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弊病和根源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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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有人总认为苏联模式只是白璧微瑕，稍加修补就是完美无缺，他们把苏联剧变主要归结为戈尔巴乔夫等人叛卖酿成的悲剧。

因此，他们到俄国考察归来后只是一味描述红旗落地后人民的苦难，宣扬俄罗斯人民恨死了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要把他们绞死，而无视在1991、1996年两次总统竞选中叶利钦都是通过公开竞选而获得过半数选民支持的基本事实。

还有人于前年5月从来北京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一位保加利亚副研究员处得到一份所谓戈尔巴乔夫1999年在土耳其美利坚大学的讲演要点，其中讲到“我生活的目的就是要消灭共产主义”，“我必须清除苏共和苏联的整个领导。

我必须清除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

我国有些学者见到这份材料如获至宝，一马抢先，到处散发，并且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用，以此证明苏联东欧都是被大叛徒戈尔巴乔夫出卖的。

北京有四家全国性的刊物，在1999年10月、11月、12月和2000年1月都先后全文登载了这篇戈氏“自白”，并且加上了《极为难得的反面教材》或《一份难得的反面教材》等标题和编者按语。

其实戈氏1999年并未到土耳其访问，伊斯坦布尔也并没有美利坚大学。

如果根据这种子虚乌有、有人蓄意编造的材料来研究苏联模式和剧变，怎么能够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呢?

程又中同志采取的是另一种研究方法：

论从史出，论从实出，史论结合，实论结合，即从他掌握的史料和了解到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筛选，作出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再上升到理论，提出自己的见解。

我们可以看到，书中立论都有根有据。

他既吸收了国内外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又对各家各派的看法作出自己的评论。

各个论点的提出，不是只靠一鳞半爪的材料孤证，而是旁征博引，广为论证。

　　各种资料均注明出处，凡是转引的也都如实写明，表现出治学的严谨、诚实态度。

总之，遵循唯物史观方法、阐发自己独立见解、论证充分深刻、资料丰富翔实，这是本书的四个特点和优点。

　　二　苏联模式的主要弊病和根源何在

　　全书共分六个部分十二章。

第一部分两章，概述了苏联模式形成的基础。

从1917年十月革命后到30年代中期，苏共领导层中关于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有过两种思路的交锋与交替：

起先是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走直接过渡之路；

1921年后改变为实行新经济政策，走迂回过渡之路；

从1929年起提前结束新经济政策，又复活“战时共产主义”。

苏共通过政策大转变、思想大批判、经济大跃进和政治大清洗，一举消灭资本主义，超高速实现国家工业化，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指令执行国民经济计划化，于1936年宣布建成极低标准的社会主义社会，最终形成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

苏联模式主要是在斯大林领导时期按照斯大林的旨意形成的，自然也可以称之为斯大林模式。

作者把斯大林模式视为复活“战时共产主义”，这未必妥当。

　　本书第二、三部分四章，分述苏联经济模式、政治模式和思想文化模式的特征和弊端。

　　关于苏联经济模式的特点，作者概括为6点：

以国家所有制为主体的单一公有制体制，以政治利益为目的的集权经济决策体制，全部经济生活无所不包的单纯计划体制，由政府集中管理经济和配置资源的行政命令体制，以实现赶超为目标的非平衡和粗放型经济发展道路，由国家垄断的对外经济贸易有限联系。

这样概括是较为全面的。

作者还用“国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这样一句话来指明苏联经济模式的最基本特征。

我认为，如果改用“过度集权的带有官有制色彩的计划经济”来概括，可能更准确一些。

　　关于苏联政治模式的特点，作者归结为三点。

其一是苏联共产党过分集权，突出表现为：

党过分集中了属于国家机关的权力，以党代政（党既代替了苏维埃，又代替了政府）；

党的机关过分集中了属于人民的选举权、监督权，具体体现在党的机关的委托代替了人民的选举，党政机关自上而下的监督代替了人民自下而上的监督。

其二是党的领袖个人集权和决策的体制，突出表现为从列宁时期的集体领导制逐步演变为斯大林时期的个人集权制。

20年代后期斯大林已经开始不经党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集体讨论就决定重大问题，到1934年党的十七大确立了斯大林的个人集权制，到1941年斯大林集党政军三大权于一身，进而由党内个人集权发展到对党和国家生活的全面个人集权，同时还盛行个人崇拜，在地方上也是搞层层个人集权。

其三是党和个人过分集权体制主导下的联邦制。

苏联采取联邦制本来是为了抑制大俄罗斯主义势力、促进各民族走向完全统一的一种过渡形式。

可是由于党和个人过分集权，致使联邦制逐步变形，即联邦成员的主权原则让位于联盟中央的集中统一原则，联盟成员一律平等的原则被俄罗斯处于中心地位和享有特权所破坏。

　　本书对苏联政治模式特点的归纳也是较为全面的。

更加深刻的是作者指明了并且阐述了苏联的个人集权制之所以得以形成又能够长期巩固下来，是由于有两大政治支撑力量，即20～30年代在新政权内部日渐壮大的官僚特权集团和由斯大林个人控制且权力愈益膨胀的国家政治保卫机关。

个人集权制有了这种社会经济、政治、军事、组织多方面的坚实基础，不仅牢不可破，固若金汤，而且难以进行改革。

整个苏联政治模式的最基本特征，我想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为：

过度集权的带有君主制色彩的党主政治或官主政治（即党为民作主或官为民作主）。

　　书中进而指出：

由于片面强调文化的阶级性和对立性，忽视文化的人类性和继承性，形成了狭隘的文化观；

同时又将社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简单化，急于消灭旧文化，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面形成了过激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

再加上因个人崇拜而产生的对思想文化问题的教条式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判断标准，所以苏联思想文化模式的特点，突出表现为两点：

一是决策和领导体制上的高度集中统一，二是组织保障和具体执行上的高度行政化。

从20年代末起，苏共对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以至如何编写历史教科书都由斯大林一个人或者中央政治局几个人来决策，同时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中都设立负责领导宣传、报刊和新闻出版、科学技术和教育文化事业的庞大机构，强行贯彻中央的决策。

对科学和艺术中的各个问题，凡是党中央领导人认为有错误者都要采取行政处分措施，或取缔、逮捕，或撤职和开除公职等。

甚至一部电影、一本小说、一首诗歌、一支乐曲，都要由党中央领导人来定是非。

连建筑、雕塑和绘画也要追求风格上的统一、外表上的富丽堂皇和表情上的庄严冰冷等。

我认为，苏联思想文化模式的最基本特征，可以用“思想文化专制主义”这样一句话来概括，这是苏联过度集权的带有官有制色彩的计划经济和过度集权的带有君主制色彩的党主政治在思想文化上的集中体现。

　　本书第四部分也分两章，分述斯大林时期苏联模式的矛盾和僵化。

矛盾表现为这种早期的社会主义模式既在非常条件下创造出了非凡的业绩（例如使俄国从只有木犁走到拥有核武器），又存在非社会主义因素的弊端和缺陷，阻碍了苏联社会的健康发展，给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留下了许多难以治愈的疾患。

更为严重的是苏联模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斯大林晚期，不但没有进行改革，而且在“左”的实践和理论中凝固化。

斯大林还曾经设想1960年就要在苏联一国建成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

他还推行大党大国主义，硬把苏联模式推广到二战后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欧亚各国。

这两章写得不够理想，尤其是第七章的内容有很多似应集中到前一章去写。

　　本书第五部分也分两章，分述后斯大林时期苏联模式的继续僵化和步入困境。

所谓后斯大林时期主要是指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执政的29年。

与众不同的是作者并没有给赫鲁晓夫扣上诸如右倾机会主义、现代修正主义的帽子，而是专门写了赫鲁晓夫肤浅和忙乱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还如实指出勃列日涅夫继续试验经济体制改革，然而冻结政治体制改革。

书中从经济、社会政治、民族关系和对外关系四个方面具体说明苏联模式从60年代以后如何步入困境，遭致社会主义基础的削弱。

可惜对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执政两年多以及戈尔巴乔夫执政前三年未加评述。

　　本书第六部分也分两章，专谈苏联模式僵化的思想渊源和基本教训。

作者指出苏联模式僵化的“左”的思想渊源是斯大林对“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的认识错误，具体表现在他在农民问题、社会主义经济模式问题以及阶级消灭和国家消亡的途径问题上都复活并强化了“战时共产主义”。

我认为复活并强化了“战时共产主义”的提法不大准确，这也不是苏联模式的惟一思想渊源，甚至不是主要的思想渊源。

由于作者未能全面抓住苏联模式的思想渊源，因此书中最后所谈的苏联模式的基本教训，也是不够全面、不够深刻的。

　　三　本书理论上和实际上的缺点　

　　本书虽然有上述特点和优点，但是在理论上和实际上如果从严要求，也是能够找出瑕疵的。

　　第一，除了从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三方面来概括苏联模式外，我认为还应该包括苏联对外关系的模式。

书中虽然也涉及苏联的对外关系，但是并没有从苏联模式应有内涵的高度来加以概括。

一种社会制度的国别模式，必然包涵对内对外两方面。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过度集权的最基本特征既表现在内部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三方面，也凸显在外部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和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三方面。

苏联对外关系模式的特点似乎可以说是：

对发达国家封闭、对峙、以至对抗，防止资本主义和平渗透和武装入侵，支持、指导甚至指挥各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

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发展中国家，大力推动其民族解决斗争，独立后扶植其走非资本主义道路、苏联道路；

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要求一边倒、抱成一团，组成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照搬苏联对内模式。

苏联对外模式，一言以蔽之，可以说是以苏联为中心，推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

我认为从对内对外两方面来概括苏联模式才更为全面。

　　第二，本书从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三方面来归纳苏联模式的内涵固然很好，但是从理论上还应该进一步指出苏联社会的内在矛盾从苏联模式的弊病可以透视出，苏联自从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后并非如斯大林所说，不存在任何矛盾，“呈现出一幅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友爱合作的图景”。

而是深藏着三大矛盾，即过左路线和过度集权的经济政治文化体制同社会主义社会要求尽快发展生产力、发展民主与自由的矛盾，党政军官僚高薪特权集团同人民大众的矛盾，以及大俄罗斯主义势力同各族人民的矛盾。

由于苏共领导人长期无视也无力解决这三大矛盾，才导致矛盾激化、苏共覆亡。

如果能够从苏联模式的弊病再上升到社会矛盾的激化，当能更加深刻地揭示苏联模式的本质。

　　第三，关于苏联模式的思想渊源，应该广视角、多层次、全方位进行考察。

从思想感情来看，革命家易患急性病。

尤其是在取得政权后，更急于要在自己这一代人手中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使普天下劳苦大众都彻底解放，因此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时常感情用事，不顾客观落后的国情，夸大领袖和群众的主观能动作用，急于求成。

因此列宁犯过夸大“战时共产主义”的冒进主义错误，后来斯大林又犯经验主义的错误，在某些方面复活并且强化了“战时共产主义”。

从思想认识来看，党的领导人犯了严重教条主义的错误，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针对发达国家提出的社会主义理想简单照搬到不发达的俄国，不认识也不去探索不发达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律。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不顾俄国还存在大量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的现实，跳过商品市场经济的大发展，急于实现过度集权的指令性的计划经济。

从思想方法来看，理论宣传上大讲辩证唯物论，实际上唯心主义猖獗，形而上学盛行：

不从客观实际出发，不是循序渐进，而是主观主义，违背客观规律蛮干冒进。

从思想作风来看，浮夸急躁，粗枝大叶，爱听虚假夸张汇报，不亲自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实用主义严重，夸大自上而下集权领导和行政命令的威力。

从思想意识来看，十月革命取胜后又打败了国内外敌人的进攻，恢复了国民经济，开始实现国家工业化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党内又战胜、清除了各种反对派，节节胜利使党的领导人骄傲自满，自命不凡，个人英雄主义膨胀，更加独揽大权，好大喜功。

从思想观念来看，深受沙俄君主专制个人集权、个人崇拜和官僚制、等级制、特权制、家长制、思想文化专制的影响，让各种封建专制主义观念渗透到社会主义体制中来。

俄罗斯民族传统中还富有普济主义、大俄罗斯主义、军事扩张主义、民粹主义（急于以农业为基础建立社会主义、憎恨资本主义）。

我以为上述冒进主义、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实用主义、封建专制主义等等所有这些主义，都是苏联模式的思想渊源。

文化传统在一个民族发展的历程中是有很强的连续性、继承性、渗透性、滞后性的。

　　第四，苏联模式是在19世纪末掀起的由世界第二次科技革命的重要成果电气化带动的现代化、全球化第二次大浪潮的国际环境中形成的。

列宁预计俄国工农大众掌握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后，能够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依靠计划经济，集中财力、物力和人力优势，加快实现全国电气化，追赶先进的英、法、德、美诸国。

所以他在1921年曾经发出豪言壮语：

“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

”同时他还非常赞赏这种说法：

“蒸汽时代是资产阶级的时代，电气时代是社会主义的时代。

”在20～50年代，苏联在实现电气化方面确实取得了很大成就。

然而苏联固步自封，不对过度集权的模式适时进行改革，又与资本主义世界冷战对峙，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战后能够及时改革体制，调整政策，从60年代起掀起以电子信息化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把现代化、全球化浪潮又推进到新高度、新阶段，使得苏联模式的弊病更加暴露无遗。

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虽然能够在1957年首先把人造卫星送上了天，但是却无法带头掀起信息化的新科技革命，也无力应对西方信息化新科技革命的挑战。

当代资本主义正在实现信息化，那么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现在该如何追赶信息化?

未来该实现什么化?

这是当代科学社会主义者必须回答的一个重大问题。

书中未能从当代新科技革命的巨大作用和现代化、全球化新浪潮的强大冲击波这样的国际背景来观察苏联模式的衰败，这也是一个缺陷。

　　第五，本书于2000年5月杀青，这时苏联模式早已覆灭八九年之久，作者为什么只写《苏联模式的兴衰》，而不写《苏联模式的兴亡》呢?

“衰”是否必然“亡”呢?

为此我曾写信向作者求教。

看来作者是有意不写“亡”。

他回信说，理由有三：

第一，在他看来，苏联模式之亡，起因多而且早远，研究其亡固然可以从中吸取教训，而研究其亡之因，尤其是早期或曰先天之因，似乎更有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

第二，对苏联模式之亡的分析，一段时间里无论是在俄罗斯、西方还是中国，分歧太大。

“就国内而言，一些人以原则条条演绎现实，甚至想当然地妄下结论，无疑不利于我等后辈的看法登堂；

另一些人简单地以俄国比附中国，或者相反，无意有意地偏离了研究对象，也使人感到对话环境不佳和学术语言难以一致。

”第三，有关苏联模式之亡的史料有待搜集积累，分析起来需要时间，真正系统研究，如果不想陷入盲目、观风和简单化，的确是一个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完成的大课题，“不能像如今有人那样只是一味归罪于戈尔巴乔夫个人而不言其他就能说是完成的。

比如，以戈氏在土耳其说的那段话（是否属实，确需考证）为凭，断言苏共和苏联就是他一个搞垮的，有那么简单了吗?

”从这三点来看，作者治学是严谨的。

不过在书中的有关部分，作者还是画龙点睛地提及苏联模式为什么最终灭亡了。

例如第443页讲到：

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后，“苏共逐步以‘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为纲，全盘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公开宣称和过去所谓的‘极权的、官僚制’的社会主义决裂，最后导致苏联解体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消亡。

”且不论这里表述得是否准确，作者既然已经有了自己的明确的看法，我认为还是应该把勃列日涅夫之后的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和戈尔巴乔夫三任领导人时期的苏联演变实况补上，求得对苏联模式的兴亡有一个完整的剖析。

大可不必顾虑自己的看法与别人有所不同。

抛出一家之言，为开展百家争鸣营造热闹气氛不也是大有好处吗?

关键是要对戈氏为什么1988年转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和这种思潮为什么会在党内得到多数人支持以及叶利钦为什么能够击败戈尔巴乔夫等问题，作出令人信服的论证。

　　第六，书中某些提法和使用的史料，还有值得斟酌、考究之处。

例如，作者讲到苏联经济模式特点时都用“高度集中”。

我认为在特定条件下高度集中未必就是弊病。

苏联经济模式同政治模式、思想文化模式一样，其特点和弊病都是过度集权。

由国家计委统一编制指令性的国民经济计划，作为法律往下层层强制执行，这样搞计划经济岂不是过度集权?

即便是计划经济，除指令性计划外，也还有指导性计划吧!

还有，第501页说：

“列宁为首的第一代布尔什维克党人作过探索……而以斯大林为首的第二代领导人没有循着列宁的新思路前进”。

事实上十月革命后列宁只领导了6年，够不上一代；

况且列宁比斯大林只大九岁，基本上是同一代布尔什维克，怎么能把他们二人分为两代呢?

这里准确的提法应是第一任领导人和第二任领导人。

一任和一代，一字之差却有天壤之别。

一代是终身制，这不是正常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

民主政党和民主国家，其首脑必须一任又一任更换，决不能一代又一代赓续。

我认为斯大林带头实行的个人集权的一代终身制，是苏联政治模式的主病灶和总病根。

实践证明，它只传到第四代就亡了!

赫鲁晓夫只执政11年，勉强也可算作第二代，如果他不是于1964年70岁时被撵下台，肯定也是搞终身制死在任上（他死于1971年）；

勃列日涅夫执政18年，享年76岁，死于任上，这是第三代。

另外，书中也有一些史实未必准确。

例如，十月革命后的头半年内，列宁还是主张迂回过渡的，1918年夏天（而不是书中所说的春天）起才被迫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所以迂回过渡和直接过渡两种思路和尝试是源于十月革命，而不是起于1918年春天。

第44页说斯大林曾任党中央组织局主席，应是组织局委员。

苏共自1919年12月起党章才规定中央委员会设立政治局和组织局，这两局都只有几名委员，从未设过主席一职。

第191页说“布尔什维克党在1917年3月有党员2万名，同年底也不过2.5万名左右。

”实际上1917年3月是2.4万名，同年10月是35万名（见苏共中央组织党务部有关苏共组成状况的统计资料，原载苏联《党的生活》杂志（半月刊）1989年第15期）。

还有，第257页说：

内务部在“大清洗”高潮的几年里，“一方面惩罚了应该予以惩罚的暗害分子、破坏分子、间谍等反党反苏维埃势力”。

这种说法不知有哪些事实根据?

这些应予惩罚的敌人经过甄别核实，数量有多少?

其代表人物是谁?

事隔几十年之后，如果还是用这种笼统说法，岂不是减轻了“大清洗”的罪行?

　　作者在复信中还向我提出两个问题求解，我也想顺便在此简要答复。

第一，“苏联模式肯定能救活吗?

如果它是如您最近所说的‘封建社会主义’，又有何救活的自身依据和客观条件呢?

”第二，“果真救活了，它还会是苏联模式吗?

如果不是，那它又会是什么呢?

”我在《封建社会主义不同于社会封建主义》一文（载《东欧中亚研究》2001年第4期，已收入我的文集之五《纵览世界风云》，中国书籍出版社2002年版）中提出：

苏联模式的种种弊病“是继承了沙皇专制制度的封建主义衣钵。

这样不能不使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局部的变形和变性，即变成封建社会主义。

”“大体上是五分多社会主义，近三分封建主义，近两分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

我以为苏联模式既然主体还是社会主义，那么只要苏共广大党员和领导人上下齐心协力，发扬党内民主，端正党的路线，逐步清除封建主义、教条主义、实用主义的毒素，完全可能通过改革开放更新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能够像凤凰涅〖HT5”RWM〗榘〖HT5”SS〗一样，经过烈火的锻炼和考验，获得新生和永生。

苏联的社会主义如果真的救活了，那当然就不再是原来的苏联模式，而将是有苏联特色的社会主义。

历史的洪流在重要的转折关头，并非只有一种流向，而是有多种选择。

最终的流向取决于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等多种力量的组合力。

苏联模式并非注定于1991年覆亡，就像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是注定于1917年诞生一样。

宿命论与不可知论都不能解开历史之谜，只有唯物史观才能揭示历史的奥秘。

文学家善于编造神奇的神话和美妙的童话。

历史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经过深入探究，必须讲真话和实话，而不能讲假话和空话。

可惜现在还有人编造不少假话和空话流入市场。

为此我建议读者细读本书，想必定会大有收获，深受教益。

　　（附记：

程又中教授从80年代初当学生时起曾多次听过我讲课，青胜于蓝，我为他今日的学术成就感到由衷高兴!

他曾来信要我写书评，而且表示“真是期望得到批评的而非时下中国学界盛行的那种赞歌式的意见。

”本文写出后我先征求他的意见。

他复信说：

先后读了四遍，“无一不同意见。

尤其是书评后半部分谈到的六个方面的缺点，见微知著，入木三分，可谓出自学问大家的真知灼见，我在今后对苏联问题及与此有关问题的研究中，当力求避免和改正。

”如此谦逊情怀，令人感动!

而对我的过奖之处，实不敢当。

）

《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