也可以看出，要减少出口或增加进口，也就必然意味着等式左边两个方面要采取措施，或者调整政府财政，或者调整储蓄投资缺口。

因此对外贸易的平衡必然要求国内政策的相应配套，否则单纯的贸易政策是不能真正起作用的。

然而，由于我国政府财政近年都是逆差，并且其支出中主要都是公共投资支出，因此增加政府支出或增加投资的办法都是与“调投资”的目标有矛盾的；

只有减少政府税收或降低储蓄才可能通过促进消费来减少贸易顺差，而这又可能是与我国的进口政策和产业政策有矛盾的。

下面我们就来具体分析一下这些矛盾。

　　二、“减顺差”与“调投资”的矛盾

　　减少贸易顺差的直接办法，一个是减少出口（或者说降低出口增长率），另一个是增加进口（或者说提高进口增长率）。

现在我们先来讨论为什么出口很难减少（或者说出口增长率很难降下来）。

　　从上面的宏观恒等式已经可以简单地看到，如果不考虑政府财政因素，要减少贸易顺差（减少出口或者增加进口）就必须减少储蓄或者增加投资。

减少储蓄从另一个方面说也就是增加消费，对此我们在下一节进一步讨论。

由于近年我国投资增长较快，出现了所谓的信贷膨胀、投资过热现象，因此国家近年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包括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等货币政策，来抑制投资增长的势头。

从这个意义上看，增加投资显然不是一项可行的政策选择。

但是如果我们再具体地看，进口政策和出口政策对国内投资的影响并不是一致的。

这主要是由于我国的进出口产品结构是不同的。

我们在讨论“减顺差”与“调投资”的总体矛盾时，还必须注意它们之间的结构问题。

　　假设我们是通过减少出口（比如对出口品征收出口税）来减少贸易顺差，那么它对投资的影响就要视投资的方向而定。

如果新增投资主要都是生产出口产品的，那么出口的减少必然要求投资的降低，这样，如果储蓄不变，政府财政和家庭支出也不变，那就会导致国内总需求的下降，也就是说，在减少出口的同时必然会导致进口的减少，最终贸易顺差并不能有效减少。

即使新增投资主要不是用来生产出口品而是针对国内市场的，在储蓄和消费不变的情况下，其结果也是一样的，因为如果减少出口，则出口品就必须在国内市场销售，新增投资如果是生产国内消费品的，那么在总消费不变的情况下，出口转内销的产品就与原来在国内销售的产品竞争，这就会导致两种情况：

（1）国内产品销售减少，从而国内投资下降；

如果投资品相当一部分也是进口的，则投资下降导致进口也减少，从而贸易顺差不减；

（2）进口消费品减少，从而贸易顺差不减。

　　只有当新增投资主要是投向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时，减出口才可能会起作用。

这是因为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的投资本身会增加劳动力的使用，从而在原来最终产品生产规模不扩大的情况下多雇用劳动，增加总的劳动收入。

如果劳动者的总收入增加，总支出也会增加。

当这种增加的支出能够吸纳掉全部或大部分出口转内销的产品时，出口的减少才会真正有用。

　　再从进口看。

假定我们要通过增加进口来降低贸易顺差，我们仍然暂不考虑政府财政并假定储蓄和消费不变。

如果国内消费水平不变，增加进口就只能增加投资品的进口，而事实上我国大部分的进口品也确实是投资品。

显然，如果投资品进口增加，在宏观经济恒等式里就是左边的I和右边的M都增加，就会导致贸易顺差的下降。

然而，这又与调投资的政策目标相悖了。

如果考虑到国内投资已经过热，政府希望投资降温，那么投资品的进口也就一定会受到抑制。

这样的话，进口也就难以真正增加。

如果进口不能有效增加，贸易顺差也就难以真正下降。

另一方面，在国内消费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如果要增加进口消费品，就必然是减少国内消费品的销售，这部分消费品就只有通过出口才能实现，也就是说，进口的增加要求出口也增加，贸易顺差仍然难以解决。

　　上面我们假定政府财政不变、储蓄和消费也不变的情况下讨论贸易政策与投资的关系。

我们看到，无论是减少出口还是增加进口，都与我国当前宏观调控政策要求抑制投资规模和投资增长速度有矛盾。

而如果我们把政府财政考虑在内，这一矛盾并不会发生本质变化。

这是由于一方面近年来我国政府财政已经是逆差了，而财政逆差是不可能无限扩大的；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政府支出中大部分还是投资支出。

但是“调投资”并不是单纯地抑制投资规模，它还要求调整投资的方向。

因此，政府可以更多地向公共领域（比如教育、医疗等）和基础设施领域进行投资。

通过这种投资来适应扩大投资需求，从而减少贸易顺差。

　　三、“减顺差”与“促消费”的矛盾

　　如果说在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下，通过增加投资需求来减少贸易顺差比较难以实施，那么另一个办法就是增加消费需求。

从逻辑上说，“促消费”有利于“减顺差”，两者是不矛盾的。

但是从政策上看，可能会有很大的难度，并且也有结构上的问题。

　　我们仍然先从出口看。

如果政府采取减少出口的政策，而国内有促进消费的政策配合，那么当总的消费需求增加时，减少的出口就可以在国内市场实现。

进口不变，贸易顺差减少。

另一方面，如果采取增加进口的政策，国内消费需求增加，进口也就可以增加，在出口不变的情况下，贸易顺差也可以减少。

但是这里还有两个问题。

一是进出口产品结构和消费结构的问题，二是消费如何增加的问题。

　　虽然从总量上增加国内消费可以减少出口或增加进口，但是如果减少的出口品或增加的进口品并不是最终消费品而是投资品，那就需要国内投资的增加而不是消费的增加了。

当然，从出口品看，我国的主要出口品大多是最终消费品，因此减少出口与增加国内消费一般是不矛盾的，但是我国进口品却大多是投资品，包括机器设备和各种中间投资品（比如用于加工贸易出口的零部件），因此除非贸易政策进行调整，否则进口消费品难以大量增加。

一直以来，我国的进口政策是鼓励原材料等初级产品和高技术制成品的进口，而抑制消费品尤其是奢侈消费品的进口。

如果我们调整进口政策，允许甚至鼓励消费品的进口，那么在国内消费需求增加的同时，贸易顺差也能够减少。

虽然从总量上看，减少出口和增加进口对国内生产的影响是相同的，但是由于进口产品一般比我国的出口产品要高档一些，因此增加进口会在一定程度上冲击国内的生产，影响国内产业的升级。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国内需求增加的时候，减少出口要比增加进口对国内产业发展更有利一些。

　　除了进出口产品结构外，还有国内消费的结构问题。

按照恩格尔定律，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对必需品和一般消费品的需求会相对减少，而对高档消费品和服务产品的需求会相对增加，即人们支出中前者的比例会下降，而后者会增加。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国消费需求的增加也并不一定能够很快帮助贸易顺差的减少。

极而言之，假定我国增加的消费需求全都是非贸易的服务产品（比如饮食、美容等），那么这种消费需求的增加对贸易顺差的减少帮助不大。

即使增加的消费需求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可贸易产品，如果这其中大量的是对高档消费品的需求的话，则进口的增加比出口的减少更重要。

但是就如我们上面所说，进口增加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可能会有不利的影响。

　　最后，更重要的是，国内消费是否真能有效地增加。

按照凯恩斯的看法，人们的边际消费倾向是稳定的，一般不会改变，因此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用来影响公共支出和投资，通过调整公共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达到宏观调控的目的。

从我国的情况看，有关研究显示，我国居民的消费率其实并不低，或者说储蓄率并不高，因此进一步促进消费的可能性也不高。

如果投资本来就要控制，而居民消费需求并不低，且也比较稳定，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增加公共消费了。

但是在财政逆差较大、政府公共消费弊端难消的情况下，公共消费支出未必是个好办法。

　　总之，增加国内消费需求总体上是有利于减少贸易顺差的，但是如果国内消费需求主要是用于非贸易的服务产品的话，对减少贸易顺差的帮助不会很大；

如果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用于高档消费品的话。

增加进口比减少出口更能够降低贸易不平衡，但是对国内产业升级不利；

只有增加的国内需求主要用于一般消费品，减少出口的政策才能成功，贸易顺差的减少才不至于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

但是在居民消费需求水平并不低（储蓄率不高）的情况下，要进一步促进国内消费需求并不容易。

　　四、贸易顺差的严重性及政策选择

　　我国的贸易顺差虽然从1994年持续至今，但是，顺差真正比较严重的只是2005年和2006年两年，而且这两年的贸易顺差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还没有超过1997和1998年。

回顾过去二十多年我国对外贸易差额的变动情况就可以看到，贸易有顺差或顺差大的年份都是经济增长较慢的年份，而贸易有逆差或者顺差较小的年份却是经济增长较快的年份。

1997和1998年就是受东亚金融危机影响经济增长放慢，而贸易顺差较快增长的两年。

当然，

　　2005和2006年可能是例外，因为这两年的经济增长还是相当快的。

这里可能有两个原因。

第一，这两年的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是由国内房地产开发等因素拉动的。

由于房地产是非贸易品，房地产开发的投入品也不需要依靠进口来获得，因此由房地产开发拉动的增长并不能减少贸易顺差。

第二，2005年我国人世的过渡期结束了，我国的出口产品可以享受WTO成员的全部待遇，促使我国的出口大幅度增加。

在房地产经济繁荣不能有效减少贸易顺差的情况下，出口再大幅度增加就必然导致贸易顺差的迅速扩大。

如果这两个理由成立，我们可以看到，随着过渡期结束效应的消失，随着我国政府对房地产过热采取抑制政策的见效，贸易顺差会有所下降的。

　　当然，由于我国劳动力还非常充裕，由于国际产业的转移，以及随着这种转移而来的加工贸易的不断扩大，我国的贸易顺差还不会大幅度减少或消失，并且由于我国的贸易总量在不断迅速增长，即使贸易顺差的比重缩小，只要绝对额增加，对其他国家仍然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因此由贸易顺差引发的摩擦还会增加，减少贸易顺差仍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如果减少贸易顺差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政策问题，那么根据前面的讨论我们知道，减顺差与当前宏观经济过热的判断以及在这种判断下所采取的偏紧的宏观政策是有矛盾的。

“减顺差”是要调整外部不平衡问题，而“调投资”和“促消费”是要调整内部不平衡问题。

“调投资”和“促消费”实际上是要调整总需求中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结构，适当抑制投资需求，而大力刺激消费需求。

显然，如果投资需求被抑制而消费需求不能相应增加，则总需求不增加，从而贸易顺差难以减少。

从政策实施来看，利用贸易政策限制出口或增加进口是最容易做的，但是如果没有国内政策的配合也是最难以见效的。

从“调投资”和“促消费”来看，利用宏观政策适当抑制投资要比刺激消费相对容易些，但是如果消费不能增加，贸易顺差就难以减少，甚至还会更多地增加。

因此，从平衡贸易角度看，在三者中，“促消费”是核心，但也是最难的。

　　从宏观经济角度看，宏观政策主要有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

在目前我国的情况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偏紧的，因此总体上是不利于总需求扩大的。

从货币政策看，准备金率和利率都已经连续多次提高，这是有利于储蓄而不利于投资和消费的。

显然在当前情况下，实施较松的货币政策是不现实的。

从财政政策看，我国政府预算已连续多年逆差，目前要再大幅度增加政府支出，特别是政府的投资支出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而在我国税收体制还不完善的情况下，要大幅度地减税也是有困难的，因此财政政策总体上也难以刺激总需求的扩大。

但是根据上面的讨论，政府对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如果能够适当扩大，还是有利于减少贸易顺差的。

另一方面，虽然总体上减少税收不可行，但是可以对税收结构进行一定的调整，特别是降低中低收入阶层的税收水平，使他们的消费支出可以增加。

从汇率政策看，我国目前汇率在升值，这对总需求，特别是进口消费需求的扩大是有利的。

汇率升值的直接影响就是有利于抑制出口、扩大进口。

但是这对国内生产从而就业可能会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需要产业政策和就业政策等方面的配合。

　　总之，根据上面的讨论，我们看到，“减顺差”与“调投资”和“促消费”在宏观政策上是有一定矛盾的，但是并不是完全不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