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哈伊教的发展话语构建初探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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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其称为“发展话语构建”,是基于这场话语构建的中心论题是发展,而讨论的主要内容和关键点,是在发展进程中如何处理宗教与科学的关系。
本文即是对于巴哈伊教所推动的发展话语构建的一个初步的研究尝试。
一、发展话语构建的历史背景
巴哈伊教及其组织所推动的发展话语构建,作为一个系统的和推广性的构建工作,始于20世纪末,以1999年巴哈伊全球繁荣研究所的组建作为标志,以其在印度、巴西、乌干达、中国等国家和地区的研究项目为代表性工作。
但是,作为一个有关宗教、科学和发展问题的研究性探讨和实践,其开端则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
(一)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面临的发展困境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世界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经济转型,并且见证了一系列的、使当时的“落后国家”取得“发展”的行动。
最初,发展领域仅是发展经济学家的关注点,随后则成为一项席卷全球的宏大事业,各国政府、国际机构、私营部门以及不断增加的非政府组织等,纷纷卷入其中。
但伴随这个发展进程的,是西方文明的迅速扩张。
这一扩张将启蒙运动的福与祸传遍了全球的每一个角落。
随着揭开迷信的面纱而来的,是排斥理想的粗俗思想和“成者为王”口号。
因此,发展政策及其实践不是持续渐进的,成效更值质疑。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衰落的迹象就已经显现,一些观察家甚至将整个20世纪80年代称为“迷失的年代”。
不愿迷失的思想者观察到发展项目带来的不发展结果和出现的乱象:
一是贫困,不是绝对贫困,“而是伴随社会团体纽带的断裂而来的令人难以忍受的后果”;
二是环境问题,“陈旧的经济增长方式对环境的破坏是如此严重,以至于环境的存继都成了问题”。
如联合国《1992年世界发展报告:
发展与环境》里所说,“人类面临着可持续发展与公平发展的双重挑战。
”各国发展项目的困境作为一种动力,导致了发展思想的演进,更多的人开始思考:
新的发展是否应当导致对人自身发展的不断关注,文化、价值、传统和世界观是否都应当被视为发展规划及其实施过程的关键因素。
这是巴哈伊教的思想家、科学家所关注的问题,也是巴哈伊教致力于“发展话语构建”的出发点。
(二)宗教需要建构精神话语系统
巴哈伊发展话语建构的先行者和领导人是美国量子物理学家法赞?
阿巴伯(FarzamArbab)博士。
他1971年在哥伦比亚参加跨学科团体组织的农村发展研讨会和社区活动时,发现乡村地区的生活现实与跨学科团体精心设计的计划之间有着巨大鸿沟,并暴露出无法回避的矛盾。
其中世界银行等机构推进的公平,在理念和实践之间的“参与”差距,形成了最大的挑战。
于是,阿巴伯与一些巴哈伊教的朋友开始着手建立自己的活动框架,这就是科学应用与教育基金会。
该机构至今在哥伦比亚仍是一个成功的发展项目,因其在教育和发展领域运用的精神原则获得了国际声誉。
阿巴伯博士的有关论述主要集中在《实验室?
庙宇?
市场》一书中,他为该书写作了“前言”和第四章,即“对科学、宗教与发展的探讨”。
在建构初期,他提出的问题是:
全球化是否果真能使人类团结一致?
全球化是否只会推动消费主义文化的普遍化?
全球化是广大人民幸福的承载者抑或只是少数特权者经济利益的代名词?
它将导致公正社会秩序的建立还是会巩固现行的权力结构?
那种认为纯物质主义的发展道路应被抛弃的主张得到了广泛支持,但问题是,发展理论和实践怎样才能获得精神性的前景?
他认为,巴哈伊的发展话语建构的目的在于“创造世界文明,这样的文明既体现人类的团结一致,又体现人类的多样性。
”
阿巴伯博士于1993年入选巴哈伊教国际执行理事机构理事,至2010年仍供职于世界正义院。
笔者在以色列访问期间,曾询问他:
巴哈伊教为什么重视话语构建?
他说,当科学已有话语系统时,宗教需要建构精神话语系统。
前者由科学家构建,后者则由先知开始构建并不断前进。
科学话语对人类物质文明做出了贡献,也带来许多问题,精神话语的构建当对精神文明做出贡献。
二、发展话语建构
如今的巴哈伊教团体拥有话语构建的三个“实践”路线:
一是社会经济发展署以非宗教的方式与世界各国合作,进行研究和从事社会经济方面的发展项目。
二是全球繁荣研究中心(ISGP)以及设在香港的世界文明研究中心(IGC)以研究项目的形式,为自己或其他非政府组织实地进行的发展项目提供精神原则和人员培训,在此过程中启发人们以不同的语言表达精神原则,实现物质和精神的平衡发展。
三是巴哈伊国际社团以向联合国提供咨询报告等形式,参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进程。
本文主要讨论巴哈伊教如何通过“研究项目”促进发展话语的构建,其中包括法赞?
阿巴伯的早期研究项目和巴哈伊的第二条实践路线的研究项目。
(一)走出“二元分立”――法赞?
阿巴伯的建构努力
阿巴伯博士无疑是巴哈伊有关发展话语构建的“天才人物”。
他坚信能够创造一种替代性的发展策略,把精神性原则用于乡村地区的社会经济之中。
他在回答一系列的实际问题的过程中,通过解构已有的发展话语,为巴哈伊社团后续的发展话语建构奠定了重要基础。
首先,解构“内在”与“外在”的二分:
在乡村发展研究中,巴哈伊团体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便是:
村民在多学科、多机构的发展干预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法赞?
阿巴伯发现,二战以后的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干预穷人发展的行动,都属于外部干预式的培训;
许多发展组织都坚定地采取了外来’者的立场,因此旨在帮助村社发展的项目,总是在要求当地人参与并遵从既定的模式。
当这种模式出现明显弊端时,批评者则批评发展项目本身,也批评村民不自觉地执行潜在的预设,实际上强化了既定的发展模式。
阿巴伯认为:
钟摆从家长制的一个极端,摆到对文化自治或文化自决的赞颂的另一个极端,都是从前的发展话语中有关“内在与外在二分”的反映。
其次,解构‘我们和他们’的二分:
在“二战”后发展经济学家们的眼里,乡村意味着“物质的贫乏和人的落后”,而村民则是“愚昧迷信、不思进取、生性懒惰之人”。
法赞。
阿巴伯发现,“发展理论极不重视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就是,“外部干预式的发展项目显现了一种将区隔奉为规范的社会结构――将人们区分为‘我们’和‘他们’,两者要么相互冲突、相互竞争,要么相互协商、相互合作以及跨越界定彼此的边界相互帮助”。
因此,我们越是以“我们”和“他们”的方式思考,就离服务对象越远。
因此,我们“必须学会从服务对象的立场看待这个世界,并且与他们一道改造世界”。
发展不是发达国家送给不发达国家的装满各种计划的“礼包”,而是一个所有人以各种方式参与的过程。
第三,解构“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分离:
在原有的发展设计中,那些为项目定下基调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十分关注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分立,这使他们热衷于在所谓的现代社会中创造并强化有关机构,认为发展项目就是为穷人建设好一个现代世界。
但结果往往是大多数人不但饱受贫困之苦,而且日益被现代机构所排斥。
阿巴伯认为,大多数传统机构本身并非完美无缺,在现代化的社会变迁中甚至已经与高速变动的社会脱节,没有为那些只能被动地看着自己的生活秩序分崩离析的人们提供替代品,结果技术先进的社会与大多数人的世界之间的鸿沟日渐扩大。
因此,现存的发展理论和实践不能为多数国家和地区确定发展道路。
他认为主要的挑战是如何制定适用于全球社会的制度、构建在各层面(从地方到国际)将社会凝聚起来的网络,即创建“地球村”全体村民共同致富的制度。
否则,全球化就会变成民众边缘化的代名词。
最后,解构“宗教”与“科学”的二分对立:
据法赞?
阿巴伯的观察,世界各国已经进行的强调“二分”的发展项目,许多都是以科学的名义进行的。
在他看来,这完全是误解科学的结果。
巴哈伊教对科学的定义是“一个知识和实践体系”,笃信科学在推动人类文明前进的大业中起着关键作用,因此巴哈伊信徒普遍地对人类的科学遗产及其创造成就的潜能敬畏有加。
巴哈伊信仰同时认为,“如果科学不能达至真理,那么除了留下一堆空想外,将一无所有。
”因此,宗教与科学是“和而不同”和相互补充的。
巴哈伊教强调,人类社会的发展道路必须源自以宗教的精神和道德准则去引导,但宗教也必须将其置于科学的监督之下。
有了它们的帮助,人类就能认识到蕴藏于自身的高贵品格、自由意识和团结精神的力量,并学会用这些力量来建设一个永不停滞的文明。
综上,阿巴伯博士一直致力于用巴哈伊教的观念和原则去发现一个更加全面、更富于参与性的发展模式。
他通过自己创办的组织,实施以精神原则为指导的具体方案。
这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成为了巴哈伊社团及其研究机构在发展话语构建中的基本方法。
(二)走向“人类一体”――在发展中国家建构发展话语
巴哈伊团体话语构建的第二条“实践”路线,主要是通过“全球繁荣研究所”以及新近在香港成立的“全球文明研究中心”实现的。
自2000至2010年10年间,这些研究机构通过在印度、巴西、乌干达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研究项目和实践经验,积极推动了一场独特的发展“话语构建”。
1、印度的经验:
2l世纪的印度已被视为一股新兴的力量,甚至崛起中的大国。
可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排名中,印度在177个国家中位列127,至今仍有4亿文盲,有l/3的人口日均生活费不足1美元。
印度社会结构中反映出的极端不平等和迈向自由市场体系的间断努力,使巴哈伊社团认识到,其“发展话语构建”到了“转折路口”。
于是,全球繁荣研究所准备了一份概念方面的文章,标题是《科学、宗教与发展――若干初步思考》,并在2000年新德里举办的有关讨论会上发表。
为帮助、协调、保持和推动这场话语构建,印度巴哈伊国家总会建立了秘书处,旨在成为一个不断扩展(机构和网络、政策制定者与学者传播论文)的中心。
它通过与伙伴机构合作,把这场话语构建带到印度不同的邦(省);
其次,通过圆桌会议、研讨会和战略会议,继续促进有影响力的执行者开展工作,随着机构数量的不断增加以及个人的参与,渐渐地使一场“话语构建”初具形态。
在促进话语构建的10年间,发展计划者和参与者对于宗教和科学的认识中的一些误解得到了澄清。
在印度这样一个拥有历史悠久的巨大宗教遗产的国家,对于宗教的认识仍然处于进步和深化之中。
话语构建的参与者确认宗教仍是世界上大多数人生活的重要部分,是人们世界观、道德标准、信仰和价值观的源泉,它维系生活的希望并赋予其意义;
但是,人们也注意到历史上有许多以宗教名义发起的大浩劫,历史上的乞讨、奴役、独裁、战争和种族歧视,正是以宗教的名义存在或持续存在的。
在印度,贬低妇女地位的经文被用来证明剥夺妇女平等权力和机会的合法性。
关于科学的认识方面,参与者所收获的新认识如下:
首先,科学实践经常被等同于技术应用;
其次,因为科学探索的是自然界,并且绝大部分考虑的是物质世界,经常与唯物主义混淆;
最后,精神原则对于科学知识成果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与者普遍强调将宗教所强调的精神原则用于发展的重要性。
于是,话语构建的工作转向了落实层面,即精神原则在机构和社会层面上意味着什么?
在将精神原则应用于发展实践方面,全球繁荣研究所派驻印度的一位研究人员,在印度巴哈伊国家总会的帮助下,通过与印度的其他非政府组织(如SevaMandir,意即“服务神庙”)合作,不仅通过广泛讨论,帮助人们将精神原则运用于各个发展项目,还通过从事项目调查,观察在运用精神原则和科学方法的实践中,生成了哪些新知识和学习经验,使研究课题成为一个学习的领域。
这种研究方法重在利用其他与繁荣相关的“话语构建”中有关科学和宗教的概念框架,比如经济活动、管理、教育和技术等等,理解发展话语构建的更广阔含意,并希望通过各种“话语构建”的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积极影响印度的社会转型。
2、中国的试验:
2009年10月,巴哈伊教澳门总会与国家宗教事务局宗教研究中心在澳门共同举办“共建和谐――科学、宗教与发展研讨会”,这是有关发展话语构建的又一努力,也是其工作的亮点之一。
在大会上,全球繁荣研究所用两篇文章分别介绍了该所在巴西和印度的经验,即通过科学、宗教与发展的讨论,在巴西促进了“新意识的觉醒”,在印度则推动了一场“话语构建”。
上述会议可视为巴哈伊社团在中国“引入”发展话语构建的努力。
在实践方面,2009年的8月至12月间,为了支持四川汶川大地震的志愿者活动,香港全球文明研究中心针对志愿者、学生、社会服务者,在成都和昆明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坊,旨在于通过个人和机构的能力建设使其更有效地参与到各个领域的服务中去。
在成都的三期工作坊由四川大学本科生、不同专业的研究生和中国电子科技大学的一个学生社团组成。
工作坊讨论的概念,如人类精神的高尚性中的美感吸引、渴望知识等,成为引导、支持和激励工作坊学生参与社会活动的知识。
例如一名心理学专业的学生,最初去绵竹是想去给小孩子做心理辅导,认为经历过地震后他们有受过创伤后产生的精神压力,心理紊乱。
但他逐渐发现,其实大多数孩子都很健康,参加工作坊期间所探讨的人的潜力和人性高贵的问题,帮助他在做行动计划的时候把重点放在开发孩子的潜力方面,把孩子看待为一座“满藏无价之宝的矿山”。
巴哈伊团体先后在一些国家引入了发展话语构建,在印度是2000年、在巴西是2001年,在乌干达是2001年。
相比之下,在中国引入发展话语构建较晚。
从研究层面看,全球文明研究中心实施的项目处于初始阶段,其特点是以工作坊的形式开展学习和促进探讨,并进而将学习到的理念用于个人或社团的实践。
在“宗教、科学与发展”的讨论方面,则未见诸相关材料。
三、巴哈伊教与发展话语构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综上所述,巴哈伊发展话语构建的基本特点是:
第一,它体现了巴哈伊教的核心教义――人类一体;
第二,它的主旨和核心是以精神原则指导发展实践。
第三,它的方法是站在道德伦理的高度,以一种亲和的、谦卑的态度,与不同宗教文化背景的人们共同探讨。
巴哈伊团体所推动的发展话语构建经验,可以为今日中国提供一定的启示。
(一)推动体现核心思想的话语建构
巴哈伊教义最根本的原则是“人类一家”。
巴哈欧拉说:
“一个人爱自己的国家不值得骄傲,惟爱全人类者才应得之。
地球仅一国,万众皆其民”。
笔者认为,巴哈伊教所推动的发展话语构建的核心概念,正是其“人类一家”的教义。
在回答笔者关于巴哈伊发展话语建构的独特之处时,法赞?
阿巴伯说:
“总体说来,巴哈伊所说的进步,是人类社会的进步,巴哈伊教导中并无‘个人救赎’和‘上帝的选民’等概念。
……巴哈伊的历史使命是与人类社会共同进步。
因此,在话语建构中,我们的独特之处是‘一体、一家(0neness)’。
”因此,巴哈伊教如何推动体现核心教义的话语构建,对于具有“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理想的中国人,是可以提供一些启示的。
巴哈伊社团在关于全球繁荣的讨论中,特别强调“发展伦理”,强调大多数人的观点,即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不会自动促进国家的繁荣,这些趋势实际上已经使贫富差距恶化,绝大部分人群被摒弃在受益者之外。
真正的发展需要人类意识的转变,需要人们独立探索真理,需要强调公平正义作为治理人类社会的原则,需要使“人类一家”成为一个深刻的信念。
为此,巴哈伊教提倡以精神途径解决经济问题。
落实在巴哈伊教所推动的发展话语构建上,其主要工作则是“开发精神原则”并向各种发展项目提供“精神原则”。
在发展话语构建中,巴哈伊强调在发展领域,物质与精神的一种必要的互动应该发生在原则层面。
物质文明的动力从根本上讲来自科学的推动,它来源于人类的理性和智慧的广泛应用。
但是,这些应用必须符合精神文明的原则并且受其支配,否则,物质进步的后果将是祸福各半。
以精神原则指导发展实践,也成为了巴哈伊发展话语构建的主要目标。
巴哈伊团体使用“精神原则”而非“宗教原则”,源于现实世界,也源泉于其“宗教同源”的思想。
巴哈伊团体在研究项目实施中发现,即使像在印度这种宗教历史悠久的国度,许多人对宗教仍然保持着不信任,并且有许多批评之声,甚至提出由精神代替宗教的问题:
“假定要取代这些以宗教名义的陋习,难道我们不应该将宗教置于一旁,开始探索发展中的精神概念吗?
将我们的讨论导向个人和集体的精神经历不是更好吗?
难道我们不是正在提及指人们根据自己的信仰在他们的崇拜和实践个人行为中体现出诸如爱、慷慨、同情的品质吗?
”巴哈伊教对于“一切宗教的基础相同”的信念,使其项目实践者能够认真聆听不同宗教信仰的人所具有的不同的精神经历,并注意到不同宗教背景的人们对于同一精神原则的不同阐述,从中归纳(开发)的精神原则因此被广泛接受。
(二)以精神原则指导发展实践,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巴哈伊思想家注意到,在当今世界,我们很难让人信服发展实践应受到精神原则的指导。
在中国亦如此。
“目的决定手段”的陈规长久以来受到许多中国人的追捧,以至于成为了一种文化特征:
人们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功利性理解,使得诸如教育、医疗、环保、社会工作、社会科学研究等对社会至关重要的领域受到忽视。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持续发展,中国社会已经意识到必须改变“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临时策略,使“公正”成为发展战略的基本立足点。
可以说,在反思过去的发展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促进一场发展话语构建,是今日的中国社会必须进行的工作。
例如,如何体现、如何促进公正,虽然在今日中国仍是众说纷纭,但公正作为一个精神原则,是中国文化和人类精神的迫切需要。
因此有必要让全社会认识到,政府行为和社会行动的每一个阶段,从政策的出台到计划的制定,再到具体项目的实施,公正原则理应拥有最终的发言权。
巴哈伊教主张,一个国家的真正繁荣,必须包括物质的繁荣和精神的繁荣两个方面,这与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异曲同工之妙。
当然,二者的具体含义不尽相同。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意识到,强调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刻不容缓,因此提出:
“在社会主义时期,物质文明为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和实践经验,精神文明又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为它的正确发展方向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关系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大事。
巴哈伊教思想家承认,科学和宗教属于不同的知识体系,但也十分强调二者在运行之中有一部分是交叉重叠在一起的,因为物质和精神不可能截然分开,因此提倡以“互补性原则”和“和而不同”的思想,“深入研究人类的精神遗产,而不是草率地做出评判”。
在价值多元的社会中加强凝聚力并实现社会稳定,必须寻求基本的价值共识。
今天的中国社会在提升精神生活时,也许会更多地发掘非宗教形式的精神传统,也特别强调发挥宗教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这些都向宗教研究者提出了任务,即为了走向一条物质和精神齐头并进的发展道路,我们应当研究各个宗教传统,挖掘其在今天的正功能和独特贡献。
(三)话语构建的方法论借鉴
法赞?
阿巴伯博士早年的构建努力,即向人们展示出其精神的、道德的、亲和的甚至谦卑的态度,并且特别强调其伦理高度。
在其对于“内在”与“外在”、“我们”与“他们”的二分的批判中,巴哈伊教信徒所阐述的思想,不仅是基于巴哈伊教“人类一家”的核心教义,也可以诠释为基本的“发展伦理”。
巴哈伊教深信人类生来就是高贵的,因此对人类的未来充满乐观情怀,它同时反对不切实际的空想,即认为人类将本能地避免恶行,因此对人类尊严的信念和对教育、知识的信念紧密相连。
这是巴哈伊团体致力于服务人类的逻辑思考。
在世界各国的实践中,巴哈伊社团在话语构建中如何理论联系实际,向中国社会(包括知识分子)提供了大量可供学习的案例。
例如,构建话语过程中,必须解决的如下问题:
怎样促进探讨?
怎样才可以在不说教、不贬低他人的前提下给人们的思想带来改变?
怎样让个人和集体做好准备,抵制正大行其道的物质主义力量且同时逐渐稳步地推动社会的转变?
成功构建的话语可能成为一种“权力”,但构建话语则更多地是一种能力。
因此,强调“话语权”的国人应当认识到,致力于“中国认识”的话语构建,是“中国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提高我们自身的话语构建能力,则十分关键。
现在是中国知识界反思自己的话语构建之时,笔者写作此文,旨在与学术同仁共同反思。
(责任编辑:
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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