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基斯坦斯卡杜县发现的吐蕃王朝时期的藏文碑刻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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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喀喇昆仑山系的冰川面积，达到18009平方公里，其中长度超过10公里的冰川约有102条，而巴尔蒂斯坦境内喀喇昆仑山区的冰川面积达6160平方公里[1]。

这里的河流主要是发源于我国西藏阿里地区冈底斯山的狮泉河—印度河（或译信度河），以及希格尔河、希约克河（Shyok）等多条印度河的支流。

形成隆多、斯卡杜、希格尔、哈伯罗、克尔门、古尔德里等6个主要的河谷。

这些河谷地带海拔稍低，人类可以居住与耕作。

巴尔蒂斯坦的面积25017平方公里，各河谷共有229个村庄，有人口223296人（据1981年人口普查数），也有学者估计巴尔蒂斯坦目前的人口在30万以上。

巴尔蒂斯坦的居民大多数应该是和藏族有亲密的血缘关系。

据汉文史籍记载，巴尔蒂斯坦及其周围地区很早便是和藏族有直接渊源关系的古羌人游牧之地。

同时巴尔蒂斯坦也在藏文古籍所说的古象雄范围之内，而象雄是藏族古代文化特别是苯教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发源地。

该地在唐代称为大勃律，与紧邻的小勃律在一起，成为唐朝和吐蕃在西域长期争夺的地区。

唐玄宗天宝年间，唐朝和吐蕃在这一地区的争夺互有胜负，但是到“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势力退出西域，大、小勃律被吐蕃所并，吐蕃直接统治该地区将近一百年，直到吐蕃王朝在九世纪中期崩溃。

吐蕃占领大勃律后，更有大量军队和随军人员进入该地，使得该地的宗教文化和吐蕃本部更为趋同，因此藏传佛教在那里曾经盛行一时。

到吐蕃王国瓦解时，那里已经有大量藏族人，但由于吐蕃政权的崩溃以及群山阻隔，再加上冰川下滑引起的特大洪灾，使得交通异常困难，他们同西藏本土及藏族社会联系的主渠道就此中断。

吐蕃王室的后裔在西藏西部建立对“阿里三围”的统治时，其辖地包括了拉达克，但是勃律地区并未包括在内。

13世纪中期西藏主巴噶举派的著名的旅行家和朝圣者邬坚巴·

仁钦贝曾经专程到邬坚地方去朝拜各个佛教圣地，他的传记中说，印度河经过克什米尔北面流向勃律，大食，再流到邬坚地方[4]，他在邬坚巡游五个月，始终没有去勃律，可见即使是邬坚巴这样不畏艰难的旅行家，也把勃律视为畏途而驻足不前。

尽管长期处于封闭的环境中，但是大小勃律的居民不畏艰难，世世代代顽强地生存下来，保持自己的语言和习俗，成了巴尔蒂人的主体。

据语言学家的调查和分析，今天的巴尔蒂语属藏语西部分支,保留了许多古藏语的因素,但也受到了波斯语、阿拉伯语、希纳语、布鲁沙斯基语、乌尔都语等多种语言的影响。

藏文在巴尔蒂斯坦已失传，但境内保留有一些古代藏文岩刻，还有藏族的英雄史诗《格萨尔》在该地仍然流传。

在漫长的岁月里，若干其他民族的游牧部落从不同方向来到这里。

长期的混居使当地居民混入了达尔德人、克什米尔人、突厥人、伊朗人等多种其他民族成分，特别是伊斯兰教的势力东扩，经过这里向南亚传播，到14世纪巴尔蒂斯坦宗教实现了伊斯兰化，对原有的传统文化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但这些与藏文化区隔离开的巴尔蒂人依仗人数的优势和深厚的文化基础，始终没有被外来者所同化，相反的是外来者接受了他们的语言和许多风俗习惯，在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连片的伊斯兰教地区中形成了一个特别的信仰伊斯兰教的藏文化区，也是最西端的一块伊斯兰文化和藏文化混合的藏文化区[6]。

斯卡杜地区历史文化学者穆罕默德·

侯赛因阿巴迪（MuhammadYousufHussainabadi）先生是一位热心搜集巴尔蒂的各种文物的人士，也是热爱和研究这些文物的有心人。

在他的私人收藏中，有多件吐蕃王朝时期的巴尔蒂地区的文物，如藏传佛教的佛像和法器等。

其中有一块长71英寸（180.34厘米），宽8英寸（20.32厘米），厚5英寸（12.7厘米）的一块石刻特别引人注目，因为上面刻有藏文。

据侯赛因阿巴迪先生介绍，此石刻是在斯卡杜城里原王宫附近的一个花园的墙上发现的，是他的一个朋友购买后赠送给他的。

侯赛因阿巴迪先生说，因为石刻为长条形，上面的文字为横向阴刻，又是从居住区出土的，所以估计是作为门框的上面部分使用过，很可能是用在寺院的上。

由于收藏文物的地方拥挤狭窄，无法完整拍照，故由摄影师张超音将石刻分几段拍摄，待回国后将照片仔细拼接起来。

通过解读碑刻上面的文字，我们惊喜地发现这的确是一件吐蕃王朝时期的藏文碑刻。

从内容看，这是一件碑刻的最下面的部分。

长条形的石刻上部有明显的用鑿子凿断的痕迹，因此它原来应该是一通宽约两米的大型的石碑，是被人有意凿断的，至于是凿成几个长条形，还是仅将碑刻上面部分鑿下来改做它用，下面的底部因为埋在底下而幸存下来，还难以判断。

不过从碑宽约2米这一点，可以设想石碑原来的高度应该有2米以上。

现存的长条形石刻上有三行文字，但是第一行仅残存几个字，无法辨读。

第二行和第三行的文字为；

第二行：

·

Myi-vjig-par-gso-zhing-gces-pa-dang/mngon-par-byang-cub-kyi-mchod-pavi-dus-su/ce-te-mchod-pavi-rkyen-yang/so-so-sgo-sgos-phul-nas/mngon-par-byang-cub-kyi-lha-ris-dang-thang-yig-gzhung-gcig-tu-bris-bzhag-go////◎◎◎◎//ce-te-vdi-rnams-第三行；

….g.yog-rnams-so/◎◎◎◎/ce-te-vdivi-yon-kyis/a-btsan-po-sku-tshe-ringab-srid-che/mthar-bla-na-med-med-pavi-go-vphang-bsnyes-pa-dang/bdag-cag-dad-pa-mthun-par-gso-dang/,,,,,,,,,bla-na-med-pavi-sangs-rgyas-su-grub-par-shog//碑刻文字为藏文楷体，结构方整，古朴有力，与西藏现存的吐蕃王朝时期的碑刻上的文字相仿，多处出现吐蕃王朝时期藏文书写的一个显著特征即反写的元音i（我们在上面的录文中以斜体的i来表示）。

现将这些文字试译如下：

第二行·

使其不坏而保养和爱护，在现证菩提的供祭之时，供祭的顺缘（物品）也由各家各户奉献。

现证菩提的神佛画像和记事文书也一并写造成一册放置。

如是此等·

第三行·

仆人等。

，如是，因此功德，祈愿天神赞普圣寿绵长，国政广大，最终证得无上果位，对我等以共同信仰养育，·

成就无上佛陀！

对这一些碑刻文字，需要做以下的分析和解释。

现证菩提，碑刻中的藏文是mngon-par-byang-cub，在《藏汉大辞典》中有一个mngon-par-byang-cub-pa词条，对此的解释是此词与mngon-par-rdzogs-par-sangs-rgyas-pa同义，而对mngon-par-rdzogs-par-sangs-rgyas-pa的解释是“现觉，现等觉，现证菩提，成正等觉。

佛书所说现前全知一切所知界处之智，即所谓成佛。

”而碑刻中的“现证菩提的供祭之时mngon-par-byang-cub-kyi-mchod-pavi-dus-su”在《藏汉大辞典》中对应的词条应该是“mngon-par-byang-cub-pavi-dua-chen”，释文是“现证菩提节。

佛教四大节日之一。

藏历四月十五日，为释迦牟尼在古印度金刚座菩提树前，现证尽无生智，成正等觉之节日。

”[7]由此可见，碑刻第二行文字的内容是说，在现证菩提节，也即是现在通常所说的释迦牟尼成道日，当地供养释迦牟尼成佛像的物品，要由当地信徒各家各户奉献。

此外为了举行现证菩提节的法事活动，还要绘制释迦牟尼成佛的图像，抄写讲述释迦牟尼成佛的故事，并将图像和故事文书合为一册放置。

这里出现的“各家各户”，碑刻文字为so-so-sgo-sgo，so-so在现代的藏文中为“各个、各自”，sgo在藏文中为“门”，但是将so-so-sgo-sgo合并成一个词组使用，在其他的吐蕃文书未曾见到过，有可能是当地的藏语方言，根据上下文义，我们将这一词组翻译为“各家各户”，这也与历史上西藏登记户籍时以一个大门之内为一户人家的惯例相符合。

第三行：

这里最重要的是出现了“天神赞普lha-btsan-po”这一词语，btsan-po在唐代的汉文文献中即以“赞普”音译，解释其义为“雄强丈夫”，赞普为吐蕃王朝的君主的称号，屡见于各种藏汉文献，自无歧义。

而在“赞普”之前加一“lha”字，即天神之意，则在吐蕃王朝的碑刻和钟鼎铭文中多处见到，例如《第穆萨摩崖刻石》的碑文，一开始就说“lha-btsan-po-khri-srong-lde-brtsan-dang/lde-srong-yab-sras-kyi-ring-la”，即“天神赞普赤松德赞与德松（赤德松赞）父子二代之时”[11]。

《桑耶寺钟铭文》中有：

“lha-btsan-po-khri-srong-lde-btsan”（天神赞普赤松德赞）[12]，《昌珠寺钟铭文》有“lha-btsan-po-khri-lde-srong-btsan”（天神赞普赤德松赞）[13]。

此外，还在lha-btsan-po之前，再加上“vphrul-gyi”（神幻的，化现的、神奇的）一词，组成vphrul-gyi-lha-btsan-po这个词组，在拉萨大昭寺前的著名的《唐蕃会盟碑》的碑文中，唐代就将这个吐蕃王朝的词语汉译为“圣神赞普”[14]。

法国学者石泰安曾经对赞普的尊号“圣神赞普”进行过专门的考察，写有长篇论文，他在文章中指出，研究吐蕃王朝文献的学者都注意到，“天神赞普”、“赞普天子”、“圣神赞普”等尊号，出现于赤松德赞、赤德松赞、赤祖德赞（热巴巾）、达玛吾东赞（朗达玛）等几位赞普的时期[15]。

在巴尔蒂斯坦的藏文碑刻中出现“祈愿天神赞普圣寿绵长，国政广大”这一吐蕃王朝文献中常用的习语，说明这一碑刻的年代应该是这几位赞普在位的时期，也即是公元八世纪中叶到九世纪中叶这一段吐蕃王朝统治巴尔蒂斯坦的时期。

从这里可以看出吐蕃王朝时期佛教信徒将善业回向于赞普的一种格式，首先回向于赞普本身，举行法会则祈愿赞普“圣寿绵长，国政广大”，铸造铜钟则祈愿赞普具“六十种妙音”，这些可以说是祈求赞普得到世间的福报，最后是祈愿赞普“证得无上果位”、“证无上之菩提”，也即是祈求赞普得到佛教的出世间的福报。

巴尔蒂斯坦的这通碑刻和桑耶寺钟的铭文的这些相近之处，更有力地证明了它们是出于大致相同的时代。

综合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巴尔蒂斯坦发现的这一碑刻具有以下几点特别的价值：

第一，是在喜马拉雅山脉西部发现的吐蕃王朝时期的大型藏文碑刻的片段，这种体量的吐蕃王朝时期的藏文碑刻，以前只在西藏的拉萨、山南、林芝地区发现，日喀则、阿里地区都没有发现过，因此它具有填补空白的性质，说明在西部地区存在过这种大型的吐蕃王朝时期的藏文碑刻。

第二，以前发现的吐蕃王朝时期的藏文碑刻，都与吐蕃王室有关，属于王朝官方性质的碑刻，而这通巴尔蒂斯坦的石刻从内容看属于民间性质的。

尽管由于前面大部分文字无法看到，难以确定这是在巴尔蒂斯坦的吐蕃的驻军所刻还是当地的居民所刻，但是可以认为是当地的佛教信徒所刻，故在行文上与拉萨、山南的吐蕃碑刻有所不同。

第三，巴尔蒂斯坦即大小勃律地区是印度到中亚地区的重要的通道，也是佛教北传的重要通道，在吐蕃统治以前当地居民就信奉佛教，但是此碑刻表现的将佛教信仰和赞普王室联系起来的情形，只有在吐蕃王朝统治该地区才会出现。

结合吐蕃在统治敦煌地区以后开窟建寺，翻译佛经，造佛像等举动，可知吐蕃王朝扶植佛教，不仅是为了维护王室在吐蕃内部的统治，而且在吐蕃王朝新占领的信仰佛教的地区，扶植佛教，将当地的佛教和吐蕃王室密切联系起来，也是吐蕃为巩固对新占领的地区的统治而采取的一个重要策略。

第四，吐蕃王朝时期佛教在吐蕃民众中的活动情况，在其他的碑刻中几乎没有见到记录，敦煌写卷中提到的也很少，因此学界只能依据《巴协》、《五部遗教》、《西藏王统纪》等后来成书的古籍去推想吐蕃王朝时期民众中的佛教法事活动。

而巴尔蒂斯坦的藏文碑刻清楚地记录在释迦牟尼成佛的现证菩提节，由各家各户出资举行供佛法会，绘制佛像和写造佛传故事，并以此功德回向赞普，祈愿赞普和臣民最终证得无上菩提。

这些实际上已经具有了后来藏传佛教各教派的大寺院每年举行的四月法会的主要的内容。

因此这件碑刻说明吐蕃王朝时期民间已经有举行佛教节日法会的习俗，这对于研究吐蕃王朝的民间佛教具有重要的价值。

[1]陆水林《乾隆时期巴尔蒂斯坦（小西藏）与清朝关系初探》，《中国藏学》，2004年第1期。

[2]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153页。

[3]杨铭《唐代中西交通吐蕃-勃律道考》，《藏学学刊》第3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4]索南维色《邬坚巴传》，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75页。

[5]详见陆水林《乾隆时期巴尔蒂斯坦（小西藏）与清朝关系初探》，《中国藏学》，2004年第1期。

[6]关于巴尔蒂斯坦的历史文化和民俗等，见（巴基斯坦）穆罕默德·

侯赛因阿巴迪、穆罕默德·

哈桑·

哈斯拉特著、陆水林译《巴尔蒂斯坦（小西藏）的历史与文化》，待出版书稿。

[7]张怡荪主编《藏汉大辞典》，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689-690页。

[8]张怡荪主编《藏汉大辞典》，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3089页。

[9]王尧编著《吐蕃金石录》，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178页，180页

[10]张怡荪主编《藏汉大辞典》，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1144页。

[11]王尧编著《吐蕃金石录》，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95页，101页。

[12]王尧编著《吐蕃金石录》，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185页。

[13]王尧编著《吐蕃金石录》，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191页。

[14]王尧编著《吐蕃金石录》，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3页，5页。

[15]（法国）石泰安撰、耿昇译《圣神赞普考》，载中央民族学院藏族研究所编《藏族研究译文集》，第2集，1983年。

[16]王尧编著《吐蕃金石录》，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185、186页。

斯卡杜岩刻佛像

带藏式护身符的穆斯林男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