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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参考
领导参考
2010年第2期(总第28期)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校长办公室2010年5月28日
本期话题高教管理
钱学森最后一次系统谈话:
大学怎样才有创新精神……………………1
中山大学校长黄达人:
关于大学管理的一些思考………………………4
武汉大学党委书记李健:
一流大学必须拥有一流软实力………………7
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
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十大主流意识……………9
行业特色
教育部副部长陈希:
行业院校要坚持走特色化办学道路……………13
北京科技大学(前北京钢铁学院)党委书记罗维东:
行业背景高校“非特色化”趋势须扭转………14
沈阳工业大学(前沈阳机电学院)校长李荣德:
行业高校应尽快融入区域创新体系……………17
河海大学(原华东水利学院)党委书记朱拓:
河海大学凝心聚力求发展…………21
媒体关注
长沙学院副院长屈林岩:
教育创新重“教”更应重“学”…………24
哈工大与哈医大联合建立优质资源合作共享机制……………26
西安交通大学:
科学与技术研究院取代科技处………………………27
钱学森最后一次系统谈话:
大学怎样才有创新精神
整理者注:
钱老去世以后,许多人问我们:
钱老有什么遗言?
并希望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写一篇“钱学森在最后的日子”的文稿。
我们已告诉大家,钱老去世时很平静安祥,他没有什么最后的遗言。
因为在钱老去世前的一段日子,他说话已经很困难了。
我们可以向大家提供的,是钱老最后一次向我们作的系统谈话的一份整理稿:
钱老谈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
那是于2005年3月29日下午在301医院谈的。
后来钱老又多次谈到这个问题,包括在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看望他时的谈话。
那都是断断续续的,没有这一次系统而又全面。
今天,我们把这份在保险柜里存放了好几年的谈话整理稿发表出来,也算是对广大读者,对所有敬仰、爱戴钱老的人的一个交代。
今天找你们来,想和你们说说我近来思考的一个问题,即人才培养问题。
我想说的不是一般人才的培养问题,而是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
我认为这是我们国家长远发展的一个大问题。
今天,党和国家都很重视科技创新问题,投了不少钱搞什么“创新工程”、“创新计划”等等,这是必要的。
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创新思想的人才。
问题在于,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创新的东西,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
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很大问题。
最近我读《参考消息》,看到上面讲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情况,使我想起我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所受的教育。
我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去美国的,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
麻省理工学院在当时也算是鼎鼎大名了,但我觉得没什么,一年就把硕士学位拿下了,成绩还拔尖。
其实这一年并没学到什么创新的东西,很一般化。
后来我转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就感觉到它和麻省理工学院很不一样,创新的学风弥漫在整个校园,可以说,整个学校的一个精神就是创新。
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
拔尖的人才很多,我得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在前沿。
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的,迈小步可不行,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
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
那里的学术气氛非常浓厚,学术讨论会十分活跃,互相启发,互相促进。
我们现在倒好,一些技术和学术讨论会还互相保密,互相封锁,这不是发展科学的学风。
你真的有本事,就不怕别人赶上来。
我记得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我的老师冯·卡门讲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术思想,美国人叫“goodidea”,这在科学工作中是很重要的。
有没有创新,首先就取决于你有没有一个“goodidea”。
所以马上就有人说:
“卡门教授,你把这么好的思想都讲出来了,就不怕别人超过你?
”卡门说:
“我不怕,等他赶上我这个想法,我又跑到前面老远去了。
”所以我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脑子就开了窍,以前从来没想到的事,这里全讲到了,讲的内容都是科学发展最前沿的东西,让我大开眼界。
我本来是航空系的研究生,我的老师鼓励我学习各种有用的知识。
我到物理系去听课,讲的是物理学的前沿,原子、原子核理论、核技术,连原子弹都提到了。
生物系有摩根这个大权威,讲遗传学,我们中国的遗传学家谈家桢就是摩根的学生。
化学系的课我也去听,化学系主任L·鲍林讲结构化学,也是化学的前沿。
他在结构化学上的工作还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以前我们科学院的院长卢嘉锡就在加州理工学院化学系进修过。
L·鲍林对于我这个航空系的研究生去听他的课、参加化学系的学术讨论会,一点也不排斥。
他比我大十几岁,我们后来成为好朋友。
他晚年主张服用大剂量维生素的思想遭到生物医学界的普遍反对,但他仍坚持自己的观点,甚至和整个医学界辩论不止。
他自己就每天服用大剂量维生素,活到93岁。
加州理工学院就有许多这样的大师、这样的怪人,决不随大流,敢于想别人不敢想的,做别人不敢做的。
大家都说好的东西,在他看来很一般,没什么。
没有这种精神,怎么会有创新!
加州理工学院给这些学者、教授们,也给年轻的学生、研究生们提供了充分的学术权力和民主氛围。
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学术观点都可以充分发表。
学生们也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不同学术见解,可以向权威们挑战。
过去我曾讲过我在加州理工学院当研究生时和一些权威辩论的情况,其实这在加州理工学院是很平常的事。
那时,我们这些搞应用力学的,就是用数学计算来解决工程上的复杂问题。
所以人家又管我们叫应用数学家。
可是数学系的那些搞纯粹数学的人偏偏瞧不起我们这些搞工程数学的。
两个学派常常在一起辩论。
有一次,数学系的权威在学校布告栏里贴出了一个海报,说他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讲理论数学,欢迎大家去听讲。
我的老师冯·卡门一看,也马上贴出一个海报,说在同一时间他在什么地方讲工程数学,也欢迎大家去听。
结果两个讲座都大受欢迎。
这就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学术风气,民主而又活跃。
我们这些年轻人在这里学习真是大受教益,大开眼界。
今天我们有哪一所大学能做到这样?
大家见面都是客客气气,学术讨论活跃不起来。
这怎么能够培养创新人才?
更不用说大师级人才了。
有趣的是,加州理工学院还鼓励那些理工科学生提高艺术素养。
我们火箭小组的头头马林纳就是一边研究火箭,一边学习绘画,他后来还成为西方一位抽象派画家。
我的老师冯·卡门听说我懂得绘画、音乐、摄影这些方面的学问,还被美国艺术和科学学会吸收为会员,他很高兴,说你有这些才华很重要,这方面你比我强。
因为他小时候没有我那样的良好条件。
我父亲钱均夫很懂得现代教育,他一方面让我学理工,走技术强国的路;另一方面又送我去学音乐、绘画这些艺术课。
我从小不仅对科学感兴趣,也对艺术有兴趣,读过许多艺术理论方面的书,像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我在上海交通大学念书时就读过了。
这些艺术上的修养不仅加深了我对艺术作品中那些诗情画意和人生哲理的深刻理解,也学会了艺术上大跨度的宏观形象思维。
我认为,这些东西对启迪一个人在科学上的创新是很重要的。
科学上的创新光靠严密的逻辑思维不行,创新的思想往往开始于形象思维,从大跨度的联想中得到启迪,然后再用严密的逻辑加以验证。
像加州理工学院这样的学校,光是为中国就培养出许多着名科学家。
钱伟长、谈家桢、郭永怀等等,都是加州理工学院出来的。
郭永怀是很了不起的,但他去世得早,很多人不了解他。
在加州理工学院,他也是冯·卡门的学生,很优秀。
我们在一个办公室工作,常常在一起讨论问题。
我发现他聪明极了。
你若跟他谈些一般性的问题,他不满意,总要追问一些深刻的概念。
他毕业以后到康奈尔大学当教授。
因为卡门的另一位高才生西尔斯在康奈尔大学组建航空研究院,他了解郭永怀,邀请他去那里工作。
郭永怀回国后开始在力学所担任副所长,我们一起开创中国的力学事业。
后来搞核武器的钱三强找我,说搞原子弹、氢弹需要一位搞力学的人参加,解决复杂的力学计算问题,开始他想请我去。
我说现在中央已委托我搞导弹,事情很多,我没精力参加核武器的事了。
但我可以推荐一个人,郭永怀。
郭永怀后来担任九院副院长,专门负责爆炸力学等方面的计算问题。
在我国原子弹、氢弹问题上他是立了大功的,可惜在一次出差中因飞机失事牺牲了。
那个时候,就是这样一批有创新精神的人把中国的原子弹、氢弹、导弹、卫星搞起来的。
今天我们办学,一定要有加州理工学院的那种科技创新精神,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
我回国这么多年,感到中国还没有一所这样的学校,都是些一般的,别人说过的才说,没说过的就不敢说,这样是培养不出顶尖帅才的。
我们国家应该解决这个问题。
你是不是真正的创新,就看是不是敢于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而不是别人已经说过的东西我们知道,没有说过的东西,我们就不知道。
所谓优秀学生就是要有创新。
没有创新,死记硬背,考试成绩再好也不是优秀学生。
我在加州理工学院接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这是我感受最深的。
回国以后,我觉得国家对我很重视,但是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更多的钱学森,国家才会有大的发展。
我说了这么多,就是想告诉大家,我们要向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学习它的科学创新精神。
我们中国学生到加州理工学院学习的,回国以后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所有在那学习过的人都受它创新精神的熏陶,知道不创新不行。
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这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
我今年已90多岁了,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忧虑的就是这一点。
中山大学校长黄达人:
关于大学管理的一些思考
大学管理,是目前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中一个不断被提及但至今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
大学的管理包括组织形式、制度、管理理念等内容。
在组织形式上,可以大略地分为学校的教学、科研组织形式和行政组织形式两大部分。
在制度上,包括人事制度、科研制度、教学制度等。
关于大学的教学、科研组织形式
目前,中国大学教学和科研的开展,绝大部分是以学院作为基本组织形式,实行校、院两级的管理体制。
学校以学科为基础组建学院,但国家、社会对人才和科研产品的需求却往往不是严格按照学科分类的,各类科学问题的提出也往往是跨学科的。
我觉得有必要对现有的学院进行整合,如一些已经先行一步的高校那样,实行学部制。
在各相近学科之上设相应的学部,例如,理学部,下设数、理、化、生、地等学院。
这种学部,只是在学院之上搭建的一个非实体平台,以期为各相近学科的交叉融合提供一种有较强操作性的机制。
设立学部的另一个重要考虑,是为了解决大学管理中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相对分离的问题。
目前,我校每个学院都设有学位评定委员会和教师职务聘任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的主任,一般都由院长担任,这就使院长在作为行政主管行使行政权力的同时,又成为学术权力的主导者。
学部设立后,各相关学科的学位评定委员会及教师职务聘任委员会设在学部,委员会主任以及委员会成员由来自不同一级学科的教授担任,使这两个委员会成为较为纯粹的学术评议组织。
关于大学的行政组织形式
中国大学的行政部门与国外大学以及台湾、香港地区的大学相比,机构设置更多,分工也更细。
这一体制,由于分工细致,比较有利于管理职能的落实,但难免会出现协调不畅的问题,也可能在结合部存在盲点。
我国大学的行政组织形式,是与国家和地方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密切相关的。
上级主管部门的机构设置,对于大学具有指导意义,为了管理的顺畅,上下一一对应就成为必须。
要改变目前这种职能部门分工过细的情况,并非一个大学所能单独完成。
我个人的想法是,是否可以参照国家机关实施“大部制”的方法,也如一些已经先行一步的高校那样,在不搞机构撤并的前提下,对校内的职能部门进行一些梳理,设立若干个“部”,以提高行政效率。
例如,可以考虑以一些与本科生培养有关的职能部门如教务处、学生处、招生办公室、就业指导中心、团委等组成本科生院。
关于创新人才培养的管理理念和措施
目前,各高校都在不断地强调要培养创新人才,但是,我们其实并没有找到一条培养创新性人才的有效途径,大家都尚在摸索之中。
在本科生培养方面,对本科生创新精神的培养,首先应该培养学生的个性,而个性的培养往往不在课堂上,而是在被称为“第二课堂”的学生活动中。
社会实践、志愿者服务等活动,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感恩情操,使学生认识社会和国情,甚至从中发现真实的科学问题。
我们应该考虑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创新,社会实践实际上应当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途径和方法。
在研究生培养方面,从社会对于人才的实际需要看,研究生教育比较合理的结构,应该呈现一个金字塔的形状。
其中学术型研究生应该少而精,更多的应该是从事职业型和修课型的研究生。
应当看到,当前影响研究生教育质量提高的核心,很大程度上在于研究生教育结构的不合理,即学术型研究生比例过高,专业学位研究生比例偏低。
要及时调整研究生的教育结构,更加强调研究生的分类培养,从生源、导师、课程、实践、论文、就业、评估等各个环节上进一步强化特色,对不同类型的研究生应有不同的培育程序和质量标准。
为了更好地做好研究生的分类培养,进一步扩大专业学位的规模,建议教育部考虑在专业学位的设置上扩大高校的自主权,将专业学位授权下放到有一级学科自主设立博士点权力的高校,让学校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自行增设专业学位领域或设置联合课程学位,教育部则负责组织定期的专项评估。
关于人事制度
大学管理制度最为核心的部分,是关于人事的制度。
在大学人事制度改革实施过程中,我们也遇到了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例如“退出机制”。
在我国高水平大学中,师资的素质相对较高,一些不适合的师资“退出”也相对会比较平稳,并且是有出路的。
因此,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在制定事业单位人事政策时,考虑在选择若干高水平大学作为“退出机制”的试点。
随着人事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学校也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校内的各类投诉。
按照以往的做法,各类投诉都由职能部门负责解答。
为了使行政运作更加有序、有效,有必要成立例如叫做“行政仲裁委员会”的校级组织,下设教师职务聘任、人事争议、学位授予、学籍管理等分委员会,成员应包括教授及学生代表,必要时可以公开听证的方式处理相关申诉。
我们可能还远没有找到一个适合中国大学长远发展的大学管理制度,这与我们正处于急剧社会转型期的现实密切相关,我们的“计划”往往没有“变化”快。
因此,我们这些大学的管理者目前所要做的,大概也只能是尽可能多地思考、尝试。
同时,也衷心希望国家的各项政策更为完善,为大学的发展创造一个更为良好的外部环境。
武汉大学党委书记李健:
一流大学必须拥有一流软实力
软实力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提出的。
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以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为代表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为代表的软实力;一个国家的崛起,从根本上说,在于它的这种综合国力的全面提升。
近年来,软实力问题受到世界上越来越多政要和学者的关注,其内涵不断得到丰富,外延不断得到拓展。
根据竞争主体的不同,软实力大致上可以分成国家软实力、地区软实力、组织软实力和个人软实力4个层面。
大学软实力主要是一种组织软实力,它与大学硬实力共同构成大学综合实力。
提升大学软实力,是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迫切需要
党的十七大明确指出,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这是“软实力”一词第一次被写进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
它标志着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
胡锦涛同志强调,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要加快推进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这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伟大觉醒。
大学作为传承文化、创新文化和引领文化的重要基地,在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方面,大学软实力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流大学本身就是国家软实力的品牌,是传播国家的文化和价值观、增强国家影响力和吸引力的重要载体,大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成为社会发展的中心和动力,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对社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大学软实力的强弱程度、提升速度和增长幅度直接影响国家软实力的强弱程度、提升速度和增长幅度。
另一方面,大学是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要推动力量。
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离不开来自大学的人才支撑和科技支撑。
改革开放30年,不仅创造了经济飞速发展的“中国神话”,极大地提升了国家的硬实力,而且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升了我国的软实力。
国家软实力的提升又将助推大学软实力的建设和提升,从而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因此,大学软实力建设不仅仅是大学自身发展的要求,也不仅仅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要求,而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迫切需要。
提升大学软实力,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迫切需要
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规模和质量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标志,一流的国家,需要有一流的高等教育。
改革开放30年,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现在,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23%,进入国际公认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教育阶段。
我国在校大学生总数达2600万,规模居世界第一,已经是名副其实的高等教育大国。
但是,我国还不能算是高等教育强国。
我们下一步的奋斗目标是建设世界高等教育强国。
衡量一个国家是不是世界高等教育强国,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看其拥有多少所世界一流大学。
党中央和国务院非常重视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今年5月3日,胡锦涛总书记在考察北京大学时强调,要以更加广阔的视野、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执着的努力,加快推进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步伐。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加快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和高等教育强国的必然选择,是抢占新一轮国际竞争战略制高点的重要举措,是摆在中华民族面前不可回避的一项重大任务。
通过实施“211工程”和“985工程”,我国高校办学的硬件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
但是对于一所大学而言,并不是有了漂亮的高楼大厦、先进的设备设施等硬件条件就能成为一流大学,还必须看其软实力。
实事求是地说,就硬件条件,特别是校园建设而言,我们现在已经有一批高校与世界一流大学不相上下,但是在软实力方面,我们与世界一流大学还有很大差距,所以就综合实力而言,我们还很少有高校能问鼎世界高校200强。
因此,要从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角度,深刻认识软实力对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意义,更加重视加强大学软实力建设。
提升大学软实力,是促进大学又好又快发展的内在需求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第一要义是发展,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不论是落实以人为本,还是做到统筹兼顾,进而实现大学的科学发展,都需要进一步重视大学软实力的提升。
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先生所说的“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有大师之谓也”,就是对大学软实力之于一流大学重要性的一个很好的注释。
如同一台计算机,既要有硬件,又要有软件,才能正常运行,一所大学要真正成为一流大学,不仅要具有一流的硬实力,而且要具有一流的软实力。
大学软实力主要包括大学理念、大学精神、大学文化、大学制度、大学管理、大学品牌、大学形象、大学声誉和大学环境等,广义上的大学软实力还包括大学的人力资源、人才培养质量、科技创新水平和社会服务能力等。
软实力对内影响大学的凝聚力,对外影响大学的竞争力。
实践表明,一所没有凝聚力的大学,绝对不可能成为一流的大学;一所没有竞争力的大学,根本不可能奢谈建设一流大学。
一流的大学,必然拥有一流的软实力。
硬实力和软实力是相辅相成的,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
硬实力是软实力的基础,软实力是硬实力持续发展的支撑。
环顾世界,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世界着名高校之所以能傲视全球,就是因为它们兼有很强的硬实力和软实力。
应当看到,重视大学软实力建设是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在我国未来大学的竞争中,软实力的权重也会变得越来越大。
中国大学的领导人必须认清形势,未雨绸缪,在提升软实力上多下功夫,下大功夫。
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七大以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大学开始把提升软实力摆到了学校发展的重要日程上,有的学校还将此纳入学校总体发展战略,并专门出台了关于加强学校软实力建设的若干意见。
但是,从总体上来看,仍然有相当数量的大学对此重视不够,大学软实力理论研究在我国还几近空白。
我希望提升大学软实力的问题,能够得到更多高等教育界同仁的进一步关注。
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
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十大主流意识
自1088年世界上第一所大学——波罗尼亚大学诞生以来,大学已经走过了900多年的发展历程,高等教育评价标准的国际化成为世界潮流。
把握好当今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主流意识,探索大学的创新发展和特色发展之路,不仅是高校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明确发展思路、解决突出问题、创新体质机制、促进科学发展的重要内容,更是实现人才强国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内在要求。
总结世界高等教育发展规律性的东西,可概括为十个方面具有普遍性的主流意识。
第一个主流意识是,高等教育的根本使命是培养人。
这是大学区别于任何其他社会组织的最本质特征。
但是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却把大学和大学区别开了,不同的大学在于培养不同特色的人。
我们今天需要培养的人就是个性和人格得到全面发展,能够创新、创业,具有创造力的人。
一个好的大学总是给它的学生们提供最高的成才率,一流的大学有一流的成才率。
基础教育是使人成其为人的教育,高等教育是使人成其为才的教育。
因此,高等教育的根本使命是培养人,这是一个坚定不移的主流意识。
第二个主流意识是,教学和科研是大学永远的中心。
教学和科研对大学而言,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
在大学发展最初的700多年间,大学的主要使命是培养人,是以教学为主。
当大学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洪堡精神在大学确立后,人们把科研作为大学的第二使命,教学与科研成了大学的两个基础。
上世纪30年代,美国高等教育进一步拓展了大学的使命,在教学和科研之外又增加了社会服务,使大学和社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大学成为社会的发动机和推动社会进步的主动力。
进入21世纪之后,整个世界不稳定的主要因素和发生战争的主要根源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9·11”事件的发生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在这样的背景下,高等教育又增加了一个新的使命——把不同的文化放在大学这一平台上进行融合。
这是高等教育的第四大使命。
只有实现了这个使命,大学的国际化程度才会大幅度提高,大学的世界性才能得到认可。
但无论高等教育的使命怎样变化,有两点是不变的——教学与科研。
第三个主流意识是,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是大学永恒的主题。
数量的扩张一定有被客观条件限制住的那一天,但质量的提升是永无止境的,是高等教育永恒的主题。
这个质量指的是全面的质量,包括生源质量、师资队伍质量、教学理念质量、管理质量等多个方面,但人才培养质量始终是最根本的。
第四个主流意识是,学科建设是大学的龙头工作。
学科是人类在认识世界、形成知识的过程中,把同类知识系统化的集合,学科是学术的土壤,是创新的源泉,是人才培养的基地。
学科由三个要素构成:
一是主体要素,就是从事学科建设的师资队伍;二是客体要素,就是一定要有原创性、创新性的科研成果;三是主体和客体结合过程中的教育要素,就是培养高层次的人才。
三者结合起来就是学科建设。
第五个主流意识是,师资队伍建设是大学的主体工程,也是固本强基工程。
大学可能有若干个工程,但始终要把师资建设作为第一个工程,这个工程做好了,大学的水平就上来了。
我的一个观念是,教授就是大学,在任何一所大学里,教授都有资格代表大学,有好的教授就有好的大学,没有好的教授就建不成好的大学。
第六个主流意识是,学术追求是大学的灵魂。
看大学的水准和品位,要看人们对学术的态度。
“追求”意味着要对学术形成信仰和崇拜。
对学者本人来说,自主之人格、自由之精神就是他的品位;对管理者来说,则要尊重学者的人格,崇尚学者的精神。
追求学术的灵魂只在学者身上建立起来是不够的,还应当在管理层身上建立起来。
追求学术不仅仅是学者的事情,也涉及到管理层能不能营造这样的氛围,提供这样的条件。
学术追求主要指的是学术创新,只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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