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司译院汉学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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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司译院汉学研究
朝鲜司译院“汉学”研究
【内容提要】
朝鲜司译院设有汉、蒙、倭、女真“四学”,其中“汉学”的地位非常重要。
朝鲜司译院汉语教学非常重视发音的正确性。
汉学以《老乞大》、《朴通事》、《伍伦全备》、《直解小学》、《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等为教科书。
AStudyonthe“Hanxue”oftheKoreanSiYiYuan
Abstract:
Chinese,Mongolian,JapaneseandJurchen-ManchuSchooloftheKoreanSiYiYuan,The“HanXue”isveryimportant.itattachedimportancetopronouncenicetychinese.inKoreanSIYIYuan.InSiYiYuanLaokida,Piaotongshi,Wulunquanbei,Zhijiexiaoxue,Lunyu,mengzhi,Zhongyong,DaxueastextbooksforHanXue.
国内学者有关朝鲜司译院“汉学”的汉语教学、所用教科书等问题的研究论着较少。
相对来说,韩国和日本学者早已有所研究。
日本学者小仓进平在《朝鲜语学史》[1]一书第五章“支那语学”中,对汉语研究史、汉语辞书、汉语读本、通汉语的学者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他的《朝鲜日、汉、满、蒙语读本》一文,对司译院“汉学”的读本及其变迁问题进行了探讨。
韩国学者姜信沆的《韩国的译学》一书,对朝鲜司译院“汉学”通事、所用书籍等进行了研究。
《老乞大》和《朴通事》是朝鲜司译院“汉学”教习汉语的主要教材。
此二书不仅是研究朝鲜司译院这一机构的重要史料,对元明时期汉语音韵史、元明时期与高丽、朝鲜的贸易往来等问题的研究,也提供了重要线索。
语言学界对《老乞大》、《朴通事》二书早已有所研究。
杨联升的《老乞大朴通事里的语法语汇》一文,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对《老乞大》的语法、语汇进行了研究。
陈高华的《从老乞大朴通事看元与高丽的经济文化交流》一文,根据《老乞大》、《朴通事》所记载的高丽商人到元大都的沿途所见、贸易活动等情况,探讨了高丽与元代的经济文化交流。
1998年韩国大邱发现了原刊本《老乞大》,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极大重视。
陈高华的《旧本老乞大书后》一文,断定此书的成书年代为中国的元代末年。
船田善之的《元代史料としての旧本老乞大——钞と物价の记载を中心として》一文,从旧本老乞大所记载的元代钞和物价的角度,探讨了此书所反映的元代经济、社会生活情况。
古屋昭弘的《老乞大朝鲜中世の中国语会话读本》[10]一文,就旧本老乞大的日译本的情况等进行了介绍。
本文就朝鲜司译院“汉学”的设立、汉语教学、“译科”考试、“汉学”所用教科书等方面入手,初步探讨朝鲜司译院“汉学”的情况。
一、司译院及其“汉学”的设立
《经国大典》记载:
“司译院掌译诸方言语”[11]。
司译院是朝鲜王朝时期官方设置的学习外国语、培养翻译人材的专门机构,有时也被称为“译学”。
具有翻译学校的性质。
司译院一开始只设“汉学”,后扩为“四学”,即汉、蒙、倭、女真学,分别教习汉语、蒙古语、日本语、女真语。
“四学”相当于翻译学校的外语系。
《通文馆志》记载:
“康熙丁未(1667)女真学改为清学”[12],即自康熙六年(1667)开始“四学”又被称为汉、蒙、倭、清学。
其主要变化在于女真语学改习满语[13]。
关于朝鲜司译院设置及沿革问题,《高丽史》记载,“通文馆,忠烈王二年(1276)始置之,令禁内学官等参外年未满四十者习汉语……后置司译院,以掌译语”[14]。
《李朝实录》记载,太祖二年(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置司译院,肆习华言”[15]。
《通文馆志》则云,“高丽忠烈王二年始置通文馆习汉语,恭让王三年改为汉文都监,国初置司译院,掌译诸方言语”[16]。
《李朝实录》又记载,恭让王元年(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置“十学”,而“吏学”置于司译院[17]。
关于这一问题,韩国学者郑光认为“朝鲜司译院是将高丽通文馆改名为司译院的”[18]。
高丽忠烈王二年(元至元十三年,1276)设置的通文馆,后来改名为司译院[19]。
小仓进平认为“高丽末年设置的司译院,在朝鲜初年以旧制的形式存置”[20],即司译院始设于高丽末年,朝鲜初期采取了新建的形式[21]。
根据上述史料和学者意见,可知司译院这一术语在高丽恭让王时期就已出现。
朝鲜司译院是在高丽忠烈王时期所设置的通文馆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朝鲜王朝建立后,因袭高丽旧制建立了司译院。
可见,司译院这一机构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名称,高丽忠烈王时期被称为通文馆、恭让王三年又被改为汉文都监。
恭让王元年是否已被称为司译院尚不清楚,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高丽时期的通文馆、汉文都监、朝鲜初期的司译院,设立之初,都是以教习汉语为目的的。
朝鲜太祖二年(1393)司译院初设之时只有汉学。
后增设蒙、倭、女真学,共为“四学”。
同书又记载:
朝鲜太宗十四年“命司译院习日本语,倭客通事尹人甫奏:
日本人来朝不绝,译语者少,愿令子弟传习,从之”[22]。
朝鲜世宗八年礼曹报告“野人(指女真人)连续上来,只令乡通事传语未便,请咸吉道居人内,择其女真及本国语俱能者三人,属於司译院,为野人馆通事,从之”[23]。
可见,“蒙学”系于朝鲜太祖三年(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增设。
“倭学”是在太宗十四年(明永乐十二年,1414)设立,“野人馆”即“女真学”,增设于世宗八年(明宣德元年,1426年)。
二、司译院汉语教学
朝鲜司译院汉、蒙、倭、女真学当中,“汉学”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四夷广记》记载:
“司译院掌译诸方言语”[24]。
可见明朝人知道朝鲜司译院这一机构。
在明朝私修史书中有很多记录朝鲜王朝的篇章,如郑晓的《皇明四夷考》、慎懋赏的《四夷广记》等,其中附有少量的朝鲜语词汇。
但明朝四夷馆自始至终没有朝鲜馆。
故培养汉—朝鲜语翻译人材的任务是由朝鲜司译院承担的。
朝鲜司译院“汉学”培养了不少通汉语的译官。
据《译科榜目》记载,自1498年到1891年,朝鲜“译科”考试所录取的“四学”人员名单中,“四学”出身者总人数为2845人。
其中“汉学”出身者为1858人[25]。
司译院“汉学”培养了许多精通汉语的翻译人员。
这些译官在明与朝鲜互使、贸易往来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如朝鲜押马赴辽东的使臣当中,多为司译院“汉学”判官、译官等人。
关于这一问题,《李朝实录》多有记载。
(一)、教授和生徒人数
朝鲜王朝时期,有不少人学习汉语。
司译院“四学”中,“汉学”的生徒人数比蒙、倭、女真学的生徒人数要多。
朝鲜司译院“汉学”教授、生徒人数虽有一定额数,但在不同时期具体人数有所变化。
朝鲜太祖三年(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对“汉学”作了如下规定:
在司译院置“禄官与教官”;教官人数为“教授三员,内汉二员,蒙古一员,优给禄俸”;学生的人数及年龄规定为“令在京五部及地方,择良家子弟十五岁以下,天资明敏者,岁贡一人,入院肆业”[26]。
朝鲜王朝设立司译院之初,“汉学”的教授、生徒人数并不多。
教授也无品级,只提到给优厚的俸禄。
世宗时期(1419-1450),增加了“汉学”教授、生徒额数。
《经国大典》记载,“汉学教授四员,二员文臣兼,为从六品;汉学训导四员,蒙学、倭学、女真学训导各二员,为正九品”[27]。
同书又记,司译院生徒额数为80人,“汉学三十五人、蒙学十人、女真学二十人、倭学十五人”[28]。
这应该是在京生徒额数。
这一时期,教授人数比太祖时期增加了一倍。
世宗朝还规定教授的品级为从六品,并增加了十名训导。
“汉学”生徒人数,由太祖时期岁贡1人,增加到35人。
成宗时期(1470-1494),“四学”虽有供学百人的规模,但赴学者通常不满。
成宗九年(明成化十四年,1478年)政府为解决司译院“四学”生员不满的问题,规定依汉学例,命各道每年选送蒙、倭、女真学岁贡生
徒八人。
并令外方[29]每式年(详见后)选送蒙学生徒五人,倭、女真学生徒各六人[30]。
这里,各道和外方选送给“汉学”生徒的额数不清楚,但蒙、倭、女真学各道和外方选送的生徒人数是根据“汉学”例而定的,因此,外方选送给“汉学”生徒的额数肯定比蒙、倭、女真学的生徒人数要多。
《经国大典》记载,司译院外方生徒[31]人数为156人,其中,“汉学:
平壤、义州、黄州各三十;女真学:
义州五、昌城五、北青十、碧潼五、渭源五、理山五、满浦五;倭学:
斋浦、釜山浦各十、盐浦六”[32]。
《通文馆志》记载:
“外方译学生191人,黄州、平壤汉学生各三十人;义州:
汉学生三十人,女真学生五人;昌城、楚山、满浦、碧潼五、渭源女真学生各五人;北青女真学生十人;斋浦、釜山浦倭学生各十人;盐浦倭学生六人,以上出《经国大典》。
“济州汉、倭学生各十五人,康熙辛亥(康熙十年,1671)译学卢尚迪时始置;巨济倭学生五人,康熙丁亥(康熙四十六年,1707)译学金时璞时始置”[33]。
司译院除教授外,在京和地方设“译学训导”之职,主要掌管教训生徒之事。
董明认为“译学训导”是朝鲜王朝为培养汉语人才而设立的专门机构[34],这一观点是错误的。
译学训导是一官职,而不是培养汉语人才的机构。
据《经国大典》记载,司译院设“汉学训导四员,蒙、倭、女真学训导各二员,为正九品”[35]。
《通文馆志》记载:
“训导十员,注为正九品,掌教训生徒,汉学四员,蒙、倭、女真学各二员”[36]。
以上《通文馆志》记载出自《经国大典》,但与《经国大典》不同的是《通文馆志》清楚地记载了训导的职责是“掌教训生徒之事”。
《经国大典》记载司译院外方所设译学训导的情况是:
“庆尚道设倭学训导二员、在黄海道设译学训导一员(黄州)、平安道设译学训导二员(平壤、义州),为从九品”[37]。
根据这段记载,黄州、平壤、义州等地所设译学训导是否属于“汉学训导”尚不清楚。
《通文馆志》详细记载了黄州、平壤、义州等地的译学训导是汉学所派官员。
“译学训导黄州一员、平壤一员、义州一员,注为汉学出身参上官差送”[38]。
司译院外方官员名在原籍,分差外方,任满后回司译院。
根据以上史料,可见,司译院在京和地方所设译学训导的品级不同,司译院在京所设译学训导为正九品,在地方各道所派译学训导为从九品。
(二)、教学中对语音的重视
明与朝鲜之间的通用交际语为汉语。
朝鲜半岛使用汉语言文字具有悠久的历史。
但汉语和朝鲜语的发音还是有所区别的。
因此,对司译院“汉学”生徒来讲,正确掌握汉语的发音是非常重要的。
朝鲜世宗时期非常重视生徒正确掌握汉语的发音问题,故采取了奉使到中国学习、在司译院禁用本国语音等措施。
《李朝实录》记载:
“世宗十五年(宣德八年,1433),‘欲遣子弟诣北京国学或辽东乡学,读书且务善求道之心朕甚嘉之,但念山川修远、气候不同,子弟之来或不能久安客外,或父子思忆之情两不能已,不若就本国中务学之便也。
今赐王‘五经四书大全’一部、‘性理大全’一部、‘通鉴纲目’二部,以为教子弟之用’。
王其体朕至怀,召议政府六曹议曰:
‘今来敕书不允子弟入学之请,自今入学中国之望则已绝,然汉音有关事大,不可不虑,予欲遣子弟于义州,使之往来辽东,传习汉语何如?
’佥曰:
‘辽东乃中国一方,语音不正,臣等以为前所选子弟,使之仍仕司译院,常习汉语诸书,每于本国使臣赴京时,并差入送,如此循环不已,则汉音自然通晓’”[39]。
明朝给世宗的敕书中拒绝朝鲜司译院派生徒到北京学习汉语的请求,世宗招集大臣们商议,提出派生徒到辽东学习汉语,大臣回禀世宗“辽东是中国一方,发音不正”,认为让所选生徒仍然在司译院学汉语,等使臣出使明朝时再将他们送到北京学习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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