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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主要有东海起航线和南海起航线。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海道交通大动脉。
自汉朝开始,中国与马来半岛就已有接触,尤其是唐代之后,来往更加密切,作为往来的途径,最方便的当然是航海,而中西贸易也利用此航道作交易之道,这就是我们称为的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通道在隋唐时运送的主要大宗货物是丝绸,所以大家都把这条连接东西方的海道叫作海上丝绸之路。
到了宋元时期,瓷器的出口渐渐成为主要货物,因此,人们也把它叫作“海上陶瓷之路”。
同时,还由于输入的商品历来主要是香料,因此也把它称作“海上香料之路”。
概述
东海丝路
东海起航线最晚始自周武王灭纣,建立周王朝(公元前1112年)时,他封箕子到朝鲜,从山东半岛的渤海湾海港出发,到达朝鲜,教其民田蚕织作。
中国的养蚕、缫丝、织绸技术由此通过黄海最早传到了朝鲜。
南海丝路
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是唐宋以后中外交流的主要通道,以南海为中心,起点主要是广州,所以称南海丝绸之路。
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
从3世纪30年代起,广州已取代徐闻、合浦而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
唐宋时期,广州成为中国的第一大港、世界著名的东方港市。
由广州经南海、印度洋,到达波斯湾各国的航线,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
元代时,广州的中国第一大港的位置被泉州替代,但广州仍然是中国第二大港,依然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
明初、清初海禁,广州长时间处于“一口通商”局面。
自古以来,以广州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已经有多条航线。
1784年,美国“中国皇后”号访粤,标志着美国直达广州的航线的开通。
海上丝绸之路因运送其他货物而又有海上陶瓷之路、海上香药之路之称。
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有东海起航线和南海起航线两条主线路,比陆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更为悠久。
东海起航线始自周王朝(公元前1112年)建立之初,武王派遣箕子到朝鲜传授田蚕织作技术。
箕子于是从山东半岛的渤海湾海港出发,走水路抵达朝鲜。
这样,中国的养蚕、缫丝、织绸技术通过黄海最先传到了朝鲜。
秦始皇(公元前221年)兵吞六国时,齐、燕、赵等国人民为逃避苦役而携带蚕种和随身养蚕技术不断泛海赴朝,更加速了丝织业在朝鲜的传播。
中日两国之间一衣带水,通过朝鲜半岛或经由日本海环流水路,交往十分方便。
日本自古以来就有关于蚕业的传说。
传说在公元前219~210年,秦始皇为求长生不老丹,曾派徐福率领童男、童女、船员、百工、数千人东渡日本,传播养蚕技术,日本人民后尊祀徐福为“蚕神”。
也有记载说,公元前三世纪,江浙一带的吴地有兄弟二人,东渡黄海至日本,传授蚕织和缝制吴服的技艺。
其后,内地人士或经由朝鲜、或从山东出发,三三两两地到日本定居,交往十分密切,并促进了日本蚕业的发展。
据日本古史记载,西汉哀帝年间(公元前6年),中国的罗织物和罗织技术已传到日本。
公元三世纪,中国丝织提花技术和刻版印花技术传入日本。
隋代,中国的镂空版印花技术再次传到了日本。
隋唐时期,日本使节和僧侣往来中国频繁,他们在浙江台州获得青色绫,带回日本作样板,仿制彩色锦、绫、夹缬等,日本至今仍沿用中国唐代的名称,如:
绞缬、腊缬、罗、绸、绫、羽等。
唐代,江浙出产的丝绸直接从海上运往日本,丝织品已开始由礼物转为正式的商品。
奈良是当时日本的首都,可以说是中国丝绸之路的终点,正仓院则是贮藏官府文物的场所。
今日的正仓院已成了日本保存中国唐代丝织品的宝库,其中的很多丝织品即使在大陆也很难见到,诸如彩色印花锦缎、狮子唐草奏乐纹锦、莲花大纹锦、狩猎纹锦、鹿唐草纹锦、莲花纹锦等,还有不少中国工匠当时在日本制作的、兼具唐代风格与日本民族特色的丝织品。
宋代也有很多的中国丝绸被运往日本。
元代,政府在宁波、泉州、广州、上海、澉浦、温州、杭州设置市舶司,多口岸向日本出口龙缎、苏杭五色缎、花宣缎、杂色绢、丹山锦、水绫丝布等。
明代则是日本大量进口中国丝绸的时期,这一时期,日本从中国输入的生丝、绢、缎、金锦等不计其数。
清初(1644年),统治者担心国内人民出海与明末抗清志士勾结,于是采取海禁政策,后由于国内外的强烈反对而陆续开放。
此时,日本仍继续大量进口中国生丝。
1633~1672年间,日本每年进口的中国丝仍在20万斤以上,这是由于日本人民服用丝绸十分普遍,而当时的日本国战乱连连、蚕业衰退,国内生产的生丝数量锐减、品质不良的缘故。
此时还有山东、陕西、安徽、浙江等地的商人直接从事海上贸易活动,远航至日本等国,以中国的绸绫等换取椒、檀、铜、藤等货物。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中国政府为了换取日本出产的铜,允许中日官方往来,进行丝绸贸易。
此后,中国的丝绸更源源不断地被运往日本。
日本在大量进口中国丝绸的同时,积极引进中国的桑种、蚕种和先进技术,并于1868年前后确立了振兴蚕丝业的基本国策,积极学习欧洲的蚕丝实验科学,订立奖励专利政策,兴办科教机构,蚕丝业从此欣欣向荣。
1909年,日本出口的生丝已达到8372吨,超过了中国(7480吨),位居国际首位,其后并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中国直到1977年产丝量才重又超过了日本。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该路主要以南海为中心,起点主要是广州,所以又称南海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开辟后,在隋唐以前,它只是陆上丝绸之路的一种补充形式。
但到隋唐时期,由于西域战火不断,陆上丝绸之路被战争所阻断,代之而兴的便是海上丝绸之路。
到唐宋代,伴随着我国造船、航海技术的发展,我国通往东南亚、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及至非洲大陆航路的纷纷开通与延伸,海上丝绸之路终于替代了陆上丝绸之路,成为我国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
当时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往外输出的商品主要有丝绸、瓷器、茶叶和铜铁器四大宗,往国内运的主要是香料、花草及一些供宫廷赏玩的奇珍异宝,于是海上丝绸之路又有海上陶瓷之路、海上香药之路之称。
明初郑和下西洋时,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到巅峰。
郑和之后的明清两代,由于实施海禁政策,我国的航海业开始衰败,这条曾为东西方交往做出巨大贡献的海上丝绸之路也逐渐消亡了。
广州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
从3世纪30年代起,广州已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
唐宋时期,广州成为中国第一大港,是世界著名的东方港市。
元代时,广州的中国第一大港的位置被泉州替代,但广州仍然是中国第二大港。
在海上丝绸之路2000多年的历史中,相对其他沿海港口,广州被认为是唯一长期不衰的港口。
明清时期,以广州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已经有3条航线。
1784年,美国“中国皇后”号访粤,标志着美国直达广州的航线开通。
有足够的史料和文物证明,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始发港是广州。
目前保存在广州市内各地的“海上丝绸之路”的遗址共有20多处,包括南海神庙、怀圣寺光塔、光孝寺、清真先贤古墓、华林寺、莲花塔、沙面西式建筑等,其中怀圣寺就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最早的清真寺。
目前广东有关部门正在积极推动“海上丝绸之路”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宋朝是当时最繁荣的国家之一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中国封建王朝的顶峰是唐朝,其实不然。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最繁荣、科技最发达、文化最昌盛、艺术最高深、人民生活水平最富裕的朝代之一,也是当时世界上发明创造最多的国家。
宋朝也是中国为世界贡献最大的时期,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发明一半以上都出现在宋朝,那时中国四大发明的三项发明在宋代得到大规模实际的运用,像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纸币、垂线纺织、瓷器工艺的重要改革等。
宋朝航海、造船、医药、工艺、农技等技术都达到了古代前所未有的高度,指南针在宋代开始大量装备远洋船舶。
宋代的GDP占当时全球的50%。
国家的综合实力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宋朝都是当时世界上的第一大国。
宋朝十万户以上的城市由唐代的十余个增加到40个,汴京和临安是继长安、洛阳和南京之后成为世界上第4、第5个超过百万人口的城市。
两宋的对外贸易也达到了空前的繁荣,涌现出广州、泉州一类港口城市。
据西方史学家的研究,两宋的对外年贸易量超过世界上其他国家同年的总和,中国商人几乎控制着从中国沿海到非洲东海岸、红海沿岸的主要港口。
用已故著名学者邓广铭教授的话来说,“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
历史发展
(一)、先秦南和越国时期:
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先秦南和越国时期岭南地区海上交往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早在距今6000年左右,岭南先民已经利用独木舟在近海活动。
距今5000~3000年期间,东江北岸近百公里的惠阳平原,已经形成以陶瓷为纽带的贸易交往圈,并通过水路将其影响扩大到沿海和海外岛屿。
通过对海船和出土陶器,以及有肩有段石器、铜鼓和铜钺的分布区域的研究得知,先秦时期的岭南先民已经穿梭于南中国海乃至南太平洋沿岸及其岛屿,其文化间接影响到印度洋沿岸及其岛屿。
根据出土遗物以及结合古文献的研究表明,南越国已能制造25~30顿的木楼船,并与海外有了相当的交往。
南越国的输出品主要是:
漆器、丝织品、陶器和青铜器。
输入品正如古文献所列举的“珠玑、犀(牛)、玳瑁、果、布之凑。
”主要的贸易港口有番禺(今广州)和徐闻(今徐闻)。
(二)、西汉中晚期和东汉:
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
《汉书.地理志》记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
……”说明“海上丝绸之路”兴起于汉武帝灭南越国之后。
东汉(特别是后期)航船已使用风帆;
大秦(罗马帝国)已第一次由海路到达广州进行贸易;
中国带有官方性质的商人也到达了罗马。
这标志着横贯亚、非、欧三大洲的、真正意义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
随着汉代种桑养蚕和纺织业的发展,丝织品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输出品。
乳香(薰炉)和家内奴仆(托灯俑)乃以往输入品中所未见。
由于两汉版图扩张到今东南亚的部分地区,政府加强了海上丝绸之路沿海港市的管理,例如在今徐闻“置左右候官,在县南七里,积货物于此,备其所求,与交易”。
也出现了一些比较重要的商业城市,例如番禺、徐闻、合浦(今合浦附近)、龙编(今越南河内)、广信(今梧州)、布山(今贵港)和桂林(今桂林)等。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岭南与内地的水路和陆路交通也由此显得重要而得到修治。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
孙吴政权黄武五年(226年)置广州(郡治今广州市),加强了南方海上贸易。
有史料可稽,东晋时期广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对外贸易涉及达十五个国家和地区,不仅包括东南亚诸国,而且西到印度和欧洲的大秦。
经营方式一是中国政府派使团出访,一是外国政府遣使来中国朝贡。
丝绸是主要的输出品。
输入品有珍珠、香药、象牙、犀角、玳瑁、珊瑚、翡翠、孔雀、金银宝器、犀象、吉贝(棉布)、斑布、金刚石、琉璃、珠玑、槟榔、兜銮等。
广州海上丝绸之路易的发展,致使对外贸易收入成为南朝各政权的财政依赖。
另一说:
“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泉州
泉州市位于福建省东南沿海,北纬24°
22’—25°
56’,东经117°
34’—119°
05’。
面积11220.5千方千米。
辖鲤城、丰泽、洛江、泉港4区,石狮、晋江、南安3市,惠安、安溪、永春、德化、金门5县。
人口654.62万(未含金门县)。
通行闽南方言。
泉州为著名侨乡、台湾汉族同胞主要祖籍地。
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早在唐代,泉州刺桐港就是我国四大外贸港口之一,在宋元时期与埃及亚历山大港齐名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
泉州素有“海滨邹鲁”之誉,人文荟萃,文化昌盛,中西文化长期在这里交流汇聚,造就了灿若繁星的文化名人,留存了以南戏、南音、南少林为代表的辉耀古今的文化遗产和大量世人罕见的中外历史文化瑰宝。
属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有开元寺、老君岩、清净寺、伊斯兰教圣墓、草庵等中世纪世界几大宗教的寺院;
有洛阳桥、安平桥、崇武古城等传统建筑精品,又有九日山摩崖祈风石刻等见证着宋元时期泉州与外国商人友好交往的遗址,还有民族英雄郑成功墓、著名的民间信仰宗庙天后宫、德化屈斗宫古窑址等12处。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有37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0多处。
到处弥漫着浓厚的乡土文化气息,梨园戏、木偶戏、高甲戏、打城戏古朴幽雅,中世纪宫廷音乐“活化石”南音,被海外游子视为最亲切的乡音。
德化瓷器、惠安石雕、鲤城木偶头、安溪乌龙茶、永春老醋等土特名产,闻名遐迩,是馈赠亲朋挚友的上乘礼品,远销海内外。
泉州是我国著名侨乡和台湾汉族同胞的主要祖籍地。
目前分布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泉州籍华侨华人达600多万人,港澳同胞68万多人;
在台湾汉族同胞中,有44.8%约900多万人祖籍泉州。
长期以来,泉州的广大海外乡亲和台胞爱国爱乡,为我市的各项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交流志]泉州与海上丝绸之路
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同时也是一个海洋国家。
中国大陆的东部和南部都面临大海,有漫长的海岸线和众多的海岛。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沿海地区的居民,很早就从事航海活动,不断探索海外未知的世界。
由于中国人和亚洲、非洲以及欧洲广大地区居民的共同努力,逐渐建立起一条联结东西方的海上交通线,人们称之为“海上丝绸之路”。
众所周知,丝绸是古代中国的特产,也是世界各国人民喜爱的商品。
古代东西方的陆上和海上交通线都以丝绸命名,说明中国在东西方交往中处于一种举足轻重的特殊地位。
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相应,中国沿海地区出现了一批享有盛名的海港,有广东的广州、福建的泉州、浙江的宁波、江苏的扬州等,它们在不同时期分别起过不同的作用。
其中泉州港曾以“刺桐”一名为世界各国航海家、商人所熟知,它的兴起和发展在海上丝绸之路历史上占有重要的篇章。
泉州地处福建东南。
至迟在南北朝时期,泉州已成为对外交通的港口。
南朝陈文帝(560—565年)时,来华天竺(印度)僧人真谛“泛小舶至梁安郡,更装大舶,欲返西国”。
因众人邀请,暂时停留。
不久,“发自梁安,泛舶西引,业风赋命,飘还广州”,又为当地僧人、官员所阻,未能返国,不久病死(《续高僧传》春一《拘那罗陀传》)。
梁安就是泉州,可知当时此处已有海舶可以出海西行。
到了唐代,福建南部经济有较大变化,人口增多,手工业进步,农田水利改善,为海外贸易的开展准备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唐代中期发生的“安史之乱”,导致陆上丝绸之路闭塞,中国和西方的交通,转而以海道为主。
这一转变,推动了沿海不少港口的发展,泉州便是最突出的一处。
而唐朝末年广州为黄巢队伍攻占造成的巨大破坏,更为泉州港的兴起提供了际遇。
唐代后期诗人包何在《送泉州李使君之任》中写道:
“云山百越路,市井十州人”。
“执玉来朝远,还珠入贡频。
”前两句说的是泉州居民中有外国人,后两句指出当地有外国朝贡者频繁进出,这些朝贡者大多就是商人。
五代十国时期,连续占据泉州的王延彬、留从效、陈洪进都注意发展海外贸易,从中取利。
到了北宋前期,泉州港对外贸易已相当可观,“有蕃舶之饶,杂货山积。
”(《宋史·
杜纯传》)熙宁五年(1072年),宋神宗下诏说:
“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
比言者请置司泉州,其法讲求。
食货志·
互市舶法》)“司”指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的专门机构。
海船出海贸易并须经市舶司批准,回来要向市舶司纳税。
重要的对外贸易港都设立市舶司。
宋神宗要求研究泉州设置市舶司问题,说明泉州在海外贸易中已居重要地位。
但是,正式在泉州设市舶司,则在哲宗元二年(1087年)。
这在泉州历史或是中国对外贸易史上都是一件大事。
市舶司的设立,标志着泉州进入我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港的行列。
设司以后,泉州港可以直接发船到海外贸易,也能接纳外来的商船,因而进出口贸易便得到迅速的发展。
它在海外交通方面的地位,迅速赶上广州。
“况今闽、粤,莫盛于泉州。
”(《舆地纪胜》卷130《福建路·
泉州府》)“若欲船泛外国卖买,则是泉州便可出洋。
”(《梦梁录》卷12《江海船舰》)。
泉州城南,逐渐形成为外国商人和水手集中居住的地区。
与之相应,泉州出现了不少外来宗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的庙宇以及外来侨民的集中墓地。
到了元朝,泉州港更加繁荣。
“泉,七闽之都会也。
番货远物、异宝珍玩之所渊薮,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
其民往往机巧趋利,能喻于义者鲜矣。
而近年为尤甚,盖非自初而然也。
”(吴澄:
《送姜曼卿赴泉州路录事序》,《吴文正公集》卷16)“号为天下最”说明泉州在全国海外贸易中居于领先地位。
而海外贸易的发达,使当地的社会风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当时诗人对泉州有这样的描写:
“厘头赤脚半蕃商,大舶高樯多海宝。
”(宗泐:
《清源洞图》,《全室外集》卷4)许多外国商人,水手随着海船来到泉州,这个港口成为各国人杂居的海港都市。
泉州遍种刺桐树,外来商人、水手便以“刺桐”名之,这个名字当时在海上丝路所历各处广泛流传。
著名的外国旅行家马可·
波罗、伊本·
白图泰都盛赞泉州的繁荣。
马可·
波罗说:
“印度一切船舶运载香料及其他一切贵重货物咸莅此港,是亦为一切蛮子(中国南方居民——引者)商人常至之港,由是商货宝石珍珠输入之多竟至不可思议,然后由此港转贩蛮子境内。
我敢说亚历山大或他港运载胡椒一船赴诸基督教国,乃至此刺桐港者,则有船舶百余,所以大汗在此港征收税课,为额极巨。
”伊本·
白图泰在这里看到大船百数,小船千余。
泉州港在当时不仅是中国第一大港,也是世界头等海港之一。
一方面是“蕃商”(外国商人)川流不息出入泉州,另一方面,泉州也是中国商人出海的首选地。
元朝官方的记载说,“泉州那里……做买卖的”前往“回回田地里,忻都田地里”经商(《通制条格》卷27《杂令·
蒙古男女过海》)。
“回回田地”即阿拉伯诸国,“忻都田地”即印度次大陆。
这样明确的记载,是以前没有的。
元朝后期,泉州商人出海经商,“其所涉异国,自高句丽外,若婆、罗斛,与凡东西诸夷,去中国无虑数十万里。
方是时,中国无事,……诸国之来王者且蔽海上而未已,中国之至彼者如东西家然。
”(王彝:
《泉州二义士传》,《王常宗集》续补遗)海上丝路将中国与海外诸国连接起来,来往频繁,有如一家。
著名的地理著作《岛夷志略》成书于14世纪中期,作者汪大渊是豫章(今江西南昌)人,但他长期在泉州生活随海船出海经商。
这本著作记录了海外地名二百余处,涉及中南半岛、马来半岛、菲律宾群岛、印尼群岛、印度次大陆及其周围地区、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以及东非和北非。
此书写成后,收在当时泉州的地方志内,可以看成当时泉州人的航海指南,也是这一时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详尽记录。
元朝末年的动乱,使泉州受到很大破坏。
明朝建立后,为防备倭寇,推行禁海政策,更导致泉州海外交通的衰落。
郑和下西洋,第五次“前往西洋忽鲁谟斯(今伊朗霍木兹——引者)等国公干”,曾经在泉州停留(见泉州灵山《郑和行香碑》)。
但此后就默默无闻了。
16世纪以后,西方殖民者东来,传统的海上丝路交往逐渐消失。
清朝统治者长期推行的闭关锁国政策,使人们忘记了我们祖先有过征服海洋的光辉历史,忘记了连接东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也忘记了曾经辉煌过的“刺桐”港。
20世纪以来,经过中外学者的不倦努力,证明古代外国人记载中的“刺桐”就是泉州,证明海上丝绸之路曾为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作出过伟大的贡献。
1991年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的“海上丝绸之路”综合考察团在泉州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并举行“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讨论会,进一步提高了泉州的知名度,激起了人们对海上丝绸之路历史的广泛兴趣。
可以相信,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泉州与海上丝路历史的研究一定会有新的更大的进展,而这方面研究的进步,又会激发我们开拓进取,去努力争取经济、文化建设的更大成就。
(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会长 陈高华)
《光明日报》2002/9/12
“南海一号”:
海上丝绸之路的荣光
纪念“南海一号”发现20周年梦回繁华之都
1127年,宋高宗赵构南渡称帝,建都临安(今杭州),史称南宋。
“南海I号”这艘沉没于840多年前的船,恰好承载着宋高宗失落故国的叹息。
她依然完好的巨大船身上,镂刻着“海上丝绸之路”的荣光;
而数以万计的器物,从海底带出南宋王朝黎民生活的背影、工商百业的繁盛、海洋文明的兴盛与没落。
因为中原失落,战事频仍,国库难继,宋高宗(1127-1162年在位)针对贸易表现出新的态度:
“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宜,所得动以百万(贯铜钱)计,岂不胜取之于民?
”他组建舰队,改善港口,还在海岸线上每隔30里就建立价值昂贵的灯塔导航系统,中国进入海外贸易的黄金时代。
贸易刺激着国内手工业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大量奢侈品进口,却也使金、银、铜钱流出海外。
国内钱币越来越少,国计民生难以为继,战事挥霍引发苛捐杂税——尾大难掉,一个王朝因而没落,海洋文明的黄金时代从此如同沉船,需要在千年以后的今天,重新起航。
海外贸易:
广州曾是中国代称
“花塔、光塔为一城之标,形胜家谓会城如大舶,二塔其樯,五层楼其航楼云。
——清·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9,形容广州城市形象如同一艘“大舶”。
据专家考证,“南海I号”满载着金、银、铁、瓷器等生活用品,其中有类似阿拉伯手抓饭时使用的“喇叭口”瓷盘,还发现了眼镜蛇骨骸,专家推测为船上曾住有阿拉伯、印度商人,眼镜蛇为其饲养的宠物。
专家推测,“南海I号”是一艘驶往西亚的大型商船。
北宋时期,广州、泉州、杭州三路都已设立了市舶司,类似如今的海关,还开辟了往返印度洋的航线,只用3个月时间。
到南宋初期,“三方惟广最盛”;
广州市舶司的海上贸易收入,仍然是“倍于他路”。
毕衍《中书备对》里记载说,明州(今宁波)、杭州两港口收购了一批乳香,共5376斤,广州则一次就收了348,673斤,占总数的98%强。
简单地说,广州那时就是一特大的商品集散地,是全世界的“广交会”。
由于声名远播,盛极一时,唐宋来华的印度商人甚至以广州作为中国的代称。
唐僧义净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
支那国》条注曰“支那即广州也”;
赞宁《高僧传》则说:
“印度俗呼广府(广州)为‘支那’”。
当时的“广交会”都有些什么东西呢?
根据《宋会要稿》记载,广州出口的商品主要是金、银、铅、锡等五金原料和瓷器、丝绸、布帛等手工业品,进口的则主要是奢侈消费品,香料、药物、镶牙、犀角、珊瑚。
总之,是只买最贵的,不买最好的。
而且进口奢侈品的数量,从北宋到南宋,只有增多,没有减少。
官吏和有钱人一点也不把劳动人民的钱当钱,南宋时期,每年购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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