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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分析这三个地区的发展路径,可以发现,在推进一体化发展的过程中,长三角、京三角、珠三角借助各自优势、结合自身特点,已经逐步形成各自不同的一体化发展模式。
专栏
长三角城市群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包括上海和隶属江苏、浙江的14个地级以上城市,形成了以上海为核心、以沪宁和沪杭甬为发展主轴线的网络型布局。
在这片仅占全国1%的国土面积上,集聚了占全国5.92%的人口和8.3%的城市,创造了占全国17.14%的GDP和15.06%的地方财政收入,2000年底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和实际利用外资分别占全国的16.7%和35.02%,人均GDP更是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的2.98倍。
因此,长三角地区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处于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而上海作为长三角的中心城市,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初浦东开发开放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发展,这对于长三角地区的整体联动发展更是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巨大作用。
资料来源:
《人民日报》2002.11.29
领先长三角——跨区域“合二为一”的“经济区”一体化模式
一、长三角“领先”发展对我国城市一体化的意义
一个国家或地区,感受经济全球化的方式可能有许多种,但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能否从全球化的视角出发,推动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发展。
在我国,城市的跨区域合作已经开始,城市的一体化趋势已经形成,特别在长江三角洲地区,以上海为中心,跨越浙江、江苏一体化的长三角已初具雏形,以长三角15个城市为紧密层的合作平台已搭建起来,相关的制度设计正在展开,使得长三角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地区,成为国际投资和国际产业转移的集中地,在我国城市化战略中扮演重要角色,并从根本上推动了我国行政区划和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
1、长三角正在领跑中国经济
如果说中国是世界经济的亮点,长三角便是亮点中的亮点,对我国国民经济整体保持7-8%的GDP增长率和新一轮景气周期的形成,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无论从增长速度、创新能力、市场化水平、科技发展、人才素质、城市化水平等各方面考虑,长三角都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充当起拉动作用的“龙头”。
拉动中国经济的重要增长极。
20世纪90年代以来,长三角经济区连续10年保持了全球领先的经济增长速度。
其中2002年,江、浙、沪两省一市各自的GDP保持两位数的增长态势,平均增长速度11.6%。
两省一市的土地面积仅占全国的2.3%,对我国GDP的贡献率却高达23.2%,成为“中国经济的发动机”。
学者们普遍认为,长三角已成为中国经济的区域增长中心之一。
经济结构进入转型期。
高速的经济增长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
近20年来,长三角地区不断有新的更有增长潜力的领先行业取代原有的领先行业,成为经济快速成长的“引擎”。
以浙江省为例,1985~1990年,增长最快的行业是纺织业;
1990~1995年以后,“引擎”行业是服装业。
而1995年后,电器、机械等大型制造业开始得到长足发展。
这种变化说明,长三角的经济发展模式目前已由资本推动型向技术推动型转变。
通过经济结构的这种转型,长三角本身的人才优势和技术优势也将进一步得到释放。
“世界工厂”初具规模。
在吸引外资方面,长三角以其后发优势,迅速赶超了改革开放以来长期独占鳌头的珠三角地区。
2003年上半年上海市新批合同外资为60.72亿美元,同比增长40.1%,基数和增幅都超过广州,新批1000万美元以上的大项目数为201个,是广州的4倍。
随着国际分工的重组和国际产业转移的趋势,全球制造业开始大规模向中国转移。
与珠三角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以小规模制造业为主不同,长三角特别是上海市的引资重点以能形成制造业产业集群的跨国企业或龙头企业为主,这使得长三角成为承接这种国际产业转移的主力军。
长三角正在成为“世界工厂”,成为吸引国际资本与技术的强大磁场。
城市化进程居全国首位。
目前,长三角已经形成一批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包括年上海和苏州、杭州、无锡、宁波、南京等五个年国内生产总值在1000亿元以上的“巨人”,以及绍兴、南通、常州、嘉兴、镇江等五个年国内生产总值在500亿元以上的“小巨人”,城市化进程在全国领先。
沪宁杭公路、铁路和大运河沿线的9个城市基本连接成片,使长三角正在成长为完整的都市群。
2、一体化取得实质性进展
长三角是由多个城市和地区组成的经济体,各城市、地区间既有竞争又有合作。
针对这种状况,近年来长三角各城市在一体化方面做了不少努力,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旧行政区划为大都市圈整合所带来的障碍,并在可以达到一致利益的某些领域形成一系列的合作典范。
政府间已经建立一定的协调机制,交通、旅游、人才……都已打破了原来资源配置上“各自占用”的区域性壁垒。
最近,一项有关长三角城市中小企业政策互享的文件也已签署,类似这些举措还会很多,而每一次都将使长三角城市一体化迈向一个更高层次。
长三角地区的一体化进程已迅速迈出实质性步伐。
3、长三角在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战略中的作用
在当前,研究区域经济,必须注意到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已加入WTO这两个要件,否则就不可能准确定位。
不少经济学家断言,21世纪国际经济竞争的基本单位既不是企业,也不是国家,而是城市群。
城市群之间的分工、合作和竞争将决定未来世界经济、政治的格局。
建设一个强大的城市群,将成为赢得21世纪全球经济一体化形势下激烈的国际竞争的关键所在。
图表说明:
表中,初始竞争力包括该地区的区位、自然条件、人口、劳动力等因素;
潜在竞争力包括基础设施、法律环境等软环境因素;
现实竞争力包括当年运行效果、劳动生产率、GDP等指标。
通过上述数据的比较,可以得知,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三个经济带中,“长三角”是中国经济发展水准最高、综合经济实力最强的地区之一。
因此,城市群在中国现代化的战略中所担负的各种功能,将主要由长三角来完成。
——增长极作用。
由于我国地区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长三角作为我国目前最高能级的城市群和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必然充当起带动整个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极。
——聚集作用。
长三角担负着重组全国经济和社会资源的使命,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在这里汇集,产生很强的规模发展效应,因而对推动我国城市化进程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
——创新源地。
不论从长三角目前的发展优势、人才优势、制度优势来看,还是从观念、技术和制度层面看,长三角都将成为我国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源地。
——对其它他城市的一体化的示范。
在长三角一体化的影响下,珠三角、京津唐乃至更多地区的城市一体化已蓬勃兴起,标志着我国城市一体化趋势已经形成。
——推动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特别是行政区划模式的改革。
在长三角一体化的推动下,地方分治、增设直辖市等许多摆脱原有行政区划束缚的改革呼声日益高涨,相关的论证正在进行之中。
上海市长韩正曾指出:
“长三角联动发展的终极目标已经非常清晰:
代表国家参与国际竞争。
”高度概括了长三角在我国未来经济发展战略中的作用。
考虑长三角一体化,应跨越自身,从国家发展战略的角度来看待,用国家利益来整合区域利益,以一种整体的力量、协作的力量参与到国际竞争中去。
而针对长三角内部某一地区、某一城市来说,也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属于自己的优势。
这就要求长三角地区建立起更加统一、开放的合作制度,把区域合作上升到产业协同调整的高度,才有可能实现区域分工与竞争的平衡,形成产业一体化发展的新局面。
二、从区域壁垒的严重性看一体化的紧迫性
1、区域分割是一体化难点与障碍
目前“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现行管理体制和行政区划引起的区域内部发展不协调、发展战略和规划各自独立,造成区域内部产业结构低层次重复,城市间的竞争不断升级,带来区域资源的极大浪费,构成了横亘在一体化进程面前的一道高门槛。
具体表现为:
招商引资“倾销式”竞争。
吸引外资的过程中,很多地区通过不断降低各类门槛,恶性比拼优惠政策,竞相将周边城市的投资者吸引到自己的地盘上来,甚至出现“跳楼价”争夺外资的现象。
外商投资企业不论其产业属性和专业特长,一概成为各城市政府部门的争夺对象。
在外贸产品出口上也竞相压价,导致过度竞争,人为阻挠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
产业结构雷同,城市缺乏分工。
各城市自然、历史与人文环境的相近与相邻,经济实力的相对接近,加上计划经济时代急功近利的盲目发展,导致长三角地区城市定位趋同,城市间缺乏应有的产业分工。
目前,长三角15个中心城市中,选择汽车产业的有11个城市,选择石化产业的有8个城市,选择通信产业的有12个城市。
而苏锡常三城市前五位的产业几乎一样。
这种产业结构趋同化倾向,不仅使长三角的联动发展效应受了抑制,而且减弱了该区域抗全国性经济波动的能力。
行政壁垒导致成本上升。
由于长期以来的条块分割管理体制,一定程度上使得我国各地区各城市中形成了各自为政、与临为壑的作风。
一些政府出于增加自己财政收入和可支配经济资源的目的,对本地区企业或有隶属关系的企业给予扶助,而对外地企业或非隶属企业在当地的经营活动抱有排斥态度,甚至动用行政手段加以限制。
对本地企业到外地投资也不予以支持。
这些不良现象在长三角地区表现尤为突出,比如,在江苏免检的产品到了浙江还要再检,甚至同一个省内,这个城市的免检商品进入其他城市还要再从上到下“跑一趟”。
对异地投资企业还实行双重征税政策,严重影响了优势企业的跨地区迁移或兼并、重组。
目前长三角的运作成本即使在全国也属偏高水平。
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缺乏统一规划。
都市圈要求统一公共服务职能,如统一的供水、供电、公共交通、环境治理等,这样才能实现效率的最大化。
而在目前行政区划下,长三角各城市在公共基础设施方面迟迟未能实现真正有效的统一规划。
比如港口建设问题,因多年来缺少协调,出现了很多矛盾。
据统计,南京以下的长江段,已建、在建和待建的万吨以上码头泊位共100多个,投资建设都由当地政府操办,其中有很多是重复计算,导致建成后货源不足,浪费巨大。
上海与腹地“内战”不断。
一方面是作为腹地的周边城市与作为“龙头”的上海市之间的资源争夺。
比如有的腹地城市针对上海开展引资大战,上海的企业在浙江、江苏一些城市常常遭遇到以检测为名的打击排斥,尤其是有的地方不仅不打击那些假冒上海名牌产品的行为,反而保护甚至纵容发展这种假冒经济。
甚至还表现在一些地方不甘于充当“腹地”,在城市具体规划上总是“出格”,想与上海打造一种“平权”关系。
另一方面上海也缺少足够的“大度”,缺少对外地企业的开放。
比如申博成功后,为建设世博会场馆和配套设施,上海市需要动迁接近4000多户企业,这个消息起初令周边城市大为激动,不料上海市却找市内各个区县内部消化了事。
这些都影响了上海与腹地城市各自在长三角都市圈中应有作用的发挥。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首先在于旧的行政隶属关系导致管理上的条块分割。
长三角分属苏浙沪三省市,行政隶属关系复杂,地区之间的协调难度很大。
正因这种“行政区经济”的牵引,各地区各城市之间缺乏长远发展的战略眼光和整合发展的规划思路与政策,不能从分工协作关系上考虑如何以一个整体参与国际竞争,协调沟通渠道不畅,因而阻碍了经济资源的自由流动和跨地区的经济合作。
其次在于旧的经济体制导致政府对经济有较大的干预能力。
政府行为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但在区域合作方面有较大的负效应,如片面追求产值、地方保护主义等。
特别是由于地方政府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本应是成本导向的企业投资经营行为与追求地方利益的政府行为结合在了一起,企业的项目投资与经营业务很难跨地域展开。
这一点已成为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中非常明显的缺陷。
另外,上海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经济运行机制相对带有较多的计划经济痕迹,而江浙两省非国有经济比重不断迅速增加,体制的差异也影响了上海与江浙的经济合作。
2、一体化的现实性与可行性
区域经济整合对长三角来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因为从理论和惯例上看,各国、各地区的经济,由彼此孤立与阻隔走向相互联系与依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和长期趋势,也是惟一的合理选择。
尽管存在上文剖析过的产业结构趋同、地方保护主义和恶性竞争等问题,但经过20多年的经济发展和合作尝试,长三角已经具备了实现一体化的雄厚基础和现实的可行性。
基础设施不断整合。
通过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大规模基本建设投入,长三角区域内一些大型基础建设项目,包括交通、邮电、通讯、电力、信息等,都已更加完善并初步形成联网,为长三角开展新一轮合作与发展创造良好的硬件环境。
经济要素呈现组合优势。
长三角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对资本、高新技术、高素质劳动力等生产要素都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从而成为人口流动、资金融通、技术交易、商品流通等经济活动的高度聚集地,和中国最重要的经济要素增值中心,并为该地区形成统一的要素市场创造了条件。
制度创新为一体化创造了条件。
在长三角地区,经济、金融、投融资、财政税收、企业制度、资产管理、住房、社会保障等各项制度改革一直走在全国前列,为一体化创造了制度和政策环境。
同时,长三角是我国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
而一体化的本质实际上就是市场化,都市圈的形成本身是市场选择的必然结果,长三角一体化过程,首先是市场一体化,是经济活动基本规则的一体化。
因此,市场机制的逐步成熟也为一体化创造了有利条件。
产业互补或共生的趋势日益明显。
如上海已初步形成了以金融、信息为主导的现代服务业,以跨国公司区域性总部为标志的创新中心与营销中心也初露雏形;
江苏则以大公司和外资企业为依托,在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机械工业和电子通信制造业等重化工业领域具备了一定的基础与优势;
而浙江则以中小企业和区域特色经济为支撑,在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上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
在产业合作方面,过去单一的横向配套协作,已逐步向整合生产要素、共同进行制度创新发展,由过去单一的产品加工营销,逐步向商贸、旅游、房地产等领域延伸。
上述这些发展成就,都为一体化的最终实现奠定了重要基础。
因此,长三角各级各地政府应珍视这些既已形成的基础和优势,正确理解和把握区域内部合作与竞争的关系,认识到一体化发展的紧迫性和不可逆转性,从而加强长三角各地区的合作与交流,促进共同发展。
三、长三角一体化揭开中国行政区划改革序幕
1、现行行政区划体制下长三角各地区发展道路分析
地方利益纷争困扰长三角。
尽管一体化是长三角的发展方向和出路,但在目前,长三角地区的进一步跨行政区合作面临着一系列矛盾、问题和分歧。
很多地方政府都试图通过计划手段达到地区产业布局的重新配置,凡事都以地方利益为第一出发点。
各地竞相争抢外资、打造世界制造业基地,地区间无序竞争不仅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在某些地区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地区分割、地方利益诉求依然存在,以市场为导向的区域协调机制尚未真正形成并发挥作用。
其中表现最突出的是苏、浙、沪三地之间的引资大拼比。
近年来,长三角各地都以“承接世界制造业转移”为地区规划目标,争做制造业基地。
浙江省的“五大百亿”工程开始启动,江苏省的沿江开发战略也已开始实施。
而在上海,虽然在上世纪90年代一度以第三产业为优先发展对象,但进入新世纪以来,制造业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不久前上海市市长韩正曾表示:
“要花大力气把上海建成为一个制造业最具竞争力的国际大都市。
”为此上海市制定实施了“173计划”,这一计划的核心内容是把试点园区的规划用地面积从67平方公里扩大到173平方公里,并对园区内的重点新增企业进一步加大税务支持力度。
“173计划”的实施引起了江苏和浙江两省的普遍不满,被两省官员称为“实际上就是冲着江苏和浙江而来的。
”
上海是一个土地和劳动力成本都比较高的城市,从经济学的角度考察,上海市政府极力扭转制造业下滑局面的努力很难收到良好效果。
因此有专家指出,制造业早已不是上海的优势,上海要学会放弃,将制造业转移到周边地区,发展为以金融业和服务业为主的世界性大都市。
然而现行行政区划体制引发的行政层面的竞争阻碍了上海做出合理的选择。
上海作为一个省级的经济实体,相应地根据GDP数字和其他经济增长指标对其政府官员进行评价和奖励。
对此外省的官员曾评价:
“上海是在坚守着制造业基地地位,以此来确保两位数的增长。
”上海与周边地区对“制造业基地”的争夺,只能造成各地引资竞争的进一步加剧,而这种引资竞争必定是以税收和地价的恶性竞争为主,由此形成恶性循环。
江苏:
城市离心现象阻碍一体化进程。
目前长三角的最大问题是内耗。
省与省之间的内耗不用多言,在一省内部,各级行政单位之间的内耗也十分严重。
这一点在江苏省表现尤其突出,有的学者称,江苏目前已成为“碎片化”的省域。
首先表现为产业结构严重趋同和恶性引资竞争。
省内很多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方面所许诺的条件,早已经越过国家有关政策的底线。
而产业趋同现象以“苏南”地区尤为严重。
“苏南”通常指苏州、无锡、常州三市,该地区的乡镇企业曾经创造了名噪一时的“苏南模式”,进入新世纪之后,又在利用外资、城市发展等方面创造了很多奇迹。
但在经济繁荣的背后,苏南各地的产业布局却不尽合理。
目前,苏锡常三地不仅前五位产业完全一样,发展方向规划也十分雷同。
苏州市今后的城市定位是:
“要努力成为全球重要的信息设备制造业基地……建设生态环境优美的旅游度假基地”;
无锡市把努力方向定位于“三个建成”:
“建成区域性交通枢纽,建成长三角重要的现代制造业基地,建成国内外著名的旅游胜地”;
常州市提出了要“建设现代制造业基地,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用信息化提升传统产业,实施产业转移”。
可以预测,未来苏南的城市竞争将更加激烈。
其次表现为一些城市接轨上海意识很强而省内合作意识差。
苏锡常等城市早就把自己划入了“大上海经济圈”,在经贸活动上更多依靠上海,而较少依靠江苏省会南京。
2003年江苏省政府主办的13届南京金秋经贸洽谈会中,苏、锡、常这3个江苏省经济最发达的城市,竟然采取了不参加的态度。
“白天看南京,晚上看上海”,已成为江苏部分地方官员的行事方式。
再次表现为“城市离心现象”阻碍了一体化进程。
江苏省在经济起飞的过程中,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造成县区经济接近甚至胜过城市经济的现象,而一些大城市的辐射和集聚功能却较弱,还没有形成城市化和一体化进程所必须的具有带动作用的中心城市。
比如苏州市,虽然拥有超过很多其它省会城市的经济指标,实际上却是包含了昆山、吴江、常熟、张家港、太仓五个县级市的“大苏州”,苏州2002年的GDP有67%是代管县级市创造的。
由于代管县级市实力的逐步增强,在招商引资等方面,两级城市之间出现了不可避免的竞争,同时昆山等县级市都希望升为地级市,脱离原来上级行政区的管辖。
这种离心现象目前已经成为江苏特别是苏南城市的一大难题。
一个诸侯经济严重的省份,很难在长三角一体中有所作为,也很难成为一体化的基石和具有远大发展潜力的省域经济。
如何在自我整合的同时融入长三角经济圈,从而实现新的跨越,是苏南地区也是江苏省乃至整个长三角地区的共同命题。
浙江:
接轨上海走出“阴影”。
浙江省各级领导一向重视与上海方面的主动接轨,2003年以来,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人多次率党政代表团赴上海并多次达成了经济技术合作的意向。
但在接轨的过程中,由于发展水平的差异,造成资金、人才等生产要素和优秀企业的流失,从而使浙江出现经济边缘化、竞争力弱化等问题。
有分析人士指出,由于浙江在引资方面不像江苏那样具有独立型,而是紧贴上海建立国家工业园区,因此上海实施“173计划”对浙江吸引外资的影响更为严重。
目前浙江省意识到过分依赖上海不利于地区竞争力的增强,在接轨上海的同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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