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人心而后正天下儒家反腐观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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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反腐”这一说法,表面上很有理。
但是细想之下,却又似乎不着边际,无从下手。
首先,我们都知道,任何制度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要依赖于人来运行。
我们也都知道,在中国社会里,“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人、人际关系以及相此相应的社会风气对于制度能否发挥作用至关重要。
很多贪官一开始并不想贪,但是在人情、面子的强大压力面前,他们也不可能“六亲不认”,于是被亲友和各种关系拖下了水。
其次,在官场内部,也盛行各种风气;
包括每一个单位、每一个地域、每一个部门、每一个阶层、每一个领域,均可能有自己的内部风气,即官场潜规则。
很多初涉仕途的人,本想做个清官,但抵挡不信圈内风气的压力,被同道或同行拖下了水。
我们千万不要小看风气的力量。
事实证明,在中国社会,一种风气一旦形成,再强大的制度罗网也容易被它撕破。
设想你现在建立一种新的能够防腐的制度,在腐败之风盛行的情况下,如何能保证它不被攻破?
有人把希望寄托在法治上,认为只有“司法独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然而持这种想法的人可能没有意识到,一旦司法真的独立了,政府再也管不着它了,就立即存在着如果司法机关腐败怎么办的问题。
事实上,在一个腐败成风的社会里,任何权力机构都可能腐败;
让某个机构脱离政府干预,成为反腐败的最高权威,这个权威也可能演变成新的腐败源头。
有人把“分权制衡”当作解决腐败的有效制度,殊不知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分权制衡的结果却是国家长期被几个巨型集团控制,而且是打着“民主”和“法治”的旗号进行的。
结果,腐败反而成了正常制度范围内永远解决不了的“毒瘤”,因为你总不能反对“民主”和“法治”吧?
据我所知,这种现象在包括印尼、菲律宾、印度等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出现过。
上面两张图,代表两种不同的权力配置模式。
图一是金字塔型,其中权力机关2、3隶属于权力机关1管辖。
图二是分权制衡型,其中权力机关1、2、3之间没有上下隶属关系。
从理论上讲,图二似乎比图一更能反腐,因为三个权力机关之间相互制约,而图一中最高权力机关1不易制约。
然而实践中出现的有时恰好相反:
在有些国家和地区,图二中的三个权力机关自身都腐败了,慢慢演变成代表若干大利益集团,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特别是重大政策的决策权;
为了保证和保持各自的利益,这三个权力机关在互动中达成默契、在张力中相互配合,共同操纵全民经济,合伙分享贵族特权,联合瓜分国家资源。
这正是我们在一些实行了民主、法治的第三世界国家所看到的现象。
当然也有一种情况,就是几大利益集团分利不均,彼此残杀,导致内战连连,民不聊生。
在发生内战的情况下,一切靠武力来解决,当然更谈不上监督机制了。
相比之下,在图一的情况下,由于最高权力机关1大权在握,虽然它也可能腐败,但对下属的制约能力比较强,结果在反腐方面反而比图二模式更佳。
(二)
当然,我不是说,图二模式在任何情况下都比图一差(这要看具体情况),更不是说不需要制度监督和权力制衡。
我只是想提醒人们,奢谈制度不如探索制度之路,重视制度不如研究制度之基;
究竟什么是中国文化中行之有效的制度建设,我们也不能仅凭几个西洋政治学概念来画饼充饥。
至少按照古人的理解,要在中国文化中建立制度,有时要从“正人心”做起。
“人心”问题就是社会风气问题。
如果把制度比作冰山的话,人心和社会风气则好比汪洋大海,它们深刻地决定、影响着制度的运作。
几千年来的历史证明,中国文化在社会整合方面不适合于西方那种制度至上的形式主义;
即使再优良的制度,也可能被“人心”和“世风”弄得千疮百孔、彻底失灵。
从“人心”、“世风”的角度来分析腐败根源,在西方社会科学中罕见,但在中国古代学者中却常见。
例如,早在两千多年前,董仲舒在上给汉武帝的《贤良对策》中重点分析了为何会出现“法出而奸生、令下而榨起”?
政府防止犯罪的法令越多,人们犯罪的数量也越多;
政府打击犯法的措施越多,人们犯法的手段也越高明。
董仲舒认为,这是因为社会风气已经从根子上坏了,即所谓“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
当风气已彻底败坏、当人心已极度糜烂,这个社会只能象“朽木粪墙”一样,愈治而愈乱。
如果不从改变风气着手,盲目相信严刑峻法,那就和秦朝统治者一样,在不自觉中沦落为“废德任刑”的法家式治理,乃是缘木求鱼、适得其反。
因此,董氏认为,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以“正人心”作为最重要的突破口,并从最上层做起,层层向下,波及整个社会。
他说:
为人君者,
正心以正进行朝廷,
正朝廷以正百官,
正百官以正万民,
正万民以正四方。
四方正,
远近莫敢不壹于正。
(《贤良对策一》)
那么如何才能“正人心”呢?
董氏提出了四条,下面我结合儒家思想略加分析:
一是义利。
儒家认为国家引导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之一在于辨明义利,不能把“利”字放在首要位置。
“国不利为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大学》)这当然不是指不需要发展经济,而是指必须在指导方针上摆正义利关系,并以“义”来指导所有的利益活动,“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孟子?
梁惠王上》)。
按董仲舒的说法,民之好利,如“水之就下”,生而俱来,防而不止;
如果官府不能正确引导,而是以利益成就作为衡量人的主要标准或促发展的主要动力,就会在一夜之间形成全民逐利的狂潮,彻底毁掉社会道德的根基。
董氏云:
“尔好义,则民向仁而俗善;
尔好利,则民好邪而俗败!
”(《贤良对策三》)
二是均寡。
儒家认为财富分配公平与否,是决定人心朝向、社会风气好坏的主要因素之一。
“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
”(《论语?
季氏》)“均”就指财富分配公平、合理。
这是因为财富分配不公,多半是由于拥有特权的人与民争利,导致贫富两极分化,百姓“穷极愁苦”,不再乐生。
他们到了连死也不怕的地步,“安能避罪”?
(《贤良对策三》)
三是贤能。
移风易俗另一最有效的办法是任贤举能。
这是因为在中国人的社会里,上下之间的风化效应十分明显,“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
颜渊》)。
如果在上位的人品正直、心术端正,自然会对下面的人产生感染力。
如果在上位的人人品不端、心术不正,必然会“上梁不正下梁歪”。
“举直错诸枉,则民服;
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
为政》)。
董仲舒一再主张为人君者“遍得天下之贤人”,原因也在于此(《贤良对策二》)。
四是养士。
人才不仅要靠发现,还要靠有意识的培养。
把培养过程制度化,就是董仲舒所谓“兴太学、置明师”。
这样做最大的意义之一,是让一批人才通过修习“六艺”树立坚定的信仰,培养健全的人格,掌握治国的本领。
孔子曾把这样的人才总结为“温柔敦厚”、“疏通知远”、“广博易良”、“恭俭庄敬”、“洁静精微”、“属辞比事”六个方面(《礼记?
经解》)。
曾子则用“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来概括人才成长的修炼过程(《大学》)。
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是因为其他各家各派,或尚诈术,或倡专制,或讲出世,或反孝悌,均不能胜此重任。
(三)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曾主张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全社会富起来。
但是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是,当一部分人富起来之后,各行各业,包括学校、银行、媒体、地方政府等统统刮起了一股盈利创收之风,其中很多都是明显的违法乱纪。
为什么许多政府部门或机关明目张胆地非法搞创收呢?
原因很简单,现在社会上都以金钱作为价值标准,国家公务人员也是人、也有社会关系,他们受到来自社会大环境的压力太大了。
这一现象充分说明,在中国社会,制度的力量终究不如风气的力量大。
“义利关系”不明,可以说是今日中国“一切向钱看”风气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导致今天全社会空前浮躁和急功近利的主因之一。
这个“利”,并不限于金钱和财富,还包括一系列功利性指标,体现在对政绩、对个人成就等的衡量上。
而所谓“义”,尽管含义很多,但作为“利”的反面,应当以每个人的价值和尊严为旨归。
因为社会的正义,终究要落实到每一个个体身上来。
然而,“义”并不必然与“利”对立,而是应当主导“利”的方向,使之有利于实现人性的价值、捍卫人格的尊严。
董仲舒所谓权贵“与民争利”的现象,确实也是今日中国社会风气败坏的另一重要根源。
改革开放以来,官商官倒的故事曾在民间广为流传。
它们之所以引起民众的极大关注,正是由于人们在私生活中把官员的行为当作了榜样。
当权贵们与民争利时,下层人无权无势,他们发现用正常手段永远竞争不过权贵,只能采取非正常手段,那就是假冒伪劣、坑蒙拐骗;
当财富分配不公时,就会有一部分人认为法律是为保护富人而设,于是法律的尊严在他们的心中一落千丈,违法不再可耻,犯罪可以光荣。
事实上,丧尽天良地坑害他人,也是他们发泄心中不满、报复整个社会的渠道之一。
这就是董仲舒所谓“刑罚日繁而奸邪不可胜计”的原因。
由此可见,与民争利和分配不公,会导致人们良知的湮没,造成社会道德的沦丧。
除了义利不明、均寡失衡外,另一个导致今日风气败坏的重要因素就是“文革”。
“文革”留给今日中国的最大遗产之一是对人心之乱。
无数正直、善良的人遭受迫害这一事实,同时意味着大量虚伪、奸滑的人得势。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心取向起重大作用的文化中,正直、善良的人代表着大众的良心、社会的良知。
打击人品正直、敢说真话的人,就是打压社会正气,导致人们良知的湮没和道德的堕落。
相反,提拔人品正直、心术端正的人,就是伸张社会正气,从而唤醒人们的良知,激发人们的正义感,引导社会风气健康向上。
古人所谓“贤能”,按汉人的说法应称为“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汉书?
武帝本纪》);
因此“贤能”的标准不是听话,而包括敢说真话、敢于谏诤,孔子曰:
“古者天子有诤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
诸侯有诤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
大夫有诤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孝经》)。
任何一套体制运行一段时间后,都会形成盘根错节的人际网络,和根深蒂固的人脉系统,极大地雍塞人才的发现和升迁之路。
加以小人阳奉阴违、玩弄权术,君子不谙世故、不事攀附,真正的人才往往不易通过正常渠道被发现。
正因如此,古人发明策论、举荐以及科举等办法,让那些没有关系和后台的人,可以因为真才实学而一举成名、平步青云,粉碎裙带关系的作用。
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名臣贤相、大才硕儒,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脱颖而出。
然而,现代民主在东亚文化中导致“乡愿”大行其道,小团体主义、帮派主义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地方主义公开化、合法化,裙带关系更加牢固。
尤其重要的是,古人一再强调,才杰之士往往怀绝世之学而不肯屈就,抱天下之志而不轻出山,故须细心寻觅、反复查访;
一旦发现,即施之以大礼,让之以尊位,从之如流水。
然而现在有些领导,只喜欢下属听话,只希望别人服从,岂能发现贤才?
今天我们从大量贪官落马的现象中得出的一个深刻教训就是:
一个人如果没有坚定的信仰,不可能抵挡各种各样的诱惑、突破无比强大的关系网。
而许多官员的贪污、腐化行为本身,当然也反映出他们的精神世界何等低下;
在他们心中,除了金钱和女色之外,再也找不到更有意义的生活了!
这其实就是董仲舒所谓“养士”的问题。
养士在儒学中被归结到“修身”之上,它的目标是要塑造一套有效的学术传统,承担起培养有坚定信仰的人才。
我们需要思考,多年来我们的干部选拔机制是否存在形式主义、教条主义成份,导致一些并无真正信仰、徒善表面文章的人混入党内?
我们的意识形态教育及干部培养机制,如何才能培养出有坚定信仰的人才?
(四)
上面我依据儒学、从五个方面总结了今日社会风气败坏的根源。
固然,这些不能代表腐败的全部原因,也不足以保证消除腐败。
甚至可以说,风气又何尝不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腐败引起的?
风气与腐败之间确实存在恶性循环的关系。
但是这并不能否认风气的独立性,何况风气败坏的原因远不限于腐败。
我们必须正视,当前全社会的浮躁和功利之风,以及与此相应的人心的糜烂,正是腐败的巨大温床。
只要这个问题不解决,再好的制度也可能无济于事。
如果我们真的重视制度建设,就应当重视人心和社会风气问题;
如果我们重视人心和社会风气问题,就应该思考董仲舒及先秦儒家所提出的义利问题、均寡问题、贤能问题和养士问题,看看我们做得有哪些不够?
“有乱君,无乱国;
有治人,无治法”(《荀子?
君道》)。
荀子的话决不是说不需要制度建设,它提醒我们一个重要事实,即中国过去几千年历史的经验之一就是,只有从人心朝向这个突破口出发,有些制度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如果人心和风气的问题不解决,指望引进某个制度来创造奇迹,可能只是事倍功半、甚至徒劳无功。
因此,在进行制度建设时,不能盲目崇洋、空谈法治;
一定要正视中国文化的逻辑,研究中国社会的规律。
重视制度建设永远都不错,但是为了制度而制度,不探索制度存在的文化土壤,不思考制度建设的可行之路,难免流于空谈,不切实际。
我们不能忽视,浮躁功利风气的发展,已经导致行业行为失序的巨大混乱。
本来研究科学是为了追求真理,并在这一追求中达到人性的升华;
但现在是为了增加收入,如何能培养出科学巨匠来?
本来教育是为了培育人才,并在这一过程中感受为师的崇高;
但现在是为了创收,这如何能培养出大师来?
本来媒体是为了弘扬正义,并在这一追求中赢得职业的神圣感;
但现在是为了赚钱,如何能引导社会潮流?
本来创业是为了发展自我,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人生的价值;
但现在是为了发横财,如何出得了高素质的企业家?
从这个角度看,今日之中国,各行各业都面临着“正名”的紧迫任务;
要让各行各业找回自身的价值,回到一条自立、自治的理性化轨道上来。
行业的自治和自立一旦建立起来,无疑能为良好的社会秩序奠定基础,成为社会道德的变压器、社会风气的稳定器。
从义利之辨出发,今天还应该认真考虑如下紧迫问题:
当代中国人究竟有无崇高的人格理想和人性境界?
我们要不要追求一种文明、道德、健康的生活?
我们究竟要建立什么样的生活共同体?
这类问题,也与当下普遍关注的信仰失落问题有关。
我曾把信仰问题作为“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讨论,称之为“道统”问题。
我认为,当代中国人信仰的重建,并不象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要在几种“主义”或“宗教”之中作出选择,而是在社会生活中全面确立对于人性价值与尊严的信仰。
所以信仰的内容并不难找到,难就难在如何实践之上。
“正人心而后正天下。
”这是南宋学者陈亮上孝宗皇帝时所言。
事隔八百多年,今天读来依然振聋发聩。
2012年12月12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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