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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说一下,那位老师是东北山里人,他的普通话本身就很撇。
还有位业师是辽宁辽阳人,他的普通话也很撇。
而这种感觉,在过去的几个年头里,我在华西村经常可以体会到。
这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华西人的江南普通话。
而更多时候,就在华西村本身。
我永远不会忘记,七八年前,我在华西村第一次遇到故吴仁宝先生时,他对我们说的那番话。
当时,我们几个清华的学生心血来潮到华西村去暑期考察。
一次午餐后,我们在金塔的电梯里遇到老书记吴仁宝。
在听到负责接待的干部介绍我们的情况后,他慈祥地看着我们,没有任何寒暄,单刀直入地说,“年轻人,思想再解放一点,头脑再活一点,大胆地来我们农村吧。
我们农村大有作为。
你们毕业以后要愿意来华西村,我们照单全收,热烈欢迎。
”
当然,我们不可能去,据我所知也没人去。
之后三年,当我到一家外国媒体工作后。
一天日常整理各种传真件时,我看到了发给我们的华西村的邀请函。
邀请我们去参加一个莫名其妙的纪念活动。
华西村每年都会举行这样莫名其妙的活动。
但我记得第一次好像是新老村委会交接,也就是新书记吴协恩上台的一个庆祝。
我看到邀请函的署名人就是当年我们在华西村时的陪同人员。
于是,处于礼貌,我给他回了个电话,委婉地拒绝了邀请。
而一般情况下,这种邀请不需要一一拒绝,不回答就是拒绝。
他也感到很意外,也很高兴。
然后就开始特别热烈地动员我。
他谈到了这次活动对华西村有重大意义,谈到了外国媒体特别是我们那样致命的媒体到会对他们的重要意义。
甚至他谈到了如果能邀请到这样重要的媒体,对他本人会有重大意义。
然后他给我开除了非常诱人的礼宾内容:
从北京到上海(或者无锡硕放)的往返头等舱机票+在上海(或者苏州或者无锡反正附近的任何城市住宿一两晚的五星级酒店费用)+派车到机场接送——车可以商量。
那个时候我刚入行做记者。
于是,我也开诚布公地对他讲了,我去可以。
但不会给版面报道。
他说,我只要你来就行。
所以我现在可以评价了,华西村可能并不那么在乎外界如何看他们,而更在乎他们的村民怎么看到他们的书记和外界的互动。
这是一个小小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于是我去华西村出差。
不仅是许诺的礼宾待遇。
他们还给我们每一个到会记者发放了礼包。
一个80cm乘以50cm乘以20cm的旅行箱(箱子的质量很差),里面装满了各种高档典型,包括进口巧克力、各种坚果、地方特产等等。
有一次还发了红包,一人两千块。
还有一次发了纪念金银币,分量不小。
这不是我的特殊待遇,而是每一个去华西采访——事实上他不需要你采访,你最好不采访就按照他们的情况通报写稿子。
如果不能写赞美诗,那么你去看看就好了。
在华西村根本没有采访,只有宴饮和参观。
但宴饮和参观之间,我认识了一同去打秋风的朝鲜某媒体的高级记者。
那个人几乎每次华西村的活动都要去共襄盛举。
我想很自然不过,华西村对外宣称集体主义,在朝鲜看来,去调研华西村的社会主义,符合大义名分,而且不费一毛钱朝鲜的公帑。
记者个人自然乐得狗颠屁颠。
甚至有几次他还带了他的儿子去。
有时候有意思的就是,你假装不会一门外语,而你听得懂这门外语。
我曾经听到他们爷儿俩讲席上的燕窝到底是什么,它多值钱,等等。
同样的,一些并不认识我的华西村人会放肆地在我面前用江阴话交谈,谈话内容往往是他们对村政的各种揶揄或者嘲笑或者不满。
而说普通话时,他们的言谈就完全转了一百八十度。
因为和朝鲜记者混了个脸熟。
我所服务的媒体又是特别重视朝鲜情报工作,但是始终没有能力开展过任何朝鲜情报工作的。
于是我的这一经历让他们眼光大量。
所以每次一出现华西村的邀请,他们马上就给我放假,让我去接触那个朝鲜记者。
他们总说,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华西村不给钱我们给你报销,但是不要公开使用我们报社的名义。
问题就在于,不用名义华西村谁陪你玩。
所以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走钢丝的艰难活计。
我们不可能从朝鲜记者身上获得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但他的存在本身就是有价值的东西。
我们可以分析。
他带着家属离开北京(去华西村)而不被限制,说明他被高度信任。
通过后台更大的数据网的支持,我们知道这个记者的任命者和后台是朝鲜的那个官员。
有一天这个记者突然从北京消失了,而且他还没有做满通常的年限,我们就可以猜测,他的后台是否也出了问题?
借以观察朝鲜权力层的内部斗争情况。
当然咯,不可能每个记者都得到这种待遇。
基本上国内都市报叨陪末座,国内各机关报高人一等,再高就是外媒和港澳台媒体,最高还是各中央媒体。
尤其是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三家。
后来我才知道中央媒体与华西村的生存之道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对华西村逐步了解。
包括该村的历史,吴仁宝在文革结束后受到不公正待遇,华西村人的志气等等。
所以我的思考会常常摇摆在两极之间:
如果没有中央集权的政体,在完全市场经济环境中,华西村会发展得更好吧?
不,如果没有政策的扶持,就不可能有华西村吧?
!
至今都没有答案。
华西村的起家,就我所知,完全靠一苦做,二违背政策。
吴仁宝本人出身在一个家风非常勤俭的家庭。
解放前,为了多赚一点钱,他常常挑着担子走两百多里地到上海郊区批来雏鸡到江阴农村卖。
他做华西村的支书后带领全村人像骆驼一样苦斗。
为了多吃点粮食,他们把河水排干种上水稻。
洪水季节为了防止圩田的田埂溃坝,壮劳力日夜吃住在堤坝上。
为了人均7分多地,为了每家人多收三百多斤粮食,很多人指甲都烂掉了,腿毛都磨光了。
——实际上,像我国东部以及日本、韩国那样人口多资源少的地方,要想富裕,不靠勤劳靠什么?
瑞典的面积和黑龙江省差不多,人口只有几百万,他们当然可以有限过日子。
日本的面积比黑龙江稍小,人口有一亿三千万。
日本人不每天加班到十点,他们的财富会从天上掉下来吗?
全世界实行民主加市场经济的国家那么多,为什么非洲那些国家始终发展不起来。
其人民是否具有勤奋的传统难道不非常重要吗?
在那个苦做的日子里,一户华西村的村民回家发现,因为夫妻都在田里而无人看管的孩子溺水身亡了。
悲伤之际,吴仁宝出现在他们家,说你们没有儿子,我有四个儿子,随便你们挑一个,我赔给你们。
于是那家人选了吴仁宝的小儿子吴协恩。
所以华西村既是世袭,又不是世袭。
当然,苦做,苦受,苦挨。
很多农村都那样。
但是为什么华西村可以出来呢?
因为他们违背政策。
华西的富裕靠工业,工业需要自己积累。
华西村的第一桶金,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就是1970s村里面的偷偷上马的小工业。
为什么要偷偷上马?
因为政策不允许。
计划经济时代,要求以粮为纲。
农村非但不可以上工业,而且不能私自种植经济作物。
国家指定你这个县种水稻,你就只能种水稻。
华西村就背着上级偷偷搞“预制场”。
所谓“预制场”指建筑工程中指制备商品混凝土或各种建筑构件如:
梁,板,柱等的地方。
我想苏南浙北地区农村的朋友应该能够回忆起这个词汇。
预制场、耐火(材料)厂、纺织厂、印染厂都是当年乡镇企业的主要方向。
只不过吴语有严重的连续变调。
当你说预制场时,往往令人难以想起就是这么几个字。
当我住在华西村的大到简直要闹鬼的套间里,从华西村的材料里看到预制场三个字时,那种仿佛充满春风,不用怀疑明天会更好的八十年的感觉,莫名把自己感动了。
但是华西村实在七十年代搞小工业,比别人都超前。
现在华西村的老人还会讲他们如何和省地县各级干部斗智斗勇,把预制场伪装成打谷场等等的故事。
所以如同华西村人讲的,老书记是共产党的干部,更是华西村的干部,而且主要是华西村的干部。
第二次大规模地违背政策就是抵制分田到户。
其实严谨的历史观察者应该看到,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以及以前的合作化是中央集权的力量对民间的生产和经济组织形式的粗暴干涉。
而一阵风的分田到户也是对民间自发的粗暴干涉。
那个时候党的文件虽然讲宜统则统以分则分,但那个地方不是以推行家庭联产责任承包为标准考核干部?
只有华西村顶住上面的压力,按照村民自己的意愿保留了集体经济。
如同很多左派经济学家指出的那样,八十年代分田到户后个体农民经济的繁荣,很大程度上都是宏观经济政策故意营造的。
别的不说,政府一提高粮食收购价格,整个农村就富了。
但是到九十年代经济回归到真实轨道后,农村的颓废和欠发达就非常骇人听闻了。
在这样的背景中,华西村一直坚持集体经济——当然在传统意识形态语境中,人们称为公有制,而在我看来就是个合伙制度,他们不着急,慢慢地发展小工厂,一点点积累资金,而不像其他地区那样寅吃卯粮,到手就分。
当然咯,吴仁宝违背政策违背法律的很多做法的确也有很大作用。
我不知道他是从曾国藩那里学的还是自己发明的。
华西村对外来打工人员每个月只发一半工资,到年底统一发还其余。
这也是湘军的薪饷制度。
这个制度的好处对管理者非常明显。
①可以减少现金支出,②可以提高纪律管理的威力——一有违规被开除的员工拿不到被华西村“代存”的前几个月的一半工资,所以大家很服管,③员工到年底一下子拿了半年的工资和奖金会老家,这种强制储蓄带来的沉甸甸荷包对员工自己还有其同乡都是很好的招工广告。
其他呢、华西村没有周末,他们实行每天10小时工作,每年过年歇三天的制度。
我曾当面向吴仁宝讨教。
那是一个五一劳动节。
我从五一节说起,提到五一节的意义就是历史上工人运动的前辈为了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而做出的斗争。
我说,你是党员,你们村宣称是社会主义公有制,那么你们怎么可以要求员工比资本主义企业里的人还辛苦呢?
吴仁宝说,我们都是农民,你见过哪个村的农民有所谓周末了呢?
让我一时语塞。
就这样华西村的用工制度可谓非法。
但是我从来没听说任何一家媒体曝光过,因为去华西村的媒体难有不被他们收买的。
我也从没看到有人在各级法院告过华西村,更没有告赢过的。
但是,就像一个在华西村干了20年的外来务工者说的那样,年底时华西村从不拖欠员工工资——这在2000年代是非常普遍的。
他们愿意跟着华西村走。
就从这个地方开始,我慢慢地发现了被掩盖在勤劳、公有制等华西村自己版本答案背后的,真正的他富裕起来的原因。
其中最大的一个就是金融、贷款的特惠。
国有银行以非常优惠的条件向华西村提供贷款,几乎到了有求必应的程度。
国家机关默许华西村在民间吸收存款,虽然那样做是农村的现实,但的确是非法的。
就如同我们常听的笑话,小孩问富商,你是怎么成功的。
富商说,我给别人洗盘子积攒了一笔钱,我开始自己的小买卖。
然后我的远房表叔死了,他留给我一大笔钱,于是我就成功了。
其中的水太深了,我不想多说。
因为华西村需要国家提供很多支持和特惠,所以他特别看重国家对它的看法。
所以他们不惜一切代价,时不时邀请中央领导人去视察一番。
这种邀请,有时是抓住机会当面邀请——如十七大时吴仁宝对胡锦涛的那样;
有时则需要另一套不为人知的系统来操作。
对于后面那套系统,在中国处于不能言说,没人知道的状态。
但是一个合格的chinawatcher又可以通过一些没有注意的个人的回忆中窥探其面貌。
比如这篇《邓小平深圳特区题词内情》
这样的事情在华西村也相当大量的存在着。
只要最高领导人来看过了,那么基本上就不能让它倒掉了。
为了不让他倒掉,那么地方上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吧。
21世纪经济报道的《华西村:
“典型经济”源于发展特权》可谓一语中的。
最近三年,我没有去过华西村。
也无从谈起他们的实际业绩。
事实上我也从来没有了解过其实际业绩。
我只知道他们一次次告诉我他们年收入超500亿。
一个村就有半个青海省那么多。
有一次看到一家写得特别负面的报道,我对同桌吃饭的朋友说,估计过几天华西村就要上新闻联播了。
果然他们就上了新闻联播了,那是2011年12月19日。
而且新闻的板块是走基层。
可以讲新闻联播的编辑记者也真是挖空心思了,他们拿人手短,肯定要在新闻联播里报华西村的。
但是这个村的东西实在没啥新闻性,所以闹了半天来了个走基层。
我可以说,这则新闻完全是软文。
是华西村以不菲的价格点播的。
其目的就是对外界质疑的回应,通过国家电视台最严肃最正统节目来回应。
几个月前太上皇也去了华西村,不知道怹老人家收获如何呢?
吴仁宝的去世让我感觉很意外。
因为几年前见他,他是那么的精神,仿佛永动机一般。
而其实他也是耄耋老人了。
听到新闻后,我马上想的第一件事就是,他是早就知道自己罹患肺癌而一直没有泄密呢?
还是不知道。
后来报道中得知,他也是今年1月份才知道自己得了肺癌,确诊已经是终末期了。
就想起几年前问华西村的一个干部,你们老书记到哪儿看病?
他说,老书记身体很好,没有病。
现在联想起来,看来他们没有对吴仁宝进行有效的健康管理,没有病案,没有定期体检。
没有健康管理的意识,即便他再有钱,他也只还是一个农民。
我也是农民的子弟,这就是出身对我们的烙印。
忽然又想起吴仁宝的孙媳妇,个人能力超强比她夫婿不知道厉害多少的周女士。
我曾经问周女士,为什么让吴协恩做新书记。
周女士说,因为老书记觉得,自己的四个儿子里,吴协恩最年轻,做的时间会长一点。
祝曾经关怀我,慈祥对待我的长辈故吴仁宝氏冥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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