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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不能批量生产。
民国教育既仰仗了典雅、古朴的民初之风和波澜壮阔的"
五四"
之风,又有赖于一大批民国学人的风度、气质、胸襟、学识和情趣,非靠一日之功、非毕一日之力可以抵达。
我们怀念民国教育,我们更关心当代的教育体制改革。
为了给人才创造优良的土壤,教育任重而道远。
本期嘉宾:
周质平、马勇、张海涛
本期主题图书:
《光焰不熄》,九州出版社,2012年7月版
以下为本期读书会文字实录
张海涛:
民国时期是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
主持人:
今天的凤凰网读书会现在开始,今天是周日的晚上,明天都要上班,能来这么多朋友,感谢大家。
今天我们还有一群特殊的读者,他们是来自全国各高校的优秀在校生,这次来京是参加"
APEC·
未来之声"
活动,今天也来到了我们凤凰网读书会的现场,一会儿将和台上的嘉宾和读者共享阅读的时光。
70多年前,面对那个时代"
史上最难毕业季"
,胡适这样对他的学生说:
"
毕了业就失业的人们怎么样才能救援自己?
没有别的办法,除了格外努力,自己多学一点可靠的本领,这个社会是最缺乏人才,又是最需要人才的,一粒一粒播种,必有满仓满屋的收获。
这段话质朴却有力量,面对我们当下理想和现实的巨大差距,我们不如把目光放回到历史,看看一个世纪以前的那些民国学人,他们有怎样的自信与从容。
那我们今天台上请到的几位嘉宾,可以说是研究领域的"
大牛"
,我们中间这位是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中文部主任,著名的胡适文学与思想研究专家周质平老师。
这位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员马勇老师,这位是九州出版社总编辑张海涛先生。
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几位老师,我们一起跟他们来一起追寻大师的足迹,来思考一下当代时代的意义。
张海涛:
亲爱的各位同学,各位读者,大家晚上好。
我简单做一个开场白,主要是两位学者,他们来讲一讲今天的主题,我想从我们出版《王云五全集》这个事情说起。
我们最近出版了一套40本的《王云五全集》。
当时《北京晨报》的一个记者陈辉采访我的时候,他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他说现在可以看到,民国时期是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他就问,有没有一个特殊的环境、特殊的管道、特殊的条件促成了这样一个现象。
他这个问题提的非常好,就使我思考了这个问题,当然我的思考很浅了,没有这两位老师的研究深刻,但是我觉得是触动了我。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突然就被西方一下子打倒,中国的文化、中国的科技、中国的社会,整个就面临一个颠覆毁灭的状态。
但是在20世纪的头30年,中国又出现了一个很特殊的现象,社会的动荡、经济的动荡、政治的动荡,却伴随着一个文化的繁荣。
在这个时候,不管是本土的还是留洋学习回来的学人中,产生了一批的大师,所以当时是繁星璀璨,出现这样一个特有的现象。
这个确实值得我们研究。
民国时期头30年,有很少的管制,有很开放的风气,中国国学的营养和西学的营养,不断地交流,不断地碰撞,在那样的环境下,很多大师就逐渐地就产生出来。
包括王云五,他是完全自学,没有什么学历,自学英语,进入商务印书馆的编译所。
他自己成长为一个大学者,当然从正规的学界来看,他属于野路子、不入流,但是他自己写了很多东西,也成为很有名的教育家。
包括吕思勉、梁漱溟、钱穆先生,他们都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所谓大学教育。
在那样的环境下,怎么会出现一个大师辈出的一个环境,可能就会是今天大家关心的一个问题。
钱学森先生给温家宝总理看他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大学现在培养不出一流的科学家,这叫钱学森之问,这个问题问的非常好。
当然我们也不能说民国什么都好,我们现在什么都不好,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民国时代,在那样一个环境下,是怎么样有了一些开放的风气、开放的管道,怎样有了那样一种教育制度、教育环境,使中国在那样的环境下,能够出现一个文化的繁荣,这确实值得我们来总结它的经验,它的一些好的东西。
我想我就做这么一个开头,其他的时间留给两位嘉宾来继续开始,谢谢。
周质平:
胡适思想不过时,说明这个社会的改变不大
周质平:
谢谢张老师,也谢谢各位来参加这次的讨论会。
我非常感动,看到有这么多人来讨论基本上是一个学术上的问题。
我有机会在海峡两岸也在海外谈到类似的问题,尤其是讲胡适的问题。
在美国的大学里面,我如果跟学生讲,在20世纪初期中国有一个胡适,他的思想基本上是提倡民主、自由和科学。
美国学生觉得很惊讶,说这只是一些常识嘛,为什么这样讲一些常识,居然可以开启一个新的时代,可以引起一时的震动。
在台湾讲同样问题的时候,台湾的同学都觉得这是一个已经过时的人,他对国民党的批评也好,他的白话文也好,对当前台湾的读者、学生来说,都已经不够激动,或者是太温和了,已经没有那种震动人心的作用。
可是唯独回到中国大陆来,讲起胡适的时候,还能够让很多人有一种闻所未闻的感觉。
我一方面觉得很欣慰,另一方面也有一种心酸,觉得为什么一个几乎是100年以前的人物,五四运动的人物,在中国大陆,在北京,始终不过时。
我举几个例子说,为什么不过时。
2003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出了《胡适全集》,我想大家只要看过这个全集,或者对他有些了解的人都知道,《胡适全集》不全。
并不是说材料收集不到,包括我提供的许多材料,都不能收进《胡适全集》里面,有中文的,也有英文的,都有。
因为犯忌讳。
一个作家的东西能够在一个时代里面犯忌讳,他当然不过时,他如果过时了,他还犯什么忌讳?
他越不过时,就表示他越跟当前息息相关。
所以如果我有一点心酸的话,是说这样的一个几乎百年之前的人物,在今天对年轻的中国知识分子、学生,都还有相当的吸引力,胡适的思想不过时,说明这个社会的改变不大,甚至于倒退,不是说胡适的思想进步,是这个社会退步了,退步到五四运动之前,所以胡适的思想听起来,还是觉得非常非常的新鲜,非常非常的有趣。
更大的意义是学术与政治分离
今天我们讲的这个题目主要是胡适的教育思想。
我想胡适的教育思想可以总结成两点,就是一个个人的决心。
五四运动整个的精神,也是个人主义,是一个个人的决心,个人和团体的关系。
20世纪之后,所谓新文化、新思潮,都是要唤起个人的意识来。
我们要解放个人,不但是要解放个人,而且是要解放个性。
胡适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易卜生主义》,易卜生是一个剧作家,他写了一句话,我觉得当前我们还可以拿来运用。
他说如果一艘船在将沉下去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救出你自己,不是去救别人。
他也说到,一个伟大的国家,绝对不是一群奴才可以造起来的,奴才造就不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伟大的国家必须有独立的精神,有自由的思想。
所以我们如果今天来回顾民国初年教育的发展,这两句话也是总结陈寅恪思想的两句话。
我们可以回答钱学森之问:
如果没有独立的精神,没有自由的思想,怎么可能造就出了不起的科学家、思想家、文学家,什么家也造就不了。
我们必须把这两样东西放回来,才有可能。
我们如果再回顾,胡适也常常说一句话,一个五千年的文明古国,却没有一所一百年以上的大学,他是在几十年以前说的,当然现在我们可以说,一个五千年的文明古国,没有一所120年以上的大学。
可是美国立国不到300年,哈佛大学快400年了,就是我的学校普林斯顿大学也已经快270年了,耶鲁大学远远超过美国立国的时间。
到了欧洲,我们更可以说在意大利、英国都有超过千年的大学。
中国近代教育史可能要从蔡元培的北大兼容并包这个时候开始。
兼容并包,它有两个意义,我们常常过分强调把新旧人物结合在一个学校里的这个事实,这个当然是一个事实。
可是它更大的一个意义是,它要把学术从政治脱离出来,学术必须取得一种学术上的独立,北大当时只是一个训练官僚的机构,蔡元培去了以后说,我们要强调学术研究,我们不再做官僚的附庸。
20世纪的头40年,乃至于一直到1949年,中国教育史中有一段长时期的斗争。
这个斗争主要是和国民党的斗争,怎么样让国民党退出教育,如果受到党不断地干预,教育是办不好的,所以无论是蔡元培也好,蒋梦麟也好,胡适也好,斗争是不间断的,我们在每一个事件的时候都可以看出来。
这是知识分子或者说清流和当道的斗争。
周质平:
民国时期知识分子在和政治权力的斗争中有胜利的可能
刚才张老师说为什么30年代可以出来这么多伟大的知识分子、伟大的思想家,主要原因是在这个斗争里面知识分子好像还有一点点得胜的可能,并没有完全被政治所吞没。
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虽然国民党势力也非常大,可是没有大到让知识分子完全臣服在党的阴影底下。
所以在30年代,我们还可以看到有一些了不起的知识分子。
另外一点,胡适曾写了一篇文章叫做《非留学篇》,他是批评留学的。
他希望中国有一天可以不必再把学生送出去留学。
我们必须有一种学术的独立,如果一种高深学问必须去海外才能获得,这是某种程度上知识的不独立。
胡适1947年发表了一篇《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我们可以看清楚地看出来,从《非留学篇》到《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他的想法是完全一致的,就是我们必须集中全国的力量办成几所好的大学来。
头10年我们先办5所,往后再5所,慢慢这样的增加。
很可惜,他的这个计划,随着1949年的到来,当然就灰飞烟灭了。
我刚才说到在学术界和政治界的斗争里面,知识分子始终希望学校要有政府来支持。
中国当时是一个贫弱的国家,民间的力量不足以办出一所一流的大学来。
可是支持不等于干预,如果支持就变成干预的时候,知识分子宁可不要这样的支持。
这个干预可以是思想上的,可以是学科上的,可以是制度上的,可以是各方面的。
所以从1919年到1949年,刚好30年的时间,在这个斗争里面,知识分子和政府可以说是互有胜败,或者我们也可以说当时的国民党蒋介石,还是有相当的容忍。
他对不同的意见还不至于一点都不让发出来,还是有一点漏洞。
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抗战前夕胡适主办的像《独立评论》这样的一些刊物。
他的意见和蒋介石意见相左的程度是相当大的。
胡适在教育思想方面的另外一点是提出,我们要怎么救国,我们要怎么爱国。
他说救国不是到街上去游行,救国不是去贴标语、喊口号,救国甚至不是切下你的手指头,用你的手指头,写上一些血书,打倒日本侵略者什么的,这都不是爱国。
爱国应该从图书馆开始,从实验室开始,大家走回到图书馆去,走回到实验室去,把自己造成一块材料,这是爱国最直接最有效的一条途径。
为什么像胡适这样的一个人,在国共两党之间都不受欢迎?
因为他提倡一种怀疑的精神。
他认为任何东西,人家告诉你应该怎样做的时候,你的第一个态度应该是怀疑,而不是一种信仰。
信仰使一个社会的思想变得僵化,我们不要信仰,我们要怀疑,我们要对所有的权威保持一种怀疑的精神。
所以他的一句口号是拿证据来,你把证据拿来给我看,所有没有证据的一种理论,都只是一种假设,我们不能被一些假设冲昏了头。
1919年和李大钊的一次辩论中,他说中国人需要的不是主义,谈主义谈的太多了。
我们少谈一些主义,多谈一点问题。
今天我们可以在这样一个公开的场合来谈胡适,这是中国进步一个最好的证明。
我想在座的有一些比较年长的,大家不难想象,不要说50年代、60年代,乃至于70年代、80年代,这样的一个场合是不可能看到的。
胡适的伟大在于始终成不了傀儡,也成不了偶像
讲到胡适,很自然地会联想到鲁迅这个人,我们看1949年之后,在中国思想界里面,有两个人,一个是拿来作为正面教材的,那个人是鲁迅。
毛泽东在他的文章里面再三推崇鲁迅,有所谓的"
三家五最"
这么一说,是思想家、是文学家、是革命家、是最勇敢、是最正确、最坚决、最最……一共五个最。
(1940年毛泽东在其《新民主主义论》中写到: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
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
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编者)
而胡适是什么?
胡适从1954年开始受到连续几十年的批判,1955年三联书店出了《胡适思想批判》五大册。
胡适当时被认为是马克思和列宁最狡猾、最坚决的敌人,胡适思想企图从根部来腐蚀马克思列宁的思想。
我们如果看一下,这两个人身后的情形,就会发现,鲁迅最幸运的是死在了1936年。
哪一年死在中国的近代史上非常重要。
鲁迅如果不是死在1936年而是死在1966年,我们很难说鲁迅会不会和他的弟弟周作人的下场相去不远。
鲁迅死在1936年,他的全集第二年就出了,接下来就是鲁迅纪念馆、鲁迅博物馆,在北京,在绍兴,几乎遍及全国各地,完全成了一个偶像人物。
我们再看看胡适。
胡适到现在为止,他的全集还不全,胡适在台北的纪念馆只是他小小的一个故居,远远不能和鲁迅比。
可是我觉得,胡适身后的萧条和寂寞正是鲁迅不可及的地方。
鲁迅身后的光辉,正是从偶像变成傀儡最好的转换。
偶像"
和"
傀儡"
,这两个词表面上听起来好像一个高在云端,一个被人踏在脚下,可是我们仔细想想,偶像和傀儡相距非常有限。
把你变成偶像的人,他往往后面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让你变成傀儡。
胡适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最了不起的一点就是,他始终成不了一个傀儡,当然他也始终成不了一个偶像。
他在国共两党都不讨好。
最近蒋介石的日记发表了,我们从蒋介石的日记里面看到他是如何地痛恨胡适,把胡适当做"
反共复国大业"
上最大的绊脚石。
胡适死的当天,蒋在日记里面写,我终于去掉了这块绊脚石。
所以我想国内有人把胡适说成是蒋介石的御用文人,是国民党的走狗,蒋介石日记是洗刷这些罪名最好的证明。
好,我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马勇:
中国从古代到近代,始终没有现代教育
马勇:
谢谢各位,今天的主题是讲民国时期的教育和风骨。
刚才周老师讲,民国时期两个重要的人物,一个是鲁迅,一个是胡适。
民国时期其实我们很多历史弄不清楚,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实际上和我们知道的差别太大。
大家知道,鲁迅在1949年之后地位非常高。
其实在民国时期的教育界,鲁迅的地位是很低的,他当时并不是很著名的学者。
鲁迅最后10年,在政治上,有点像我们今天所说的公共知识分子,他的表达在当时社会是比较激进的。
而胡适在教育界非常重要。
你看胡适后来的状况,共产党怀疑他离国民党很近,国民党怀疑他离共产党很近,这里面反映了一个什么问题?
反映了胡适当时独立的原则,他并不是和什么党派很近。
民国教育的成功,和胡适这么一大批拥有独立思想,独立见解,在政治上能够保持立场的人有很大的关系。
我想讲的主题就是近代西洋教育为什么在那38年有那么大的影响。
在来的路上,我看到一篇文章,就是北大中文系李零教授刚刚发表的,他就质疑对民国教育的吹捧。
他认为民国教育没有那么好,当然他也没有说我们现在教育最好。
其实我们现在教育不好,所以才使我们去怀念,就觉得民国很不得了。
当然作为专门研究历史的人,我当然知道民国的教育有很多的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当时就不会发生了那么多的学潮,不会发生教授和学生去游行。
从民国初年到民国在大陆统治的结束,学生运动、教师抗争几乎是不间断的。
这不表示民国教育好,但是恰恰它证明了民国教育环境好。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悖论:
不好才会抗争,能抗争说明环境好。
其实中国从古代到近代,始终没有现代教育。
古代中国没有把人集中到学院的教育,因为教育是非常私人化的事情,这个过程就是读私塾,仅仅都是为了科举考试,而科举考试是为了去当官。
在近代中国和西方接触之前,没有我们今天讲的大学教育。
中国的大学教育,从1898年开始算起,到现在一百多年的时间。
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真正严格意义上的大学教育,也就是在1945年之前。
因为1945年之后这60多年,从1952年院校改革之后,我们的教育完全走向苏联模式。
到80年代初改革开放,当时大学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的思路,是回到民国时期的欧美教育体制上。
我们可以看到在苏联体制下,清华大学完全改造成单纯的工科院校,很多的教会学校,在这个过程当中全部消失。
燕京大学没有了,辅仁大学走了,也没有了。
另外私立大学也在1952年之后取消了。
实际上一百多年的教育当中,真正具有近代教育意味的,也就只有1912年到1949年这段时间,这38年是真正意义上的教育。
胡适在1919年讲少谈主义,多谈问题,有他的道理,因为他所说的主义就是李大钊讲的社会主义。
在胡适的概念当中,主义问题,中国在1918年就解决了,因为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之后就确立了共和民主架构。
在这种情况下,胡适讲就不要谈论主义了,应该多谈人民、社会的问题。
我们今天不是这样。
我们今天要谈问题,比如你卖国,会不会被情报局干掉,你骑三轮车带人,会不会被城管局打惨。
但是今天中国不仅要谈问题,还要谈主义。
近代思想家比较普遍的共识--要有好政治家
民国时期教育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它在政治上有保障。
近代思想家都有一个很重要的认识,就是中国的问题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政治上能不能有办法。
中国各种问题,比如教育问题、社会问题、外交问题、民族问题,都有待于政治上的办法。
如果政治上没有办法,其他都没有办法,只要政治上有办法,其他都能有办法。
近代思想家一个比较普遍的共识,就是要有好的政治家。
在民国时期,不论我们讲民国前半段的北洋时期,还是后半段国民党统治时期,其实我们去看,中国在政治架构上一直在解决这个问题。
1912年到1927年,它完成的是民主共和价值的确立,领导者当然来自于接受近代教育的军人。
这种状况就像今天的埃及,在民主转型过程当中,领导者很可能就来自于军方强权。
我们不能认为军事强人就一定不遵守民主共和的规则。
如果段祺瑞执政的时候完全实行军事独裁的办法,我们就不可能有1919年的五四大游行,也不可能有1927年的建党,共产党不可能成立。
1912年到1927年北洋政府统治的这段时间解决了民主共和的问题。
第二个阶段就是国民党时期。
过去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我们都在讲国民党时期是万恶的旧社会。
其实我们现在回望的话,1927年到1949年,蒋介石尊崇的是什么主义?
就是孙中山讲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
1931年蒋介石就开始走上了训政的道路,颁布了训政时期的条例。
恰恰在1931年又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导致中国政治上的开放,蒋介石按照孙中山的军政、训政、宪政往前走。
所以1931年的时候中国慢慢走向了宪政的路线。
到1937年,抗战爆发,国共合作,恰恰又推动了中国政治上进步,走到了宪政的路径。
所以民国在大陆统治的后半段就解决了政治架构问题,因此中国的教育仍然可以抗争。
能抗争,就表明保存了教育的活力。
可能从这个层面来进,民国教育的成功,有这么一个外在的条件。
所有权多样化是民国教育成功的内在动力
从内部来讲,民国教育也有一些今天可以借鉴的地方。
刚才讲到一个民国教育所有权的多样化。
我们今天从幼儿园到大学到研究院,所有的都来自于一个出资人,都来自于一家,统统一个模式。
这个状况下的教育,什么都一样,怎么能创新。
太平天国为什么失败?
因为太平天国没有先进的领导阶级。
这样你就没办法创新,创新需要一个多样化的环境。
大学老师现在都不能离开讲稿去讲,一代一代的劣质传承,就没有办法再创新了。
民国时期的大学教育,如果不能讲出自己的道道,你是没有资格在大学当教授的。
我们现在是什么?
讲出有道道的独立的东西,那你就下岗了。
能够在大学讲台上讲课的,那至少应该甩开讲稿讲两个小时。
比如讲近代史,你要讲出你对近代史的独立的思索和考虑。
民国时期的教育为什么比较成功?
因为民国时期教育资金来源是多样的。
有国家拨款,比如北京大学;
有外国基金,比如清华大学;
有外国教会,比如辅仁大学、燕京大学。
资金来源多样性,就导致一个重要结果。
民国时期的教授为了薪水可以抗争,为什么?
因为私立大学给的工资高,公立大学肯定就抗议了,那边加工资了,我们不加,那就到教育部去闹,到财政部去闹。
他们去闹,闹的很名正言顺。
我想讲的就是,在教育体制当中,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所有权问题。
如果中国教育形态不能像民国那样多样化,不要说出大师,小师也出不了,因为优秀的学生都到国外去了,而且一去就不回来了。
我们现在管理出来这么一个状态,优秀人才留不住,因为没有多样化就没有竞争。
我想这可能是民国教育一个很重要的背景。
当然第三个我想说的就是刚才周老师讲到的,民国时期那种自由的环境。
我们可以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民国出了鲁迅。
鲁迅要是一直活到1949年之后,肯定不会写出好作品。
就像毛泽东说的,要么进监狱,要么闭嘴不说。
一个自由的环境,对一个社会,特别是对于教育的发展有相当大的好处。
教育又是思想的碰撞,没有这种自由的环境,就不可能碰撞。
当然民国时期的教育可以总结的东西很多,但是对大学生来讲,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个我想讲的东西。
我在研究蒋梦麟这几个教育家。
蒋梦麟他们这一代从西方留学回来的教育家认为,对大学生来讲,大学是学什么东西?
你不是在学一个知识,知识的灌输是没有意思的。
你要学两样东西,第一就是学习的方法;
另外一点,他们这一代人强调,大学生通过四年的大学学习,要学会自治的本领。
这个自治的本领要发挥到什么地方去?
要去改造社会。
这是民国社会进步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大学的自治组织可能是大学训练学生的一个最重要的方式,因为大学生在自治的时候学会了真正选举,毕业之后就可以组织人民进行真正的选举。
当然这些东西,也不是某一个大学生、某一所大学能够改变的。
中国教育真正的希望,不是回到民国,但是所有人类所走过的正确道路,我们都应该见贤思齐,都应该看到别人的好处。
不能老是像过去讲的,我们是新社会,你们都是旧社会,那就不对了。
其实我们是新社会,这个"
新"
也是暂时的,现在新到了60年,也不可能新到100年吧,100年后还是新社会,这肯定就不行了。
我们应该尊重前人的创造,学习别人的东西,改变我们教育的这种模式。
我们今天讲民国的教育,就是想给现在的教育改革提供一点历史性的经验,就先讲这些,谢谢各位。
我再谈个话题。
九州出版社出了很多关于民国学人风范的书,比如《一个时代的斯文:
清华校长梅贻琦》。
梅贻琦治理清华大学是有名的无为而治。
罗家伦把庚子赔款拿来,怎么建校、怎么建章、怎么建制,交到他手上,他就无为而治了,这个是他的特点。
《民国风度》,这个书版权卖到台湾,也是讲了一批民国有名的学者。
还有一本很著名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这本书很有名,一会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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