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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痕迹检验方面:
反映了当时已有了相当高的水平。
如《盗穴》篇中关于现场鞋印的记载表明,当时已把鞋印用于案件分析、刻画罪犯特征和物证鉴定。
文中指出,要注意在出入口、来去道路上寻找和发现鞋印,还提出了要研究鞋印的长度、宽度(把宽度分成三个部分测量)、各部花纹的磨损、新旧程度等本身特征。
显而易见,这些都包含了科学鉴定的成分。
三、在活体检验方面,规定了不同程度的损伤,规定了对行凶人处以不同种类的刑罚,还举了两个案例,一个是外伤引起流产的病人,一个是麻疯病人,记载了对胎儿的检验方法及对病人的诊断方法,说明应由“隶妾”对流产活体检验。
四、在尸体检验方面,详细记载了二个案例,一个是他杀,一个是缢死。
对他杀案,文中描述了损伤的性状、衣服破损与肉体损伤的关系,以及凶器推断。
对缢死案例,记载了绳索的性状、系颈的方式和悬挂的情况,提出缢死者有舌伸出、大小便漏出、解索时有叹息声等征象。
尤其可贵的是,对于索沟的性状,以“不周项”作为缢死索沟的特征,以“椒郁色”(也就是索沟部位淤血、出血)作为生前索沟的特征,并提出了自杀吊死与他杀吊死的区别,指出,若舌不伸、解索时无叹息声、绳索压迫无椒郁色、绳套紧不能脱头,则难定缢死。
对于无名尸体的检验内容,包括了尸体位置、姿态、衣着、伤痕形态、大小、相应部位衣的破损情况,以及凶器推断等内容。
所有这些都说明,在战国末期及秦代,法律上审理杀人和伤害案,已经应用了法医学检验,而且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从《秦简》中我们还可见,当时的刑事检验工作已经同一般的行政系统分开。
秦的县级政权是行政、治安、司法合一,县令之下有丞尉,此下设有狱吏协助治理狱案,狱吏之下又有令史,令史之下又设有牢隶臣。
牢隶臣在现场勘查中承办令史交办的具体事务,每一现场勘验完毕以后,令史要把勘验经过和情况向上级写出报告。
“令史”和“牢隶臣”就是当时专职检验人员。
对于“令史”和“牢隶臣”解决不了的问题,官方则指定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参加检验。
例如,对麻疯病人,要请医生检验,对于妇女是否流产,要找曾生过几个孩子的隶妾检验。
他们检验以后,都要提出鉴定性的意见。
以前,对于我国历史上有没有专职专业检验人员的问题,一直没有肯定的答复。
西方学者坚持认为:
“有没有刑检专业人员,是鉴别一个国家已否建立刑检制度的标准。
”即使对于世界上第一部法医学专著《洗冤集录》的作者宋慈,外国人也认为,他是个担任提点司官之类的行政官吏,而不是专职检验人员。
因此他们认为,《洗冤集录》只是宋慈的业余研究的结果,不能代表中国当时的刑事检验水平。
在国内也有人提出:
“我国历史上究竟有没有正规的刑事检验人员?
因此,西方学者认为,刑事常规检验是十九世纪新兴资产阶级获得政权后,才开始建立的。
显然,有无专职刑事检验人员,便成为回答我国历史上有无刑事检验制度的关键。
《秦简》的发现,对这个问题就有了明确的答复,证明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刑事检验制度的国家。
另外有人认为,封建社会是以刑讯为主而不存在检验制度。
这个论点,显然可以从《秦简》所记载的历史事实予以否定。
在二千三百多年以前的秦代司法所以有这样的成就,是同当时统治阶级的法治思想是分不开的。
应该说,秦代是一个刚从奴隶制度走向封建制度的国家,“重等级,别尊卑”的传统影响还很深,但秦始皇为了巩固封建主义的中央集权统治,在商鞅变法的基础上,坚决实行法治,凡事“一统于治”。
尽管当时统治阶级加强法制、建立检验制度的目的是在于维护专制政权、镇压人民,但在客观上,对刑事检验,特别是对法医学检验的发展是起了较大的促进作用的,对后代的影响也是极为深远的。
在东汉,班固所著《汉书·
薛宣传》中记载到,无理殴人致伤,皮肤青黑无瘢痕者,与殴人成创有瘢痕者,所犯的罪是一样的。
班固又在《汉书·
刑法志》中称,凡是不识、过失和遗忘者,可以减刑,老幼者及愚蠢者可以免刑。
汉代蔡邕在《礼记》书中记载:
“皮曰伤,肉曰创,骨曰折、骨肉皆绝曰断。
”对伤而未死的,“当以伤创折断、大小正其罪之轻重。
”用现代的观点看,是对各种损伤进行分类和定义。
“伤、创、折、断”反映了损伤程度,而《吕氏春秋·
月令篇》中的“瞻、察、视、审”是以肉眼检查的方法。
对照现代法医学中关于损伤的分类和程度问题,蔡邕的观点与现代的观点是非常接近的。
如“创口”、“骨折”、“肢体断离破碎”等。
在三国年代,吴普(传说是华佗的学生)和张举曾分别利用法医学知识和动物实验的方法来帮助审理案件。
据《疑狱集》记载:
张举,吴国人,任句章县令。
有妻杀其夫后,放火烧舍,诈称夫死于火。
众人不信,向举告发。
举讯问妻,拒不承认。
乃取猪二只,一只杀死,一只活着,于是和柴烧之。
经观察,死猪口中无灰,而活猪口中有灰。
再看其丈夫,口中果然无灰,可见其丈夫是死后被烧。
由此再审其妻,其妻供认不违。
另外,《吴国志》中记载,孙权的长子孙登有一次外出游览时,有弹丸飞过,孙登就令随从探索,发现有一持弓佩丸的人,都以为是这个人行刺。
但这人不服,随从请孙登拷打这人,但孙登未这么做,而是用该人的弹丸与飞来的弹丸比对,发现不是同类,就把那人放了。
唐宋的检验制度,是中世纪世界上最先进最完备的检验制度。
当时,欧洲还处于宗教统治的年代,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建立我国这样系统严密的检验制度,它是我国古代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唐代,每个州县都设立医学博士二人,除了担任当地的医务工作外,还参与法医学检验。
公元653年,唐代制定了封建法典《唐律》,这是现存的最古的封建法典,历代法律都基本沿用它。
由于当时法律规定的检验制度相当严格,促进了古代法医学的进一步发展。
《唐律》明确规定实行检验的对象有三:
尸体、伤者及诈病者。
《唐律》规定:
“诸诈病及死伤使检验人不实验者,各依所欺减一等;
若实病死及伤不以实验者,以故入人罪论。
”这就是说,检验人员被指派检验诈死、诈伤时,如果检验不实,要受诈病等应得刑罚的减一等处分;
如果实病死、伤不以实验,则按故意把无罪者判为有罪、把轻罪判为重罪,这种故入人罪处罚,即给人加上什么刑就反坐什么刑。
这是防止检验人员在检验中作弊所作的明文规定。
欧洲1533年颁布的德国犯罪条令中有规定:
“凡关于杀人、杀儿乃至流产事件之裁判,必须有医师之证明。
”这比《唐律》要晚800多年。
《唐律》还规定了“伤”的定义,即“见血为伤”,规定了损伤的分类:
“手足他物伤”与刀伤,相当于现代的钝器伤和锐器伤,并提出了确定致命伤、进行死因分析的重要性;
提出了损伤程度、诈病、自残、堕胎、年龄疾病等法医学活体检验方面的问题,尤其对非致命伤规定的相当细,规定了不同的刑罚。
这些反映,在活体检验方面,唐代比秦代有了飞跃的发展。
五代后晋高祖时(936-946年),和凝与其子合编了最早的一本带有法医学性质的书《疑狱集》,书中所载的都是从战国、秦汉乃至后晋的平反冤狱、揭露奸凶之类疑难奇案,以及审理案件的人如何充分应用智慧分析研究、迅速狱讼的公平合理之事。
据《四库全书》总目录卷一百一对该书加按语说:
“疑狱集中所记皆平反冤狱、抉摘奸匿之事。
俾览者触类旁通,以资启发。
虽人情万变,事势靡恒,不可限以成法而推寻故迹,举一翻三,师其意而通之,于治狱实有裨益。
宋太祖统一全国后,结束了五代争纷的局面,采取了一些与民休养生息的措施,使社会经济不断复苏,科学技术发展较快。
被誉为中古三大发明的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就是在宋代出现的。
由于活字印刷的发明,促进了科学书籍的传播。
当时官府对司法检验的要求和手续也日趋严格和完备,法医学也随着科学技术的的发展而不断完善。
到宋(960-1279年)郑克以《疑狱集》为底本,又增加了案例,填补缺陷,并对案情加以分类,著成《折狱龟鉴》8卷,其中不少是法医学方面的问题。
如:
李南公任长沙县知事时,有人互相欧打,甲强乙弱,各有青红伤痕。
南公用手捏之,曰,乙是真伤而甲是伪伤。
经讯问,果然如此。
原来,南方有榉树,用树叶敷在皮肤上,用火烫之,就象棍伤,水洗不去。
但真正打伤的,由于血聚而肿胀,而伪伤的,却不肿胀。
南宋浙西提刑郑兴裔鉴于当时检验制度不健全,承检的官员怕苦怕脏、敷衍塞责等弊病,始创了《检验格目》,规定要详细记载检验时间、伤痕数目、是否致命,并要一式三分,一分报送所属州县,一分交被害人家属,一分存本机关。
江西提刑徐以道通过朝廷把湖南、广西当时刊用的《检验正背人形图》随同《检验格目》发给检验人员使用,以堵塞漏洞,规定在检验到伤痕的地方,依样用朱红书画,令被告共同观看所画图片,如无意见,就画押签字。
这样可使官僚难以作弊,一般群众也可看懂。
这种记录方式,在宋宁宗嘉泰四年(1024年)诏颁准行。
后来,我国沿用的检验书中的尸图、尸格虽历经增改,但直到解放以前当时司法部颁行的检验书所附的尸图,还与此传统格式差不多。
宋代法医学的杰出成就,就是诞生了全世界第一部法医学专著《洗冤集录》。
这是一部足以囊括既有成就用以指导检验工作的法医学专著。
《洗冤集录》的作者宋慈,字惠父(1186-1249年),福建建阳童游里人,进士出身,曾四次担任南宋省一级的司法官提刑。
他在二十多年以司法工作为主的生涯中,凡决狱理刑,始终“以民命为重”,采取“审之又审”的态度,深入查访,听讼清明,决事果断,雪冤禁暴,不畏权势,因此赢得了好的名声。
例如,他任长汀县令时,当时当地的盐价昂贵,贫民无力购买,宋慈就改变了运盐的路线,节省了运费,降低了盐价。
1238年他在福建时正逢荒年,他改变了救济方法,使“民无锇者”。
1239年他任充提点广东刑狱,他注重调研,了解到官吏多不奉法,积案很多,他就限期清理积案,经8个多月就解决了200多名待决之囚。
1240年他出任江西提点刑狱兼知赣州时,解决了江西、福建、广东之间武装贩盐事。
宋朝庭把其方法下达作为仿效的样板。
在工作中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在他62岁任湖南提刑期间(1247年),广泛收集。
历代有关司法检验的著作,认真吸取了民间实践经验,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加上个人心得体会,综合整理,著成《洗冤集录》,刊行于湖南任所。
此书比西方最早的《法医学》专著(由意大利菲特利斯FortunatusFidelis所著)还要早300多年,而且,内容也比较丰富,在病理、解剖、药理、伤科、骨科和检验等方面有较突出的成就。
此书一出,不胫而走,后世司法检验官吏无不作为案头的必备之书,作为检验尸伤、认定案情、论罪科刑的指南,成为我国司法检验的权威著作,广泛而持久地流传了近700年,并流传到外国,陆续被翻译成朝、日、荷、德、法、英等14种文本。
1438年,高丽使臣李朝成将洪武17年(1384年)的颁行本带回朝鲜,加注刊行,取名《新注无冤录》,1736年日本日源尚久将《新注无冤录》翻译成日文。
接着,欧洲的一些国家也先后将《洗冤集录》翻译出版。
1882年法国医生马丁Dr.Ern.Martin)在《远东评论》(Rev.ExtOrient)发表了《洗冤集录》提要论文,1908年法文本正式出版。
1924年英国皇家医学会杂志(ProceedingsoftheRoyalScietyofMedicine)又重刊全书,以后又有单行本发行。
1863年荷兰人地吉利的翻译本在巴达维亚丽杂志刊出。
1908年德国霍夫曼又将法文本翻译成德文出版。
1950年苏联发表了评价《洗冤集录》的论文,称其为“世界最古的法医学著作”。
现在,《洗冤集录》在国外的译本达7国19种之多,这在我国医学在国外的翻译本中是罕见的。
书中对鉴别生前伤和死后伤,及自杀他杀等方面有卓越的见解。
他提到,活人被刀刃所伤,伤处皮肉紧缩,四边有血瘾,被分解四肢的,筋骨皮肉稠粘、骨头露出。
死人被刀刃割断的,尸体皮肉如旧,被割处皮不紧缩、创口色白,虽然经洗、挤、捺也无鲜血流出。
又如,书中记载这样一个例子:
二个好友上山劳动,结果死在山上,不少人说一人被杀而另一人自杀。
但所谓自杀的人后脑部有刀伤,自己用刀去砍自己的后脑部是不方便的,也是被杀。
后来果然抓到了凶手。
宋慈以其聪明才智积累了丰富的法医学知识,又以刚直不阿、公正廉明、不畏权势、勇于雪冤禁暴的性格,善于察奸释疑,受到了百姓的爱戴。
宋慈的好友、南宋著名文学家、诗人刘克庄(后村先生)为他撰写的墓志中写道:
“奉使四出,皆司臬事,以讼清明,决事刚果,抚善良甚恩,临豪猾甚威,属部官吏,以至穷阎,委巷深山,幽谷之氏,咸若有一宋提刑之临其前。
《洗冤集录》是一本比较切合实际的检验专书,在古代的裁判、审理上起到重要作用。
该书大部分为经验的记载,其中不少可供我们今天参考之用。
但其中有不少内容语涉迷信,类如神话,不符合科学。
我们不能以今天的科学技术水平去衡量古代的科技,在当时的世界上,其成就是辉煌的。
宋代还有一批书籍,如有赵仝编的《疑狱集》、桂万荣编的《棠阴比事》、《续疑狱集》、《谳狱集》、《内恕录》《结案式》《慎刑说》《未信篇》等。
虽然其中有不少法医学方面的内容,但还不能说是法医学的专著。
这些作者,除桂万荣是医生外,其余都是从政人员。
《洗冤集录》问世以后,由于为疑难案件的检验提供了方便和比较准确的方法,所以引起了司法人员的极大兴趣。
研究、增补、考证和仿效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的相继闻世。
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年)将尸图插入《洗冤录》内,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海盐令王与著《无冤录》其内容大多根据平冤、洗冤二录,删去原书不经之谈,增加作者所听到的和自己的检验经验。
该书对于自缢和自勒的区别,为其独特见解,并纠正了食管在气管之前的错误。
明代万历年间进士、江苏金坛人王肯堂精于医学,他取《洗冤录》加以笺释而成《洗冤录笺释》计二十八条。
元代的法医学
(一)检验
1、元初的检验规定
元代的检验法令最早见于元世诅忽必烈至元五年(1268),其中提到检验中存在的问题,并作出一系列的规定:
(1)检验官:
检尸委派本处管民长官,若长官有事,委其余正宫检视。
(2)赴检:
受命后立即带领典史、司吏、信实惯熟仵作行人,不论远近前往停尸处。
召集尸亲、邻佑、主首人等进行检验。
(3)检验:
检验官躬亲监视仵作行人当众一一仔细查验应有伤损,定执要害致命因依。
(4)具结:
仵作行人出具并无漏落不实甘结;
检验官吏保明检验是实,报告本处官司。
(5)覆检:
覆检官吏、仵作行人,应回避初检人员,依上检验,并具探结。
上述规定表明元代检验制度与宋代的显著不同点是,宋代要求检验官躬亲检验,元代则改为检验官躬亲监视,由仵作验尸,并出具保证书。
这在我国法医检验史上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
2、检尸法式
检尸法式又称尸帐,是元代检验制度中的一项重要规定,颁发于大德八年(1304)(《元典章·
刑部卷五》)。
这个文件的主要优点在于将宋代的验尸格目、验状、检验正背人形图等三种验尸文件简化为一种,取三者之长,去其繁琐之处,如宋代验状包括四缝尸首,检尸法式则只有仰合两面。
不论与宋代的验尸文件还是与清代的尸格、尸图比,它都是简洁、扼要并具有代表性的记载外表检验结果与结论的检尸文件,其法律效用与今日的鉴定书相当。
检尸法式的影响相当深远,在中国应用到清代初年,在朝鲜到二十世纪初仍在应用(《三木荣·
中外医事新报》1929:
506)。
3、大德检验法令
在大德八年颁发的检验法令中,以河南行省、江西、福建道为例,指出检验中存在的各种违法现象,由“亲民之官,不以人命为重,往往推延,致令尸变”至“装捏尸状,移易轻重,情弊多端。
”为了防止此类现象的发生,一是颁发“检尸法式”,一是制定一系列检验法令。
4、初复检验体式
初复检验体式是元代又一重要的检尸文件,其颁发的年代不详,详细内容载于《圣朝颁降新例》中,《无冤录·
格例十七》载有“初复检验关文式”,两者内容基本相同,但也有差别,说明这个文件曾经不止一次颁布过。
从内容可以看出,初复检验体式相当于填写“检尸法式”的说明书,亦即一部外表尸体检验的指南,对于检验官吏很有指导价值。
(二)成就
在宋代法医学取得成就基础上,元代的法医学又有了发展,其主要成就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检尸法式的颁布与实施,科学地简化了繁琐的检尸文件,并或为后世检验文件的样版;
二是《无冤录》的出版,《无冤录》是蜚声中外的宋元检验三录之一,王与编著,刊于至大元年(1308),其主要成就将在医学著述项下介绍;
三是儒吏考试程式(三本荣:
《中外医事新报》1929:
506)的颁发,进一步展示了祖国法医学在活体和物证检验方面的成就。
儒吏考试程式又称结案式,颁布于元贞三年(1297)。
全文共分24个字,每个字代表一部分,计118条。
与法医学有关的共4个字(尸、伤、病、物)计53条,儒吏乃是负责官府文案的属吏,考试程式是政(蟹)府规定上报民刑案件结论的通式,并用它来招考儒吏,以达到文案的统一。
考试程式中的“尸”相当于尸体检查,“伤、病”两部分相当于活体检查,“物“相当于物证检查,这样,考试程式在世界上第一个提出了现代法医学的三大组成部分——尸体、活体及物证,是继《洗冤集录》以后,对世界法医学的又一重大贡献。
儒吏考试程式所反映的元代法医学主要成就有以下几点:
考试程式作为一种例行的检验报告格式,要求准确记载活体损伤的性质,记录其存在的部位、大小及程度,并推定凶器的性质,有意义的是关于损伤程度的记载,如眼部损伤二例,其一见“其睛已损,神水散尽,全不见物,久远不堪医治”,属于不能平服的“瞎一目”;
其二见“瞳人亏损,微见物,其目已眇”属于眇一目,根据这种损伤程度的检查,即可据刑律处以相应的刑罚,如眇一目,徒一年;
瞎一目不能平服者,徒三年。
程式中所记载的这种检验活体损伤格式,是迄今已知最早的格式,它标志着我国古代的活体损伤检验已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尤其是从保辜检验例可以看出,验法以后,到了保辜限期,就要检查伤势是否平服。
如未平服,还要确定其程度属于残疾、废疾还是笃疾,以便按律治罪。
这种联系保辜的检验报告是第一次发现,有重要的医学的和法医学的意义。
考试程式中的物证,主要是凶器的检验,详细描述了收缴的皮条、砖石、棍棒、手刀、弓箭等的性质,确定其是否属于应禁军器,能否致人性命,生动地说明了我国古代检验凶器的方式方法。
值得注意的还有关于毒物、毛发、牙齿的检验报告,这些都是我国古代物证检验的最早报告,毒物检验,过去只知道银钗、卵白验毒法,程式所记载的却是检验毒物本身,结合本草的记载,判定其是否有毒,其科学性远大于前两种方法,这在毒物检验上有重要的意义。
康熙13年(1674年),刑部郎中高邮王明德,根据他平时所见,以及其先人文通公任司李县令时所亲试的一些有关检验之事,著成《洗冤录补》若干条及急救各法。
但《四库全书》对此书作了这样的按语:
“杂记异闻,旁及鬼神医药之事,尤近小说家言。
至1770年(乾隆35年)安徽增廉访奏请颁发检骨图附于《洗冤录》之后。
1796年(嘉庆元年),武林王又槐著《洗冤录集证》。
同年山阴李观澜将他所藏的雍正11年(1733年)的《洗冤录补遗》三则、乾隆42年(1777年)的《洗冤录备考》十一则、《检验杂说》三条,和《检验杂说歌诀》29首,摘录在《洗冤录集证》之后。
道光7年(1827年)瞿中溶(字木夫,别号木居士,晚年又号无不可翁老木)著《洗冤录辨正》一书。
他因为当时流行《洗冤录》一书,由于后人的篡改损益,已与原著有出入,就将其自己的元刻《洗冤录》,相互参校而著成。
他在书中强调早期检验的重要性,指出“尸格”所注致命不致命是不对的,完全应与伤的轻重,以及与人的体质强弱老壮疾病有关系。
到道光11年,襄平姚德豫看到《洗冤录》历经增补,作者较多,各有师承,间有异同,使读者多有误解,故根据其多年的临案经验,著成《洗冤录解》,计29解,不少都是很正确的,尤其纠正了原书所称“按周天365度,人骨有365节”之说,对其他骨胳也有详细叙述,并且强调对命案要深入调查分析,切不可先入为主。
在道光12年(1832年)会稽阮其新又对《洗冤坊本》错误之处加以纠正,各条之后附以经验成案,并且将《宝鉴篇》(系检验歌诀,计72首,专供不识字的仵作所用)附在其后。
在书中他还提到了关于鸦片中毒导致的假死:
“检服鸦片尸骨,伏者居多,侧者亦常常有之,平卧者甚少。
盖因其人埋在土中,鸦片毒性退尽,仍复醒活,辗转棺中不能复活,久则真死矣。
”并提出要以尸僵尸斑作为死亡的确证。
(在越南战争期间,有一些战死的美国士兵入棺运回美国后,也有尸体姿态与入棺的姿态明显不同的事,有的还从棺中复活,确定为假死,两者的描述是类似的。
)1854年(咸丰4年)有《洗冤录详义》著成。
清代还有《洗冤录汇编》《洗冤集说》《洗冤录补》等一批著作。
从上可见清代的法医学著作较多。
清康熙年间统治者鉴于《洗冤集录》对检验工作有较大的影响,就指定当时律馆在《洗冤集录》的基础上,汇集和参考其他20多种检验书,编成了《律例馆校正洗冤录》(也称《校正洗冤录》)作为官书出版。
此书共四卷,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颁行,明确规定,检验以此书为准,成为清代检验不可违背的官书。
自此书颁行后的200年间,再也没有独立系统的法医学著作问世,只能以此书为中心加以“征及”“补注”等。
当然,由于受历史条件的影响,我国古代的法医检验仅限于外表的检验,检验的技术还较落后,从事检验的人员大多是不懂医学的“仵作”和一些从政人员,很少由医生进行,加上封建制度的影响,使我国法医学的发展缓慢。
但应该肯定,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岁月中,由于一些从政官吏怕苦怕脏,法医检验工作绝大部分是由这些“仵作”承担的,无论在检验鉴定方面,还是在促进中国法医学的发展方面,都有“仵作”的功勋,因此我们不能对“仵作”本人加以否定。
可以设想,如果由医生进行检验,那么中国法医学的发展将会更快。
综上所述,我国古代的法医学历史悠久,成就显著,古代的法医学解决了一系列法医学难题。
先秦时期是我国法医学的萌芽时期,唐宋时期是我国法医学的形成时期,这两时期的法医学都有较大的发展。
尤其是宋慈的《洗冤集录》,对各国法医学的发展起到较大的作用。
补:
折狱龟鉴及其部分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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