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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实行双轨制,并建立市场价格目标模式;
设立沿海开放城市与海南经济特区。
推进:
1992—2001年,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时期。
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开展关于计划与市场及社会主义之间关系问题的大讨论;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与抓大放小;
确立非公有制的经济地位,发展民营经济;
实行全面的对外开放政策,引进外资;
建立与发展劳动力市场,形成下岗机制,建立社会保障体系;
建立宏观调控体系,并作为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
深化:
2002年至今,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时期。
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市场化改革进入一个新阶段。
完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构建服务型政府;
推进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产权多元化,形成市场退出机制;
推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改善劳动关系;
推进劳动力市场化,加快户籍制度改革;
推进资本市场化,实现利率市场化,完善各类交易市场的建设;
推进土地市场化,完善土地交易制度;
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通过市场机制调节收入分配;
统筹城乡、区域、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与国外等方面的发展。
二、影响
(一)生产要素市场
生产要素市场是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利用的各种经济资源的统称,一般包括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和信息等。
市场经济要求生产要素商品化,以商品的形式在市场上通过市场交易实现流动和配置,从而形成各种生产要素市场。
因而生产要素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一个国家的市场化程度;
生产要素市场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变化也就体现了中国的变化。
本文着重从三个比较重要的生产要素着手分析。
劳动力:
1、劳动力的商品化: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使得劳动力商品化,使得劳动力的定价是以市场交易的均衡价格实现的,这就在供需主体之间达到了某种平衡。
2、劳动力的数量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数量上升的同时,劳动人口(14-65岁)所占比重也不断上升,我国在人口持续增长的背景下,具有丰富的劳动要素资源。
在供给主体方面,我国劳动力市场供给主体经历了由城镇就业人口为主要构成向城乡一体化演变的过程。
起初城镇方面劳动要素的供给主要来自“返城知青”和城镇中存量的“待业”青年。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劳动要素的供给主要来自城镇发展与人口自然增长所带来的新增就业人口,还有就是城镇中企业发展过程中的下岗职工。
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已成为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劳动要素供给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农民工的出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市场经济的一个有意义的进步,它标志着劳动要素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由生产率相对低的农业部门向生产率相对高的非农产业部门的正向的转移,并且意味着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开始进入一体化发。
在需求主体方面,改革开放以前,受计划经济的制约,企业不能自由进入劳动力市场购买劳动要素,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使得企业能够在劳动力市场进行选择购买。
3、劳动力的市场变化:
随着劳动力的市场化,劳动力的数量与日俱增,企业对劳动力的要求也不断增加,因而促进了劳动力供给质量的提高。
政府较早地退出劳动力资源配置领域,使得行政配置劳动力资源的范围不断缩小,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领域不断扩大。
土地: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我国土地资源的配置也更多地依赖于市场机制,呈现典型的渐进市场化改革特征通过农村土地市场化改革,农民逐步获得农地农用土地交易权;
通过城市土地市场化改革,逐步构建城市土地市场结构;
通过农地非农化市场化改革,征地制度不断完善,并有条件地逐步开放农地非农化市场,这是一个巨大而深刻的制度变迁过程,是效率更高的市场体制替代计划体制的过程。
企业:
1、对非国有经济:
曾被国有经济垄断的这些领域,非国有经济就将逐步进入。
非国有企业产权将更趋明晰化和多元化,生产经营行为将更趋规范化。
外商直接投资,特别是外商独资将迅速增长,意味着,即使在国内,中国企业与国外大企业的竞争也会日趋激烈。
2、对国有企业:
政资及政企将实现较彻底分离,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和对产业的垄断将大大削弱,国有企业的对外自主权和对内决策权将大大增加。
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公司制改制将向纵深发展,建立科学有效的治理结构及激励和约束机制,规范企业运作,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增强企业的适应力和竞争力。
国有企业的行为将实现更彻底的市场化和规范化随着政资及政企分离,这种现象将大幅减少。
经营者将更多地从逐渐成长起来的职业经理市场上选聘,其收入将由公司董事会自行确定。
同时,公司治理机关的相互制衡机制将得到进一步完善,其运作将日趋规范化。
(二)宏观经济
宏观经济指总量经济活动,即国民经济的总体活动。
是指整个国民经济或国民经济总体及其经济活动和运行状态,如总供给与总需求;
国民经济的总值及其增长速度;
国民经济中的主要比例关系;
物价的总水平;
劳动就业的总水平与失业率;
货币发行的总规模与增长速度;
进出口贸易的总规模及其变动等。
由于中国经济转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而且在中国经济型转型期,各种基本经济关系也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宏观经济运行中也会呈现出许多新问题、新特征。
因而,对于宏观经济变化的观察可以起到窥一斑而知全豹的作用。
经济增长加速:
从1997年到2007年,市场化指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年均145个百分点。
市场化改革进程的推进改善了资源配置效率和微观经济效率,这一时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3923%是由市场化改革贡献的。
市场化的实际贡献还可能更大,因为改革期间要素投入和科技进的加速,以及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也都与市场化有密切的关系。
这告诉我们,我国摆脱过去的计划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基本改革方向是正确的。
改革时期的经济增长加速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首要的贡献因素是市场化。
政府与市场的准确定位:
推进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体现在投资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垄断行业和城市公用事业改革步伐加快,政府的市场监管职能、公共服务职能有所加强,政府审批进一步规范,政府问责制得到强化,政府规模继续缩小,依法行政全面推进七个方面。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符合我国的生产力状况,同时可以缓解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各种需要,它们的发展一方面促进了市场机制和市场体系的发展,另一方面加强了市场经济的竞争格局,促进了各种所有制经济效率的提高和技术的进步。
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及社会保障制度:
随着中国市场化的不选发展,不可否认的事业间接造成了收入的分配不均和贫富差距扩大,这就使得要共享市场化改革的成果,必须进行收入分配值得的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三)金融市场
金融市场是资金融通市场,属于生产要素市场的一部分。
但是近年来随着“充分发挥金融在配置资源中的重要作用”的提出,金融的地位不断上升。
故本文特此列出金融市场作为一个方面来论述。
金融市场是指资金供应者和资金需求者双方通过信用工具进行交易而融通资金的市场,广而言之,是实现货币借贷和资金融通、办理各种票据和有价证券交易活动的市场。
在金融市场中有两方面的市场化格外引人注目。
一个是和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利率市场化,一个是资本市场化。
利率的市场化:
利处:
促进金融产业的衍生产品的产生,提高金融市场效率,促进小企业发展,有助于提高商业银行的管理水平;
弊端:
中小银行可能面临的负面影响比较大,利率市场化改革将给商业银行带来阶段性风险和恒久性风险
资本市场化:
2002年以来,QH(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制度、股权分置改革以及QlDl(境内合格机构投资者)制度先后实施,标志着证券市场不断发展与完善。
同时,产权交易市场、中小企业板块、证券公司代办股份转让系统也相继建立,并取得重大进展。
(四)实例
【迎老乡、回故乡、建家乡】讲述郴商发展的故事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华大地,潮起潮涌;
郴江河畔,风卷云舒。
新一代郴商挺立在时代潮头,坚持与时俱进,绘出了一幅又一幅壮丽之卷。
凝郴商之力、汇郴商之智的首届郴商大会暨“迎老乡、回故乡、建家乡”招商对接会即将召开,本报从即日起推出“迎老乡、回故乡、建家乡”专栏,回望、记录郴商的努力、付出与收获,展望郴商和郴州的美好未来。
疾行——讲述郴商发展的故事
青石板、绿苔新;
碎石路、骡铃响;
小村落,生意忙。
踏着田陌、山野、古村间蜿蜒的古道走出湘南大山,古郴商(又称“桂阳商人”、“资兴商人”)的足迹东抵江淮,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远至西班牙、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经营的商品有盐、棉(布)、粮食、典当、木材、酒等。
郴商,是旧郴州府籍的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指旧郴州府人,经商过程中因同乡、业务关系而结成的商业行帮。
郴商萌生于商代,成长于唐宋,盛于明,是湖南八大商帮之一,鼎盛时期郴商曾经占有湖南总资产的1/3,亦儒亦商,辛勤力耕,赢得了“水上骡子人”的美称。
清朝后期,随着封建经济的瓦解,郴商影响力减弱,民国后期因战乱逐渐消亡。
近几十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郴商这个老品牌再次复兴。
而郴商的新故事,也就此开始。
复兴
1978年11月,安徽小岗村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
全国上下,改革发展浪潮滚滚而来。
“郴商”沉寂多年的文化、血脉在涌动。
当时,尚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期的中国,物资比较匮乏,许多产品依赖海外进口且按计划调配,难以满足生活渐渐富足的普通群众需求。
广东,是我国那一时期对接港澳开展进出口贸易的主要窗口。
一批“胆大、脑子活”的郴州人,开始在广东和郴州之间往返,把在广东购得的电子手表、“三洋牌”收音机等家用产品乃至二手汽车带回内地销售,从中赚取差价。
1982年,28岁的郴州筑路机械厂工人孙毅,向单位申请了停薪留职,拿着一家人拼凑的两万块钱购买了一辆解放牌卡车,跑起了运输,成为了郴州改革开放后头一批运输个体户。
孙毅给人的报价是0.2元/吨/公里,主要是从郴州运输烟叶、百货去广东、江西。
实际上,考虑到当时较差的道路交通条件、道路保障能力——从郴州开车去汕头,不停不歇,来回一趟也得3天,孙毅的最终收费往往和报价有出入,主要靠和雇主磨嘴皮子。
不过,收益是可观的。
没几年,孙毅就收回了投资。
那些年,毗邻广东的优势,不仅为郴州带来了浓郁的商业氛围,还带来了思想活跃的广东、香港游客——那时已经有港澳、广东客人三五成群或以家庭为单位来郴看雪。
还有来自浙江的个体商人到郴州开展“私对公”交易,即把浙江当地私人工厂的产品——工业用的轮轴、小型零部件等,卖给郴州本地的国有企业。
从1978年到1984年的六年间,外来思潮和本地群众致富意愿的“碰撞”,使得郴州个体商业活动逐步兴旺,越来越多的个体小卖部、录像厅、修理铺等小型私营主体在街头涌现,部分地区个体采矿、冶炼、铸造开始萌芽。
这六年间,国有企业拥有了产品自销权,从而开辟了物资流通的“第二轨道”――计划外轨道。
郴州诸多国有企业开始进行有计划的对外销售,一批“郴州制造”经由郴州商人走向全国各地。
时光流逝。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越来越多的郴州人办起了实业。
也就在这一时期,以煤、金、银、铊等稀贵金属采挖、冶炼为主的“郴州有色”进入了快速发展轨道。
今年65岁的黄建国,1988年停薪留职——将5万块瓷砖卖去广东,是他淘的第一桶金。
接下来的几年,他又为广东的水泥厂、铸造厂提供煤。
靠着郴州发达的小水电,黄建国帮助弟弟开了个炼铊厂,产品走俏沿海省份,供不应求。
从“倒腾”到生产有色金属,再到做文化产业。
黄建国的“转行”发展背后,是郴州改革开放后全产业发展的进程——上世纪90年代之后的20多年时间里,市场信息愈发透明、交易秩序更加规范,郴州商贸整体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各种商业形态逐次涌现:
1991年,郴州第一家歌舞厅爱琴海开始营业;
1992年,郴州第一个商品房小区南岭山庄开盘销售;
2000年,郴州第一个有别墅的商品房小区明桂园开盘。
“做金银回收的李江兴、做卷闸门的汪本信……”每次回想起记忆中的上千个名字,原郴州市工商联副主席涂尧山都能回味良久。
这条郴州商业血脉从消亡走向复兴的奋进之路,就这样走了30多年,现在已然成效斐然——截至2015年底,郴州共有各类市场主体17.63万户,较2013年底增长4.18万户,注册资本和经营资金1833.52亿元。
全市个体私营经济从业人员55.51万人,比2013年增加13.11万人。
拼搏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郴州大部分工厂的工资还在以百元计,广东已是上千元。
一群怀揣致富梦想的年轻郴州人,加入浩浩荡荡的“南下大军”奔赴广东。
1993年,揣着乡亲们拼凑的30元钱,16岁的桂东娃曹小奇辍学离家,踏进了举目无亲的广东省东莞市。
经过20几个小时的长途奔波,曹小奇站上了东莞一家皮具厂的工具台。
年纪小、没文化、没经验,曹小奇辗转在各类工厂,干喷漆、建筑、搬运等重活、脏活维持生计。
每天十几个小时的高强度劳作,愈发激起这位年轻人致富的决心。
1994年,曹小奇加入了一家牛仔制衣厂,花了9年时间,从工人做到总经理。
完成原始积累,曹小奇自己创业,亲自跑订单、亲自做推广、亲自管生产。
没几年,曹小奇就把国产牛仔裤卖到了南北美洲、欧洲、中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如今,他公司年销售服装600万件/套以上,年产值逾亿元。
1995年,郴州人龙晓斌辞去了光鲜的“铁饭碗”,来到广东当起电工,后来又做起拖拉机销售。
好强、好胜又勤奋、钻研的龙晓斌,通过自己努力,研制出了当时国内第一代数控弯管机雏形,并被国内知名厂商美的看中,在业内一举成名。
通过近20年的努力,龙晓斌一手打造的中山市奥美森工业有限公司已成长为一家国内外知名的装备制造企业,为世界各大空调制造厂商提供加工设备,成为全球管类成型加工设备的细分行业领域供应的“领头羊”,公司年产值5亿余元。
2005年,54岁的周余春为了孩子的舞蹈事业,毅然放弃在郴州已上轨道的餐饮生意,来到深圳“重新开始”。
从老板到打工仔的转变,周余春不卑不亢。
从投资公司最基层的管理做起,再到投资经理,周余春边干边学。
那几年,一批国内优质民营企业正处于孵化、上市的“起飞”期。
周余春用工作中学到的投资知识“慧眼识珠”,一下相中了好几家“黑马”。
短短数年间,一飞冲天的“黑马”企业给周余春带来了数十倍的投资回报。
创业背后的苦楚,是外人难以体会的。
喜辣的湖南人,在广东头一大困难就是“口味不适”。
独在异乡为异客,周余春记得,刚到深圳的那几年,他在街上听见永州口音都会凑上去搭腔,为的就是能多感受些家乡气息。
还有李忠云、周兵、何小名……郴商在外地白手起家的酸甜苦辣,几天几夜也说不完。
拼搏数十载,郴商也对所在之地充满感情:
感谢深圳,没有深圳的开放、包容,我成功不了;
东莞有一种“工匠精神”,这种精神激励我创新、创造、创业;
上海是成熟的贸易中心,制度健全、服务周到。
以上这些,都是郴商常挂在嘴边的感恩之言。
吃苦耐劳、勤俭节约、小本经营、由小到大,是郴商身上最显著的特色。
智慧、刻苦、谦逊、感恩,是郴商给公众留下的印象标签。
三十年拼搏,新一代郴商重新扛起“郴商”这一老品牌,继续踏上先辈们未完成的商途。
崛起
随着郴商实力的不断增强,抱团取暖、抱团发展、抱团壮大的意愿也在不断增强。
邓冠华,宜章关溪乡人,武汉大学医学院博士,广州阳普医疗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作为技术精英、高端创业的成功典范,邓冠华率先在广东擎起“郴商”大旗,于2012年12月筹备成立了首个省级郴州异地商会——广东省湖南郴州商会。
一时间,郴州异地商会如雨后春笋。
目前,国内除11个地区已成立运作了郴州异地商会外,西安、厦门、温州、沈阳等9个地区和印尼、泰国、南非、柬埔寨等国家也相继成立了郴州商会筹备组。
在现代经济学范畴中,商会已然是商品经济的必然产物,是实现政府与商人、商人与商人、商人与社会之间相互联系的重要纽带。
在郴州异地商会里,会员们互相帮助、互相关心、互相支持、互通有无,共同分享致富的经验和机会。
如深圳郴州商会,还聘请了专职的法律顾问,为会员提供法律服务和援助。
商会,把郴商拧成一股绳,真正触发了“郴商崛起”,也激荡起郴商致富思源、回报桑梓的决心:
2012年至2015年,累计5000名郴州异地商会的郴商参与了我市在沿海地区举行的各类招商推介活动,签订来郴投资合作项目200多个,已履约落地建成投产项目98个,引进资金过百亿元,产生利税18.31亿元。
投资领域涉及新型装备制造、矿产品精深加工、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现代物流、电子商务、大型商贸城市综合体、城市基础设施、房地产、文化旅游、新型农业等行业。
几年来,郴州异地商会接待我市的市(县市区)招商小分队2000余人次,组织意向企业赴郴州各县市区、园区投资考察2000多人次;
组织郴商回郴或引导其他企业来郴投资协议和合同资金400多亿元,到位资金突破100亿元。
不仅如此,郴州异地商会还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参与区域经济交流合作,促进异地政府间的交流互访,推动民间经贸往来,在区域经济合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近几年来,郴州党政代表团先后赴广东、浙江、江苏、湖北、福建、安徽、河南、重庆、江西等地考察,这些地区的郴州异地商会在客商邀请、项目对接、直接投资、以商招商、现场协调、会务接待等方面积极谋划、热心参与,先后促成郴州与广东、上海、福建、浙江等地企业签订重大合作项目30多个,引进资金80多亿元,为区域经贸交流活动取得圆满成功做出了积极贡献。
引导和组织外省客商来郴考察202批1617人次,谈成投资项目83个,投资总额达162.36亿元。
郴州异地商会网络日趋完善,规模、实力不断增强,已经成为宣传郴州、展示郴州形象的窗口和品牌,也成了推动郴州富民强市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摘自湖南省郴州市永兴县政府门户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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