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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农业的转型失败表明,农业的资本化不一定是最好也不一定是唯一的出路。
全球化过程中的韩国农业危机:
农业资本化
1970年代韩国农业的“繁荣”并未能持续下去,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1980年代后韩国的农业发展思路和政策发生了大转变,即由防止资本入农、保护小农转为开放农产品市场、积极推进农业自由化,结果导致了农业资本化发展。
但资本化农业的发展并未带来韩国农业的成功转型和发展。
韩国农业,在极短的时间内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而危机重重无法自拔,现在,农业对韩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2006年时韩国谷物自给率只有28%(?
?
,2008a)。
而韩国农村,如韩国国内学者所说,以比世界上任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要快的速度解体了。
到2010年时,韩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6.3%,而在2007年时农村人口中年龄在65以上的人口比率为32.1%,属超高龄化人口结构,年龄在65岁以上的农业经营主占总农户的46.4%,接近一半,其中70岁以上的比重占28%,且从2005年后呈急速上升之势(?
,2011;
,2008);
而这些几乎只在短短20年内发生,这与韩国政府的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业政策密不可分。
(一)韩国农业自由化进程及其后果
韩国政府在1978年确立了农产品输入自由化的基本方针,并于1984年引入农产品输入自由化预备制度,逐步开放农产品市场;
根据GATT协议,到1995年时韩国须开放所有农产品市场。
为了应对农业的自由化,韩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的核心则是农业的资本化。
韩国政府放弃粮食自给的基本农业政策方向而转为市场开放的农业政策,逐渐放弃对农业的保护政策。
此一时期,其农业政策的主要变化有:
由以粮食增产为目标转向以物价安定为目标,积极推进农村人口的流动、减少农业人口、维持低农产品价格和低工资水平;
废除以前为稳定农民收入而实施的双重谷价制度;
由努力增大国内粮食供给改为进口开放、主要依赖进口粮食,对国内农业进行选择性培养,培养部分专业农户和大农以及水稻种植农;
由以增加农业收入为中心转为增加农外收入为中心;
对于农业结构由积极扶持保护小农结构转变为积极推进大规模企业农结构,取消农地所有上限政策、推进土地流转、土地规模化经营和机械化、培养企业农(?
,2008)。
其中最核心的就是废除之前为维持小农而制定的土地所有面积上限规定政策,并推进土地流转、土地规模经营和产业化农业的发展。
韩国的土地规模经营总体上来说并未取得多大成果,政府虽然进行了天文数字的投入,并持续推进了好些年,但因韩国的平原耕地面积小且较分散,规模经营的初期投资成本大,大型机械利用的经济性低,以及高地价和较高的劳动力成本,规模化的速度和程度并未达到预期效果,也并未能提高韩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反而扩大了农民的两级分化(?
,1994;
,2002;
,2007)。
更重要的是,韩国政府的资本化农业政策使韩国更深卷入了其农业的全球化危机。
在韩国为应对农业开放化和自由化而推行的土地规模经营还并未发挥预想效果之时,1995年韩国正式加入WTO(世贸组织),韩国更深一步卷入了世界市场体系,从而进一步加深了韩国的农业危机。
虽然WTO是GATT持续发展的结果,都是要求市场的开放化,但WTO又不同于GATT。
GATT虽然要求开放农产品市场,且允许逐步开放,但其并不要求废除国内的农业保护政策,而WTO不仅要求农产品贸易的自由化,还包括对各会员国国内农业政策进行规定和干涉并实行强有力的监督,即不仅要求贸易的自由化,更要求农业体制的自由化、资本化改编,这便是韩国农业面临的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全球化危机(?
,2006)。
韩国首尔,韩国农民团体跪地示威,抗议政府开放大米市场,与警察激烈冲突,并遭警察发射的高压水炮袭击。
韩国于1995年加入WTO,有学者将韩国加入WTO前10年和后10年的韩国农业进行了对比研究后发现(?
,2008),加入WTO的前10年韩国农业GDP的年平均增长速度是8.6%,而加入WTO后的后10年韩国农业GDP年平均增长速度是0.9%,且以1995年加入WTO当年为界呈现显著的断层;
农业总生产额也从前10年年平均7.7%的增长速度降到后10年的年平均3.1%的增长速度;
以1995年为界农户的农业收入也有显著变化,到1995年时农户的农业收入都还有较高增长,但1995年以后基本停滞,在前10年以年平均11.0%速度增长而后1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2%,且城乡收入由基本持平到差距扩大;
同时相伴随的还有农民负债的增加,1995年农民的农业用途负债比重和家计维持负债比重分别是69.3%和12.1%,但是到2005年时,农业用途负债比重降到了60%,而用于家计的负债比重增加了一倍达,24.3%;
水稻、蔬菜、水果等的种植面积在1995年后都呈现出逐年减少之势,而花卉、人参等特用品目的种植面积呈增长趋势;
耕地面积和农户户数也在加入WTO后加快减少,即使这样也并未能实现农地的规模化经营,而是呈两极分化之态,且加入WTO之后,兼业农由之前的增加态势变为之后的减少态势,专业农的比重大大增加。
总的说来,随着韩国对外开放的加深,韩国的农业急剧衰退、竞争力丧失、农户交易条件恶化、城乡差距扩大、农户负债严重、从而加深了农村的衰落。
(二)自由化逻辑下的危机本质
20世纪末开始展开的全球化是以经济自由化和以市场为中心的再结构化为核心,这意味着国际金融资本和跨国企业可自由的全球扩张,将这种自由度发挥到极致并将其作为一种规范和意识形态制度内化到各国,世贸组织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对农民的保护政策被指责为违背了自由市场原理而被逐渐解体,WTO在其会员国内,按照自由市场原则重塑各国的农业结构,使其更适合全球化的自由市场,也就更符合国际金融资本和跨国企业的扩张利益需求,其结果就是几乎在全世界范围内使工业化农业逐渐取代了以前的农业生产形式(?
,2003)。
根据世贸组织的规定,各会员国必须减少或消除农产品贸易关税、须减少或撤除对农民的保护政策,让农产品市场如其他领域市场一样成完全自由开放市场,这为国际金融资本和巨型跨国企业进入各国农业市场扫清障碍大开其门,其导致的结果就是各会员国农业的资本化发展。
工业化农业是由追逐利润的全球性跨国企业所支配的世界粮食体系主导下的结果,其使农业生产不是按照当地的需求被组织,而是按照能在世界市场中具有竞争优势予以发展。
当地的原生农业生产系统被破坏,越来越多的单一性和经济性作物被种植。
不仅如此,在农业投入、生产、流通过程中作为生产者的农民越来越丧失主体性地位,而农业产业和农业企业在其中开始发挥主导作用(?
,2009)。
在这个过程中,巨型跨国企业在国家粮食生产、粮食安全以及国民饮食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这就增加了国家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的风险性。
因为资本的最终目的是追逐利润而不是国家的粮食安全和国民身体健康,尤其企业的跨国性更加减少了企业的责任心和责任性。
另一方面这种跨国食品企业使农业生产越来越依赖非农业生产要素(如转基因技术、超级种子、工厂化管理)等技术性或管理性要素,其结果是连农业生产过程也越来越依赖企业以及资本。
在这个过程中,伴随着传统农民的失势和高依附性,农民的生产活动变成了只是整个企业垂直生产系统中的一个环节,农民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本,丧失了生产的自决性和主体性,变成了只是拿给定的份额的雇佣农。
不仅如此,规模化的单一种植不仅需要更高的生产成本,还承担着更高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一旦遭遇天灾或市场波动,农民不仅家庭粮食自给会成为问题,而且还可能面临破产的危机。
1990年代后韩国农民的负债率快速上升并一直维持在一个高水平便与这种模式有关。
从1980年代韩国开始对外开放农产品市场到1995年正式加入WTO完全开放农产品市场,距今也不过二三十年,其农业所面临的危机不仅包括以上所说的国家粮食安全以及社会层面,且其已经已从社会层面蔓延到了社会心理层面。
有学者这样总结现在韩国农业的危机:
韩国农业已经进入了沉没的危机,这种危机不仅包括市场丧失的危险,还包括对未来期待的丧失和自信心的丧失,前者是因为大量国外农产品的入市,而使国产农产品市场萎缩,产生了农产品价格持续下降,农民收入减少、负债严重甚至破产,以及农村的衰退和农业的对外依赖性等一系列问题,而后者包括政府以及民众尤其农民对韩国农业的未来和出路丧失期待,从而丧失克服危机的信心和意志(?
2008年的粮食危机不仅在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更大范围的饥饿,甚至造成了一些国家的政治动乱(赵放,陈阵,2009),伴随着这一危机而出现的食品安全危机的政治化趋势,各国政界和学界不得不开始审视这种代价。
而韩国政府面对2008年的这次危机,不仅要担心粮食安保的问题,还要担心由食品安全问题而引发的社会危机,后者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就是在首尔爆发的大规模反对进口美国牛肉的烛光示威集会。
韩国农业危机的反思战后韩国为了实现国民经济的发展确立了输出导向型的工业发展战略。
在这个过程中,韩国政府为了使农村成为工业发展的劳动力蓄水池和政治稳定的稳定器,积极采取了保护小农维持小农经济体制的农业政策,这种政策的确使韩国的农民、农村和农业为韩国的经济腾飞做出了贡献。
在这个过程中,韩国政府对农民增收、农村建设和农业发展进行了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带来了粮食的增产以及农村的发展。
但这种“繁荣”被席卷而来的全球化过程和农产品市场的对外开放而消解,面对国际市场要求的各种自由贸易的协定,韩国政府放弃了各种支持农业和保护小农的政策,转而推行被认为更能适应国际自由市场竞争的规模经营和工业化农业。
这个过程也是农业资本化的过程,资本的逐利本能加上WTO规定的自由化条例,使韩国农业结构按国际自由市场的需要被再编,资本排挤了传统的农业经营方式也排挤了小农。
而韩国的自然条件以及农业条件决定了韩国的农业很难在世界市场上具有强竞争力,这种农业的资本化带来的反而是农村的衰退甚至解体和农业的高对外依赖性,同时也带来了食品安全危机和政治危机。
韩国农业危机化的过程看起来是因为农产品市场的对外开放和贸易自由化所引起的,但其实是农业的现代化危机和全球化危机下农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失败的结果。
1970年代之前,虽然韩国政府以小农体制缓解了因工业化、城市化所带来的农业危机,政府的一系列兴农政策的确使农村和农业实现了发展,但韩国的现代化是在工业输出战略基础上实现的基调没变,农村是服务于城市的定位也没变,所以这样的政策是不稳定的,会随时再因国家工业发展的需要而改变。
换句话说,政府积极保护小农,费心费力发展农村经济,只是出于要稳定工业化发展的后方基地的目的,而不是发展农业,所以到了1980年代,国家工业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农业作出另外一种牺牲时,韩国政府很快就放弃了之前的政策而转为开放农产品市场。
也因此,即使到1980年代时,韩国国民经济已取得了巨大发展,但其城乡二元的结构未变,由现代化产生的农业危机也并未被化解,只是因其“繁荣”而使危机暂时被遮掩。
伴随政府为应对农业的全球化危机而采取的农地规模化经营和农业产业化政策,其之前被暂时缓解的现代化危机也同时凸显,因为农地的规模化经营和农业产业化的核心内容就是废除小农体制,积极培养专业农、企业农以及部分农业经营法人,随着小农体制的解体,之前被小农体制所纳的危机也就随之显现。
问题更在于,小农体制解体的同时,以农地规模化和农业产业化为核心的农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又未能取得成功,韩国农业面临的现代化危机和全球化危机便同时爆发了。
亦即韩国政府省略了培养农户和农业企业的国内竞争力这一步,而直接就对外开放,要求其参与国际农产品市场竞争、具有国际竞争力(?
,2002)。
而此时的国际农产品以及食品市场已是被巨型跨国企业所主导,它们通过食品的远距离移动和低价格打败地区农业,同时采用通过低劳动力成本的工业式农产品加工战略,来扩大市场占有率(?
,2008b)。
对于耕地面积少、资源缺乏、一直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韩国农业,在这种竞争中很难取得优势。
韩国政府在面对市场开放的国际竞争压力时,过于仓促实行了抛弃小农、培养规模经营的专业农和企业农的农业结构调整策略。
这种政策转变不仅急促而且彻底,中间没有过渡政策也没有留给韩国农业缓冲时间,所以当由保护小农的政策转为市场开放的农业政策后,在资本化农业挤压、摧垮了小农时,韩国国内还没有生长出能担当农业主力的中坚力量,而政府投入了巨额资金来培养扶持的专业农也很难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优势,国际资本和跨国企业迅速填补了其国内空缺,最终结果是韩国不仅没有赢得国际市场的农产品竞争还失了本国农业,且失去的不仅是本国的农产品市场,还有国家的粮食安保和安全,以及造成了农业和农村的衰退。
(本文节选自周娟的《韩国农业危机及其启示:
农业资本化不是好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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