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川地震灾区妇女刺绣小组领袖的个案研究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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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社会性别/性/充权/社会工作实务gender/sexuality/empowerment/socialworkpractice

　　中图分类号：

C913.2文献标识：

A文章编号：

1004-2563（2011）05-0034-13

　　一、研究背景

　　妇女是具有社会性别视角的社会工作实务的中心，也是世界非政府组织、国际发展组织工作的重点。

在有关妇女的社会工作理论和实务中，存在着一种“性别中立”的传统观点。

[1]特有这种观点的社会工作者依赖于一种普遍性的话语，将男性与女性看成没有社会性别差异的个体，表面看是一种“平等”与“价值中立”，实际上以男性作为评判女性经验的标准，忽略男性与女性之间不平等的性别关系，否认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的特殊经验，预先假设了女性的被动地位。

[2]这种“性别中立”的观点，也被许多女性主义者质疑为“性别盲区”[3]或“性别抹杀”。

[4]基于这种观点的社会工作者，并不是真的将男性与女性看成没有各自性别特征的两大类群，而是在一种人类普遍性的伪装之下，无视建构男女性别身份的社会、文化、历史的作用力，不考虑女性所处的社会情境，将女性变成被动的受害者。

当女性试图从日常生活的困扰中解放出来的时候，“性别盲区”让社会工作者看不到强加在她们身上的各种形式的社会控制，只是将困苦的根源归结为个人与其功能问题，同时否认女性有选择自己未来的能力与权力。

　　本文试图将社会性别视角与参与式社会行动联结起来，以“5·

12”汶川大地震某地区灾后重建的妇女小组发展为例，探讨在社会性别视角之下，社会工作者如何运用妇女的个人经验，深入了解她们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将日常私人领域或以家庭为基础的关系与权力关系、社会关系连接起来，以此达到女性的充权（empowerment）。

本文研究的过程从2008年6月灾后40多天社会工作者初步介入妇女的生活开始，直到论文完成的今天，即灾后重建两年多的时间。

在这个过程里妇女小组实现了从无到有，从一个集体疗伤、陪伴同行、生计补贴的项目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培养妇女自主能力的可持续发展生计项目。

[5][6][7][8]在这个过程中，本文的作者既是研究者，又是行动者，通过共同行动、焦点小组、参与式观察、口述史、深度访谈等方法，探究妇女小组领袖的个人生命故事，尤其是在特殊社会情境中困扰着她们的性关系与性别角色问题，关注并认可她们的独特性，介入她们生活中的种种复杂性，回应她们独特的需要，推动妇女自我意识的提升与社会空间的拓展。

　　相较于其它参与式社区发展项目，本研究是在一种更为复杂与特殊的社会情境下启动的。

“5·

12”汶川大地震带给本研究中的妇女不同程度的重创，包括死里逃生（亲历7.8级大地震的身心震撼）、丧亲之痛（失去子女或家人）、生计困难（房屋田地被毁）、身份模糊（家庭社会关系变动）、居无定所（昔日的家园与社区荡然无存）……在这样的情境之下，研究者秉持社会性别的介入视角，努力摆脱那种将妇女看成“无助者”、“被动的受害者”和“依赖者”的片面思维，把妇女看成有活力的行动者，为她们提供自我表达的空间，倾听她们，让她们从自己的角度讲出生命体验和故事，尊重她们建构和解释故事的过程，理解她们在生活各个方面为自己做出决定的能力，致力于在生活、家庭、社区、政治、经济等各种层面上达到妇女的充权。

将社会性别视角纳入参与式社区发展，由妇女性别角色的变化进行社工介入与充权，可以说，本研究是本土社工实务的有益尝试。

　　二、研究问题

　　社会工作者应如何理解“社会性别”这一理论视角并将之运用到实践过程中？

社会工作者必须具备怎样的性别敏感度才能突破“性别盲区”，反思自身的性别观念，挖掘妇女独特的需要，分析与介入妇女的日常生活烦忧与小组和社区的发展？

当“性爱困扰”与“婚姻关系变化”成为灾区妇女小组领袖讲述“个人生命故事”时一个凸显的主题时，社会工作者如何运用她们的经验，深入了解她们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将日常私人领域或以家庭为基础的关系与权力关系、社会关系连接起来，以改进妇女的福祉，达到女性的充权？

社会工作者如何理解充权？

社会性别角色、个人发展与充权之间存在着怎样的联系？

本文在实践与反思的基础上，试图回应这些问题。

　　三、文献回顾与理论探讨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已有西方的女性主义者将性别角度应用在社会工作里，[9]这一取向的社会工作被称为“性别为本的社会工作”（gender－basedsocialwork）或简称“性别社会工作”，这不只是泛指以性别角度推行的妇女工作，亦包括其他服务范畴，如社区发展等，所服务的对象涵盖社区内所有居民，而不仅仅是妇女这样一个单一性别群体。

所谓性别敏感的社会工作或女性主义社会工作，是指社工专业必须具备对女性主义的理论的认识以及性别的觉醒的能力。

要了解服务对象，特别是女性的处境，也要洞悉现存男权至上的社会文化如何阻碍了社会迈向平等的目标。

[10]

　　社会性别与参与式发展是“两场强大却又彼此独立的运动”。

[11]在中国的发展领域，“社会性别主流化”、“社会性别分析”、“社会性别视角”和“社会性别敏感性”等关键词，被频繁使用着，[12]几乎任何形式的发展都被冠以“妇女”/“社会性别”之名。

[13]然而，不管是社会性别理论，还是各种妇女发展项目，在中国的历史都很短暂，人们急于在特定的范畴内，将它们串在一起，找到一些相互关系，对原先那种无社会性别敏感的社会做另外一种较全面的解读，却因为本土化的理论创建不足，实证研究少而质量低，[14]让这些概念的内涵抽空，或部分地被切换了。

　　社会工作作为一个专业助人的学科，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同样十分短暂。

2008年汶川地震救灾给社会工作一个被政府和民间认知的机会，[15]被看作可以用来填补政府在社会转型中所出现的缺漏之处。

但是即使是在汶川地震救灾中，社会工作者很快就发现自己处境的尴尬：

自己很难以“救助”的方式解决社区的关键问题，反而要回避那些关键问题才能够留在社区。

[16]对于这些具有强烈的实践感的转型社会工作者来说，他们必须首先向社工原初的精神及其实践回归——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坚守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

[17]而社会工作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为被压迫者充权，让他们有能力参与那些影响他们生活的决定。

[18]社会性别这个概念，概念化了结构性压迫的范畴，让性别分工和性别化的权力阶层清晰可见。

[19]对于以弱势群体（妇女）为主要服务对象，致力于社会平等与发展的社会工作者来说，社会性别这一理论视角，不可或缺。

　　在这样一种现实情境中，社会工作者如何在本土实践的基础上，为社会性别视角构建一个适宜的理论框架，以细致深刻的解析挑战现有的男权中心的价值体系、知识内涵，不断与具体实务进行对话，使社会性别视角不再流于一个“空洞的”、“有隔膜感的”、“外来的”的词汇？

[12][20]本节将从“社会性别”、“性别角色”、与“充权”等几个主要概念出发，与所要研究的妇女的具体情景结合起来，对她们的经验进行理论探索。

（一）社会性别

　　社会性别理论起源于上世纪初和六七十年代发生的两次妇女运动浪潮，其核心诉求为“男女平等”。

尽管大家的焦点及分析观点有别，不同的女性主义派别均指出社会上男女不平等的情况并非源于两性生理结构上的不同，其中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提出构成两性在自我发展、生活安排、资源运用、及社会地位的差异与其所处社会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结构、政策及父权意识息息相关。

在现有的各种社会形态之下，妇女明显处于结构性的弱势地位，虽然这种弱势地位还受到阶级、种族、文化、国家等多重等级与权力的影响，而并不仅仅由社会性别这一单一属性所决定。

[21]但妇女之间的种种差异，并不能遮盖男女之间的巨大差异。

“社会性别”这个概念表达了对传统社会性别不平等关系的不认同和挑战，不再将社会中存在的男女不平等的问题只是归结为男女两性的生理差异，归结为女性与生俱来的命运，而是从社会制度来看这种男女差异和不平等，认为这种差异和不平等的决定性因素是制度、文化等社会因素，是一个历史的范畴。

　　社会性别理论提供了一种思维方式，对社会中为什么人要区分为“男人女人”、何为“男人女人”、什么是他们应该遵循的行为、观念、角色和身份，产生一个权力关系的分析。

所谓具性别敏感度的社会实务工作（gendersensitivepractice）或女性主义社会工作（feministsocialwork），是指社工专业必须具备对女性主义的理论的认识以及性别觉醒的能力。

换句话说，妇女问题并非妇女本身的问题，而是父权制度对性别带来生活上的枷锁。

[22]

（二）性别角色

　　在社会性别理论体系中，性别角色是一个核心概念。

社会性别涉及人们所担任的社会角色，而这种社会角色又是性别分工造成的现象。

研究显示，虽然男女性别角色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与民族、历史、文化、地区、社会阶层等因素息息相关，[23]（P133－149）但工作与职业被性别所结构化，是所有现代社会很基本的现象，较为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以及“男强女弱”的性别定型观念，构成了男女两性最基本的社会性别角色。

他们的各种性别角色，包括父亲/母亲，丈夫/妻子，儿子/女儿……其根源都来源于性别分工。

即使现代社会的性别概念与意识形态已有许多重大改变，性别分工的改变仍是微乎其微。

　　运用性别角色作为分析权力关系的工具，其主要方法为发现并解构性别刻板印象（genderstereotypes），也就是人们分别划归为两性的那些属性。

比如，很多现代社会里，男性与女性常常被看成分属于两种彼此对立的领域：

男性为“理性工具取向”，他们理性，具有领导力、行动力、效能感，属于“外面的世界”；

女性为“情感表达取向”，她们感性，天生顺从，适合养儿育女和照顾他人，最好留在家里。

这些性别刻板化最早源于婴儿出生之际，而且家庭与学校都是重要的早期社会化媒介。

　　（三）性别醒觉与充权

　　性别醒觉是一种意识提升的过程，包括对现存社会性别制度、社会安排的认知程度，也包括参与改变这些安排的可能行动。

[24]（P267－276）在参与式社区发展中，社会工作者往往发现，社工介入所涉及的各项范畴，无论是家庭生活还是社会活动，往往充满性别矛盾和政治角力，这些性别政治和权力的不平等可以是很平常的，有些却可能对个人成长和社会位置有重大影响。

性别政治包括社会关系和个人生活，不单可带来生活中的困难和挣扎，也可以造就性别团结和成为力量的源泉。

[25]社会工作者用什么方法才可以挑战性别角色刻板化以及男性的霸权？

协助妇女们反省自己的性别位置，并以充权工作为核心，是非常重要的行动策略。

　　充权这个概念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被广泛运用在社区工作和妇女运动的发展中。

充权有很多种诠释，其中接纳度最高的，是指一个人感觉有一种自我控制的能力、尊重自己、内心充满自信、以及感觉自己有能力去改变现状。

[22]对于这样一种诠释，有人理解为一种过程，有人理解为一种结果，或两者皆是。

这样看起来，充权这个概念，与传统社会工作沿用已久的自我成长的说法，颇为相近。

关键在于，究竟从何理论视角看待“充权”与“权力”。

　　后现代主义者提出，当我们运用充权的概念时，起点是要对权力（power）的定义作出重新的理解。

福柯（Foucault）认为权力是行使出来的而非拥有的。

[26]希利和福（Healy&

Fook）认为，将福柯的权力概念运用在社会工作的实践上，对社工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

[27]我们不可能帮助服务对象获取权力，更不可能赋予一种权力给她们，而是帮助她们在制度化的压迫下看到权力关系，进行不同权力关系的分析，以及对个人构成的影响，并牵动个人内在的反省及对既定的权力关系作出挑战。

　　具体到本研究，当我们运用社会性别视角和充权的概念对妇女小组发展进行介入，我们首先要对“灾后重建”这一特定社会情境下妇女的社会性别角色有一个全面深刻的了解，帮助当事人以新颖的角度审视自己的处境和需要，化解一些不必要的性别角色期待，提供跨越性别定型的参与空间，理解并推动妇女建立自尊自信与自我，减低个人的问题化和病态化，以提升改变现状的动机和能力感。

　　（四）以性关系、性别关系为场域的充权

　　在有关妇女发展与充权的研究文献中，大部分的研究集中探讨充权的效果和评估，倾向于从政治、经济等宏观层面上进行论述。

很多学者注意到，强大的妇女草根组织可以令女性充权。

通过鼓励妇女们集体行动起来，妇女组织帮助妇女确认她们最关心的是什么，努力让她们去获取决定自己生活各个方面的权力，包括经济和政治权力。

　　在我所参与的妇女小组发展的两年中，这种经济与政治层面上的充权是显而易见的。

经济上，妇女们参加刺绣小组，其劳动所得一度成为震后家庭中唯一收入来源，这不仅让她们可以贴补家用，有人甚至用来购买在震前也不曾消费过的时尚衣物，经济上的决定权不言而喻；

政治上，由于妇女刺绣小组成了灾后自我救助的典型，成为当地政府对外宣传的一个小政绩，从而让妇女们破天荒在镇长、村长等村干部那里有了话语权，在社区里拥有了举足轻重的政治地位。

具体来说，村委会重建，要考虑妇女们的意见，专门留出一间房子做绣坊；

村里镇里赠送援建人员礼物，要请妇女们帮忙设计绣品，将之当成最为贵重和具有特别意义的纪念；

逢年过节，或者外面有人来采访、参观，村里镇里需要派人与妇女小组商量，能否组织一些具有当地特色的节目，比如锅庄舞表演之类，作为欢迎礼仪与形象展示。

这是因为妇女组织提供了机会，让妇女们获得了领导和组织能力，结成了亲族关系之外最亲密的支持网络。

妇女们对政治的介入，最为显著的一个标志是：

当社区重修时，建造中的房屋需要监管员随时检查建筑质量，这个职责意义重大，妇女小组的领袖及一些成员却被赋予了这个责任，推上监管员这个位置。

向来，建筑工地上是不可能出现“担当责任”的女人的。

　　然而，单纯从经济或政治等宏观层面看充权的效果，其实存在较多的偏颇之处。

一些研究发现，女性经济能力的增长，并不一定构成对既有的社会性别等级的挑战。

[28]（P224－248）她们可能在忙完“外面的”工作之后，仍要完成家务工作，就好像再打另外一份工，只不过这份工一直是没有报酬、被视为理所应当的。

同样，妇女们在政治场域里看似有所突破，也很可能是特定的社会文化脉络下，她们成为某种政治象征，并没有真正得以充权。

正像有些学者提出的那样，现有的充权研究很少提到个人层面上那些纠缠和细节，性别关系内部的张力，还有妇女们如何可以得到最好的支持。

[28]（P224－248）关于充权的分析本来就强调个人的自尊与自信，以及在不平等的性别关系中可以进行协商的能力，那么性别关系，特别是在家庭内部的性别关系与性关系，应该成为充权研究的聚焦点，而不是一个研究空白。

　　从性别关系、性关系中看女性性别角色的困境与改变，由此反思社工的介入与妇女的充权，这是本文的理论出发点。

而在实践过程中，这也是妇女们最关心最困扰最急迫的需要。

　　四、研究方法

　　本文资料的获取依赖于一个历时两年多仍在持续进行的行动研究。

在这个行动研究中，我与我的同事们从2008年6月24日进入四川某地震灾区，创设社工站，建立妇女疗伤与生计小组，与妇女们同行。

作为一个女性研究者，不管在工作上还是生活上，我与妇女们都建立了密切的互动。

妇女小组的建设与发展，3位小组负责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也在与她们的亲密交往中，深入到她们日常生活各个层面，不断加深着对于她们的理解。

本文的资料分析部分，就是以3位负责人的个人生命故事作为叙事分析的文本。

3位妇女的化名分别为大妹、二妹、三妹，年龄都是30岁。

在她们这个年龄段的当地妇女，都有一个根据家中排行所得的乳名，比如“大妹、二妹、三妹、四妹”。

在本研究中，她们名字的顺序是由社工介入的顺序得来的。

　　大妹为一组的负责人，汉族，初中毕业，地震前离异，但据说因为需要照顾一对儿女的上学，离异后一直没有与前夫分居，四口人居住在自建的两层小楼里。

地震时一对儿女在学校遇难，家中房屋被毁，遂与前夫分居，分住在各自的帐篷中，后来各自又搬迁到相邻的板房中，处于半分居状态；

二妹为二组的负责人，藏族，小学文化，地震前离异，儿子跟前夫，自己独自在娘家居住。

因户口仍在婆家，地震后搬回婆家所在地，照顾儿子，并等待政策，期盼分到重建新房；

三妹为三组负责人，羌族，初中毕业，已婚有一男一女，地震前与老公一起在镇上开麻将馆。

地震后原本打算外出打工。

后来听说有社工在附近村镇开办妇女刺绣小组，便认定这可以当成一件事来做。

她主动找到社工，提出自己可在本村组建妇女小组。

　　为了行文的清晰与流畅，更为了分析的深入性，本文在资料分析部分所呈现的个人生命故事，是根据共同行动、焦点小组、参与式观察、口述史、深度访谈等方法所得到的资料综合而成的。

这些资料大部分都没有录音，这是灾区特殊的生活环境造成的，也与研究者的信念和经验有关。

根据我的观察，录音作为一种外来的技术手段，一旦进入到妇女闲聊的场景，往往成为一种干扰和权力的象征，让她们停止交流或不敢随意交流。

虽然我本身作为一名研究者，身上带有“大学教师”、“项目负责人”、“城里人”等标记，也会在我与妇女之间造成一种权力的不平等。

但我尝试着用各种方法消减这种不平等，包括在共同行动中建立紧密互动的关系，在日常生活中学习她们的语言、交往方式与生活技能等。

在共同行动进行到一年多的时候，当我们之间已经非常熟悉，妇女们经过各种外出培训对录音、录像、电视采访等交流方式已经不太陌生，甚至她们之中也有人购买数码照手机、可以拍照的手机等记录我们的行动，我开始尝试使用录音机记录我们的谈话，主要用在一对一深度访谈以及个人长时间口述的场合。

这些录音经整理变成文字记录，在灾区的行动和互动也有田野日记，共同构成了分析的原始文本。

　　在灾区的背景下与妇女谈论私密话题，包括性关系，这不是我进入灾区的研究预期。

虽然我过往的研究让我对妇女的性与社会性别具有敏感性。

可以说，性的话题不是研究的预设，也不在大的行动研究的框架之中，但是我进到灾区的第二天，就遇到大妹跟我谈论这个问题，之后我们每一次在只有两个人的场合都会谈到这个问题。

这让我感觉自己有责任回应这个话题，关注这个话题，并且需要将大妹提到的问题扩充到其他人的生活范围中来，将私人困扰重新界定为公共问题。

[1]妇女们都理解我的工作，“教书、写文章、拉项目”，在两年多的交往中，我写过不少媒体和研究型的文章。

大妹授权我，只要有利于小组工作，“什么都可以写”，甚至不需要匿名。

但是之前所有的文章都没有涉及妇女的性选择问题，这毕竟还是一个被重重社会文化制度约束的话题，是比较犯忌的领域。

在几次有录音的深度访谈时，我都向她们解释，她们所谈的这些私人信息我将怎样处理。

匿名之外，我还详细向她们解释，这些资料将会用一种怎样的处理方法，呈现在学术期刊上。

当然不管是进程中或者完工后的稿件，她们根本不可能阅读，因为她们没有阅读的习惯，更遑论这样艰涩的学术文章。

我采取口述的方法，在见面时向她们复述，我在文章中谈到她们的哪些故事，她们是否接受。

3位妇女都在听取了我的转述后，表示愿意我这样处理她们的故事，包括我将公开发表这篇论文。

　　五、研究发现

　　进入灾区第2天，也就是“5·

12”特大地震发生后的第45天，我们认识了大妹。

她的两个孩子在地震中不幸遇难，对此，她愤怒、痛苦，陷入对孩子生前种种的追忆中，食难下咽，夜不成寐。

遇到我们没有一分钟，她从胸前的口袋里摸出孩子的照片给我们看，含着泪花不停讲述孩子的故事。

吃晚饭的时间到了，大妹仍然没有停止诉说的意向，反而主动提出送我回我住的板房，那是离她的帐篷大约一公里之外的临时安置区。

令我意想不到的是，这一路大妹讲述的主题居然偏离了孩子，而谈起了她的离婚、前夫的外遇、她与前夫及其情人的纠缠。

主题偏离的最主要诱因，可能是因为我们在路上撞到了她前夫，这个一直游移在大妹与情人两个女人之间的男人。

然而，在这一天之后我与大妹的频繁交往中，她几乎每次都会提到前夫，不时夹杂着对于男人女人、婚姻爱情精彩的言论，比如“为什么一定要结婚呢？

不结婚也不住一套房，喜欢在一起就在一起，不喜欢就各过各的。

”联系到震后灾区一片忙乱的状况，还有大妹痛失两个孩子的心境，她在这样的时候仍然陷于与前夫的关系纠缠中，不能不让我们醒悟，其实，对于像大妹这个年龄这个生活阶段的女人来说，性关系与性别关系，与她的日常生活密切绞合，是她难以挣脱的现实困扰，也是我们社工不能回避的实践议题，不管我们当初进入灾区的目的是什么，以后的目标又如何设定，我们都必须介入她们生活中的种种复杂性，回应她们独特的需要。

　　因为大妹的这种境况，我也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