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敦煌学的基本概念和研究领域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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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敦煌玉门关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

”即新增敦煌径通高昌（今吐鲁番）以至龟兹（今新疆库车）以远的新北道。

南朝刘昭注《后汉书·

郡国志》引《耆旧志》云：

敦煌“国当乾位，地列艮虚，水有县泉之神，山有鸣沙之异，川无蛇虺，泽无兕虎，华戎所交，一都会也。

”隋代裴矩《西域图记》记赴西域有北、中、南三道，但无论哪一道都“发自敦煌”，“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

于敦煌文书《沙州督都府图经》等有关史料见，唐代敦煌通往西域即辟有矟竿道、第五道、大海道、大碛道等多条道路。

汉唐丝绸之路的兴盛，使敦煌成为中国历史上率先向西方开放的地区，成为中原与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吐纳口。

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融汇聚，西传东渐，使其可以长时期地吸收、汲取这条道路上荟萃的各种文明成果来滋养自己，促进自身经济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闻名于世的莫高窟，就是丝绸路上一处光辉的历史足迹。

一• 

敦煌学的缘起

　　敦煌学的发端，是以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今17窟）的发现为嚆失的。

　　莫高窟位于敦煌城东南约20公里的鸣沙山东麓。

这里干燥少雨，风大沙多，流沙常常会堆积在底层洞窟的洞口和甬道，如不及时清理甚至整个洞门都会被积沙封埋起来。

公元1900年6月22日（农历5月26日），莫高窟的主持王道士（王圆箓）雇了几个伙计清扫堆积在第16窟甬道中的积沙，忽然发现甬道北壁后面似乎是空的。

于是他们小心翼翼地将北壁土坯拆开，结果奇迹出现了：

该墙后面果然隐藏着一个小窟，里面满满当当地堆放着许多白布包裹，每一白布包里都裹满了古代文书，并有不少佛帙绣像和其他文物。

藏经洞就这样被发现了！

　　敦煌文书发现的消息不胫而走，引来了一些外国“探险家”的觊觎。

1907年和1914年英国人斯坦因（AurelStein）、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PaulPelliot）、1912年日本人橘瑞超、吉川小一郎、1914年俄国人奥登堡（S.F.Oldenburg）等接踵而至，将数万件精美的文书和绢画等文物掠往国外。

莫高窟遭此浩劫，成为留在中国人民心中巨大的伤痛。

　　敦煌文书的发现，与甲骨文、敦煌西域汉晋简牍、明清内府档案的发现一起被称作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四大发现。

敦煌文献发现以后，引起世界上许多国家学者的瞩目，利用这批宏富的珍贵资料，中外学者从历史、考古、经济、政治、军事、地理、民族、民俗、语言、文字、文学、宗教、建筑、音乐、美术、舞蹈、体育等各个方面进行研究，逐渐形成了一门专门以敦煌遗书和敦煌艺术等为研究对象的学术领域－敦煌学。

二、“敦煌学”一名的提出

　　敦煌学尽管于20世纪初即已发端，然而“敦煌学”一名则是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于1930年首次提出来的。

是年著名学者北平师范大学教授陈垣先生完成了《敦煌劫余录》一书，遂请寅恪先生为之作序。

寅恪先生在序言中说：

“一时代之学问，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

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

……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

自发见以来20余年间，东起日本，西迄英法，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

　　陈寅恪先生高瞻远瞩，站在世界学术发展的高度，响亮地提出了“敦煌学”的名字，并且指出了敦煌学为20世纪学术的新潮流，预言了其迅猛发展的趋势，可谓极具慧眼。

三、有关“敦煌学”概念的讨论

　　从上述陈寅恪先生的序言来看，他所说的“敦煌学”主要指的是对藏经洞出土的敦煌文书的研究。

以后随着敦煌学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对于莫高窟、榆林窟等石窟中保存的精美的壁画、彩塑等的研究，以及敦煌简牍的大量发现和海内外所藏敦煌绢纸绘画等美术品的发表，“敦煌学”的概念遂得以扩展。

其中较有代表性的看法可举出老一辈著名敦煌学者姜亮夫和周一良先生的观点。

　　姜亮夫先生1983年发表《敦煌学之文书研究》一文（载北京大学《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2辑），他说：

“敦煌学之内涵，当以千佛岩、榆林窟诸石窟之造型艺术与千佛洞所出诸隋唐以来写本、文书为主。

而爰及古长城残垣、烽燧遗迹、所出简牍，及高昌一带之文物为之辅，而后敦煌文化之全部摄受推移之迹，可得而言焉。

”姜先生在《敦煌学必须容纳的一些古迹文物》一文（载《西北师院学报》1982年4期）中更具体地说：

“敦煌地区所发现的汉竹简、汉以来的‘绢'

、‘纸'

军用器（属于汉以来戍卒使用的），及一切杂器物、寺塔，乃至于长城的砖石等，都是敦煌学中不可缺少的从属品。

”姜先生所表述的敦煌学的研究范围，包括敦煌石窟艺术、敦煌文书、敦煌简牍以及敦煌及其周边一带遗存的长城、烽燧、寺塔等考古遗迹。

这一看法已普遍为敦煌学界所接受。

　　周一良先生1984年为王重民先生的《敦煌遗书论文集》作序时说：

“敦煌资料是方面异常广泛、内容无限丰富的宝藏，而不是一门有系统成体系的学科。

如果概括地称为敦煌研究，恐怕比敦煌学的说法更为确切，更具有科学性吧。

”翌年他又在《何谓‘敦煌学'

》一文（《文史知识》1985年10期）中说：

“从根本上讲，‘敦煌学'

不是有内在规律、成体系、有系统的一门科学。

……所以最好就让它永远留在引号之中吧。

”这一看法也很有道理。

敦煌学资料涵盖范围极广，涉及到文、史、哲、经、法、社会、艺术、科技等诸多领域，它的确不是一门成系统的学科，任何一门学科都无法将其包容。

然而话又说回来，既然大家已经约定俗成地叫作“敦煌学”，那么就还是称作敦煌学为好，亦可称作敦煌研究。

　　事实上，在整个学科体系的分类框架中，“敦煌学”的位置并不好摆，现在通行的学科分类中将其放在历史学的二级学科“历史文献学”下面，作为三级学科对待。

显然这是不够科学的，是无法涵盖敦煌学的广阔内涵的，但也可能是一种不得以的作法。

四、敦煌学的定义及其基本研究领域

　　那么，如何对敦煌学下一个较为准确的定义呢？

我们认为，敦煌学显然并非一门单一的学科，它实际上是一门包括许多学科的群体性学问，如果从学科本身所研究的客体上来看，敦煌学应是指以敦煌遗书、敦煌艺术、敦煌史地、敦煌简牍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群。

这个定义有以下方面要点：

1• 

敦煌遗书，除包括1900年于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5万余件文书外，还包括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在莫高窟土地庙清代残塑中发现的文书（完整写本66件、碎片32块）、其它零星发现（如1965年秋发掘122窟窟前遗址时出土《天宝七载敦煌郡给某人残过所》、《领物残帐》等）以及1988年以来在莫高窟北区发现的一批文书。

2• 

敦煌艺术，除包括莫高窟保存的大量壁画、雕塑、绢画、纸本画、书法、石窟建筑等艺术品外，还涵盖敦煌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东千佛洞、水峡口下洞子石窟、肃北五个庙石窟、一个庙石窟、玉门昌马石窟等保存的壁画、彩塑等艺术品。

3• 

敦煌史地，包括敦煌及其周边一带（古瓜沙地区）保存的长城塞垣、烽燧、寺塔、古城、关隘、古代道路、渠道、墓葬等众多遗址及其出土遗物。

4• 

敦煌简牍，早自20世纪初敦煌就陆续发现简牍。

英国人斯坦因于1907年、1913-1915年第二、三次中亚“考察”时，就在敦煌西北的汉长城烽燧遗址中分别掘得汉简708枚、84枚。

此后1920年周炳南、1944年西北科学考察团、1979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1981年敦煌市博物馆，以至1986-1988年在敦煌全市文物普查中，均采到过汉简。

上述前后七次在敦煌境内共发现汉简2000余枚。

此外在敦煌周围的疏勒河流域其它地区，如安西、玉门等地亦有简牍的发现。

尤为令人振奋的是，1990-1992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全面清理发掘中，发现简牍多达35000余枚，其中有字者27000余枚，同时还发现帛书10件。

敦煌简牍的数量约占全国所出汉简总数的一半！

敦煌简牍是敦煌学的又一笔巨量的价值无尽的宝藏和财富，它们的新发现把对敦煌出土的古文献的研究，由六朝至宋初的遗书上溯至西汉，向前推进了几百年，使其大大丰富和扩展，敦煌学的研究领域亦由此得以延伸。

曾有学者认为，敦煌简牍的研究不属于敦煌学，而应属于简牍学。

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诚然，敦煌学与简牍学是不同的两门学科领域，但就对于敦煌简牍（还应包括其周围疏勒河流域其它地区的简牍）的研究来说，它既属于简牍学，又毫无疑问地属于敦煌学。

敦煌简牍是这两门学科的共有对象。

众所周知，敦煌学本身即是以地名学的学科，既然在敦煌发现的古代文书、敦煌保存的石窟、敦煌一带遗存的古城址、古遗址等都属于敦煌学的研究领域，那么同样是在敦煌发现的古代文献－简牍，又为何不属于敦煌学的范畴呢！

5• 

以上四方面是敦煌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也就是说敦煌学的领域还不限于这四方面，但主要是这四个方面。

他如敦煌一带遗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敦煌文物的修复保护、敦煌地区旅游资源的开发和旅游业的发展等，亦与敦煌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血肉联系。

　　敦煌学研究的领域十分广泛，举凡古代的政治、军事、经济、历史、地理、社会、宗教、文化、民族、民俗、文学、语言文字、哲学、教育、科技、建筑、美术、音乐、舞蹈、书法、体育、保健等等，都可以利用敦煌资料，或填补空白，或创立新说，或纠正前人研究的疏漏。

因而敦煌资料被誉为我国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敦煌学被称之为“学术的海洋”。

第二节敦煌吐鲁番文书及其有关文献的数量和收藏

一、丝绸之路与敦煌吐鲁番文献

　　就在敦煌文书发现的或前或后，我国新疆的吐鲁番地区也陆续出土了大批的古代文献，从而兴起了与敦煌学齐名的另一门专门学科－吐鲁番学。

差不多与之同时，在新疆的库车、和田、古楼兰、尼雅等地，以及河西走廊的武威、古居延等地，也有大批古代文书、简牍、碑刻等珍贵文献和文物的出土。

这些地区与敦煌地域相连，它们都是古丝绸路上的重镇。

丝绸之路犹如一条红线，把古代敦煌、吐鲁番、楼兰、龟兹、于阗、喀什、居延、武威、张掖、酒泉等地以及我国境外的一些地名紧紧地连接起来。

这些地区出土的古代文物文献，都映射着丝绸之路的历史光辉，广义地来看，它们在文化内涵的本质上是一致的，应是属于同一体系的宝藏，反映了东西方文化的交光互影。

毋庸置疑，这些相关地区出土的文献文物都与敦煌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血肉联系。

基于这个理由，我国学者还往往把敦煌学与吐鲁番学合称为敦煌吐鲁番学。

二、敦煌文献的数量和收藏

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的古代文献究竟有多少，它们的庋藏情况如何？

　　据新近有关资料统计，敦煌文书分藏于世界上十余个国家：

英国藏品由斯坦因于1907、1914年两次从莫高窟劫来，收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和国家博物馆（大英博物馆），总数约13300件（指自然件，其概念不同于卷，下同）左右，包括12种文字的文献。

2、法国伯希和于1908年劫来，藏于巴黎国家图书馆，总数约6000件，除汉文文献外，还有大量吐蕃文、回鹘文等文字写本。

3、俄罗斯藏品主要由奥登堡于1914年劫来，总数约19000件，绝大部分收藏在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约350件藏于艾尔米塔什博物馆，

4、日本藏品主要为1912年大谷光瑞探险队成员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劫来，另有购自中国大陆的民间流散卷子。

其中橘瑞超所得，由大谷光瑞转至旅顺原关东厅博物馆，抗日战争胜利后返回中国，计有663件，上世纪50年代绝大部分移交北京图书馆收藏。

吉川小一郎所得计百余件。

购自中国民间的不少于600件。

日本藏敦煌文书总数约750余件，分藏于日本国会图书馆（46件）、国立博物馆（72件）、东京书道博物馆（153件）、龙谷大学图书馆（65件）、三井文库（112件）、大东急记念文库（14件）、大谷大学图书馆（38件）、奈良唐招提寺（42件）、奈良宁乐美术馆（2件），以及京都有邻馆、天理大学图书馆、九洲大学文学部图书馆、东京国立图书馆东洋馆等处和一些私家手中（私家所藏不少于184件）。

5、中国藏品主要为劫余部分，分藏于京、沪、津、沈、宁、杭、台、港及甘肃的一些地方。

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藏约16000件，含1957年从旅顺博物馆调拨的623件。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212件，大部分是上世纪50年代向达任馆长时从社会上购得。

　　上海图书馆藏187件，系建国初由上海市文管会接收过来的和历年收购所得。

上海市博物馆藏约80件。

上海龙华寺藏10余件。

　　天津艺术博物馆藏300多件，天津历史博物馆藏25件，均为历年收购所得。

　　辽宁省博物馆藏100余件，大连旅顺博物馆亦有少量收藏。

　　南京图书馆藏32件。

南京博物院藏数十件。

浙江省图书馆藏20件。

　　敦煌研究院藏800余件，含1944年所出土地庙文书和历年收购、零星出土写卷，尚不含新近莫高窟北区出土文书。

　　甘肃省博物馆藏138件。

甘肃省图书馆藏32件。

西北师范大学藏24件。

甘肃中医学院藏4件。

　　敦煌市博物馆藏汉、蕃卷式文书415件，其中吐蕃文337件、汉文78件，又有吐蕃文箧页式写经8482页。

　　酒泉市博物馆藏103件，其中吐蕃文写经24件、残片66片。

张掖市博物馆藏1件。

高台县博物馆藏6件。

永登县博物馆藏8件，其中4件可能出自吐鲁番。

武威市博物馆藏吐蕃文箧页7页。

定西市博物馆藏10件。

安西县博物馆藏数件至十数件。

　　台北国立图书馆藏153件（潘重规调查），台北中央研究院亦有收藏。

台北藏品总数约200件。

此外，据云四川省图书馆和新疆社科院亦有一些藏品。

大陆和台港地区私家藏卷数量不详。

以上总计，中国收藏敦煌卷式文书约19000件，又有吐蕃文箧页9648页。

6、美国藏品不少于25件，分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9件）、哈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3件）、福格艺术博物馆（2件）、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3件）、纽约大都会博物馆（3件）、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3件）芝加哥自然史博物馆（1件）、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1件）。

7、丹麦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收藏16件。

8、德国慕尼黑巴伐利亚州图书馆收藏3件。

9、其他据悉，韩国、澳大利亚、印度新德里国立博物馆、瑞典人种学博物馆等亦有收藏，数量不详。

　　总计现存世界各地敦煌遗书（卷式）不少于58100多件，又有吐蕃文箧页9648页。

一吐鲁番文书

　　包括吐鲁番墓葬和其他一些遗址所出各种文字文书，总数约42400件，另有碑砖276块，分藏于中、英、德、日、俄、芬兰等国。

1、中国主要藏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社会科学院、吐鲁番文物保护研究所、中国国家博物馆、旅顺博物馆和辽宁省档案馆等处，总数约12000余件。

其来源大体为三部分：

一是建国前零星所出及1928~1938年期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于新疆考古时所得，约300余件；

二是1929年自日本转自旅顺的大谷探险队劫得品；

三是1953年至1978年我国学者先后13次于吐鲁番地区从事科学发掘（共发掘清理墓葬495座）所获文书，约万件，另有砖铭259方。

2、日本共收藏约8000件。

主要为大谷探险队于1903~1912年间在我国新疆所获，又称大谷文书，大多掘自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群，约7730多件。

另奈良宁乐美术馆藏购自中国的吐鲁番文书180件，中村不折藏品中亦有吐鲁番文书21件。

3、韩国藏于首尔（汉城）博物馆。

1914年大谷光瑞为解决西本愿寺经济困难，变卖约2000件吐鲁番文物给汉城朝鲜总督府博物馆，其中文书至少约上百件。

4、英国为斯坦因劫得，约文书276件、佛经碎片数百片、墓志17方。

5、德国为1902~1907年间格伦威德尔（A.Grunweldel）和勒柯克（A.vonLeCoq）探险队三次探险劫得，总数超过20000件，其中回鹘文文书约10000件、汉文文书3400余件，其余为吐蕃文、粟特文、婆罗米文、鲁尼突厥文、中古波斯文、西夏文等文字文书。

6、芬兰为1906~1908年间曼涅尔海姆（C.G.E.Mannerheim）在新疆所得，计2003件，其中汉文文书1917件、回鹘文文书70件，存赫尔辛基大学图书馆。

二• 

塔里木盆地文书

　　塔里木盆地缘边的古楼兰、库车（古龟兹）、尼雅、和田、麻扎塔格等地所出简、纸文书，据郭锋《敦煌西域出土文献的一个综合统计》，约有6300件左右，主要收藏于瑞典、英、法、德、日、中、美、俄等国，其中中国国内藏约596件。

三• 

河西走廊及周边地区所出简纸文书

　　除敦煌外，河西走廊及其周边的一些地区出土简纸文书计约90120余枚、件：

1、黑城文书出自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黑城（西夏、元代城址），总数估计约20000件。

其中1909年俄国科兹洛夫劫得文书8000余件和千余件艺术品，英国斯坦因劫获文书约4000件，我国国内藏黑城文书约3000件。

日本、瑞典等国亦藏有西夏文书。

2、居延汉简先后有两批出土，总计约32000余枚。

一批是1930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所获11000余枚，现藏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另一批为1972~1976年间甘肃省博物馆在居延考古发掘所获，约2万余枚，现藏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3、敦煌汉简已如前述，先后8次于敦煌地区共出土简牍约37000余枚、帛书10件，其中悬泉汉简约35000枚（有字者27000余枚），现藏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4、武威汉简总计出土608枚。

其中1959年磨咀子6号、18号汉墓发现汉代《仪礼》简469枚、王杖简10枚、其它简11枚；

1972年旱滩坡汉墓群出土汉代医药简92枚；

1981年群众交来磨嘴子所出“王杖诏书令”木简26枚。

5、其它地区汉简1977年于玉门市花海乡汉长城烽燧遗址出土汉简91枚，1986年高台县罗城乡常封村出土木牍1枚，1971年甘谷县渭阳乡十字道村北刘家山坪汉墓中出土汉简23枚，1978年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115号汉墓出土简牍近400枚。

四• 

其它

　　中亚塔吉克斯坦境内碎叶河附近慕格山唐城遗址（据考为唐代碎叶城）出土文书81件，多为粟特文写本。

　　综上统计，古丝绸之路沿线的河西、西域地区共出土各类简纸文书约206650余件（枚）。

此外据不完全统计，新疆、河西及周边一带尚存各种碑刻砖铭约4000余方。

如此这一地区总计所出各种碑石简纸文献近25余件！

以敦煌、吐鲁番为中心的河西、新疆地区堪称我国，也是世界上古代文献蕴藏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

而这些还仅仅是指留有文字记载的材料，尚不包括数十万平方米的壁画、上万身彩塑，以及大量的绢画、纸本画、墓画等等，而这些也是形象的史料，是墙壁上的图书馆。

　　如此宏富的宝藏，不能不令人世人惊叹！

不要说有如此多的东西，即便是一篇文书、几枚简牍，都有可能为我们打开一扇历史的窗口，使我们窥探到被历史的汪洋大海早已淹没了的史实，发历史之幽光，且不论多达十数万件珍宝。

敦煌吐鲁番学在中国和世界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由是可见。

第三节 

敦煌吐鲁番文献的整理与出版

　　从事敦煌吐鲁番学，首先离不开对于原始文献资料的整理。

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一些学者为了振兴祖国的敦煌学事业，不远万里，前往伦敦、巴黎等地，一字一笔地抄录敦煌文书，然后拿回国内研究，付出巨大艰辛，精神颇为感人。

时至今日，世界各地所藏敦煌文献已大多整理出版，从而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已出版的敦煌吐鲁番文献主要有下列一些：

　《敦煌遗书缩微胶卷》，上世纪70年代末制成，主要收录英藏、法藏和北图（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

　《敦煌资料》第一辑，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编，收录有关户籍、名籍、地亩文书、寺院名牒、契约文书等。

中华书局1961年出版。

　《敦煌宝藏》，黄永武编，140册，影印英藏、法藏、北图藏（部分）敦煌文书，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1~1986年出版。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5辑，唐耕耦、陆宏基编，既有影印原件，又有释文，第1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出版、2~5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出版。

　《敦煌大藏经》，63册，徐自强、李富华等编，星星出版公司、台北前景出版社1990~1991年出版。

《英藏敦煌文献（佛经以外部分）》，15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1995出版。

《俄藏敦煌文献》,1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编，该社1992~2003年出版。

《法藏敦煌西域文献》，3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编，该社1994~2005年出版。

《中国图书馆藏敦煌遗书》，7册，中国国家图书馆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以来出版。

《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敦煌卷子》，潘重规编，台北石门图书公司1976年出版。

《甘肃藏敦煌文献》,6册，敦煌研究院等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2000年出版。

《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编，该社1994~1997年出版。

《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编，该社1999年出版。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文献》,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编，该社1995年出版。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编，该社1997年出版。

《浙江藏敦煌文献》，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出版。

《敦煌汉简》，2册，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中华书局，1991年出版。

《敦煌悬泉汉简释萃》，1册，胡平生、张德芳编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出版。

《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已出3卷，郝春文编著，第1卷科学出版社2001出版，2、3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出版。

《吐鲁番出土文书》，10册，武汉大学历史系等编，文物出版社1981~1991年出版。

《大谷文书集成》，3册，日本小田义久主编，第1册京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