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若干基本问题研究下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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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50位的大学中，华中师范大学位居34、武汉理工大学位居38、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位居39、华中农业大学位居49；

前100位的大学中，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位居76；

100-200名的大学中，湖北大学位居142、武汉科技大学位居175、中南民族大学位居191；

行业特色型院校中，武汉体育学院、武汉音乐学院、湖北美术学院位居前列；

独立学院方面，武汉科技大学城市学院、武汉理工大学华夏学院位居前列；

民办高校方面，武昌首义学院、文华学院位居前列；

没有中国一流的中外合作办学高校。

2.湖北高校在分类排名中均居华中地区上游，遥遥领先于湖南、河南两省。

武汉大学位居综合类第1、国防科学技术大学位居理工类第1、华中师范大学位居师范类第1、华中农业大学位居农林类第1、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位居财经类第1、中南民族大学位居民族类第1。

3.湖北高校的社会影响得分普遍高于其人才培养、科技研发得分。

在人才培养指标上，湖北高校在校友质量、师资质量方面得分有待进一步提高；

在科技研发指标上，高等级科技成果相对偏少。

4.湖北高校学科实力和专业实力相对较强，但优特学科和一流专业覆盖面不足。

13个一级学科中，只有法学、教育学、文学、哲学有高校挺进全国前五强；

专业实力上也不尽如人意，排名全国第一的专业数量偏少、很多是小众专业。

二、准确定位湖北高校“双一流”战略的内涵和目标

世界上有一条很长很美的路，叫做梦想，实现高等教育强国的中国梦可以说是百余年来全球中国人的最大梦想；

世界上还有一堵很高很硬的墙，叫做现实，中国大学正在从依附发展向自主创新艰难转型。

工业革命以来，东方大学虽然面临发展的天花板，但很多国家的大学都在试图翻越这堵墙，甚至推翻这堵墙，建构区别于欧洲大陆体系、盎格鲁-北美体系而富含东方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世界一流学科的新模式。

近年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就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建设作出了战略部署，国家教育部2011年12月出台的《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高水平大学”，具体包括：

世界一流高水平大学、有特色高水平地方高校、高水平示范（骨干）高职学校、高水平民办高校。

2010年7月29日颁布的《中长期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到2020年，高等教育结构更加合理，特色更加鲜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整体水平全面提升，建成一批国际知名、有特色、高水平的高等学校，若干所大学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

《“双一流”建设总体方案》对此进行了总体设计和分步骤规划。

综合分析国家“双一流”战略建设要求和方向，结合湖北省承担“中部崛起”战略、“长江经济带”战略和“一带一路”战略的国家定位，湖北高校“双一流”战略建设目标是综合实力位居中国34个省区市（含台湾省和港澳特别行政区）前列、在亚太有强大影响力、在世界有较大竞争力，能够为华中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支撑性智力保障及关键性科技支持的综合研究型和行业特色型高水平大学集合体。

1.综合实力位居前列。

武汉大学定位为世界一流大学（整体一流）；

华中科技大学定位为世界高水平大学（若干学科一流）；

华中师范大学、武汉理工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华中农业大学定位为世界高水平大学（个别学科一流）。

这7所高校争取有1-2所进入国家第一批“双一流”战略建设名单，有2-3所进入第二批。

上述高校具备高层次师资、高素质学生、高水平教学质量、高水准科技成果、高层次科研奖励、高额度校友捐赠、高规格科研设备、高自由度学术氛围、高效治理团队，综合实力进一步提高、不同高校排名上升1-5位，缩小与北大、清华等各类型带头高校的差距。

2.在亚太有强大影响力。

拥有若干在亚太地区学术界顶尖的专家学者、拥有若干在亚太地区学术组织中担任重要职务的科学家（如太平洋科学协会PSA）、吸引1-2家亚太地区世界一流大学或世界高水平大学在湖北设立分校（类似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区）或开展合作办学（类似清华-伯克利深圳学院）、在亚太地区新建3-5家孔子学院或中国语言文化中心，武汉大学、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武汉理工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华中农业大学等候选高校在亚太地区排名提升10余位。

3.在世界有较大竞争力。

扩大留学生规模特别是专业类留学生规模（区别于语言类留学生），能够吸引到更多欧美发达国家留学生来鄂攻读专业学位、培养出各个领域（学界、政界、商界、文化界、艺体界、公益慈善界等）的杰出校友、拥有若干在自然科学领域和人文（哲学）社科领域的全球知名思想家或顶尖科学家（如ESI高被引论文科学家）、拥有若干在国际学术组织担任重要职务的科学家（如世界水土保持协会WASWAC）、主持数个跨国/洲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如LIGO-Virgo科学合作组织）、产出在人文（哲学）社科领域推动人类思想创新和在自然科学领域推动科学发展的成果、撰写的重大咨询报告能够影响中国战略或国际组织相关决策报告书。

三、湖北高校推进“双一流”战略建设的预备名单

古训富含智慧：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罗马城不是一天建起来的。

中国“双一流”战略作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高等教育系统工程，事关中国高等教育在“两个一百年”的竞争力和中国能否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强国，必须进行顶层设计和周密规划，科学遴选出每一种类型、层次和形式的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学科、专业的预备名单。

湖北高等教育系统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应力争率先建成高等教育强省，在“双一流”战略中取得重大突破。

（一）湖北高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预备名单

世界一流大学不仅在自然科学领域引领前沿科学技术创新，而且在人文（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持续涌现伟大思想，引领人类社会进步。

综合考量高校国际学术影响力和品牌竞争力、国家“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战略布局（中部崛起、长江经济带）、高校自身综合办学实力（杰出师资、杰出科技创新成果）、人才培养质量（杰出校友）和国际声誉（国际知名度），武汉大学可以列入湖北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预备名单（表3），进行整体建设，力争进入国家首批“双一流”战略中的“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名单。

根据自然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和高等教育发展的普遍规律，世界上不可能有“完美无缺”的存在，因此，即使是长期稳居世界一流大学集团榜首的哈佛大学或麻省理工学院等高校，也无法保证学校的各个方面、全部要素都处于世界一流水平，反而常态是这些高校的若干学科专业处于世界顶尖水平，若干学科专业处于世界一流水平，若干学科专业处于世界高水平。

当然，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几乎半数以上的学科、专业提供世界顶尖或世界一流的研究生教育和本科生教育。

世界顶尖或世界一流的学科专业，我国若干高校通过一定时间的努力是有可能达到的，但是，世界顶尖或世界一流的研究生教育、本科生教育往往是中国高校最欠缺的，也是我国高校要花较长时间才有可能达到的。

在整体建设上，武汉大学在国内的战略参照目标是复旦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综合类博弈目标是复旦大学和北京大学）、在国际的战略参照目标是香港中文大学、哥廷根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

在学科建设上，武汉大学的法学、文学、哲学等的目标是“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学科行列”（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类，2030年），化学、生物学、测绘科学与技术、水利工程等的目标是“世界一流学科前列”（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类，2050年），数学、地球物理学、地理学、电气工程、信息与信息系统等的目标是“世界一流学科行列”（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类，2050年），从而支撑学校早日整体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和“世界一流大学前列”。

（二）湖北高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学科”的预备名单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通约规律表明，先有世界一流学科，再有世界一流大学，建成世界一流学科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都是动态的，有的世界一流大学因为世界一流学科的失去而成为普通高校，有的普通高校因为世界一流学科的涌现而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所以，要实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长远目标，必须先脚踏实地地建成世界一流学科，此所谓“万丈高楼平地起”。

正如世界一流大学不是靠自封的一样，世界一流学科的机会永远留给有准备的人。

机会要凭努力争取，尊严要用实力说话，梦想要靠拼搏实现，既仰望天空，又脚踏实地；

既夯实根基，又奋起直追，留给那些一直胸怀理想、敢于追求梦想的湖北高校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表4）。

（三）湖北高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本科教育”的预备名单

教学是大学最原始、最根本的职能和最中心的工作。

坚持办学资源向教学一线倾斜，坚持最优秀的教授上讲台，坚持一流本科教育是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等世界一流学府之所以能长期执掌牛耳的“秘诀”，也是世界一流大学成熟的标志。

可以说，没有一流本科教育，很难成为一流学科、一流大学，一流本科教育是一流大学的底色和灵魂，是一流学科的重要基础和基本特征。

众所周知，本科教育具有基础性、独特性、决定性，是大学众多职能中唯一不可替代的职能，科技研发、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国际交流等职能都可以由其他组织取代，但是由于受到一些科研导向的大学排行榜的误导和高等教育GDP政绩观的影响，本科教育这个“大学之本”在许多中国高校被人为淡化了，特别是在一些号称研究型大学淡化得更厉害：

校党政联席会很少讨论教学问题，在各种评估体系中教学的权重偏低、教师的话语权太小，各类科研成果很少能转化到教学内容中，教授上讲台形式化严重，真心热爱教学的教师不多，等等[1]。

科研职能中心化、本科教学空心化，已经成为高校的常态，也是中国大学成为世界一流的重大障碍。

分析发现，中国大学重科研、轻教学虽未到积重难返、病入膏肓的程度，但仍需要出重拳、开猛药，才有可能彻底扭转这种错误倾向，这也许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达成共识。

世界一流大学必然是世界一流本科教育和世界一流科技研发的大学，因为它们深知所谓科技成果很多都是废纸，即使那些有重大价值的创新成果保存后很快也会过期而贬值成为历史档案，只有毕业生才会保值增值成为大学的未来和永恒。

蔡元培在《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书》中有一段名言：

“我国输入欧化，六十年矣。

始而造兵，继而练军，继而变法，最后乃始知教育之必要。

”回顾反思“211”“985”“2011”侧重科研能力提升，想来这“教育”两字改为“教学”也是通的。

中国大学的本科教育、本科教学严重点说已经到了生死存亡边缘，教育教学全要素、全流程的重大改革迫在眉睫、重大政策亟待实施，国家“双一流”战略恰好为一流本科教育和一流本科教学回归“大学之本”带来了新的契机，也为湖北高校创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本科教育指明了前进方向（表5）。

四、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和学科建设的若干思考

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必须实现理念、定位和路径三个重大转变，在筛选、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过程中走出一条“中国道路”。

“双一流”建设必然要求重视一流教师队伍的建设。

梅贻琦先生说：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一流的教师，既能成为学问之师，也能成为品行之师。

教师要时刻铭记立德树人的根本、教书育人的使命、有教无类的原则、诲人不倦的精神，甘当蜡烛、甘当人梯、甘当铺路石、甘当带路人，以高尚的人格魅力引导学生的心灵之窗，以高深的学术造诣开启学生的智慧之门，努力做教学改革的奋进者、学术研究的先行者和学生成长的引导者。

“双一流”建设必须尊重教育规律及师生的“学术自由”和“教学自由”。

哈佛之所以为哈佛、西南联大之所以为西南联大，教学独立、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教授治校、学术自由无疑是成功的法宝。

“学术自由”能催发大学的核心职能、加速大学的开放发展，应鼓励建立在兴趣基础上的自由探索的学术文化。

早在1957年周恩来就指出，“对于学术问题，我们从不主张用行政命令进行干涉，我们的领导方针是‘百家争鸣，就是通过科学界的自由争论和客观实践来解决学术问题”[2]。

1961年《中共中央关于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批示》在谈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问题时，指出“在自然科学学术问题上，一定要鼓励各种不同学派、不同学术见解和对于具体学术工作的不同主张，自由讨论，自由辩论，自由竞赛。

自然科学学术问题的讨论，要不戴帽子，不拿棍子，不贴标签，不用多数压服少数；

要允许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保留自己的意见；

既要提倡批评，还要鼓励和保护反批评，以便通过自由讨论、科学实践和时间的考验，逐步辨明是非。

在人民内部，在学术问题上，一定要有自由和民主，否则就不利于学术的发展”[3]。

2013年1月16日国家教育部权威发布的《全面推进依法治校实施纲要》要求，学校要依法建立健全保障师生的研究自由、学习自由和学术自由的体制、机制。

健全学术评价制度，保障各种学术评价机构独立开展活动，建立公平、公正的学术评价标准和程序。

“双一流”建设既要以史为鉴，也要向他国和历史取经，正如英国内阁前教育大臣迈克尔·

戈夫（MichaelGove）在介绍牛津剑桥等世界一流大学的成功经验时所说：

“学校要鼓励学术自由，让学者们自己去研究自己感兴趣的领域，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清华大学终身校长梅贻琦先生曾言：

“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

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

”1946年，冯友兰教授撰写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中写道：

“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

”精辟地概述了西南联大成功的精髓，可为当下中国大学所借鉴。

“双一流”建设必然要求高校要以学生为本，不仅要关爱学生，还要敬畏学生，鼓励学生树立远大理想和高尚目标。

旧北大之所以颓败，“著名腐败的总因”是教师不热心学问、学生把大学当作做官发财的阶梯，而新北大之所以繁盛，关键是推崇教育民主、践行教育平等、注重发展学生个性、主张“沟通文理”。

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先生说：

“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份子责任；

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

”同时代的北大校长蒋梦麟先生也认为：

“欲养成健全之个人，则独立不移之精神，筋血充实之体格，思考精确之头脑，皆为至要。

三者不具，虽有爱国道德等训练，终亦归诸无用而已矣。

”世界一流大学必然有世界一流学生，世界一流校友来造就。

放眼海外，美国前教育部副部长苏珊·

斯克拉法尼（SusanSclafani）说：

“学生必须要具有文化意识、了解各国不同的文化，了解国际事务和全球的动态。

对21世纪来讲，道德意识和公民意识是非常重要的。

”世界一流大学斯坦福大学的斯坦福学者（Stanfordscholar）PrashantLoyalka经过研究后发现，中国大学生后劲不足的重要原因包括教师工资偏低导致对部分教学不负责任（缺少世界一流本科教育/教学）、大学生长期受重复考试压抑导致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欠缺（缺少世界一流本科生）、“宽进宽出”导致部分竞争力弱的大学生都能准时毕业（缺少世界一流毕业生）[4]。

因此，中国高校要认真落实“教学中心”地位、“师生为本”原则，一切资源向教学倾斜、一切资源向学生倾斜、一切资源向本科倾斜，强化教学学术的研究。

中国大学要创设一种健康的教育环境，在这里，没有对于“学霸”和“考试机器”的疯狂追逐，既不培养优秀的绵羊，也不培养创新的虎狼；

既不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也不培养连自己都不爱的人。

优秀学生的选拔、学习成就的评价等的标准多元、丰富、灵活，旨在让每一名学生的天赋才华都尽情展露，鼓励每一名学生活出一种无须比较的卓越。

当然，每一名学生都是高等教育大环境中的一份子，总逃不开各种各样“五斗米”的压力，但作为教师应尽力教导他们不要轻易“折腰”、尽量不要做短视的规划者，志存高远，努力做自我超越、自我完成的大写的“人”，静静地等待属于自己生命中“大花”的次第盛开、“荣光”的频频闪现。

“双一流”建设必然要求鼓励高校教师进入各级各类学术组织发挥影响力。

权威统计显示，中国高校科学家特别是湖北高校科学家参与国际学术组织的情况并不理想。

“双一流”建设要考虑有步骤地支持湖北高校教师进入国际组织特别是国际学术组织并担任重要学术职务，提高中国科学家参与全球学术活动的组织。

再说，全球学术事务治理的深度和广度，这也正是“一带一路”战略对中国科学家提出的新要求。

具体地说，一是要强化顶层设计，相关主管部门应联合出台《进一步推进湖北高校教师参与国际学术组织的若干意见》，为高校教师参与国际学术事务提供政策支持；

二是要加大资源投入，相关主管部门应联合启动《湖北高校教师国际学术领导力提升计划》，为高校教师参与国际学术事务提供培训指导；

三是要建立激励机制，鼓励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高校依托处于国际领先的特色、优势，在前沿、交叉、边缘学科领域自主建立一批国际级或亚太级学术组织，扩大主导和参与国际学术事务的能力；

四是要拓展国际视野，“双一流”大学是世界学术活动的轴突和节点，应将教师参与国际学术组织的计划纳入高校国际化工程，推动湖北若干高校加大工作力度，让更多教师进入国际学术组织[5]。

“双一流”建设不仅是形而下的物质建设，更是形而上的精神建设。

一流大学要重视气质和修养的培养，需要制度和文化的改造，多一点理想主义、英雄气概和民族情感。

1869年，年仅35岁的化学家艾略特出任哈佛大学第21任校长，在其上任伊始，他就宣布了重建哈佛的宏伟目标：

“我们要在这里稳步建立一所最伟大的大学。

”他认为，在任何国家，大学都是锐敏反映本国历史和特性的一面可靠的镜子，因此，重建的哈佛大学将不是一个英国或德国大学的摹本，而是植根于美国社会和政治传统而逐渐地和自然地结成的硕果，是开拓创新的、举世无双的。

为了实现心中理想，他支持师生独立的学术研究，倡导教学科研结合，实施选课制，发展研究生教育，在岗位上坚守了40年，成为哈佛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

他带领哈佛大学从一个地方院校转型为美国一流大学，从而奠定了哈佛世界一流大学的基石。

因此，“双一流”建设必须坚持与突破并举，坚持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突破一流本科教育和一流学科建设瓶颈。

在“双一流”建设道路上，现实不可能打败有理想的人，只有那些思想不解放、观念不更新的人才会被打败，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中国大学才有可能成为最后的赢家。

“双一流”建设必须“走出去”开放办学，开放办学是一流本科教育的重要方面。

国际化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典型特征，开放是世界一流学科的重要路径。

世界一流大学接收的学历留学生一般占在校生总数的15%左右，而我国高校接收的外国学历留学生一般只占学生总数的2.5%，最高的也仅达到8%。

中国高校正在努力提高开放办学水平，包括积极引进高端外籍教师，推进高端国际化师资队伍建设、在海外办分校，提供中国高校在海外的影响力、开展跨国科研合作，加速中国高校追赶世界科技前沿的步伐。

“双一流”建设要考虑绩效评价和动态评估，必须建立能进能出的机制，能者上庸者下、能者进庸者出，既不能让千里马被驴踢死，也不能让劣币驱逐良币，尽力压缩“目的不明、激励不足、职责不清、考核不到”等诸多因素的存在空间，让活泼的鲶鱼不仅能激活懒惰的沙丁鱼，而且能让沙丁鱼从春风得意马蹄疾的“外交家”变身为门庭冷落车马稀的“实干家”。

另外，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高水平大学需要关注但不可唯世界大学排名马首是瞻，因为任何一个大学排名都不可能科学、合理、全面、公正反映大学的办学特色、质量、实力和成就，它们最多只能量化反映大学的某一个或几个方面的办学状态，所以可以作为办大学的决策参考。

另外，还需要关注国家教育部的学科评估，因为这里面有一些中国特色的味道，可以为办学者去琢磨。

一流大学、一流学科是否能够建设成功，除了一些国际公认的标准之外，还要有非常明晰的办学定位，现代的治理结构和大学制度，有先进的人才培养模式和质量保障体系。

同时还要有一个很优良的且具特色的大学文化，这对学生潜移默化的熏陶作用，对他们成才至关重要。

这是一个共有的标准。

最后建设能否成功决定因素何在？

不取决于学校自我的宣扬，不单单看学校的规模有多大、学科是否综合、学校有没有博士授予权，关键是要看这所大学是否得到学生的认可、教师的认可、社会的认可、国家的认可、国际的认可。

因此，“双一流”建设还需要充分发挥媒体的重要作用，通过媒体的正面宣传扩大学校的知名度，因为世界一流声誉也是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高水平大学的题中之意。

中国作为古代高等教育先发内生型、现代高等教育后发外生型的国家，在“双一流”建设中应注意避免重蹈“误区”或顿生“误解”。

比如世界一流大学不仅有顶尖的自然科学家，也有世界一流的哲学社会科学家。

世界一流大学绝不是用钱堆砌出来的，但世界一流大学必然有钱；

世界一流大学不一定有医学院，但可以有一流的生命科学研究；

世界一流大学不一定是“University”，很多是“College”或“Institute”；

世界一流大学不是靠挖来的顶尖教授组成的，但世界一流大学必然有世界一流的教授群体；

世界一流大学不仅仅在自然科学领域开创前沿，而且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引领时代进步；

世界一流大学历史上不仅拥有大批影响世界的杰出校友，而且能持续培养出掌控世界的卓越校友，等等。

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

建设中国的世界一流学科，必须有中国元素。

因为中国特色蕴含世界标准，中国元素体现民族特色。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双一流”建设，师生必须增强对“中国特色”的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惟楚有材，辟门吁俊”是湖北高校践行“双一流”战略的文化底色。

据《湖北通志》记载，武昌新府学落成后，湖广巡抚林天擎记下两年前学子谒见之事，并发出由衷感叹：

“余思惟楚有材，自昔艳羡。

况我清宾兴叠诏，已多联翩而登为之前茅者矣。

后之龙摅鹏奋，何可数量？

”湖北是“九省通衢”、国家“中兴福地”，一个“中国梦”“两个一百年”“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全面实现，离不开湖北这样的综合大省，离不开湖北高校的增砖添瓦、日夜兼程。

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是湖北高校的“双子星座”，这种同城竞技的组合，不仅是中国特色，也是世界标配，如北大清华、南开天大等国内“兄弟连”和哈佛耶鲁、剑桥牛津等国外“姊妹花”，历史已经充分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只要协同得好，“双一流”时代的“两校互竞现象”不仅不会成为倒退的“内耗”，反而会成为前进的“引擎”。

国家“双一流”战略蓝图已经绘就，但省域高等教育系统践行“双一流”战略的路线图，肯定有多条路径和多种模式，具体到湖北而言，必然需要顶层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